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论文范文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三公消费”的披露方式与公共预算的编制方式目前“三公消费”的公开没有细化项目，多数部门采用混合披露。从2011年中央部门公布的预决算情况看，除审计署细化到因公出国的人次、接待国外来访的人次及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外，大多数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简单数据，未将“三公消费”的具体情况公之于众。我国公共预算编制方式不科学。一方面，各部门收支预算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中所列的支出项目都是支出功能分类的一级科目，缺乏细化分类信息。另一方面我国公共预算采用增量预算的方法编制，即“上年基数+本年增长”的方式。这种预算编制方法理性程度比较低，政府支出的持续增长也就不可避免，各个部门出现了年底突击花钱的现象，为了完成任务，将拨款经费用于“三公消费”便成了各部门花钱的好途径。

公共预算体系是规范“三公消费”的根本

（一）“价值与目标”要素公共预算的目标体系可分为价值目标和效率目标。价值目标主要体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综合价值的提升，效率目标则重点反映资源利用效率。公共预算的价值与目标决策要素为合理设定“三公消费”相关指标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三公”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收入，充分利用预算在财政分配中的中心地位，调节社会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增加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就是其不可回避的责任。所以，“三公”经费的预算分配必须结合具体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计划和需要，兼顾公平和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三公”经费应提高使用效率，我国公用经费开支距离世界5%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只有逐步降低“三公”开支，才能实现公共预算的效率目标。（二）“决策参与者”要素我国目前实行部门预算，采取“二上二下”逐级汇总的程序。“一上”过程中各基层部门是决策参与者，各部门应依据每年预算编制通知的精神和要求编制项目预算建议数，并提供与预算相关的基础数据和相关资料“；一下”过程中财政部门是主要决策参与者，财政部应对各部门上报的预算建议数进行严格审核，对相关科目进行增删、核算和调整，汇总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预算控制限额“；二上”过程中各部门是主要决策者，各部门应根据财政部下达的预算控制限额，并结合工作计划编制部门预算草案上报财政部“；二下”过程中人大是最主要的决策参与者，财政部对各部门预算草案进行审核调整后报人大审批，人大应严格按照程序行使法律赋予的审批权，发挥其监督作用。人大批准后财政部批复部门预算，各部门应严格按要求执行。在预算编制流程中各个决策参与者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保证预算的严格性，从根本上遏制“三公消费”的过度增长。（三）“信息”要素公共预算的过程实质上是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运用的过程。公共预算依据信息的变化不断调整，随着环境开放性的增加信息对预算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一方面，信息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影响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公共预算的制定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各部门在编制预算时依据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工作计划，增量预算方式下提供的信息并不能保证预算决策的合理性“，三公消费”在增量预算方式下只会愈演愈烈，因此改革预算编制方式对提高信息合理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民主社会中提高透明度的要求向公共预算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进一步公开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因此“三公消费”情况也应该向社会全面公开。（四）“权力”要素预算决策的过程也是权力分配的过程，公共财政的建立，在本质上是权力方式的变迁，其方向和结果是民主的不断发展。预算是民主的载体，怎样有效地利用公众的钱去为人民服务是公共预算的核心。公共预算过程中应有权力制衡机制，防止滥用权力，“。三公消费”的高额数字和过度增长表明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存在高昂成本，缺乏完善的监督和惩罚措施。因此，当前改革的要点应该是在公共预算和管理领域建立相应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

公共预算视角下“三公消费”管控的建议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立法；三公经费；进步；问题；策略

背景：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是一项巨大的社会进步，是接受群众监督、加强预算管理的开始，万众关注。只公开而不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处罚，是难以遏制“三公”浪费的，除了公开预算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外，还应通过健全问责制度、将违反财政纪律、挥霍浪费国家钱财的行为纳入问责范畴。国务院于2012年7月10日公布了《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条例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个专门规范机关事务管理活动的行政法规。条例规定：应当按照总额控制、从严从紧的原则，采用定员定额方式编制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规范政府采购活动，不得采购奢侈品、购建豪华办公用房；加强机关资产管理，防止资产闲置浪费，提高使用效益；控制会议数量，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保障公务、杜绝浪费、降低成本等。

早至2011年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前，财政部首次公开中央的“三公”总账，接着便是几十个中央预算单位各自公开其“三公”分账，随后又有北京、上海、陕西等多个省级地方政府公开“三公”账目……在此基础之上，国务院法制办通过条例，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公开制度”，显然并不是对此前“三公”话题的一次简单重复，而是一次根本性的质的飞跃和提升―――不仅将“三公”经费公开的范围、层次大幅度拓展，而且将“三公”经费公开由一次临时的行政行为强化为一种普遍、永久性的行政制度，并用法律的形式给予确立。这意味着今后“三公”经费公开将不再限于中央和省级政府，而是适用于全国政府；“三公”经费公开也不再是一种政府可以自由裁量、自主选择的行政行为，而是一份必须履行、非此不可的行政法律责任。

由此，立法规范极大地填补了原有“三公”披露体系的漏洞，法律的强制性使披露行为不再是“可选”的行为，其作用在于，第一，对手握大量公有资源去向的人民公仆起到了震慑效果，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使之不得不去掂量违规违纪所需付出的代价；第二，披露的范围的扩大以及要求的细致化（在后文会详细论述）能加大社会舆论的参与度，为人民监督政府创造了重要平台，有利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民主法治的进步。

这一进度标志着“三公”经费管理和披露体系的进步。首先，披露范围扩大了。意见稿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级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性质、特点和职责，按照总额控制、从严从紧的原则，采取定员定额方式，根据预算定额和开支标准编制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其次，提出的要求更细致、准确。第三，公开披露更广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公开制度，定期公布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经费的预算、决算、绩效考评情况。这意味着，今后公众要求政府披露“三公”经费有了法律依据――但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要看各地方政府的落实情况，这一点也被我们大创小组成员所注意到，其存在的漏洞与不足引发我们探讨更加深入的思考。

在肯定此次历史性进步之余，我们也必须充分意识到，要想真正实现这种权力法治的强化，目前法律体系中包括公开“三公”经费在内的制度建设仍然只是初步和有限的。一方面，上述这些制度规定本身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如“三公”经费应公开到何种程度，是仅仅公布粗略的总体数字，还是细化精确到具体账目？另一方面，要充分实现定期公布“三公”经费等制度的法治价值，也需其他一些更为基础性的制度改革予以配套配合，比如确保财政公共性的预算制度改革、维护税收法定原则的税制改革等。

此外，我们也能从社会的监督发挥的巨大作用中看出现有条例中对于政府内部监督的缺失。立法规范了披露，却无法对政府的实际运行产生规范，“三公经费”依旧存在并且耗用巨大，但也是不可缺失的。重要的是补充更加严厉的政府内部监管以及惩处细则。比如，纪委巡视日常化纳入“三公”规范制度，部门间的监管，上下级的监管，应当明确每一笔花销的数额，而且应当解释每一笔花销的用途，以利公众判断其合理性，出现了问题应有相应的条文明确规定惩处力度。

立法规范“三公经费”披露体系的最终作用，还是在于建设“服务型政府”，保证政府的权力在“阳光下”行使，人民的利益得以保障，压缩或控制庞大的三公经费，我国能有更多地资源投入以解决教育经费不足、民生开支不足、扶贫资金不足、大病救助缺乏、失业救济缺乏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也会有更多的财力合理地投向涉及民生的公共领域，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三公”经费公开，意义非凡的“第一次”.人民日报.2011.8.3.

[2]公开“三公消费” 时间表是个良好的开端.江南时报（南京）.2011.3.10.

[3]三公改革应整体推动.中国论文网.钟声.

[4]国家立法严控“三公经费”.中国青年报.

此论文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超标“三公消费”是当前我国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依法治国的精义是依法治权而非治民，依法治权则必须给权力的行使划定清晰的界线和规矩。笔者认为，超标的“三公消费”是一直为公众所诟病的话题，作为一种腐败现象，超标“三公消费”存在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等诸多社会危害，而从严惩治超标“三公消费”实乃防腐反腐之法宝。由于法治政府的精髓在于依法行政，故而治理超额“三公消费”成了构建法治政府的必要条件。而“三公消费”存在的数据难以统计、监督机制严重缺位等种种问题，致使治理超量“三公消费”成了控制政府财税权的杀手锏。因此，治理超标“三公消费”是权力法治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

超标“三公消费”；权力法治；行败；法治政府；财税控制权

依法治国的关键和精髓是依法治权治权而非治民，依法治权则必须给权力的行使划定明确的界线和规矩。哪些权力可为和必为？哪些权力不可为和禁为？正如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的，“撇开所有的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均有可能十分确定地预见到在某一情况中政府会怎样运用其强制权力”。显然，治理超标“三公消费”是权力法治题中之义。毋庸置疑，要想真正实现并强化这种权力法治，我国目前《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包括定期公布“三公消费”在内的制度建设仍然只是初步和有限的。一方面，该制度规定本身还有待进一步详具和完善，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达成定期公布“三公消费”等制度的法治价值，同时还需其他一些更为基础性的制度改革予以成龙配套。

1 治理超标“三公消费”是预防行败的内在要求

1.1 超标“三公消费”的现状

“三公消费”是指国家职权部门、政府的企事业单位等用公款支付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费用。所谓超标“三公消费”，简言之，就是超过合理限度的行政成本支出或行政经费支出。或者说，超标“三公消费”即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过度消费的“三公经费”。“三公消费”与“三公经费”并非同一概念。“三公消费”是民间对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消费的统称；而“三公经费”则是指通过财政拨款安排给相关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用于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和公务接待等方面的支出。“三公消费”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且一直是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政府部门畸高的“三公消费”也一直为公众所诟病。政府把公共资金过多用在购车、出国、款待，损害了“三公消费”的“规范性”，损害了公共利益。“虽然“三公消费”问题不能等同于的腐败现象，但却是腐败滋生的土壤，严重地破坏着社会公平与正义，动摇着党的执政根基，对此绝不可以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由此公开并依法治理“三公消费”也成为多年来社会各界的呼声。“三公消费”不控制，直接导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多年持续畸形扩张。《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1978年至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增长143倍，年均增长19.4%，远高于同期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也超过年均13%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速。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2011年8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虽然这一说法和数据也遭到质疑，但以法律的途径规制“三公消费”已然成为一项社会共识。

1.2 超标“三公消费”是腐败的一个现象

目前，中国正处于“双重社会转型”时期，相应的中国也正处于腐败高发多发期。这与当代中国存在许多腐败的机会和漏洞有关。这些腐败的机会和漏洞就包括掌握超标“三公消费”特权的存在。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腐败方式多种多样和遏制腐败效果有限，这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1.2.1 从公款吃喝来讲，目前一些地方的公务接待随意性大，吃喝者不计成本，有人信奉“来客必宴请”，“无酒不成宴”；还有人认为吃喝事小，只要不拿，用公款吃点喝点玩点算不了什么。甚至有人认为如果公款吃喝是为了招商引资且把经济搞上去了，群众不会说什么。于是乎，干部们尝尽山珍海味，吃遍天南海北。富裕地区大吃特吃，贫困地区也不甘落后。吃喝常常“打白条，公共财产被侵占，失去党心和民心，党和政府形象损，人民群众信任丢，饭店吃垮才罢休。

