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范文

三公消费范文第1篇

说到“三公消费”，慈禧太后可是行家里手，此人生活极其豪奢。我曾见过她用一顿午膳的菜单，有好几十种荤菜，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而且她特别喜欢吃昂贵的燕窝，几乎餐餐必备。她穿的衣服遍布宝石、珍珠，极尽华丽。别人居住只要一间房子，慈禧的房子一建就是一座一望无际的园林（颐和园）。修建自家的房子钱凑不够时，她竞挪用几百万两海军建设经费，以致预订好的军舰没钱买最后让日本人买走了。在甲午海战中，正是这艘军舰让日本人发挥了神威，使中国饱受摧残。慈禧偶尔才在紫禁城里住一下，却专门修了一条铁路通往自己的住处，以备心血来潮时，可以坐坐火车。

慈禧太后日常生活完全用公费买单，她还特别喜欢用公款送礼。凯瑟琳·卡尔在《晚清宫廷见闻录：美国女画师的清官回忆》一书中记载：每当换季的时候，慈禧太后都要赏赐给皇后、公主及宫中贵妇许多礼物，包括丝绸、衣服、鞋类及应季饰物等。满洲贵族结婚，慈禧会送给他们大批绸缎、绣品、珠宝。大臣家里有孩子出生，慈禧会送上漂亮的饰物。重要人物过世，也要赠送厚礼。慈禧送的东西可不是平常价格，一件衣服价值少则300两银子、多则600两。本人不是学经济的，不知晚清一两银子购买力是多少，但我手头有些数据可以作为参照。当时的侍郎级高官，正二品，年俸155两银子，加上恩俸和禄米补贴，年收入大约是620两，月收入不到52两银子。绿营士兵月薪只有1两多银子，湘军月薪4两，已经可以养活一家老小了。在京城，花200两银子，就可以买一座漂亮的四合院。

慈禧也热衷于用公款接待，接待的理由有时十分搞笑。1904年4月19日，凯瑟琳·卡尔给慈禧画的一幅肖像完工，慈禧令外务部发出请柬，邀请各国大使馆公使夫人及一等秘书夫人人宫，“瞻仰美国画家恭绘的慈禧皇太后肖像”。慈禧为这些夫人们准备了丰盛的午宴以及令夫人们感到吃惊的昂贵礼品。那次“公款接待”花了多少钱，我没有查到相关记载。不过，以慈禧嗜爱铺张的性格，这笔钱肯定不会是个小数目。该年5月，慈禧又一次邀请各国公使夫人来颐和园，表面上是举行游园会，实际上是因为卡尔刚刚为她润色完成了3幅肖像画中最大的一幅，慈禧特别喜欢，希望公使夫人一起欣赏欣赏。这一次，慈禧同样安排了豪华的午宴并赠送价值不菲的礼品。

慈禧的“三公消费”这样随意，跟她对公款的认识有关。在慈禧眼里，土地、河流、矿藏、臣民、国家财政资金，无一不是她家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她想怎么处置就可以怎么处置，你说她用的是公款，她觉得她用的是自己的钱。由于统治者长期歪曲宣传，大多数民众缺乏国家契约意识，不知道慈禧浪费的钱每一分都是老百姓的血汗，老百姓有权进行监督。古代中国人将缴纳给国家的赋税叫“交皇粮”，可见在老百姓的思维里，没有公款、私款之分，只有“皇款”、“我款”之别，统治者花钱只要没叫老百姓额外负担，老百姓就认为怎样花销是统治者自己的事。

三公消费范文第2篇

“三公消费”的披露方式与公共预算的编制方式目前“三公消费”的公开没有细化项目，多数部门采用混合披露。从2011年中央部门公布的预决算情况看，除审计署细化到因公出国的人次、接待国外来访的人次及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外，大多数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简单数据，未将“三公消费”的具体情况公之于众。我国公共预算编制方式不科学。一方面，各部门收支预算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中所列的支出项目都是支出功能分类的一级科目，缺乏细化分类信息。另一方面我国公共预算采用增量预算的方法编制，即“上年基数+本年增长”的方式。这种预算编制方法理性程度比较低，政府支出的持续增长也就不可避免，各个部门出现了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为了完成任务，将拨款经费用于“三公消费”便成了各部门花钱的好途径。

公共预算体系是规范“三公消费”的根本

（一）“价值与目标”要素公共预算的目标体系可分为价值目标和效率目标。价值目标主要体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综合价值的提升，效率目标则重点反映资源利用效率。公共预算的价值与目标决策要素为合理设定“三公消费”相关指标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三公”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收入，充分利用预算在财政分配中的中心地位，调节社会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增加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就是其不可回避的责任。所以，“三公”经费的预算分配必须结合具体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计划和需要，兼顾公平和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三公”经费应提高使用效率，我国公用经费开支距离世界5%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只有逐步降低“三公”开支，才能实现公共预算的效率目标。（二）“决策参与者”要素我国目前实行部门预算，采取“二上二下”逐级汇总的程序。“一上”过程中各基层部门是决策参与者，各部门应依据每年预算编制通知的精神和要求编制项目预算建议数，并提供与预算相关的基础数据和相关资料“；一下”过程中财政部门是主要决策参与者，财政部应对各部门上报的预算建议数进行严格审核，对相关科目进行增删、核算和调整，汇总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预算控制限额“；二上”过程中各部门是主要决策者，各部门应根据财政部下达的预算控制限额，并结合工作计划编制部门预算草案上报财政部“；二下”过程中人大是最主要的决策参与者，财政部对各部门预算草案进行审核调整后报人大审批，人大应严格按照程序行使法律赋予的审批权，发挥其监督作用。人大批准后财政部批复部门预算，各部门应严格按要求执行。在预算编制流程中各个决策参与者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保证预算的严格性，从根本上遏制“三公消费”的过度增长。（三）“信息”要素公共预算的过程实质上是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运用的过程。公共预算依据信息的变化不断调整，随着环境开放性的增加信息对预算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一方面，信息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影响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公共预算的制定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各部门在编制预算时依据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工作计划，增量预算方式下提供的信息并不能保证预算决策的合理性“，三公消费”在增量预算方式下只会愈演愈烈，因此改革预算编制方式对提高信息合理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民主社会中提高透明度的要求向公共预算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进一步公开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因此“三公消费”情况也应该向社会全面公开。（四）“权力”要素预算决策的过程也是权力分配的过程，公共财政的建立，在本质上是权力方式的变迁，其方向和结果是民主的不断发展。预算是民主的载体，怎样有效地利用公众的钱去为人民服务是公共预算的核心。公共预算过程中应有权力制衡机制，防止滥用权力，“。三公消费”的高额数字和过度增长表明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存在高昂成本，缺乏完善的监督和惩罚措施。因此，当前改革的要点应该是在公共预算和管理领域建立相应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

