“三公”消费公开何以政令不畅?

大部分中央部委未按国务院规定的时间表公开2010年的“三公”消费，多少有点令人惊讶。政令得不到切实执行的情况在中国并不鲜见，但大多出现在地方政府。这一次不同，中央部委直接“撞红线”，而且其行为并非源自政令本身含糊其辞以致留下裁量空间，国务院关于“三公”消费公开的时间表和内容相当清晰明了。技术原因（支出分类和数据采集）也不能提供足够合理的解释。

因此我们必须设问：“三公”消费公开，何以迁延至今？

答案很简单：有些部门主观上不愿那么（照章）行事，因为与部门利益相抵触，也因为担心数额不菲的“三公”消费公之于众有损部门形象。一个小范围的负面消息很容易迅速放大，从而给当事者的形象带来难以预料和掌控的后果和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公众面前保持和塑造良好形象对任何人都很重要，何况是中央部委。

问题在于，良好形象能通过保密来塑造吗？

毫无疑问，“三公”消费中有“公”的一面，也有“私”的一面；有“适度”的一面，也有“过度”的一面。在“私”和“过度”占比很高时，如果公开，就很难向公众交待了。政府的本质是服务人民，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讲就是要求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促进广泛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私利（包括个人和部门利益）。公众有权利知道收取的税费是否被用于正当和正确的目的，而政府负有及时公开其每笔支出（包括细节）的责任和义务。相信每个政府部门都清楚这个常识和财政透明度的基本准则。

既然如此，“三公”消费公开难，主要不是难在别处，而是难在欠缺足够的行政意志和良好的实施机制（包括违规追究机制），来确保对公众利益的考虑压倒对狭隘的部门利益的考虑。

至本文截稿时止，公开“三公”消费的部门在逐步增多。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公开本身，而在于所公开的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以及相关的细节。公众非常期待所公开的数据有助于充分评估“三公”消费的数额是否过度、目的是否正当、结果（绩效）如何计量和监督。公众也关注是否存在违规情形以及谁应对此负责，政府将如何加强对“三公”消费的监管。

站在部门角度考虑，“三公”消费的公开需要权衡两类策略：保守和激进。两类策略各有利弊。如果说不清、道不明开支无多，选择彻底和及时公开（激进）策略更可取。因为不公开的话，反倒容易引起公众种种猜疑和不满。公众具有判断力，能够理解在当前特定环境下不可能没有“三公”消费预算安排。公众在乎的不是“三公”消费是否必要，而是在乎事情是否做过了头。

那些确实存在此类问题的部门倾向于选择较保守（甚至拖延）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如果不分青红皂白而激进式地公之于众，很有可能激发“公众震惊”而置这个部门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正常的运作和工作也可能因巨大的压力而陷入被动，甚至某种程度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缓释的策略有其轨迹可循。

在保密文化由来已久的特定背景下，走向公开和透明意味着公共财政文化的急剧转型，但我们还没有为这个巨大的转型做好思想上、制度上、程序上的充分准备，更没有深度的理论梳理。

文化模式的再造是一个艰难的、需要时日的过程，需要有人付出代价，并且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巨大的阻力。还需要认识到，需要透明的远不只是“三公”消费，所有的公共收入、支出、债务、赤字（包括隐性赤字）都需要透明。更一般地讲，政府运作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处于公众视线可及的范围内，只有国家机密和安全等例外。由公众分担生产、储存与处置成本的所有公共信息――当然包括“三公”消费和其他所有财政信息，本质上属于公众拥有的公共财产，保密意味着将这类公共财产据为己有。

期待政府是透明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公开“三公”消费可以作为一个有益的起点，但要做的事、要做好的事比这多得多。最终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最大的挑战也在此：那些分散利益（于公众）而集中成本（于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关键在于足够的政治意志、广泛的社会共识、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良好设计的改革策略。至于技术层面的因素，其实没那么重要。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