1.2.2 就公车消费而言，简单说，公车就是用于办公事的车。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公车的配置及使用与当初的目的竟然相差甚远。一方面，公车费用水涨船高，加大了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公车私用腐败现象严重。有人形象地将当前公车消费总结为三个“三分之一”，即领导干部公务用车、领导干部及家属因私用车和司机因私用车各占三分之一。虽然这一比例的精确性值得商榷，但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1.2.3 从公费出国来看，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普遍存在以学习、参观、考察甚至是培训为由到国外公费旅游的现象。可以说，公费出国旅游就是一种腐败，一方面，变相公费出国旅游导致了财政支出的黑洞，挥霍了有限的公共资金，另一方面，导致政府部门内部互相攀比，人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同时在国际上也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的官员还慷国家之慨，经常邀请外国领导人回访，且费用由我方支付。

1.3 超标“三公消费”的危害

超标“三公消费”是近年来一种新的腐败形式，它既是一种特权现象，又是一种特权腐败。当一个人获得了这种权利，不仅大量浪费纳税人的钱，引起群众的强烈反感，严重损害党的威信。多年来，超标“三公消费”使中国成为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而且对各级官员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有很强的腐蚀性和破坏性，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政府形象和干部形象。归纳起来，超标“三公消费”的腐败行为将会导致“五大危害”。

一是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地方，政府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政府工作就是代表人民，并对人民负责。“三公”腐败行为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侵犯，是对党和政府威信的破坏，势必会造成领导权威不断下降、各级政令难以畅通、地方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等严重的后果。

二是加剧各种社会矛盾。目前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快速蔓延，其根本原因在于官员的现象十分严重，公众往往把对官员腐败的不满归咎为政府责任，把对社会的不满、对政府的怨气发泄到官员身上，部分老百姓心目中存在仇官仇富仇警心理，可以说目前的官民矛盾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在一些地方，官民矛盾一触即发，升级为暴力冲突的也接连发生。目前老百姓对“三公”腐败行为的痛恨之切甚至超出其它刑事犯罪行为。

三是阻滞收入分配改革。不难发现，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和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衡已成为我国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改革现行收入分配制度已时不我待。引导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向民生领域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居民收入水平成倍增长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取向。之所以收入分配改革在实施过程中给人雷声大雨点小、收入增长难以跑赢CPI的感觉，之所以推行改革阻力重重，是因为历史原因有之、路径依赖有之，包含“三公消费”的消费者在内的既得利益者的滞碍有之，是这些因素影响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背离了我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

四是危害社会发展进步。贪官贪污最终损害的是广大人民和纳税人的利益。据2012年6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至少有一至两万人，仅外逃贪官携带出的贪污款就超过万亿元。如果把官员的“三公消费”加起来，恐怕几十个三峡工程也无法相比。再加上官员决策错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献礼工程”、“扰民工程”、“伤财工程”等等工程，严重制约了地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将消失殆尽。

五是导致道德严重滑坡。如今的中国，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十分盛行，信任危机诚信缺失弥漫社会，道德滑坡严重，违法犯罪猖獗。上述现象显然与官员腐败是分不开的。手握大权、掌控大笔“三公消费”资金的各级官员理应是全社会的道德楷模，是伦理和道德的维护者，然而特权腐败、超标“三公消费”等现实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近些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公消费”治理工作，为严控“三公消费”规模，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和举措。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三公消费”的规模、公开和责任追究等法规内容，切实凸显了我们通过“法”来管住“三公消费”、有效监督行政权力和预防行败的决心。

1.4 治理超标“三公消费”可“防腐”

治理超标“三公消费”是一个民生问题，更是一个民主细节问题，因此，治理“三公消费”实乃反腐利器。

一是治理超标“三公消费”可以有效制约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要制约现代政府的权力，重要的一点就是约束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政府不能随意增加税收，也不能随意增加公共财产支出。坚决治理超标“三公消费”，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机制，强化预算公开的制度建设，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强化预算的刚性约束，对于控制财政管理制度中的薄弱环节和问题意义重大，对于促进用制度管人管事管财十分有利，对于扩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的监督渠道作用显著，还能确实提升预算执行和财务管理水平，从本源上杜绝超标“三公消费”行为，从而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可见，治理超标“三公消费”对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行政权力行为具有抽薪止沸的作用。

二是治理超标“三公消费”可以“防腐”。关于反腐败，最近中央多次提出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指出：“近年，我国官员腐败和大案要案有增加的趋势，软腐败很严重，包括三公消费。”其实，治理超标“三公消费”是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要使监督权与执行权相互制约。权力的结构基本上应该是权力越大治理越严，权力越小治理越松，如果在这方面形成制衡，能够治理好“三公消费”，遏制腐败将会取得显著成效。权力腐败的法律属性与民本民生相反，与和谐社会相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全相违，因为剥削和违背人民意志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是权力腐败的本质。治理超标“三公消费”，预防和惩治权力腐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反腐败工作任重道远，治理超标“三公消费”刻不容缓。

2 治理超标“三公消费”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逻辑必然

法治即良法之治，法治政府即拥有良法并且良法真正得到有效实施的政府。法治政府是法治下的民主国家，由法律控制、约束其所有行为，最重要的是约束政府权威以保护个人自由。法治政府的本质是限制政府权力，维护群众权利。法治政府的核心和精髓在于依法行政或行政法治，根本途径是加紧法治建设，注重制度作用，降低人治色彩。因此，法治政府是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诚信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廉价政府的统一体。

2.1 法治政府是有限政府，而非超标“三公消费”政府

简言之，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法源、职权、职能、时效等受到一定限制的政府。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法治的核心是要用公众意志提防个人独断，以法律的权威排除和阻隔权力的滥用。“有限政府”是“无限政府”的对立物，它是在确保加强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条件下，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政府应及时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利益诉求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又要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制约，防止乱用职权。换言之，政府的权力、规模、职能、限度、时效等都是有据且有限的，并应依法受到阻遏和监督，不能超出其法定的边界，当然也并非无限度地减弱政府权力。量度“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的标准关键在于，政府的职能、规模能否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要；政府能否可以恰到好处地发挥其应有的效能；政府的权力、职能和规模超越其法定限度时，是否得到迅速有效地矫正；各级领导，特别是最高领导违法时能否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超标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显然突破了政府权力的有限性，违反了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制于体现公共意志的宪法和法律，背离了政府不但要通过执行和实施法律使公民能够享有权利，同时还要确保一切权力都在法律规定的界限内运行而不被滥用的要求。此外，超标“三公消费”与有限政府的职能必须法定的要求不相符，与有限政府的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也不相符，与未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更是不相符。

2.2 法治政府是服务政府，而非超标“三公消费”政府

服务行政、服务型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属性，也是法治政府的最终归宿，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传统的政府模式将政府定位于公民的主人或社会的主宰，政府具有许可、处罚、强制等诸多管制性权力，是不折不扣的管理者。而服务政府（又称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服务政府要求在公民利益上着重强调以人为本，政府的一切行为都要围绕保护公民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来进行，而不是政府只顾其自身利益的实现。也就是说，公民利益应成为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应由传统管制型政府的官本位、管理本位和权力本位理念向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和权利本位转变；二是政府向公民提供服务应以公民意志为原则，而不是政府意志。也就是说，在政府为公民服务过程中，需不需要政府服务、需要什么服务、需要多少服务应由广大公民来决定，而不是政府主观意志上想提供什么服务公民就被动接受什么服务。而超标“三公消费”政府仍然扮演着行使诸多管制性权力的管理者角色，依然抱着管制型政府的官本位、管理本位和权力本位理念不放，政府的行为主要是围绕保护政府的利益，实现政府利益来进行，在管理手段上仍旧采用许可、处罚、强制等管理方式，法律依旧是政府手中舞动的权柄，政府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没有摆正，政府为自己公款吃喝服务、公车消费服务和公费出国服务取代了政府为公众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职责。

2.3 法治政府是诚信政府，而非超标“三公消费”政府

“人无信不立”。所谓诚信，即诚实守信。法治政府是诚信政府，而非失信政府。诚实守信原则被称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现在逐渐渗入公法领域。诚信原则拥有衡平法和自然法的功效，在整体上对公法秩序实行价值调控机制，它统领实在法体系并确保公法在统一自然法理念下进步。塑造诚信政府，就暗含着政府在管理国家事务、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坚持诚实信用原则，并用来作为规范和约束自己行为的准则和依据。政府诚信是社会及公众对政府品格的主观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是构成政府形象的核心要素之一。

诚信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诚信的原意指的是一种约束人们自觉规范行为的社会道德，而法治则指的是修筑社会诚信体系的制度基础和根本保障。诚信惟有通过法治的保障才能坚持到底，法治是社会诚信逐渐成熟的象征。从此意义上说，推进法治建设就是建设国家诚信。法治向前一步，国家诚信就增多一分，全社会的道德水准也会上升一个台阶。立法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规则的活动，它是国家向人民作出的庄重承诺；行政执法是执行规则、实现国家行政职能的重要活动，也是维护国家诚信之举；司法是规则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它是查处违反规则行为和救济受损权利的行为，也是保障国家诚信的最后一道防线。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而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政府必须是诚实守信政府。

而超标“三公消费”政府恰恰是政府言出不行、无诚无信的体现，在政府超过规定标准把公共资金用于购车、出国、款待的情况下，民众将不信任政府，不愿意参与行政建设，不愿意与政府沟通、交流与合作，自然民众也就不会拥戴政府。这样一来，政府必然会失去其执政基础、甚至失去实质的合法性与政府权威性，必然也不能再称为法治政府，甚至政府根本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

2.4 法治政府是透明政府，而非超标“三公消费”政府

透明的基本内涵是公开。将政府的所作所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并使之成为透明政府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它一方面能为管理相对人提供足够的行为预期，另一方面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透明政府暗含着行政权的运行过程要公开，政府做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要公开，行政权的运行结果必须要公开，从而让公众得知。除涉及个人隐私、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的信息以外，其他政府信息要一律公开，使公众得知并参与其中。然而，中国的封建法律基本上都是秘而不宣的。法律只为少数官僚阶层所掌握，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不知法为何物。而政府机关的管理信息更是讳莫如深，暗箱操作已成政府通病。直至上世纪90年代始，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才得以在公开发行的报刊等媒体上面世，老百姓才有机会得以与闻。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政府文件在内部运转。这不但大大加深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也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温床。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获通过，当务之急是抓紧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以擎起法治政府建设大旗。信息公开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在于：一是公开政府行政管理、市场、服务、宏观决策等信息，有利于充分体现其对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二是保障公民知情权，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三是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有利于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四是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有利于增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超量的公车配置与使用、公费出国、公款接待等消费一般都是暗箱操作，既不公开又不透明，是与法治完全相悖的肆意的人治之举。这些未公开的超标“三公消费”难以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也难以防止该行败和权力的滥用，更难以确认和保护广大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救济权。

2.5 法治政府是责任政府，而非超标“三公消费”政府

严格的法律责任是法律威严的来源和护身符。责任政府即是权责一致、对行为自负其责的政府。政府作为接受人民的委托的被委托人，依照法律规定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自然应当对委托人即人民负责。根据行政管理学者斯塔林（Grover.Starling）的观点，政府责任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回应。即政府对民众对政策改革的接受和对民众的要求作出反应，并采用积极举措处理问题。（2）弹性。在政策产生和执行过程中，政府不能忽视不同群体、不同地域对政策方针实现的情况差异。（3）能力。行政责任同样要求政策的拟定和执行得到合适的、认同的目标标准的引导，政府的行为应当是慎重的，而非轻率的，应该关心结果，而非。同时政府应当做出既有效率又有效能的行为。（4）正当程序。政府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而非被武断的意志所支配，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5）责任。一个组织应当对与其相关的外部的某些人和事负责，如果做错了事，有关人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6）诚实。政府人必须及时如实地告知社会公众相关公共信息，不能欺诈，并勤恳地工作，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权利与责任是和权利与义务一样，二者是对立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府的公权力应当严格依法行使，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必须自觉接受人民、社会、新闻媒体、权力机关和政协等组织的监督，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而过量的“三公消费”行为的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职责显然是不统一的，其相应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也分明是不健全的，因此，当发生超过规定标准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的消费行为时，是无法做到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