公共预算视角下“三公消费”管控的建议

三公消费范文第3篇

截至7月26日，已有84个中央部门公布了“三公经费”，占到了八成多。而外交部、司法部等14个部门仍未公开。

“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各中央位应当在6月底前公开“三公”预算。

据统计，在已公开的“三公”费用中，86家中央位2010年的“三公”总决算额为639285.9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则达到391509.4万元，约占三公经费总额61％，以水利部来说，其2010年“三公”财政拨款决算为12021.88万元，其中公车费用9994万元，占比83.13％。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日渐压缩行政性费用支出的呼声下，公车费用却持续居高不下也说明进行了17年的公车改革成效不大。

从目前来看，大多数部门只是简地向公众交代几个数据，所谓的公布也只是“晒”一下账而已。而数据之间有的竟然相差亿元，比如说，中科院公布的2010年三项公务消费中，出国(境)费用接近1.13亿元，而住建部的同样支出则为440.25万元，悬殊如此之大，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即在于我们没有制定三公经费的明确标准。在我国香港，特区政府规定，公务接待的午餐、晚宴人均上限分别为350港元与450港元，并且不得有鱼翅、鲍鱼，菜品原则上最多6道，吃不完要打包带走；在美国，总统及其夫人接收到的礼物如果超出200美元，就必须上缴：新加坡公职人员可接收的礼物标准只有50新元，拒不上缴者将视同贪贿而受惩。

三公经费要“晒”更要“筛”。“晒”完之后，用科学的标准筛掉不该支出项目和费用，遏制日益膨胀的行政开支，才是公开“三公经费”目的所在。因此，账公布之后，科学核定“三公经费”的支出标准、支出程序、接受监督和违规问责等具体内容并严格执行，直接关系到遏制“三公经费”膨胀势头的努力能否取得实效。

三公消费范文第4篇

“三公”是指：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财政部日前就“推进地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向各地财政机关下发通知征求意见。《通知》要求，各地依法、及时、主动公开财政预算信息。《通知》对各地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和范围做出统一要求，要求规范各级财政机关向同级人大送审的财政预算决算报表以及部门预算报表的格式和内容，同时主动公开财政预算和决算报表以及预算执行和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公开地方财政预算信息是各级人大代表的长久呼声，今天终于看到了相关部门的实质性动作，财政预算公开为“三公”消费设障虽然只是一小步，但也足以让人兴奋一阵子。

众所周知，中国近年来的“三公消费”触目惊心、骇人听闻，备受社会各界诟病，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一个大众认可的数据是，政府行政开支在20年中增长了87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等三大项，每年已达9000亿元。著名经济学家光在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举(来源：文秘站 ）行的一次讲座中亦提到：20__年中国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支出浪费惊人。去年全国公车出行花了3000亿，吃饭招待耗资3700亿。20__年，31个省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三公”消费加起来肯定超过七千个亿！

就以七千个亿为例，可以做多少事情？假如一个重症病患所需治疗费为二十万，这七千个亿可以救治三百多万人（可中国每年有多少人因没钱看病而死）；假如一个大学生每年需要花费两万元，那这七千个亿可以让三千多万大学生免费上学；这七千个亿分到9亿农民身上，每个农民就接近800元，就能够让农民养老无忧，就能够消灭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乡二元社会，就能够实现公民的人人平等；这七千个亿还足够中国两年的军费开支……

人们之所以对“三公消费”引起强烈不满，根本原因在于官员们用之不当。以出国为例，广东的谭日贵等人为期14天的所谓“招商考察”，没有半点与招商、政府工作有关的内容，竟是乘坐豪华观光轮、选购南非钻石、欣赏肚皮舞等。“三公消费”之所以成为“腐败重区”，源于领导的一支笔报销，源于“内部机密，不宜公开”，最终才导致含糊不清和行政朦胧的“三公消费”成了合情合理的“腐败”，成为个别人中饱私囊的取款机。

对于这种局面，客观讲，党和政府一直是反对的，也曾想方设法予以控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高喊着压缩的同时却在猛烈增长。何以如此？显然是因为没有从根子上解决，是光有好的想法而没有过硬措施或者说措施不力，所以才导致实现公务支出减少的目标只能是黄粱梦。要想美梦成真，就必须动大手术。长疼不如短疼：比如彻底取消公款接待制度，只允许公安等特殊单位保留公车，其它单位的公车一律去消。取消公车后，对乘坐公共汽车的，实行奖励；对乘坐出租车的，实行实报实销。进一步，对于随意“消费”的官员按“贪污”论处，若如此，“三公消费”的顽疾还会不能割除吗？！

三公消费范文第5篇

公款吃喝：地方官员不堪重负

“四菜一汤”据说是朱元璋的发明。朱元璋称帝后，面临着经历多年战火蹂躏之后一穷二白的大明王朝，需要节俭度日；另一方面，朱元璋穷苦出身，对物质要求比较低。坐了天下，发觉有公款吃喝的苗头，于是趁马皇后过生日，召集群臣，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众臣不解，朱元璋解释，“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四菜一汤”就这么诞生了。