2.6 法治政府是廉价政府，而非超标“三公消费”政府

建立廉价政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就倡导的理念。人类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小政府向全能政府的转变，官僚体制的建立，福利社会的形成，给政府管理带来沉重的负担和严峻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低成本、低浪费、高效率和高效益、同时又清正廉洁的政府，成为了各国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于是，廉价政府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体现了民众继“政治民主”之后对“物质民主”的渴望，以及对于政府和人民之间新型物质关系的更高需求。从理论层面看，廉价政府要求政府实现公平和效益的均衡，使政府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公正，同时还要尽可能的减少投入和支出，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和行政浪费，最大限度地防止和消除行败，实现财政投入和社会产出之间的最佳比值，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制度层面看，廉价政府要求强化立法机构在国家财政体制中的作用，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财政税收体制，更加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同时，规范和减少行政收费，打击和惩治行败，使人民能花更少的钱，却得到政府更多更好的服务。而超量的“三公消费”行为与廉价政府提出的政府“与之于民”与“取之于民”的比值应为正值、政府应当用最低的行政成本实现最优的行政管理的要求刚好相反，且难以实现规范政府行政收费、预防和惩治行败、降低政府成本、确保清正廉洁的目标。

3 治理超标“三公消费”是改革政府财税控制权的现实必要

3.1 “三公消费”数字的精确性难以确认

全国“三公消费”突破9000亿并非新闻。虽然曾有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出来辟谣，但在缺乏权威数据统计和说明之前，民众往往更倾向于相信这一数字。应该指出，由于各种原因，“三公消费”统计起来十分困难。“三公消费”与“三公经费”并非同一概念，要下决心彻底削减“三公消费”，除了加速政府机构改革步伐、裁减政府手中权力之外，完善现有的预算制度和民主监督机制乃重中之重。据专家统计，近几年我国“三公消费”总数冲破了9000亿元大关，约占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左右。

“三公消费”所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它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一部分。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7210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100601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85.8%，如果按全国“三公消费”9000亿元计算，用于政府消费的税收将达到8.9%。财政部提交的2013年全国预算草案报告透露，2012年全国政府实际收入达18.48万亿元，与财政收入的差距为6万多亿元。表明有6万亿左右的资金掌握在各级公共机构手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体制外循环资金。

“三公消费”难以界定是此数据无法精确计算的另一缘由。例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在餐馆吃饭、娱乐、出国旅游，“买单”的却是有关企业或个人，这些费用很难计入“三公消费”中。另外，目前许多单位都私设了小金库，这类资金主要是通过违规收费、罚款、摊派等方式获取，也很难计入“三公消费”中。

中央政府曾多次发文阻遏“三公消费”，最引人关注的要数党的十召开之后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此举对治理超标“三公消费”行为无疑将大有裨益。

3.2 改革政府财税控制权监督权是治理“三公”重点

“三公消费”本来是正常的行政成本支出，这种消费本身具有管理技术上的必要性，本意是保证政府机关践行服务人民群众宗旨和职责的必要开支，是为了提高政府部门公共管理的效率而发生的必要花费。与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私用绝非一码事，而超标“三公消费”是超过合理限度的行政成本支出，遏制“三公消费”，事实上就是严控乱花钱的权力，把超标“三公消费”的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把乱花钱的权力关进人民群众监督的笼子里，完善预算法律制度，让民众由“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到”变成“民众看得懂，行家看得到，乃至使用否决预算的权利”，逐步按照“看不懂——看的懂——合理预算——监督预算”的程式发展，才是衡量笼子建得好坏的重要标志。但由于过去“三公消费”基本监督机制缺乏，导致当前大部分地方政府的“三公消费”治理成效并不明显，浪费与超标违法行为日益严重。因此，治理超标“三公消费”的关键在于抓好监督。

监督严重缺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政府预算没有细化。目前政府预算一般只列出“类”和“款”，几乎没有体现“项”和“目”，即该公开的项目未完全公开，存在“跑冒滴漏”或“避重就轻”现象。所以难以判别哪些“三公消费”是否超标，难以遏止一些单位用“公共财政”之名行超标“三公消费”之实。二是逃避监督花样繁多。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和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以来，过量“三公消费”之风有所收敛。但灰色利益链仍然存在，规避监督的手段也日益翻新。包括一些单位开始经营奢华“食堂”，用膳讲究水准不逊于星级酒店；少数单位先搞“集资会餐”，再以奖金、补助等形式发回给员工；有的单位给发票等手续不很规范的职工公款报销开绿灯，形成“心领神会”的灰色利益链；一些地方政府购买的办公用品近80%超出市场价格1.5倍，有的竟然惊人的超过市场价的37倍。如果减少政府手里的审批权，政府掌握的行政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相关职能部门无法进行罚款创收，企业和个人也无事求你办理，尽管有事要办也是依据程序进行，这样一来，就不必再理会“潜规则”，“三公消费”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3.3 治理超量“三公”人大应有大作为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应置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三公消费”自然也不例外。审批财政预算，监督预算执行，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法定职权。因此，人大应在治理超量“三公消费”方面有以下作为：第一，人大自身要理所当然地行使预算监督的权力。各级人大应督促政府财政部门进一步细化和规范预算编制，对看不懂弄不清的预算报告坚决否决；对于严重超值的“三公消费”的财政预算开支，要严格审查并坚决否决，并促使政府及其预算编制部门及时做出相应正当的调整，不然，预算草案不能通过。第二，要设立和改进“三公”公开的运行机制。阻遏“三公消费”支出的治本之策仍是要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备的财政预算制度，从源头上真正管住政府乱花钱的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好的反腐剂。各级人大要督促政府部门公开“三公消费”的预算细目，从而便于人大对“三公消费”进行审查，同时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政府各个部门的“三公消费”应当向社会公开透明，公开的数据必须明晰，条目必须细化到“项”和“目”，从而便于公众和舆论进行监督。要着力构建公众参与评议的长效机制，以人民群众满意度为准绳，满意不满意让群众“说了算”，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因此，公开“三公消费”要制定和完善一整套完善的规章制度，确保公开的内容、形式、时限、范围、标准、程序、责任、监督等环节均步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第三，人大要加大“三公消费”预算执行的监管力度。维护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既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日常工作，又是监督预算执行情况的重要内容。在监督“三公消费”预算执行中，要随时了解和控制“三公消费”的动态情况，如果发现有问题，应当及时予以纠正。与此同时，要履行好相关部门和“三公消费”经管者的财政责任。全国每年财政安排的“三公经费”花了多少钱？花在哪些方面？花钱人是谁？花得是否合理合法？对于滥用权力滥花钱的单位负责人和当事人，人大应理直气壮地“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决惩处，绝不手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责令审计部门对相关单位的“三公经费”情况开展审计，如果审计中发现问题，可以责成监察部门立即调查处理。同时，人大可以进行询问和质询，还可以开启特别问题调查程序，并针对“三公消费”中出现的某一重大事件组建专门委员会，对该事件本身及该事件中涉及的具体政府部门的具体官员展开特别调查。此外，人大还可以将上述权力与人大对官员的任免权结合起来，强化问责机制，对于不按规定公开“三公”、欺上瞒下弄虚作假、避重就轻流于形式的，要严格追究当事人和单位领导的责任。

4 结语

“三公消费”是近年来活跃在媒体上的一个热门关键词，也是目前我国政府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其问世之日起，就饱受社会质疑和诟病。而超过合理限度的“三公消费”更是令人无法容忍。因此，治理超标“三公消费”，无疑是顺应民众期待、重塑政府公信力的必然选项。依法治国的神髓是依法治权而非依法治民，依法治权则必须明确划分权力行使的边界和规矩。笔者认为，超标“三公消费”是腐败的一种现象，存在有损党和政府形象、加深各种社会矛盾、阻遏收入分配改革、妨碍社会发展进步、导致道德严重滑坡等严重社会危害性，强调治理超标“三公消费”实际上是防腐反腐之利器。笔者同时认为，法治政府的核心在于依法行政或行政法治，基本路径是加强法治建设，注重制度作用，弱化人治色彩。因此，法治政府必须是有限的、服务的、诚信的、透明的、负责的、廉价的政府。此外，由于“三公消费”难以界定等多种原因，使得该项消费的真实数额统计起来困难重重。加上政府预算科目尚未细化、规避“三公”监督手段翻新、人大监督“三公”效果不佳、其他“三公”监督严重缺位，迫使治理超量“三公消费”变成控制政府财税权的有力武器。总之，超标“三公消费”与党和政府的形象密切相关，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必须刹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抑制挥霍财政资金的腐败行为，使公共财政资金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告之于民，从而实现权力法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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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雷雅涵.三公消费的监督与预防腐败.东方企业文化，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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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治理好三公消费腐败就治理了一半.法制晚报，201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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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柯夫.遏制三公消费，应改革政府的财税控制权.潇湘晨报，2013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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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金若水.监督“三公”消费人大应有所作为.江淮法治，2012，（3）.

【作者简介】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每十年经济规模将翻一番

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约3亿中国公民摆脱了贫困,跻身于中产阶级。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引擎和全球储蓄的最大来源。中国对能源、矿产品和粮食的需求促进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快速增长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需要应对大规模城市化、收入差距扩大和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等问题。即便考虑到这些挑战,预计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还将达到7%左右,每十年经济规模将翻一番。 近几十年来,尽管其他一些亚洲公司受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全球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但中国没有经历衰退。（《澳大利亚人报》）

“中国制造”登上价值链高端

中国的制造部门正迅速登上价值链的高端。过去生产劣质服装和塑料玩具的中国工厂现在能够制造精密的电子元件或者每台价值数十万美元的机器。中国转向生产较高端产品是必然结果。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尽管比北美便宜得多，但是目前也在迅猛攀升。生产增值产品可以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维持这个国家庞大制造业部门的竞争优势。生产更精密的产品也令工人和公司增加收入，从而有助于中国实现其长期目标――令经济主要受国内消费而非出口的驱动。这个亚洲经济强国在制造业价值链的上升不仅仅预示着中国经济发生了变革，而且还对西方已经备受打击的制造业部门构成威胁。（加拿大《环球邮报》）

热钱涌入加剧中国经济过热

中国的通胀率一直在攀升,最近达到了6.4%。过多的钱涌入国内。尽管欧洲、日本、美国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看来似乎完全相反――但西方国家的危机正在加剧中国的危机。中国的银行还被额外注入了资金。为抵消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国领导人推出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并大量放贷,由此保持了经济增长。但他们的整个经济面临过热。中国央行正着手遏制通胀。它自去年10月以来已9次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并5次提高了利率。迄今为止,这都没有取得成效。只要欧洲和美国仍然深陷危机,就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投机热钱涌入有利可图的中国,令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并推高物价。（德国《日报》）