从《南京太常寺条》祭祀孝陵的祭品单中看，总少不了韭菜、荠菜、芹菜、茄子、苔菜、竹笋、芋苗这些农家土菜，应该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生前常吃的，这对同患难、共富贵的夫妻，节俭不假。

今天的公款吃喝费用，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迎来送往，所谓公务接待费，是财政预算的重要一块。但是在古代，衙门公账上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所以陪送领导，让地方官员们不堪重负。

古时等级森严，下属为接待好上级，往往花招百出。明朝南京兵部主事管志道回忆，他在乡里做生员时，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县令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百般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的程度。

当然，也有敢于挑战潜规则者，著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位。他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时，在公务接待方面严格照章办事――一般官员的伙食费、下程路上的伙食费、下程用船用夫，合计不过五六钱银子，约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币。如果上司驾到，另加一只鹅、一只火腿，市价二钱银子，再补充五六分银子的蔬菜，合计不过200元人民币。中央的部级离退休干部路过，也按这200元的标准办理。海瑞认为，这个标准足以保证客人吃得可口。

海瑞这个规定，得罪了不少人，不过他铁面无私，后来上级就索性不来淳安了。嘉靖四十年（1561年），海瑞被平调江西兴国，到一个更穷的地方继续当知县。

公车消费：官员坐轿的“好处”

“公车”也是公款消费的一大块。“公车”这俩字出于《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汉代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的人，后便以“公车”泛指入京应试的举人。

古代没有汽车，公车就是马、马车，还有轿子、船。虽然有话说“安步当车”，但“出无车”却从来被士大夫之流视为奇耻大辱，《战国策・齐策》中冯谖(xuān)就埋怨过：“如长铗(jiá)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食无鱼！”

不过，古代官员们更喜欢坐轿子。在中国传统中有太大太多的暗示意味:由于坐轿者身份不同，所乘的轿子也不同，轿夫也分等级，官越大，抬轿的人越多。一般七品官多为四抬，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乘八抬，皇帝出宫时是十六抬，自然是最高的规格。

不过，并非一开始官员就能坐轿。唐和北宋的官员一般不许坐轿。南宋高宗赵构南渡以后，因为江南多雨，道路泥泞，才允许朝官乘轿，但还规定祭祀时骑马，上朝时乘轿。从此，轿子才开始在官场中使用起来。但到明初，对乘轿仍有种种限制，规定“国朝文武大臣皆乘马,自景泰以后，例许用轿。勋戚一品，惟年老宠优者方敢陈请，其他则不允许”。但在交通不便的南方山区，它还是一种使用较多的代步工具。明中后期以后，轿子才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代步工具。

当今天公车购买、维护费用成为一个巨大数字之时，不少人开玩笑说要恢复官员坐轿的习惯，他们认为，官员坐轿子有几大好处：一是环保低碳，迎合了目前的世界主潮流；二是增加就业率，司机一个人，轿夫几个人，等等，最大的好处当然是节省经费。与动辄几十万的豪华车相比，一顶轿子至多不过几万元，而且轿子不用加油，维护成本极低。

这当然只是调侃了。

公款旅游：吏治腐败的重灾区

“三公”还有“一公”是公款出境，古代中国官员很少出国，他们更多是到各地公务出差，顺便公款旅游。

自秦汉起即建立了政府接待制度，由官办驿站和地方官府负责过往官员的接待服务。驿站所需物资、经费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负担。有唐一代开始，除了中央政府设置的招待所“驿”，地方政府还设置称之为“馆”的地方政府宾馆。

古代规定很严格，官员利用驿站需要经过批准，持有特殊的通行凭证，凭证可以得到相应于身份秩级的待遇。同时实行消费等级制度，驿站按规定的接待标准接待过往官员。官员身份秩级不同，饮食、住宿、车马的接待标准不同。

不过，再好的规定也有人钻空子，或者破坏。一些高干子弟，没有权力享受服务，但照样一路作威作福，什么待遇都少不了。

还得再讲一下海瑞的故事，他就让高干子弟碰了大钉子。他任淳安知县期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被淳安驿丞（近似招待所所长）的接待方式激怒，将所长倒吊了起来。不过海瑞也不是吃素的，他也大怒，下令将胡公子关押起来，银子没收，上报胡总督，说您在通知中明确指示不许大操大办地搞接待，现在却有人冒充您的公子招摇撞骗。海瑞请示如何处理，闹得胡总督有苦说不出。

但毕竟海瑞这样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太少，驿站接待制度产生许多弊端。超范围、超标准接待，擅自乘驿，给驿泛滥，利用公驿恣行享乐、靡费公帑，献媚取容、贿赂诛求，十分普遍，成为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巨大的接待费用，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三公消费范文第6篇

可喜但不满意的“三公”公示

乐观的预测是，本周将迎来三公经费公开的高潮。三公消费虽只是预决算公开的一小步，却是阳光财政的一大步—至少，总算没有只停留在口头上，雷声过后开始有雨点了。知名网评人令狐补充认为，千呼万唤始公布的三公经费，甫一亮相即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公共财政公开透明已成潮流，不可逆也不可挡；而且参差多样的账单，不仅让公众比较参详，也可以形成竞争机制，促使各部委在信息透明方面不甘落后，从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忧的则是，公共财政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还亟待进一步通俗化、明细化、规范化、制度化，并亟须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以使阳光财政的明亮和谐得以实现和巩固。

《云南信息报》也有评论表示，公开三公经费，自然不是为了让民众看个热闹，而是要让民众有效监督政府部门的花钱行为。但在公布三公消费举步维艰的现实语境下，过于苛求已经公开的中央部门，盲目表达对“三公消费”的整体性焦虑和不满，显然也是一种不够理智的作为，鉴于此，不妨宽待当前的三公消费公开。

“三公”公开当重视公众情绪与期待

“这几天我在微博上与一些博友一起跟踪，并坚持转发国务院下属单位本年三公消费的公开情况。”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表示，从各部委在遵行国务院规定公布期限的情况看，大家就知道预算与决算信息的透明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公布了，公众也有对于它们公布信息不信任的倾向，越拖延越不信任。但是不管怎么说，透过微博表达的公众情绪与期待值得这些部委重视。

对于公众对各部委三公消费普遍存在质疑，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20日在《东方早报》撰文认为，其原因在于三公口径。以公务接待费为例，财政部的数字一出来就遭质疑，网民说：在北京，财政部会请谁吃饭，还不都是别人买单。外事接待经费如何处理？民政部、商务部与众不同，单独列出。公布三公时口径不仅要统一，而且宜大不宜小，口径大了，更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老百姓也会觉得数字更加可信。不能将一些真实信息隐藏在压缩的数字之中。

《南方都市报》20日刊发朱述古的评论坦言，近来国家部委密集的三公支出数据，让公众看到的不是明确的答案，而是一道扑朔迷离的谜题。时下各部委公布的三公经费，只是经费管理的末端，而不是始端和中端。经费管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没有对始端和中端的全面了解，就没有对末端的正确判别。

地方、国企“三公”经费何时公开

虽说国务院规定的公开大限到来之前，还有很多中央部门尚未付诸行动，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公公开这个多米诺骨牌已然开了个头，三公公开接力棒能传多远？

叶青认为，中央机关公开三公绝不能止于公开，之后的目的至少有两个：一是，在中央机关公开三公的榜样力量推动下，地方三公公开才是重点，百姓希望看到从中央机关、省级、市级、县级、乡镇街道级的完整三公数字。有的人匡算，从上到下的三公花费是9000亿元，笔者希望各级政府用数字来更正这种说法。二是，希望看到国有企业的三公数字。国企的三公浪费已到了让老百姓难以容忍的地步，有的公司领导享用天价酒，有的公司300多个处级干部享用拿公款办好车牌、保险的“私车”。类似问题不胜枚举，不公开行吗？

中国青年报19日刊发郑根岭评论也认为，更有挑战性的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情况能否公开，公开得能否准确、具体并经得起专业机构和社会公众的拷问。不少地方政府行政领导随意花钱，迂回曲折的办法多得是，可说是“花钱不眨眼”。在进一步推进中央部门三公公开的同时，应尽早在地方各级政府全面推开，并确保真实可靠不走过场不作假。

用严格制度保“三公”消费公开到位

公开的目的，不仅是让公众知道纳税人的钱政府是怎么花的，更重要是通过公开遏制政府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使纳税人的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可以攻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的中国经济导报》19日刊发编辑部时评说，山之石。公开“三公消费”技术上、运行方式上、程序上都不存在障碍，只是还未真正被纳入严格的运作模式。此次“初体验”中，超支部门也都是以工作为由回应，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这一点上，不妨借鉴一下香港。香港政府及各部门的财政预算是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公众展示，并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其一个部门在网上公开的财政预算情况、支出情况多达数百页，细化到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并严格要求官员开支，一旦超支将被追责。

确保三公经费的亮相不“卡壳”需要严格的制度保障：首先，邓聿文21日在每日经济新闻》撰文指出。建立硬性约束机制，对不能按时公开的部委以及存在挥霍公款造成浪费的要进行严厉问责。其次，立法规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方式、主体、时限、说明语言等，并由各级人大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审定，确定细化标准，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第三，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将财政预算内外两种管理体制统一起来，严防地方和部门私设“小金库”第四，强化人大审查监督的力度，各级人大要承担起对三公消费的监督责任，同时突出审计独立监督的职能。此外，还应加强舆论的监督力量。

三公消费范文第7篇

他转载的那条微博是原载于《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报道称，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头2个月，全国消费增速突然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8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3%，比去年12月的15.2%增速大降2个百分点。其中餐饮业收入增速仅为8.4%，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甚至下降了3.3%。今年头两个月出口和投资都保持了23.6%、21.2%的2位数增长，但是作为“三驾马车”的消费增速掉头变低，引起了国家发改委的担忧。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新年指出，像集团消费，实际上就是公款。限额以上企业可以理解为高档餐饮店。一般消费增速都是相对平稳的，现在增速下来，特别是高档餐饮消费负增长，说明公款吃喝下来了，影响了整体消费。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判研经济形势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市场需求不足，有专家对此表示：“考虑到消费形势不好，整个经济搞不好可能要重新走回到过去加大投资的老路上去。这个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如果加大投资，经济回到8%以上，可能会引发新的高通胀，那时降低通胀将是重要的问题。”

逻辑推导漏洞百出

这条新闻的观点虽然有点隐晦，但还是难逃网民的火眼金睛，迅速在网上引起热议。许多人一眼就看出了这一观点背后的逻辑推导：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导致三公消费大幅缩水，进而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又会迫使政府重回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进而可能会引发更高的通胀潮，因此从“经济学专业角度看”，结论就是为了避免新一轮通胀潮，中央应该放松对三公消费的限制，这样中国经济才能顺利渡过难关。

这样的逻辑推导乍看起来有点道理，但其实完全经不起推敲。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讽刺道：“这么多年来一直说要拉动内需，原来这内需指的就是三公消费啊！原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神话是由三公消费拉动的啊！国民通过交税给三公消费提供弹药，进而由三公消费来提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原来这就是中国奇迹背后的奥秘啊！”

事实上，稍微学过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开放经济体的GDP是由消费（C）+投资（I）+净出口（NX）+政府支出（G）所组成的。一般所说的“内需”主要指的是民间消费，政府的消费行为一般被归为政府支出。之所以这样分类是因为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身份十分独特，虽然政府本身不在经济活动中创造财富，却需要通过税收等手段获取财源，用以维系社会运作及推动社会发展，因此它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从世界范围看，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并没有政府支出，更何况在庞大的政府支出中，其支出主体理应是用在科技、教育、医疗、交通、农业、文化、国防、外交等造福全体国民的项目上，而三公经费所隶属的“行政管理费”理应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更何况，三公消费，尤其是公款吃喝，根本就不是维系政府日常运转的必需开支。然而到了这个逻辑推导中，公款吃喝这个无论在经典经济学教科书里还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实际生活中都微不足道的支出项目，却成了可以决定中国内需市场兴衰，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重大因素，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荒唐的谬论吗？