政 治

改革社会和专心经济增长使中国提升至近乎世界之巅

虽然外界对发动的褒贬不一，但它为中国社会摆脱封建观念和拥抱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之后，邓小平将国家带入另一个方向，观念的转变让中国向外国投资打开大门，通过民间创业推动本土工业化。2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大经济体，不久的将来会跻身第一。此外，中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十分谨慎。简言之，中国第一步是改革社会，然后专心经济增长。这些政策把中国提升至近乎世界之巅的位置。（巴基斯坦《每日时报》）

中国难成“美式超级大国”

虽然中国将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这一条件并不能确保它成为像美国那样唯一的超级大国。因为尽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日益成为主角,但当今的国际格局越来越趋向于多极化,一些新兴国家都成了重要角色,许多这样的国家组成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集团,中国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下发挥它的影响力。 另一个可能削弱中国实力的因素是政治和军事。中国被迫要在发展“全球公民社会”的时刻发挥它的影响力。“全球公民社会”正在日益获得更大的力量,也让成为传统意义上的霸权国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

拨开“三公消费”的迷雾

从中央部门已公布的“三公经费”看，大多数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简单数据。同时，国务院要求中央部门公布的“三公经费”只限于财政拨款的部分，而在很多实权部门，财政拨款之外的行政收费、尤其是各单位不纳入财政预算的“小金库”往往是“三公消费”的重要来源。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纷纷向社会亮出“三公消费”账单的正面意义还是不容低估。从大的方面说，这是权力部门接受社会监督的一个新起点，是遏制权力腐败和社会不正之风的有益尝试。从小的方面看，“三公经费”公开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这将有利于限制不合理的“三公消费”，降低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规范政府部门正确有效地行使权力。(新加坡《联合早报》)

社 会

打击酒驾

在中国，通常是在饭桌上一边喝酒一边谈生意，而在国宴和家庭聚会上，高粱等粮食酿制的白酒也不可或缺。过去5年中,中国道路上的汽车增加了两倍。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发起对酒驾的打击行动,对违规者施以重罚。去年,公安交警部门共处罚酒后驾驶63.1万起。公安部称,2010年中国的交通事故数量增加了36%,达到390万起,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死亡事件是饮了酒的机动车驾驶员造成的。 （美国《彭博商业周刊》）

快速城市化可能是错觉

从统计数据看，中国过去20年经历了快速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6.4%提升至去年的49.7%。其间超过2.7亿农村居民搬入城市，平均每年约1300万人进城。但他们中1.5亿人的进城运动其实很可能是一种可逆的城市化现象。阻碍他们成为永久城市居民的主要原因是户口制度。尽管中国在讨论改革户口制度，但过度拥挤的大城市对户口的控制已更为严厉。农民工一旦失去城里的工作，他们就很可能返乡种田。与此同时，在中央近年来推行的政策作用下，眼下的农村生活与往昔已不可同日而语。有千年历史的农业税被废除，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得到改善，政府还斥巨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随着农村人选择留在农村而非到工厂林立的城市干肮脏而危险的工作，某些重要制造业中心地区已出现用工荒现象。（加拿大《环球邮报》）

文 化

中国字典也与时俱进

中国人道别时常说“拜拜”。北京的语言权威机构将“拜拜”确定为正规书写方式，收录进第11版《新华字典》，并为“拜”字专门设了一个声调：二声。在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这只是中国语言学家与时俱进接受新的表达方式和新词汇的例证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个学生都非常熟悉这种袖珍出版物。其发行总量已超过4亿册，是世界上最畅销的4种书籍之一。从1953年的第一版起，它就一直见证着中国社会和政府中的各种变革。在新版字典中，所有与阶级斗争有关、不能反映当今中国的词汇均被删除或修改。（美国《时代周刊》）

环 保

中国仍面临电子垃圾毒害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电子工业废弃产品的接纳者。现在尽管已经采取了新的管理措施来限制这些产品流入境内,但仍面临着如何处理成百上千万吨废弃电子产品的艰巨任务。2010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公布报告指出,在电子产品销量见长的中国,每年大约会产生230万吨电子垃圾。中国的电子垃圾产量仅次于美国。《中国环境报》披露,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在中国仍缺少垃圾回收处理设施,经常采取一些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方式来处理垃圾。（西班牙《先锋报》）

科 技

中国正在成为创新熔炉

中国正从世界工厂演化为创新熔炉，研发方面无论质或量均迅速逼近世界级水平。中国的巨大进步源于政府推动的本土创新，目的是要结束依赖外国技术的局面并帮助中国经济转向资金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群。从2000年起，中国的研发投入就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今年有望排名世界第二。此外，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研发大军――占全球研发人才的20% ――也令中国受益匪浅。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中国在创新领域的表现都令人赞叹。2007至2009 年，中国在国际科技期刊上发表的平均论文数位居世界第二，在顶尖期刊上的论文量从20年前的第19位上升至第4位。（韩国《中央日报》）

军 事

中国全力开发无人机影响深远

中国正在全力开发无人侦察机、无人直升机以及无人车辆等技术。拥有13亿人的人口大国连续开发不需要使用人力的“无人技术”,在无人战斗机、侦察机等方面正全力追赶已经实现实战配置的美国。（韩国《中央日报》）

中国战斗机飞行员训练升级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腐败危害 反腐举措 阳光财务 反腐之本

一、引言

辽宁丹东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涉嫌贪腐2亿多元，辗转逃往美国。此案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是我党对干部，尤其是对中高级干部的管理还存在重大疏漏。二是我国官员贪腐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三是官员公务活动的经费不公开、不透明，公众无法监督。同志在十报告中关于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时特别强调指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着重指出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可见实施阳光财务是多么必要、多么重要。

二、反腐倡廉的一般研究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针对刚刚出现的贪腐现象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思想问题”，“二是制度问题”，并强调制度问题更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30年过去了，我国贪腐问题解决的如何？笔者把十以前的反贪腐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现状

我国官员贪腐状况主要有五点：

1.案发数量多。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原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上披露，自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万多件，结案63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万多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万多人。样本数据明白无误地说明贪腐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也能说明我们党和政府治理贪腐的决心和力度。

2.官阶级别高。《深圳晚报》10月17日登载涂谦文章说，自03年到发稿止共查处省部级以上贪官72名，其中政治局委员1名（），正部级17名，副部级51名，中将2名，少将1名。这些案件历历在目、引人深思。

3.涉嫌金额大。现在的贪官涉案金额动辄几千万上亿元。比如原铁道部部长8亿元，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光20亿元，光明集团前董事长冯永明近8亿元，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1.98亿，广东省原政协主席2959万元等等。涉案金额之巨，说明贪腐程度之深和影响之恶劣。

4.窝案、串案惊人。贪腐本见不得阳光，是个人的暗中行为。窝案层出说明这种案发更无视组织明目张胆，危害更大，影响更坏。比如铁道部窝案，涉及到原部长，原运输局长光，原副局长苏顺虎，呼和浩特局原局长林奋强、副局长马俊飞、刘彪，南昌局原局长邵力平，昆明局原局长闻清良、哈大客专公司原总经理杜厚智。而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及官员多达169人。

5.日渐成风。目前的贪腐从京官到村官，从党委机关到公检法单位，从工程建设到房地产开发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哪怕是被称作“净土”的大中学校、科研机构，被誉为“清水衙门”的组织部门，被美称“白衣天使”的医疗卫生单位也不幸免。

（二）危害

贪腐危害之大，有目共睹：

1.损失严重。报刊常有登载，桥梁坍塌、高楼烂尾、重复建设、豆腐渣工程等等。基建工程问题丛出的背后，多有贪官介入从中谋利，造成质量问题频发。

2.决策失误。我国高铁发展很快，前段时间又事故频发，不得不降速运行（由时速350公里降至300公里）。分析个中原因与盲目追求世界第一、现场实验不充分、大量拖欠工程资金、只求工期不顾质量等等很有关系。实际上高铁每发事故往往都与高铁窝案有直接关系，多是这群贪官在不顾客观规律，“追赶工期”、“追赶第一”等不当决策下狠捞一把造成的。

3.动摇执政地位。一个公职人员，月薪四五千元，扣除生活费用，养老养小，为购车买房勤俭度日多年才能贷款购得，房奴、车奴到处都是。而贪官有权在手，、权钱交易，把管辖市区作为取之不竭的私人仓库，转眼变成豪宅多套、存款万千，其配偶、子女、亲友也鸡犬升天，严重地败坏着党的形象，恶化了党群关系。如果积怨不断扩大，会造成民怨四起，影响我党执政地位。同志在十报告中指出贪腐廉政“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分析了一些国家社会动荡、政治时指出“其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我们要警惕啊！”

（三）治理

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行为，党和国家一直都在采取多种防治举措认真治理。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贪腐行为，党和政府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首要工作，制定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一系列整治措施，进行了包括“八荣八耻”、“创先争优”、核心价值观在内的等等一系列思想教育工作，不断加强对党员和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日常教育活动，培养了一代思想纯正、感动社会的“美丽农民工”、“美丽环保工”、“美丽乡村教师”、“美丽司机”等等一大批雷锋式感动社会、感动公众的先进人物。思想教育是对人性人本的根本教育，也是对贪腐行为的自觉抵制。

2.强化法规。诚然我国尚未出台《反腐败法》，使反贪腐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在反腐立法之前已颁发了大量规定、条例，对治理贪腐发挥了极大的法规作用。比如1988年颁布实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2007年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修改，2009年高法、高检对“”的确定，2011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有关海外贿赂条款。与此同时，党内出台一系列反腐规制，比如2004年中央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2009年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2006年中央办公厅和中组部的有关规范人事组织关系、防止官位寻租的三份文件，2006年中纪委印发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定》，2007年颁布的《中共中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2009年颁发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的若干规定》等等。这些准法律和规定使反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有法可依，有规可行，有制可依，从而有力地遏制了腐败行为。

3.改革制度。近年来，随着贪腐的蔓延，中央政府主要从①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包括完善土地使用权、矿业权出让制度，整治建设用地出让中的“招拍挂”和领导干部插手干预等制度），③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④推进行政经费使用管理改革，⑤加强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⑥狠抓反腐倡廉基础性工作（包括领导廉洁自律、报告个人事项、整治行政机关懒散问题和乱作为等不良风气）。由于不断改进和强化制度，对贪腐行为发挥了强大的遏制作用。

4.广泛监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在推行广泛监督方面得到了社会公众普遍认可。其中主要包括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方式，努力推进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制度等等。通过广泛监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官员贪腐行为。

5.法纪严惩。我们党和政府对贪腐的态度是零容忍，一旦查实便严惩不贷。经梳理发现，自2002年至今党和政府的中高级官员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11人，判处死缓27人。其中原政治局委员、、被坚决查处。对高官的极刑，极大地威慑了贪官，发挥了以儆效尤的作用。

三、防治贪腐的创新性研究

以上论述了十以前我国反腐廉政的系列举措，那么十有何创新观点和举措呢？

（一）十反腐新提法

1.关于腐败危害。同志指出反腐倡廉“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11.18）同志指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11.20）同志强调反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3.27）

2.关于反腐目标。同志指出反腐倡廉要“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11.18）同志强调“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11.20）

3.关于反腐思路。同志指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11.18）同志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11.20）同志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3.27）

4.关于反腐的举措。同志指出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11.18）同志指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11.20）