掩盖零和博弈本质

更荒唐的地方在于，就算三公消费真能拉动内需，可为什么就一定得是国家公务员来消费这笔钱呢？为什么不能把这笔三公消费预算以减税或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给普通百姓，让普通百姓“有钱花”，从而提升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呢？又或者把这笔钱投入民众所关心的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基础民生保障项目上，让老百姓不但“有钱花”，而且还“敢花钱”。因为从税收原理上说，税收的目的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实现社会财富更加合理分配；而绝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让官员拿纳税人的钱去吃喝玩乐。百姓的财富和政府的财富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官员公款吃喝的钱少了，百姓可以用以自费吃喝的钱自然就多了。

从经济学角度看，之所以绝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政府拥有过多的财务资源，是因为普通百姓花的是自己的钱，因此会尽可能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买来的商品都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由无数个理性经济人组成的市场才会最有效率。然而政府在花钱时不是一个彻底的理性经济人，因为政府官员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就不会那么斤斤计较，钱往往就花得没效率，普通百姓花1万元能买到的东西，政府可能要花两三万元才能采购到，在财政支出不透明和监管乏力的环境下，甚至经常会出现铺张浪费甚至贪污受贿的情况。正是由于政府花钱可能会导致这些情况的出现，所以如果真要论拉动内需的效果，重新允许公务员大手大脚地公款吃喝还不如把钱转移给普通百姓吃喝，这样会促进消费的转型升级，拉动起来的内需会更有质量。从这个角度看，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公款吃喝行为和扩大民间消费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么做，不仅不会影响扩大消费，反而有利于形成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未来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退一步说，基于法律和行政流程上的限制，就算限制公款吃喝省下来的钱一时半会儿还无法立刻返还到百姓手中，但多出来的财政盈余也会迫使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将之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比如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产品等，这样的投入一样是在消费，一样可以拉动内需，只不过消费的对象和方式改变了。

公款吃喝让高档消费畸形变异

相比这个荒唐的逻辑推导，更荒唐的事实是：我国的公款吃喝的确对高档餐饮业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说明我国政府消费的结构不甚合理。从世界范围看，政府行政管理开支都只占政府支出的极小比例，但在我国，每年的财政支出中却有相当大比例用在了三公支出上，其中尤以高档餐饮、高档烟酒、高档茶叶等商品居多。

这种推动经济的消费结构显然已经畸形变异，亟待改正。有人说，如今失去了公款吃喝的支撑，许多高档餐厅、高级宾馆、高档娱乐场所的生意都大幅滑坡，今后难免会造成一批餐厅酒店倒闭歇业，进而造成员工失业。但这些都只是经济发展的表象。如果节省下来的三公经费能通过各种渠道回流到百姓手中，假以时日，百姓真正需要和能够接受的餐饮、酒店和娱乐产业就会更加蓬勃发展，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GDP。相反，假如被消费滑坡的表象所吓倒，进而放松了对三公消费的限制，企图依靠三公消费重振经济，结果只会让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社会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无异于饮鸩止渴，在死胡同里越走越深，延误改革时机！

建立长效治理制度势在必行

但是想要从根本上遏制三公消费铺张浪费的不正之风，光靠中央的三令五申和集中整治显然不够。如今整治方才过了3个多月，就有人忍不住急于为三公消费正名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真正要长效治理，关键还是要通过制度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每年三公消费的预决算都晒出来，还不能语焉不详地随便晒晒，要晒到足够细、足够小。这样的成功案例在全球各地俯拾皆是。比如在俄罗斯要公款请客，吃饭前要填写一张详细的清单，具体说明请客吃饭的时间、地点、人数、费用和原因等，而且这份清单需经三个领导批准，吃饭时必须自己先垫付饭钱，然后凭详细写明酒菜品种、数量、价格的发票才能去报销，从填申请单到最后拿到报销款，可能要好几个月。如此一来，权力真正被关进制度“牢笼”中，自然不会有人再会想方设法为三公消费“正名”了。

相关链接：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主要内容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一、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二、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三、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四、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

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六、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七、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三公消费范文第8篇

近日，两则消息再次将中国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出国）旅游——问题推上风口浪尖。

3月24日，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举行以“三公浪费的治理”为主题的沙龙上，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指出，近年来，全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了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

4月7日，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柳斌杰用微博说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

一言激起网络论坛的轩然大波，将中国“三公问题”之严重再一次曝光于天下。

“三公问题”不仅历史悠久、极具生命力和战斗力；而且规模壮观、控制力强。在规模上，“三公消费”的金额远远高于我国每年的国防投入。2006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在《学习时报》发表《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该文明确指出：政府部门每年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三项支出高达9000亿元之巨。竹立家说，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竹立家认为三公相加，数字高达9000亿元。而事实是，2004年后，我国的“三公消费”有增无减，到今日，每年的支出额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而我国2012年的国防预算收入仅为6702.74亿元。与“三公消费”的巨额支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教育经费则连年欠账，早在1990年代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4%”的目标，然而，时至今日却还未实现。在控制和影响范围上，“三公消费”更是超群绝伦，大有“一统江湖、惟我独尊”之势。上至中央各部委、下至穷乡僻壤的乡镇政府；从国有垄断企业到公益慈善机构、从教育单位到公立医疗系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有公权力的地方，就有出手阔绰、死了都要“花”的“三公消费”！

然而，与中国“三公消费”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先富起来的美国、德国的公务人员却时时处处“抠门”得很，显得小家子气十足，完全不像一个超级大国的高级官员，也完全没有中国官员们的豪气干云和出手阔绰。