（二）十前后反腐比较

如果将十前后反腐倡廉的观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十关于反腐系列提法中，把腐败危害提高到“”的高度，把反腐目标明确为“三清”标准，把反腐思路定格为健全“法律制度”和“更加科学有效”两个侧面，把反腐举措集中到“公开”、“阳光”两个关节点。

（三）反腐倡廉新探索

我国官员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根治的途径何在？根据十以前反腐实践，特别是十精神，根据国外境外反腐倡廉成功经验，笔者认为彻底根治腐败的主要途径是阳光财务。

1.完善反腐法律。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法律主要包括修改一法和新立三法。即修改《预算法》，把“三公”公开写进《预算法》，颁布《反腐倡廉建设法》、《官员财产公示法》和《“三公”经费公开法》，同时颁发系列制度和规定以保证预算法、反腐法、财产公示法和“三公”公开法的贯彻落实。

2.严格“三公”消费。“三公”消费过度膨胀，民怨难平。应以新加坡和香港特区为参照样本，制定严格的有关“三公”的预算、标准、执行、公示、审计和惩处措施，确实做到官员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3.推行阳光财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除国防、外交、安全等需要保密领域外，其他机关和官员的公务经费应公开的一律按人头、分事项、及时公开，并由第三方审计公布，供社会公众广泛监督。

四、研究建议

当今的世界有一种很难理解的现象：被批的臭不可闻、腐败透顶的资产阶级政府现在则往往比较廉政，而被喻为为人民服务的我国官员却贪腐成风，日益蔓延；被批为浪费惊人、挥霍无度的资产阶级政客现在的公务活动很少招待、标准很低，而被赞为两袖清风、廉政为民的我国官员却山吃海喝、毫无顾忌；被批作一人为官鸡犬升天的资产阶级官员现在很少有公车，不敢公车私用，而被誉为一心为民、全心全意的我国官员却公车泛滥、公款滥花。这是为什么？同志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意味深长地指出：“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11.20）真是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针对严重的贪腐现象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我们相信在这场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前我们也一定能打一场漂亮的大胜仗。至此笔者提出四点建议：①官员财产必须公示（不应“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②“三公”消费必须公开（不应只按单位、按类别应付）。③取消正厅级以下官员公车待遇（只给较少乘车补贴）。④支持网络反腐，把其纳入法制轨道。

能否做到如上几点，是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一场考验。能做到吗？笔者的回答是四个反问：一是为什么西方官员能做到财产公示，我们做不到？二是为什么西方官员的“三公”消费能公开，我们却不能？三是为什么西方官员极少有公车，我们行不通？四是为什么西方官员很少公款招待，我们却不行？

实际上反贪腐法、财产公示法、“三公”公开法所以迟迟不能立法，所以不能认真执行，很可能与一些立法者、执法者、监督者自身也有类似问题有关，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群体，构成一个阶层、一种势力，使得反腐败问题积重难返。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之初，面对“极左”思潮泛滥、面对阶级斗争成灾，邓小平同志不就是通过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举扭转乾坤了吗？因此，腐败问题能否得以根治，主要看我们党和政府有没有决心，有没有邓小平同志当年拨乱反正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识，能不能通过开展一场波澜壮阔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借以彻底涤荡的污泥浊水，还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11.18.

[2]，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精神，2012.11.20.

[3]柴美群，以信息对称治理高管贪腐的初步研究，价值工程，2011（6）.

[4]杨文会、徐笑喆，阳光财务是治理高管贪腐的一剂猛药，管理学家，2012（4）.

[5]杨文会，以信息对称治理高管贪腐的可行性研究，中国商界，2012（5）.

基金项目：论文系石家庄经济学院华信学院院长杨文会教授主持的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以信息对称遏制财务造假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点课题、课题编号201202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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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甘肃省审计厅农业与资源环境审计处课题组.努力实现资源环境审计突破性发展[EB/OL].[2011-0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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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7篇

郝鸿峰1977年生于河北邯郸农村。作为家中惟一有机会上大学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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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卖酒之前，或哭或笑的岁月

郝鸿峰1977年生于河北邯郸农村。作为家中惟一有机会上大学的孩子，他没有专注于学问，而是在大学时就开始创业经商。那时的他突发奇想，要做旧书收购与销售，就是将旧书从废品站按斤买回来，再按一定的价格卖出去。从理论上来说，这个生意模式是完全可行的。正因为如此，他的设想打动了跟他睡上下铺的同学。那位同学是个富二代，他觉得郝鸿峰头脑灵活，敢想敢干，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于是他说服父母，从家里拿来200万元，与郝鸿峰一起创业。

郝鸿峰和同学便组建团队，收购旧书，干了起来。学校很支持他们的创业行动，为他们提供了不少方便，还免费给他们配了一间办公室。

但创业构想不等同于现实，郝鸿峰很快发现，收购书容易，想卖掉就难了。或者说，他遇到的是绝大多数生意共同存在的问题：货源容易解决，销售渠道却难建立。仅大半年时间，200万元便全打水漂了。

郝鸿峰欲哭无泪。但教训也是财富，痛定思痛，他认识到创业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与创意，更需要的是务实与勤奋。

首次创业失败并离开学校后，郝鸿峰选择了到山西太原发展。那是1999年，身上只有几百元钱、在太原没有任何关系的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当过保安、宾馆服务员、前台收银员，在街头卖过报纸，还走街串巷贴过传单。仅就贴传单这份工作来说，老板许诺每贴一张给3分钱。脑子灵活的郝鸿峰从火车站找来十几个流浪汉一起贴传单，20天就贴了100多万份，应得报酬3万多元。但结账的时候，老板却耍起赖来，只给了郝鸿峰7000多元，并威胁郝鸿峰说再纠缠就找黑社会收拾他。无奈之下，郝鸿峰把收到的7000多元钱都分给了跟他一起贴传单的兄弟们，他自己分文未得。那一天他特别无助，在寒风中走了十多公里路回住处，一路走一路哭……

如果说这段时间郝鸿峰有什么收获的话，便是由于他的仗义结交了一群好伙伴，构成了他初步的创业团队。

正是在其中一个伙伴的介绍下，郝鸿峰得以成为了一家濒临倒闭的速冻食品厂的营销总监。这家所谓的食品厂，其实是只有几名员工、专门生产饺子的小作坊，而郝鸿峰作为营销总监，也不拿工资，只是赚取饺子出厂价与批发价之间的差价。走投无路的郝鸿峰顾不得许多，把十来个兄弟都带来销售起饺子来。

他很快便发现，这样的“三无”产品，不但不可能进入超市，连进入小卖部都很困难。经过思考、分析后，郝鸿峰决定带领伙伴们主攻太原的大小饭店……半年后，这家食品厂的饺子成为整个太原最好卖的饺子，一天能卖10吨，超过了思念、三全等著名品牌。郝鸿峰和兄弟们不但使这家原本濒临倒闭的食品厂起死回生，更使厂里的员工发展到200人。但功高震主，问题来了，老板觉得整个厂的销售渠道完全掌握在郝鸿峰手里，长此以往不是办法。而老板采取的办法，是赶郝鸿峰走人。临走之前，郝鸿峰面对他招来的一帮从事营销的兄弟们做了告别感言，现场眼泪横飞……

在经历了创业的起起落落、磨难挫折之后，郝鸿峰似乎依然是一无所有。但实际上，在理解了销售渠道，并有了使这家食品厂起死回生并迅猛发展的案例之后，郝鸿峰已拥有了他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卖酒创业，激情迸发的人生

由于卖饺子的成功经历，郝鸿峰在太原名声大振。于是，一家酒类商贸公司的负责人推荐他做金星啤酒的。金星啤酒在北方算是大品牌，郝鸿峰十分兴奋。他借了5万元钱做大股东，一个朋友出资一万元做二股东，另一个朋友用一台电脑作为投资做三股东，山西百世酒业有限公司成立了。

但啤酒在北方有明显的淡旺季之分，郝鸿峰百密一疏，恰好就撞在了啤酒的淡季。啤酒销售不畅，几万元钱几个月就折腾光了。而这次挫折，可以看做他在成功之前的最后一次练兵。

还是在上述酒类商贸公司负责人的引荐下，郝鸿峰开始汾酒集团的子品牌“加佳酒”。这需要新的投资，郝鸿峰再次表现出他的“融资天赋”，硬是从妻子的领导及当时的房东那里借出钱来……在郝鸿峰的意识中，这将是真正的背水一战。如果这次再失败，那可真将叫天不应，呼地无门了。

可能正是由于太多的失败，太多的泪水，使他拥有了足够的经验，甚至是足够的运气。他卖饺子时建立的渠道开始发挥作用。那时他只留一名出纳接电话，其他人全部上街卖酒，一人一辆自行车，车后拖着几箱酒。结果，第一个月便卖了1000多箱加佳酒，第二个月是3000多箱。加佳酒的第一年，郝鸿峰赚了100多万元，第二年是500万元。由于郝鸿峰的努力，原本销售不畅的加佳酒横扫山西市场……

但第三年，厂家领导换了，厂家与商间又开始上演分分合合的老把戏，最终郝鸿峰出局，不再加佳酒。

那是2003年，那时的郝鸿峰不仅对渠道的把控能力更强，还具备了强大的资金实力，他转身就了另一个白酒品牌“汾阳王”。仅仅几个月后，他就让“汾阳王”在山西市场上异军突起，而加佳酒却逐渐没落。

郝鸿峰的百世酒业很快便发展成为山西最大的酒类商之一，郝鸿峰也当上了山西商联合会会长。其后，山西百世酒业逐年壮大，郝鸿峰的目标也逐年升高。

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郝鸿峰确立了最新的10年目标：到2018年，百世酒业的销售额要突破100亿元！为此，他专门在公司内成立了战略发展研究部，并为着这个目标全力拼搏起来。可当时山西省整个酒类市场的体量也就100亿元左右，郝鸿峰一个公司要实现100亿谈何容易？

郝鸿峰很快便意识到，要实现百亿目标，就必须突破思维局限，另辟蹊径。

2009年夏，郝鸿峰在清华大学上EMBA课程时接触到了电子商务理论。擅长做渠道的他马上意识到，酒这种商品非常适合电子商务，用电子商务来卖酒最合适不过……

于是，2009年8月，酒仙网注册。 网上卖酒，前景无限的空间

郝鸿峰认为，网上卖酒，是他在2018年实现百亿销售额的必然之路。可问题是，他对电子商务是一知半解，那时国内也没有成功的酒类电子商务企业，他只能摸索着前进。找到个合适的电子商务人才是第一步，郝鸿峰开出200万元年薪去北京某知名电商企业挖人，可结果竟然没成功，人家不来太原。

2009年底，郝鸿峰最终下了狠心，把百世公司留在山西发展，他则带领酒仙网移师北京，发誓要做出个样子来。

现在的郝鸿峰对酒仙网初创时手忙脚乱、笑话迭出的状况仍津津乐道。在他的记忆中，一次，酒仙网推出了“当天注册，可免费领酒一瓶”的活动，并要求每位员工用短信转发给50个朋友。没料到，短信转发形成多次倍增的效应，那天几万个电话打入，酒仙网的客服中心瞬间被打瘫痪！还有一次，酒仙网以极优惠的价格在网上开卖茅台，结果来自南方的一个订单订了50万元的货，使得酒仙网的茅台库存一下子清空，客服们不得不费尽口舌向后续的客户解释和道歉……就在这磕磕绊绊、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中，郝鸿峰逐渐认识到了酒类电子商务的巨大潜力和规律。为此，他强力推进了以下三个战略规划：

一是通过融资，以充裕的资金保证酒仙网的扩张速度。在2011年获得了A、B两轮融资后，2012年9月初，酒仙网又宣布完成C轮融资，获得了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等机构共2亿元的注资。

二是与更多的酒厂建立合作关系，确保拿到更为低价的酒。到目前为止，酒仙网已经和近200多家知名酒企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传统的酒类流通分国代、省代、市代、区代、终端零售等环节，酒仙网直接与各酒厂合作，省去中间环节，在价格上自然有了充分的竞争力。除了主要销售品种白酒外，郝鸿峰还专门去法国波尔多等红酒之乡探访，以扩大销售品种，建立更多合作关系。

三是精益求精，全力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酒仙网花了大量精力塑造品牌，提升信誉度。在销售细节上，要求所有出货的酒品包装都要美观大方精致，同时保证发票、酒水随附单、出货单齐全，力争让所有顾客收到货物时都能感到惊喜。

从2012 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内限制三公消费等原因，许多酒企和传统商的日子越来越难过，酒仙网却迎来了好时光，成为酒类行业最耀眼的公司。因为过去是酒仙网去求酒厂合作，酒不好卖后，变成了酒厂来求酒仙网帮着卖酒。正是由于这种变化，酒仙网得以给消费者更多的优惠和赠品。2013年的酒仙网4周年庆，郝鸿峰推出了“40万瓶酒免费送，白酒买200元返200元，葡萄酒折后再5折，洋酒1.5折”的劲爆活动。2014年的酒仙网5周年庆，则是50万瓶酒免费送。靠这样的优惠活动，很多消费者被吸引过来成为酒仙网的注册用户。

2013年和2014年，继前两年获得三轮融资后，酒仙网再次获得两轮共4.25亿元投资。这两笔融资来得正是时候，郝鸿峰得以实施他与时俱进的两大新战略，一是基于移动客户端的“酒快到”战略，二是开展个性化定制业务。

所谓“酒快到”，讲求的是把酒以最快速度送到客户手中。这个战略要求仓储物流的高覆盖率。到目前为止，酒仙网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成都等地设立了运营中心，产品可快速配送至2000多个市县区。

而个性化定制业务，是要通过为私人或单位制作有特别要求的定制酒，来填补限制三公消费后高端消费者的需求空白，提升相关酒品的利润率。

2015年12月，郝鸿峰在接受采访时说：“酒仙网的盈利模式清晰无比，只要我们的酒卖得比实体店便宜，并在中间环节做好购物体验，同时控制好成本，我们就可以赚钱。”同时他认为，自己的成功来自于专注，正是因为自己专注于卖酒十几年，才有了酒仙网今天的辉煌。

如果说，郝鸿峰建立酒仙网是为了实现销售额过百亿的梦想的话，那当酒仙网建立起来并顺利进行多轮融资、并实施一系列战略规划的时候，他的眼光和目标显然更大了。他最新的梦想，是到2020年酒仙网的年销售额能达到1000亿元！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组织温暖 从严治党 福利待遇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净化政治（社会）生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我们也听到一些杂音，有些党员干部认为：党组织管得太严了，关爱不够了，缺少温暖了，等等。那么，党组织的关爱和温暖究竟应该怎样体现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体会党组织的关爱和温暖呢？

相信我们都曾听过“小时偷针、长大偷金”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深入浅出、举一反三的人生哲理：关爱不是溺爱，包容不是纵容，信任不是放任；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教就变坏。同样的道理是：人类是高等动物进化的（尾椎骨遗存至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魔鬼）”；人性是有弱点（软肋）的，“医不自治，（头）发不自提”；自律是必要的，自律也不是万能的。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和、形式主义、自由主义等腐败毒汁、污泥浊水无孔不入、泛滥成灾的环境中，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没有“红色保险箱”，都必须防微杜渐，谨防“温水煮青蛙”。因此，严是爱，松是害，没有监督就能变坏。我们不但要增强自律、自警的自觉性，而且要增强接受他律、接受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样，人生才能善始善终。

要把握正确的判断标准

世间万物，人生百态，是非有标准，判断皆有度。例如，水就有三种形态：低于0度（摄氏）变成固体；超过100度变成气体；在0度至100度之间才是液体。2017年1月26日在春节团拜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真情、尚大义。真情，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需要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滋养。真情，是不虚、不私、不妄之情。”P者认为，的重要讲话，应该成为人们判断彼此是否真情、有无关爱的广泛性标准。

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更应该用先进性标准来要求自己。这就是说，党员干部在革命战争时期应该“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在和平建设、改革开放时期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既然“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那么，就应该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地在行动上按照先进性标准去做。

毋庸讳言，在党的十以前的那些年，由于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判断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的标准也出了问题。一方面，党员干部在物质、金钱方面得到的所谓关爱、温暖和激励、“刺激”变多了（例如，灰色收入多了，隐利多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境“三公消费”等多了）；而且这种实质上属于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几乎成了屡禁不止、屡见不鲜的“潜规则”和“见怪不怪”的一种“惯性”，正所谓“如入鲍鱼之市，久而不闻其臭”。另一方面，党组织对于党员干部在精神、作风、思想、政治方面的关爱和温暖变少了（例如，不讲精神鼓励、不讲道德规范、不讲理想信念、不讲政治立场，或者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说的好话不做、做的坏事不说”）；有些党员干部抛弃了先进性标准，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热衷于“比车比房比消费、炫钱炫富炫特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似乎“钱袋鼓了、物质富了、感官刺激了”，但“脑袋空了、心理虚了、精神乏力了”。即使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也往往“压力山大”而处于焦虑、无奈的困扰之中，正所谓“有车有房不一定有幸福”。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为新的开端，采取一系列部署和行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扶正祛邪，兴利除弊。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所谓关爱、温暖“切一刀”，予以取消和禁止；另一方面又不是“一刀切”，而是保障和增加正当的福利和民生，并从思想、政治和道德、作风等方面对党员干部加强关爱和教育，多送温暖和提示，防止“收了红包，进了大牢”、“一失足成千古恨”。因此，党员干部得到的物质、金钱比过去少了，但是，正当的福利待遇并没有减少，有些方面还有所扩大和增加（例如：调整、提高工资待遇和养老金；简化、改进职称评审，取消外语考核“一刀切”；疏通职务晋升通道，不搞“唯年龄、唯资历、唯论文”那一套；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等等）。更重要的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关爱和温暖，是不能用物质、金钱来衡量和比较的。这正是：政治关爱多了，灰色收入少了；精神温暖多了，隐利少了；民生投入多了，“三公消费”少了；新风正气多了，歪风邪气少了；老百姓赞扬的多了，“骂娘”的少了……这不正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吗？

要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出发

强调指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抓发展、抓改革、抓稳定，都要既见物又见人。”“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于治国理政、从严治党的新思想新战略新措施新行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确保我们党始终践行这个根本宗旨，做到“红色基因代代传”、“红色江山永不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执政党了，我们党员干部还有什么个人利益可言呢？因此，我们要善于算好国计民生的大账，不能只算个人的小账；不但要算个人得失的物质账、金钱账，而且要算执政党前途命运的政治账、民心账。

总之，我们正处于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重建政治新生态的转型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党员干部应该自觉适应和引领政治新生态，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者和促进派。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原副书记）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抑奢思想；政策实践；低碳消费；节约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12-0011-0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发达国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蔓延，很多人开始大肆炫耀排场、大行奢侈消费。受到广泛关注的山西煤老板过度挥霍现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月光族”、“新贫族”、“穷忙族”等流行新词从侧面表明超前奢侈消费和炫耀消费的大量盛行。政府机构和公共部门的奢侈浪费和政绩工程等现象也十分严重。由公款吃喝、公款买车、公款旅游构成的“三公消费”的数额惊人。有研究指出，2010年政府机构的“三公消费”达12，000亿。与此相对的现实是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日益恶化、能源资源短缺等一系列严峻形势。奢侈浪费性消费的普遍存在严重败坏了社会消费风气，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有必要研究和传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抑奢思想文化，同时吸取历朝历代君王抑奢崇俭政策的经验教训，以期为转变社会消费观念、实行低碳消费和建设节约型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古代抑奢思想和政策的研究已经日益受到理论界的重视。从相关文献来看，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代奢俭消费观的讨论和对诸子百家奢俭消费思想的论述。如汤跃跃和张毓雄提出古人有节俭、奢靡和奢俭并重等三种不同的消费观[1]。尽管也有学者做出了对抑奢崇俭消费观的批判和对奢俭并重思想的赞赏[2][3]，但综观中国古代消费思想史，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抑奢崇俭作为中国古代消费思想的主题已为人们所共识[4][5][6][7]。相比而言，对于中国历朝历代抑奢政策实践的研究，目前这方面的成果还相对缺乏，且现有研究主要是对抑奢禁令的描述及其对封建政权的影响，缺乏深层次的分析评价[8][9][10][11]。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先对中国古代的代表性抑奢思想进行深入考察，然后侧重分析唐宋两朝抑奢政策实践及其经验教训。

二、中国古代的抑奢思想及其内涵

自古以来，抑奢崇俭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起，便首开了华夏子孙勤俭节约之风的先河，如《尚书·大禹谟》中舜赞扬禹“克勤于民，克俭于家”。《尚书·周官》中也指出为政者要“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进一步指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们更是纷纷立论表述，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1][12]：

1. 老子的自然简约思想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倡返璞归真、去奢从俭、俭朴自持和知足常乐。在他看来，俭朴的生活既符合自然法则又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老子认为“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第二十九章》）；指出“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视奢侈浮华的生活方式为强盗夸耀，指出“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道德经第五十三章》）；指出只有节俭（啬）才能确保长久，“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备。早备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为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道德经第五十九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道德经第六十七章》）。总的来说，老子的自然简约思想是从道行上来解释奢俭，追求的是一种顺乎自然、简单朴素的生活。

2. 孔子的礼乐规范思想

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消费伦理观主要从缓和阶级矛盾着手。面对统治阶级穷奢极侈的挥霍，广大人民却缺衣少穿的社会现实，孔子疾呼统治阶级要戒奢尚俭，回归到“礼乐”的规范中去。他主张“温、良、恭、俭、让”，“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奢不仅是支出多少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奢会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使人对自身的消费行为失去道德约束力，从而破坏礼的等级消费规范。如孔子在抨击鲁国执政季氏时说得透彻：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按礼的等级规定，八佾系天子的消费规格，季氏以大夫的身份僭用八佾，违反了礼的等级规范。可见，孔子希望统治阶级能够依礼（礼乐规范）而行，克制自身欲望，以免激起民怨。

3. 墨子的节用利民思想

墨子站在平民的立场，批评当时统治者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节用论（实用原则）。他提倡“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针对当时统治者“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的现状，呼吁统治者“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他向统治者大声疾呼“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当为衣服，不可不节；当为饮食，不可不节”（《墨子·节用》）。告诫统治者节俭与否是关系国家贫富兴亡的大事，是谓“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此外，他还强调节俭丧葬，指出“今唯无以厚葬之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墨子·节葬下》）。墨子的节用利民消费思想以实用为原则，提倡低度消耗资源和适度消费方式，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实际需要和切身利益。

在后来的历朝历代，诸多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也对抑奢崇俭进行过大量精辟的论述。如唐朝李商隐的名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概括了勤俭节约对于国之兴亡、家之贫富的重要意义，给人以深刻的启迪；白居易则清醒意识到自然资源取之有度，指出“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魏征也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著名观点。