让我们看看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时的“抠门”做法吧。

2011年4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默克尔抵达南京后，获安排入住市内“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楼的四百多平方米、可以看到南京全景的总统套房。但默克尔认为这个安排过于奢华，坚持要人住七十多平方米的普通商务客房。普通商务房入住价格每夜为1700多元人民币，加上服务费不到1800元；而总统套房入住一晚，要3万多元，连同服务费则要近4万元，价格相差20多倍。第二天早上，默克尔谢绝去专门为其准备的私密性强的索菲特会所，坚持和一般住店客人一样到7楼西餐厅吃自助早餐。而且不进VIP包间，和随行的德国工作人员一道在大厅吃自助早餐。她也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并自己动手切法式长棍面包。此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在取一种燕麦面包时，默克尔不小心将一片面包落到了地上，按照惯例，酒店的工作人员会帮客人捡起来换一个，而默克尔却拒绝了服务人员，并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那片面包，并放进自己的餐盘里。默克尔总理的早餐很简单，煎鸡蛋卷、奶酪饼、西瓜、面包，也包括掉到地上的那两片麦片面包。

2011年8月，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8月19日，拜登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夫妇一行来到位于鼓楼大街的姚记炒肝店吃午饭，后据美国大使馆的微博称，“拜登副总统等5人点了5碗炸酱面，10个包子，拌黄瓜，凉拌山药，凉拌土豆丝以及可乐等。总费用79元。”

为什么同为官员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副总统拜登等人能勤俭节约、想方设法不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中国，即便发了几百个文件都无法制止官员们终日里海吃山喝、饕餮鱼肉、公车私用、环球旅行呢？

答案就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有着实质民主和其权力结构是否制衡。如果一国有着实质民主，其权力结构是有效制衡的，那么官员就无法用公权办私事，也无法大肆进行“三公消费”——“为祖国喝茅台、为人民开豪车、为学习拜访拉斯维加斯”了！而如果一国缺乏实质民主，而且权力结构严重失衡，其结果就只能是走向“三公消费”泛滥，长时期“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了。这是因为：

首先，权力失衡时，无法衍生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建立起真正意义上法治社会，最终结果往往是流入人治的漩涡。法律是一种游戏规则，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如果博弈各方的权力失衡，法律就会沦为权力强势者的一只奴役之手——弱势者的利益和意志，受强势权力者支配。于是，法律就成为一种恶法。恶法的本质是不公正、不透明、缺乏对人权和财产权的普遍尊重和保护。由于恶法违背了人的本性和人类的基本价值观，所以人们从内心里面反感它、唾弃它、抵制它；而且在行动上也会尽可能采取措施来规避由于恶法的实施所带来的损失，如阳奉阴违、地下交易、串谋抵制等等。这样，法律的实施成本就会很高，实施起来就很困难。尤其重要的是，恶法下，很难发育出法治文化和法治文明，法治社会的建立也就无从谈起了。没有法治，只能是人治。法律失守，只能靠人治化的文件来替代法律。当社会有什么问题，或者领导认为社会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时，那就下个文件吧。于是，中央下文件，部委下文件，各级地方政府和职能机构也下文件。文件就越来越多。然而，一是，文件本身不是法律，灵活性太强，缺乏应有的法律权威性，其约束力较之法律而言甚为低下。二是，文件的发出者各有各的私利，基本上都是代表本部门的利益，于是，中央、地方、部委、职能部门之间文件也就经常相互“打架”，搞得下面无所适从。三是，权力失衡时，权势者常常不守承诺，当一个文件推出后，如果发现该文件在实施中不符合自身的利益，他们就会改变文件精神，发出其他的文件。这样一来，或者文件与文件之间有大量的空子可钻；或者许多文件起草随意，失效也快；或者文件由于传递链条太长，导致扭曲严重，背离原有的意愿；或者文件多如牛毛，搞的下层既被各种文件所困扰，无法领会文件精神，又可以借口文件太多，看不过来，或者忘记了。

其次，权力失衡时，权力会带来巨额的权力租金。权力的大小总是与掌握的资源多少和控制他人命运的能力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权力所有者手上的权力是一种极具价值的资源，可以造福或者加害于他人。然而，如果权力得到有效制衡，那么权力所有者就无法用其公权力来谋取私利。一旦他那样做，他就会因为选民和竞争者的反对而失去其权力，甚至变为阶下囚。而如果权力失衡，那他利用公权力来谋私利的成本就会大大下降。因为，此时，他或者缺乏竞争者，或者选民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惩罚。于是，他将权力变现为收入的空间就极为巨大，他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将权力变现化。而且，一旦他享受到了来自权力变现的各种好处之后，他就具有了强烈的动机来维持这种权力和享受其好处。而作为权力变现的手段，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等较之直接的受贿来说，蒙蔽性更强、入罪的可能性更小，也不那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而且还具有更多的托词来拒绝改革。所以，中国的“三公消费”就连年成为官员们进行权力收入化的一种最受欢迎的方式而延续至今天。刚刚曝光的原湖南交通副厅长陈明宪贪腐案就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据媒体报道说：陈明宪生活极度奢靡。大约两三年的时间内，其一直住在湖南五星级酒店——华雅国际大酒店。陈明宪住在酒店的费用每年就是四五十万元。案发前，陈每天晚上打麻将到凌晨两点，和他打牌的老板都会主动输几万元！

再则，权力失衡时，民众只能依附于权力。当权力失衡时，由于游戏规则缺乏公正性，决定竞争胜负的主导因素不是个人的实力和贡献，而是与权势者的亲疏、关系的好坏和权势者的个人偏好。如果你是权势者的亲人，如子女，那么你自然就高人一等、占尽优势（这就是当下流行的“千好万好不如一个官爸爸好”）；或者如果你深谙权势者的偏好，能投其所好，成为其眼里的“自己人”，那么你就拥有了别人没有的获取项目、得到提拔、受到重用的机会，而且你办起事情来也会如鱼得水——如把子女安排进重点中小学、给父母亲安排进最好的医院就医等等。而如果你与权势者扯不上任何关系，即便你再优秀，也很难像权势者的亲属和亲信那样一帆风顺，除非上帝眷顾你，给你特别的运气。而且，权力失衡时，媒体和监察机关也基本被权力所俘获，或者失去自由、或者失去其应有的公正性和勇气。于是，寻求改变自己命运的普通民众不得不依附于权力。一是他们不得不为官员们的酒店饕餮、公款出国旅游埋单——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许多官员在高档酒店饕餮和出国旅游时，都有商人相陪，代为埋单；或者，官员们在酒店饕餮时，埋单的主人常常是别人。二是他们对官员的“三公消费”只能忍声吐气，敢怒不敢言。三是失去自由和自主性的媒体和监察机关，也无法履行其应有的职责，只能对“三公消费”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讨伐，而不敢做最深层、最严厉的揭露、批判和打击。