宋朝陆游在《放翁家训》指出“天下之事，长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论断，并深刻阐述了俭德、侈恶联结的机理：“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明初李吉甫的诗《上元怀古》：“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道出了南朝的灭亡坏在歌舞，坏在风流，也坏在大兴土木上；而“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和“志从淡泊来，节在肥甘丧”（明·洪应明《菜根谭》）等哲理警句也在时刻提醒人们：生活奢侈者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也不会感到满足，反而容易在锦衣玉食中丧失高尚的志向。

清朝的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指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告诫后人要懂得珍惜；徐荣的“街头庙脚褴褛身，半是当年奢靡人”则从反面指出了奢侈浪费的危害以及节俭的重要意义；而“俭是聚宝盆，凡事一俭，则谋生易足”（清·钱泳《履园丛话》）也历来都被人们当做持家的良方。甚至到了晚清时期，为了谋求救亡图存，应对危局，许多仁人志士也都从抑奢崇俭的角度作了很多论述[13]，如晚清重臣曾国藩强调“历览有国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并告诫家人“居家之道，唯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置，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曾国1藩家书》）。王韬指出“从来奢侈起于逸乐，节俭生于忧患。而欲崇节俭，必自君躬始”；严复也从生产与积累的角度肯定“以俭为宝”，指出“富庶之源，皆发于俭矣”。当时有论者评论道：“不崇俭故始以，继以伤财，继以丧志，继以堕名，继以戕身贼命，继以败家国害天下”[14]。这再次揭示了奢靡—伤财丧志—堕落身败之间的必然联系。

综上所述，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从唐宋到明清，对抑奢崇俭思想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勤俭节约行为的褒扬随处可见，不再一一列举。不同时代抑奢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总结如表1所示：

三、中国古代的抑奢政策实践及其成败

千百年来，抑奢崇俭不仅是普通百姓世代流传的美德，而且也为中国古代不少君王所奉行，并视为治国法宝。下面以唐宋两朝为例进行深入分析。

1. 唐朝抑奢政策实践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开明而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他以隋朝的灭亡为鉴，在即位之初就非常注意躬行节俭，力戒奢侈，并在在执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政策，其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就是“戒奢尚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居台榭，不广造宫殿。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对臣下说：“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而“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贞观政要》卷10《行幸》）。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外地巡视的行宫。对此，张玄素上书谏曰：“阿房成，秦人散……乾元殿毕工，隋人解体……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亡隋之弊”。唐太宗听后叹曰“吾思之不熟”，“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贞观政要》卷2）。贞观七年和十年，唐太宗又先后下令取消了泰山封禅和在洛阳西苑建造飞山宫的决定。

（2）精简宫女，节制娱乐。唐太宗牢记隋亡的教训，并听从臣下省田猎之娱、去奢省费的劝诫，躬身俭约，廉慎克己。唐太宗即位不久便下诏“宫女众多，幽闭可愍，宜简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资治通鉴》卷191）；“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等。贞观九年，唐太宗又对臣下说 “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自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3）严惩奢侈荒淫官员。当时一些地方官员平时对百姓压榨搜刮，但在皇帝进行巡幸之时却粉饰太平、取悦于上。唐太宗知道后对这些贪污受贿的官员进行严加斥责或严厉处罚。贞观七年，唐太宗巡幸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羊衣，迎谒路左，盛饰廨宇，修营楼雉以求媚。又潜饲羊百余口鱼数千头，将馈贵戚”。唐太宗知道后斥责道：“卿为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旧态也”（《贞观政要·杜谗邪》）；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在经过易州境界的时候，司马陈元寿“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唐太宗发现后，“恶其谄，免元寿官”（《资治通鉴》卷194）。由此当时“官员多自清谨”（《贞观政要》卷6《俭约》）。

（4）惩革厚葬的不良风气。贞观年间，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厚葬之风盛行，花用甚广，伤财劳民。为此，唐太宗下诏严加禁止，极力倡导实行薄葬，诏书指出当时的厚葬之风“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资治通鉴》卷194）。长孙皇后去世后，唐太宗为其建昭陵，“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资治通鉴》卷194《唐纪》）。这为当时薄葬政策的实施起了一定的表率作用。

（5）教育子孙戒奢崇俭。唐太宗亲历了隋王朝由强大到衰败乃至灭亡的全过程，深知打江山难、守江山更不易的道理。因此唐太宗极其重视对子孙的教育，要求皇子们“勿肆情，自陷刑戳”（《贞观政要》卷6《俭约》）。并规定“自王公上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绝断”（《资治通鉴》卷194）。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作《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李治，并告诫道：“汝无我之功勋，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侈，则一身不保，可不慎哉！”[11]

总的来说，唐太宗从民众休养生息、促进生产发展、巩固封建统治的角度倡导戒奢崇俭。他并非坐而论道，而是付诸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能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且，唐太宗力戒奢侈，惩贪倡廉，率先垂范，以致皇后权臣们也深受其影响，整个社会都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例如，长孙皇后虽然身居高位，贵为皇后，但她却“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倍而已”（《旧唐书》卷51《长孙皇后传》）。长孙皇后临终时说“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旧唐书》卷51《长孙皇后传》）；谏议大夫魏征的住宅“先无正堂”（《贞观政要》卷6）；中书令岑文本“宅卑湿，无帷帐之饰”（《贞观政要》卷6）等。这些都是唐太宗抑奢崇俭政策及其躬身践行所带来的勤政廉洁风尚，其统治的贞观年间也相应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最清明廉洁的时期之一。

2. 宋朝抑奢政策实践

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一个商品经济大繁荣的时期，其物质生产和财政收入都超过了盛唐时期。由赵宋王朝的君王们所颁行的奢侈禁令更是总体数量庞大，具体条款详尽，涉及饮食、服饰、建筑、婚丧和文化娱乐等方面，下面具体分析：

（1）饮食方面。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下诏“常岁所入，除租调外，不得以食犬彘，多为酒醪，嫁娶丧葬之具，并从俭简；少年无赖辈相聚蒲博饮酒者，邻里共捕之”（《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要求人们在丰收之年不得浪费粮食；元祐七年（1092年），宋哲宗下诏“宗室、外戚、臣僚之家，违犯酒禁，如累计三次，并勾收槽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对宗室、外戚、臣僚之家违犯酒禁行为作出了惩罚措施。

（2）服饰方面。服饰在封建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被赋予了较重要地位，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于服饰的颜色、材质、配饰等方面都颁布了禁令。如景佑元年（1034年）宋仁宗下诏“禁民间织锦刺绣为服饰”；景佑三年（1036年），宋仁宗又下诏“臣庶之家，毋得采捕鹿胎制造冠子”（《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禁民间造银鞍瓦、金线、盘蹙金线”。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颁布诏书规定“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五、六）。

（3）建筑方面。对“以壮丽相夸”的居室、府邸加以限制。如宋真宗曾对宫殿苑囿的装饰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宫院、苑囿等，止用丹白，不得以五彩装饰”，幡胜“不得用罗；诸般花只许用草，不用缣帛”（《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九）。景佑三年（1036年），宋仁宗下诏要求“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寿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嘉定六年（1213年），又强调“官民户造屋一遵制度，无事华饰”（《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八）等。

（4）婚嫁丧葬方面。结婚嫁娶、丧葬出殡是古代消费的重头戏，宋朝最高统治者在这方面也颁布了很多抑制奢侈消费的禁令。宋太宗曾一再告诫周围的王公大臣和乡民要“婚丧嫁娶之具，并从俭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绍兴二年（1132年），宋微宗针对广西等地区“婚姻丧葬，习为华侈，夸竞相胜，有害风俗”的具体情况，下诏禁止奢侈浪费的豪门婚宴和厚葬之风，并令各地方官员（帅守、监司等）严格监督，如有违犯，则“重置典宪”（《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七）。

（5）宗教、娱乐方面。在民间迷信盛行、宫廷宴会娱乐蔓延时，宋朝的一些君王也曾对此予以禁止，如景枯元年（1034年），宋仁宗下令“百姓不得率敛钱物建感恩道场”（《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零）[15]。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针对“方时艰难，兵革未息”的境况，下令各级官员“自今未得用歌乐筵燕，敢有违犯，监司按劾以闻”（《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九七）。宋朝对民间的惩罚政策也十分严厉，宋太宗曾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宋史》，卷五《太宗纪二》）。

宋朝的这些奢侈消费禁令主要是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貌似彰显着帝王们对宫廷和民间生活的严格要求，其实大多只是君王群臣的表面文章（不论其说得多么动听），用来欺骗、愚弄民众的托词而已。我们只要看看是哪些帝王颁布了这些禁令就可大致了解其中的缘由：宋太祖作为开国皇帝，建国之初能够节俭勤政、以身作则，而他们却并没多少禁令；相反，倒是后期一些贪图享乐、荒淫奢侈的君王们（宋真宗、宋微宗、宋高宗等）颁布了大量的奢侈禁令。这些帝王们往往是一边颁布着禁令，一边又违背着禁令。其中许多禁令的颁布也仅仅是应付局势、收拢民心的权宜之策，一旦危局结束，就立即故态复萌。如在南方方腊起义时，宋徽宗曾下令裁撤造作局和应奉局，但在方腊起义被镇压以后，他马上重置“花石纲”，丝毫不顾及自己之前颁布的禁令[15]。可见，这些奢侈禁令仅仅是封建统治者欺骗民众、愚弄臣僚的伎俩而已。除了对那些地位低下的普通民众有些效力外，对帝王本人、王公大臣和那些富绅巨贾们并没有起到实际限制作用，宫廷内外的奢侈生活是一如既往。最终，表面繁荣兴盛的赵宋王朝就在这奢侈挥霍的荒淫暖风中走向了灭亡。

四、中国古代抑奢思想和政策实践的结论和借鉴

通过对中国古代代表性抑奢思想和政策实践的回顾，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抑奢思想的基点和主线

抑奢崇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对个人的发展、家庭的幸福，还是国家的繁荣乃至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都有着积极向上的正面意义。①对个人而言，节俭质朴是一种道德规范、伦理要求。诸子百家虽然对奢俭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但主要流派和学者都倡导黜奢崇俭，认为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有德者皆由俭来也”）。而且，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节俭的美德既符合自然法则又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而奢侈则对人的身心危害很大，强调澹泊明志、肥甘丧节。说明抑奢崇俭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修养身心。②对家庭来说，勤俭节约被古人视为持家良方，对于家庭的幸福、长久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居家之道，唯崇俭可以长久”；“俭是聚宝盆，凡事一俭，则谋生易足”等；可见，抑奢崇俭可以维持家庭生计、积累资金，有利于家庭的幸福。③从国家来看，戒奢崇俭是关乎国家兴衰的大事。把抑奢与国家发展、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提高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突出节俭有利于富民强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诸如“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等等。还有的学者强调“俭以养廉”，提出抑奢崇俭对达官贵人的廉洁自爱很有作用，而且上行下效，有利于优化社会风气。中国古代不同层面抑奢思想的内涵及其表现总结如下表2所示。

此外，一些有识之士进一步提出了“俭与德”、“侈与恶”必然联结的内在机理，如表3所示。例如老子指出了节约—早备—积德—无不克—莫知其极—长治久安的联接路径关系。司马光指出奢靡—伤财丧志—堕落身败的联结路径，以及勤俭谨身—直道而行—远罪丰家之间的联结路径。还有人总结出不崇俭—伤财—丧志—堕名戕身—败家国害天下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2. 中国传统文化对抑奢思想的认识虽然深刻、完备