然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它在向我们展示权力失衡下“三公问题”猖獗难治的同时，也在向我们展示民主下“三公问题”的销声匿迹。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表明，实质民主和下，权力会得到有效制衡。而且，在此基础上，会演生出一个基于法治的政治文明。法律而不是文件成为治国的基础。制度也因其良性而得到有效执行。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以下景象：香港，一个弹丸之地，却有着闻名全球的清廉政制，官风质朴、官德高洁，官员更不敢随意公款消费。德国总理默克尔2011年访问南京，多次要求住面积70多平米的普通套房，而拒绝400多平米的总统套房。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时，在位于鼓楼大街的姚记炒肝店吃午饭，一行5人只点了5碗炸酱面，10个包子，拌黄瓜，凉拌山药，凉拌土豆丝以及可乐等，总费用79元。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则从第一天登上中国这片土地起，就以其清廉、节俭、质朴而震撼国人心魂！

至此，我们已明白“为什么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中国的公款吃喝”的真正原因：权力失衡！那么，怎么样才能真正构建一个清廉政府、节俭政府、高效政府呢？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加快改革，建立实质民主和；构建法治文明，根绝人治土壤；规范权力运行，实现权力制衡！

（唐志军为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

三公消费范文第9篇

宋代行政机构赖以维持正常运行、行使管理职能的行政成本，一般来自两个渠道：地方财政截留（中央机关为国家财政一次性拨付）和公款经营盈利（放贷和做生意），统称“公使钱”。《文献通考》说“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造利”，就是这个意思。

和现在一样，宋代的“公使钱”支出也没有专门的列项，这就为官员的“三公”消费开了绿灯，很容易出现超标或大肆挥霍。唯一可以制约的手段，就是建立了专门的账簿。这一点似乎比现在要强，毕竟有账可查，属于半公开的性质。滕子京就曾因“三公”消费吃过账簿的亏，后来还烧毁过账簿。

滕子京第一次被贬，是在仁宗天圣九年由大理寺丞贬至闽北邵武做知县，原因是他把大理寺的办案经费用于结交文人学士和资助江湖豪客了，美其名曰“建学”。事情被曝光后，御史台派人来查账，一查果然如此。到了邵武以后，他依然没有吸取教训，到处大吃大喝，随意挥霍公款。《闽书》直言不讳地说他“复知邵武军州事，自任好施与”。幸好当时的闽北属于边远贫困山区，天高皇帝远，没人告发他。

在山区待了一年，他又奉调入京，任掌殿中丞。这是个清水衙门，殿中丞又是属官，没有财政支配权，滕子京一直熬到了泾州（今甘肃州泾川北）知州和庆州知州的位置。在宋代，知州就是一方诸侯，地方实力派，权力大得很，花起钱来自然容易多了。

那么，滕子京在泾州是如何搞“三公”消费的呢？据《宋史》里解释，主要是“馈遗游士、犒劳民兵、兴建楼阁”。先是有人告发，后经御史台派人查账，居然查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浪费“公使钱”十六万贯。读过《水浒传》的人，大概还记得，宋江的人头值多少钱？两千贯而已。一贯钱差不多相当于一两银子，十六万两银子，实在不是个小数目，滕子京花钱够狂。

当然，十六万两银子，可能也是不真实的，因为滕子京吸取了在大理寺的教训，知道有人来查账，提前一把火烧掉了账簿（胆子真不小）。虽然无账可查，御史台的官员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将衙门几个负责记账的小吏进行隔离突审，一笔一笔查对，终于有了这个数字。

滕子京这下子惨了，先被贬为知凤翔府，后又被贬到虢州。落魄到这个地步，纪检部门还是不依不饶，御史中丞再次上奏：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于是，滕子京又被贬到岳州巴陵郡，这才有了后来著名的“乃重修岳阳楼”。

我们说，一个人犯了错，只要改了就好，浪子回头还金不换呢。但是，滕子京这个人偏偏就死不悔改，到了巴陵郡，还是照旧大吃大喝，用公款馈赠资助他人，甚至还变本加厉起来了。但是，当时岳阳是个穷地方，公款不够花，怎么办？《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一则政府通报，说知岳州滕宗谅（滕子京的名，子京是他的字）曾差士兵一百八十七人，用驴车四十辆贩卖私盐三百余笼，并出具公文，要求各关卡不得收税。另外，在《涑水纪闻》里，还记载滕宗谅向民间欠钱不还者讨债（政府放印子钱），讨来的钱有一万缗，用于修建岳阳楼。可想而知，所谓“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云云，都离不开这些“公使钱”赢利提供的财政支撑。拿公家钱大兴土木，搞自己的政绩工程，自然也属于“三公”消费之列了。

庆历七年（1047年）初，滕子京调任苏州，三个月后病逝于苏州任所，葬于苏州。后其子孙迁葬于青阳县城南金龟源。

三公消费范文第10篇

早在2010年2月2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回答一位网友关于“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现象为什么管不住”的问题时不仅表示“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而且明确提出要用“公开透明”的办法，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都要公开让群众知道。

据本刊编辑部观察，在所有中央部门中，最早公布账单的部门应该算是科技部，而最早全面公布“三公”账单的是中国工程院。

2011年4月14日，虽然科技部只在其部门官方网站上公开了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概况。但这一破天荒的举动，使科技部成为晒“三公”的第一家中央部门。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明确要求中央98个部门自晒“三公”经费账单。从这天起，公众和媒体就开始盯紧了中央部委的官方网站，静观其“布”。随后在7月15日，科技部进一步在官方网站显著位置公布了经费决算、预算的具体数字，并对财政拨款情况作出翔实说明。

此后，中央各部门陆续开始公布“三公”账单。

公布时间恰周五账单内容多笼统

也许是巧合，本刊观察发现，率先公布“三公”账单的部门，多为人们印象中的“清水衙门”。

在科技部和中国工程院之后，一周内，国家文物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档案局、中医药局、中科院、国家行政学院、社科院、新闻出版总署、外文局、文化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18个部门陆续进行了公布。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展开了对“三公”账单公布内容、单位公布数量多少等话题的热议，其中“实权政府部门公布进度缓慢”的社会舆论占据上风。

也许是对这种社会舆论的回应，在7月15日(周五)这一天，有6个政府部门集中晒出“三公”账单。

不过，也有媒体表示，选在周末扎堆公开，主要是可以避开社会舆论的集中关注。而本刊分析发现，截至8月10日，共有25个中央部门选择周五扎堆公开。

7月8日(周五)晒出账单的有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11个部门；7月15日(周五)，有国家知识产权局等6个部门公布账单；7月22日(周五)则有中国贸促会等7个部门；7月29日则有中国华侨联合会公布出来。

账单公布时间的巧合性和公布内容的笼统化，成为公众挑剔的关注点。

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就在自己的微博上表示，这些单位选择了临近周末的时间，甚至快下班时才公布“三公”经费，也体现了其技巧性：因为周末关注度小了，“挨骂”的可能性也就小了。

各家部门有详略账单内容不统一

7月11日，审计署公布了去年“三公”经费预决算和今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这也是目前所有部门中，公布内容最详细易懂的一份账单，不仅告知了公众“三公”经费到底用在了哪些地方，还公开了其公务车编制和实有数，这在中央部门中开了先河。

有网友评价说，这是最透明的“三公”账单了。“审计署作了一个表率。”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指出，在社会和舆论的聚焦之下，审计署已公布的这么详细，其他部门也应效法。“其他部门敢不敢公布的这么细？如果再想蒙混过关，如何面对公众？”

同样，国家自然基金委、卫生部、水利部、广电总局、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部委，都对“三公经费怎么花”附上了较长的说明文字，原因都很具体。

从公布的账单内容中，记者梳理了具有部门职能特色的账单之“最”。

――“地域最广”的是中国地震局的账单，表格中详细列出了各个省、市、自治区地震局的支出情况。

――最“光膀子上阵”的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账单，其中中国消费者协会等5家事业单位和商标局的出国出境预算拨款、车辆购置费都为零。

――最“天灾人祸”的是国家粮食局的账单，公布2010年因公出国(境)费212.88万元，比2010年预算数增加13.04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2010年参加国际会议和培训团组增加，另外一个团组由于受火山灰影响，不能正常回国，经费超出了预算。

也有一些账单看起来过于“简洁”，中国工程院、国家邮政局等部门并未就“三公”经费进行详细解释说明，只有一张表格和短短的注释。

“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吴君亮认为，我国政府的公开预算的账单应该更细、更全面、更有针对性，不要停留在只公开“类”、“款”层面，应向“项”、“目”方向“进化”。

部分账单受质疑，引发舆情热浪高

现在社会舆论在对公开“三公”经费拍手欢迎的同时，质疑之声也不少。

在所有已公布账单中，国家税务总局以2010年决算超21亿元引起社会关注。

7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三公”经费数据显示，2010年国税系统“三公”决算达216631.68万元，在已公布“三公”的中央部门中开支最大。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48623.6万元，公务接待费66587.15万元，因公出国(境)费1420.93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均居已公布的88个部门之首。

对于“三公”开支如此高的原因，国税方面解释称，由于国税系统实行垂直管理，“三公”经费中央财政拨款预算数和决算数，包括国税系统所属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截至2010年底，国税系统共有3567个预算单位。“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三公’费用并不高。”有关人士这样解释。

计生委因公出国费用比例高引起网民质疑。在计生委的“三公”账本中，2010年的实际花销、2011年的预算数都逼近500万元，超过“三公”经费总额的五成。

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学者、公共问题专家舒可心认为，有质疑是正常的，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同样备受争议的还有中国科学院，账单显示中科院去年公务接待费为9995万元，平均每天接待费为27万元，在众多部门中“鹤立鸡群”。不少公众讽刺说，“中国科学院改称‘接待办’，科学家改行公关员”。

面对“为何特别高”的质疑，中科院做出解释：公务接待费包括内宾的公务接待和外宾的公务接待，由于国际科技合作交往比较频繁，外宾公务接待费较大。

扶贫办公布的信息显示，去年该办人均“三公”为10816元，为目前公布人均“三公”的部门中最高。扶贫办的说法是，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接待国外来访团组。从公布了具体人数的部门看，去年以在职员工为基数，国家统计局人均“三公”为5353元，国家知识产权局人均5093元，中科院人均4610元，农业部人均2500元，交通部人均1940元，卫生部人均476元为最低。

中国红十字总会2010年接待费15万元，支出总数高于往年，而由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其可信度也被社会质疑。

中国红十字总会称，2010年由于国内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地方政府及各地红十字会来总会汇报灾情和商讨救灾工作的人员相应增加，当年接待费实际支出达到15万元，超出预算部分已在财政经费的公用经费中调剂使用。今年“三公”预算151.16万元，其中接待费预算由15万元降至3万元，在目前已公布的部门中最低。

对于这次“三公”经费的公开，公众的关注点非常广泛，有对信息公开的赞许，有对数据的疑问，也有对后续举措的关注，体现出人民群众对“三公经费”需“更细”、“更广”、“更深”、“更快”的期待。

“从理性来说，人民不是不让政府花钱，只要花得合理就行了。只要真正需要，人大也真正履行职责、审核通过预算了，就可以。”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学者、公共问题专家舒可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