但毋庸讳言，中国古人对抑奢思想的认识偏向理念、意识范畴，属于“形而上”层次。在“形而下”层次上缺乏对个体抑奢崇俭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这进一步导致缺乏规范化、可行、高效的操作策略、实施方法、工具手段的探究。这也是由中国文化的深层特征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偏向道德范畴，一旦这些理念、意识层面的抑奢道德范畴在实践中不被人们重视、遵守，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那再好的抑奢思想也会流于形式、付诸空谈。

3.从中国唐宋两朝抑奢政策的实践看，抑奢政策能否最终成功关键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君王）及其统治集团（王公大臣）

通过唐宋两朝的抑奢政策及其成败比较可以看出，如果最高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能率先垂范并有效监督，那么抑奢政策在全社会一般也会有效推行（如唐太宗统治的贞观年间）。反之，如果最高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自己违反抑奢禁令，那么抑奢政策在全社会也不会有效推行，甚至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如宋真宗、宋徽宗、宋高宗等统治的大部分时期）。此外，由于中国古代抑奢实践的成败过于依赖统治者，这也导致其实践结果的不确定性。对唐宋两朝的代表性抑奢政策及其成败总结如表4所示。

4. 从中国古代的代表性抑奢实践看，手段偏向单一、简单化，缺乏更有效、针对性、多样化的方法和工具

从唐宋两朝的抑奢实践看，其手段往往局限于命令手段和教化手段两类。在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历史条件下，简单的命令和教化手段可能是有效的。但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消费领域非常广泛、产品品种极其丰富的今天，仅仅使用这些简单手段就未必能奏效。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的抑奢思想和政策实践对我们今天转变引导社会消费观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5][16]。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提倡抑奢绝不是片面强调节衣缩食，也不是单纯为了省钱，或者简单地抑制人们正常、合理的消费需求增长。我们倡导抑奢在新时期有着全新的涵义和意义：①它是在资源环境压力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出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使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②它崇尚自然与简约的消费方式，有利于个人形成良好的习惯和保持健康的身体，最终提高生活和消费质量（追求奢靡、注重享乐的消费表面上看似提高了生活和消费质量，而实质上却并非如此，更多地则是带来生理、心理的疾病）；③它更侧重于抑制暴富阶层、权贵阶层、超高收入阶层的奢侈性消费，以及控制政府公共部门的浪费性、过度性消费，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由此，我们应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形成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行为模式。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使公众真正认识到奢靡浪费对个人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危害，教育公众把抑奢崇俭作为一种人生品德、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真正形成“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荣辱观。抑奢崇俭虽然已被多数人口头上认识到，但由于很多人没能形成强烈的精神信念，造成他们不愿真正实行，或者不能坚持实行。上述“知易行难”现象的深层根源在于，很多公众对自身奢靡浪费没有强烈的羞耻、内疚心理[17]，对他人奢靡浪费也没有强烈的气愤或不满情感（相反，却有着相当的攀比、追风心理）；与之相对，相当多公众对自身抑奢崇俭没有强烈的自豪、光荣、愉悦情感（相反，却觉得抑奢崇俭会丢面子、被人耻笑[18][19]）。由此，扭转消极扭曲的荣辱观，形成积极正面的荣辱观，这对于有效促进公众实行抑奢崇俭行为至为关键。当前，特别是应通过教育传播手段使公众切身体会到“俭与德”、“侈与恶”必然联结的内在机理，从而真正认识到抑奢思想是自己品德修养、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的体现。进而把抑奢崇俭的道德思想转化为自觉的行为实践，从身边小事做起，把抑奢崇俭融入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中，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政府要对民众加强消费节约的教育传播沟通，普及和提高民众消费节约的相关知识。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可见，促进消费节约已成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相当多民众对消费节约缺乏基本知识，特别是对消费过程中如何节约的知识和技能非常缺乏。为了促进民众更好地消费节约，一个关键抓手是从加强消费教育入手，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特别是应注意普及民众在生活消费过程实现节约、避免奢靡的相关知识，如家电节能、节气、节水的知识，以及废旧物循环利用和回收方面的知识。也可以为民众提供一些实现低碳生活的信息服务，如通过印发低碳生活手册等方式，有效引导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

（3）加强对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消费行为的管制和约束。古人云，“古今风俗，悉从上之所好。国家法令，不可不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中祥符元年二月戊戌条）。奢侈消费活动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统治者的奢侈行为往往会带坏整个社会的奢侈消费风气[20]。反过来，政府机构及其各级官员能否转变奢侈、浪费、攀比、炫耀的消费观念，能否自觉践行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这对于全社会树立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具有非常关键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为政者须“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 （三国桓范《政要论·政务》）。当前，应首先切实加强对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的道德、行政、法律和经济约束，以此引导和变革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例如，坚决禁止一些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建设豪华办公大楼和各种馆所，严格控制某些部门和单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不良不良之风，切实规范公务接待、公车消费、公款旅游等行为，等等。

（4）制定精细化、针对性、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更好地促进民众转向低碳、节约、文明、环保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例如，完善价格杠杆、经济手段等经济激励机制，降低公众购买低碳产品的相对成本，提高公众实行奢侈浪费性消费的成本；对于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传播应进行一定的管制，加大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的传播力度，对奢华浪费、时尚潮流等过于宣扬物质主义观念的信息传播则进行适度的限制；完善低碳、节约的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回收网点、充电站等），促进民众从浪费、高碳的私家车消费转向节约、低碳、环保的公共交通和电动汽车消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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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尚宇红. 唐太宗的君德及现代价值[D].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

Review of Ancient Chinese Luxury Suppression Thoughts

and Policy Practice

Wang Jianming， Wang Zhenyi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 regulating the family and ruling the state is the base and mainline of the thoughts of suppression luxury in China. However， the anci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thoughts of luxury suppression tends to be within the category of concept and awareness， and lacks standardized， feasible operating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tools. Besides， the ultimate success of luxury suppression policy depends on the supreme ruler and the ruling group. If government officials set a good example， the whole community can be influenced and habits of thrift will be formed. These luxury suppression thoughts and policy practice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for us to promote low-carbon consumption and construct resource-saving society at the present day.

三公消费论文范文第10篇

自2013年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调整消费的政策密切出台，全社会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意识和观念逐渐增强，“三公”消费受到遏制，人们的消费理念和行为正在回归理性。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放缓和消费环境的变化，对卷烟尤其是高档卷烟的销量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从行业层面看，经过多年卷烟销量的高速增长，再加上一些非市场行为因素的影响，行业卷烟销量“拐点”基本到来，销量增长空间收窄，市场已近“饱和”，行业基本告别了靠市场扩容实现增长的时代。

在卷烟销售工作出现新的问题的同时，在逐渐被人熟知的自媒体领域则以近乎爆炸式的发展速度快速发展。众所周知，我们现在身处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和信息设备的迅速发展使互联网络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特别是数字技术及网络通信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它改变了整个媒体环境。尤其是在web2.0技术的支持下，以由用户主导而生成的内容互联网产品模式为代表的博客、播客、社交网站、微博等各种网络媒介形式层出不穷，发展十分迅速，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移动即时通讯软件微信的出现更加助推了用户主导而生成的内容互联网产品模式的深入发展。

对于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和限制的卷烟营销而言，自媒体的到来和发展无疑是新的机遇和挑战。这意味着在自媒体环境下，卷烟商业企业（卷烟销售公司、卷烟物流公司、烟叶公司等）可以积极尝试改变原有的卷烟品牌营销传播策略，在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情况下，主动去适应新的媒体环境。而如何运用个性化与互动性强的自媒体成功的进行卷烟品牌营销，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二、国外研究情况

目前学术界针对自媒体所进行的研究较少，相关文献主要从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文学以及市场营销学等几个学科为研究背景，并针对下列几个层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1.论坛、博客、播客、微博等各种自媒体形式的传播现象、特性、模式及意义；2.自媒体可能对主流媒体构成的冲击及其引发观念变革；3.自媒体在突发事件和危机公关中的舆论引导作用与相应对策；4.自媒体与网络文化；5.自媒体的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在国外对自媒体的相关研究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03年7月由Shayne Bowman和Chris Willis两位联合提出的“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以及美国著名IT专栏作家Dan Gillmor的专著《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自媒体：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但关于这一概念尚无一个严谨科学的界定，Shayne Bowman和Chris Willis认为：“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Dan Gillmor则认为“We Media”是指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媒体。

受不同国家法律不同的影响，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卷烟品牌营销向自媒体为媒介的方向发展的相关研究和文章。

三、国内研究情况

在我国，自媒体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学术领域，以自媒体为主题或关键词的论文大都处于概念引进阶段，而且关于自媒体的概念、范畴界定说法不一。罗斌的硕士论文《网络自媒体研究》（2009）较全面的分析了自媒体的技术基础以及信息生产的方式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对传统新闻传播的冲击和未来发展方向。王嘉颖对自媒体传播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从传播模式的五个基本因素分别阐述的其后现代主义特征：被模糊的信息生产者、“小叙事”的平民话语、大众文化的合集、欢愉的资讯消费者和被解构的价值体系。《自媒体发展及其文化问题――新世纪中国自媒体现象研究》（2011）―文首先分析了自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作者认为自媒体在中国的成长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博客为代表的话语权的争取阶段、播客破除影音霸权阶段和自媒体的全面扩张阶段；然后文章阐述了自媒体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如对民主进程、媒介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最后文章重点探讨了自媒体对文化的消极影响，并且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文章认为：“大众在话语权的释放中大肆狂欢，形成了自媒体特有的草根文化，媚俗成风、人云亦云、信息日趋碎片化等文化问题给社会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2005）认为自媒体有以下特点：自主性越来越强、发展越来越快、应用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侯义佳在其文章《浅析自媒体对营销变革的影响》（2009）研究了自媒体对营销的六个方面影响，他们认为：“随着媒体传播方式的变化，双向沟通、互动体验、口头传播、精准传达等各种新的营销策略层出不穷，营销变革也势在必行。”《“人人即媒体”与大众传播要素的质变》（2007）一文从传播主体复杂化、话语权释放和把关缺失三个方面比较了自媒体与传统媒介的区别，而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作为传播过程的核心因素，其改变已经使得人类传播发生了质的变化。

四、前景展望

开展自媒体营销方式，能够使卷烟品牌采取创新多样的即时互动形式，简单快捷的内容传播方式，使其拥有有序可循的受众群体与低廉的信息传播成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在当前情况下，卷烟产品开展自媒体营销活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包括：卷烟品牌营销的自媒体传播模式尚未成熟，无序的卷烟品牌营销传播将削弱卷烟商业企业职能，盲目的通过自媒体传播卷烟品牌营销内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等等。

但是，只要能转变传统的营销观念，积极拓展卷烟品牌营销的自媒体传播方式；规范操作行为，按职能分工进行卷烟品牌营销的自媒体传播；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的自媒体传播形式出现。以自媒体为平台，使卷烟品牌营销开辟出一个新的高效的模式是可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黄慧.自媒体发展及其文化问题――新世纪中国自媒体现象研究.[J]山东经济学院论坛.2011

[2]高博.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J].河北信息工程学院论坛.2005

[3]侯义佳.浅析自媒体对营销变革的影响.[J]浙江经济日报.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