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三公”重构互信

国务院关于中央部门今年6月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的规定，但截至7月19日仅有45个部委公布。而且不论是待字闺中的53个部委的三公账单，还是千呼万唤、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45个部委的三公账单，都没有给人酣畅淋漓之感。

当前，人们聚焦政府对三公账单的公开，客观地讲是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间展开的一场确信博弈，即人们寄希望于公开和透明化政府三公账单，以增进双方互信关系。不过，在当前依旧以部门预算为主的财政预算体系下，单拎三公账单进行公开，带有明显的激励不相容性，很难真正产生透明化约束效应。

具体而言，目前各部门在理念上把公开三公账单仅看作是迫于压力的一种回应，而非自身应尽之义务，加之相对于其他行政费用，三公经费本身的敏感性，使一些部门更倾向于遮盖自己在三公领域的真实支出。同时，部门预算使三公经费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财政编制项目，它分散于政府部门的各类项目之中，因此为缓解舆论压力，一些部门很容易把大部分三公经费隐藏于其他预算支出子项目中。此外，三公经费在部门预算中的比重与部门职权范围、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有着直接的关联。公开三公支持固然是好事，但单纯强化三公经费的透明，有可能会反向激励一些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向其下级单位、所监管的市场主体等进行隐性寻租设租以补贴预算内三公支出的缺口，而这相当于公器私用的隐性税负。如近年来涌现的一些官员接受企业出国旅游等各种邀请，就给人以防不胜防之感。

因此，应该提高对政府财政支出的透明化约束，至少在公布范围上采用相对广义的行政成本来替代三公经费，并通过公布公共服务与行政费用的比率，让社会识辨和评析全口径行政费用支出和增长的合理性。这样可以避免有关部门把三公账单藏匿于公共服务的行政成本项目中。

与此同时，当前三公经费在统计项目上的不统一问题，主要还是源自部分部门过大的职权范围和权力较高的自由裁量空间。还需指出的是，当前政府部门承接了过多的经济建设职能、市场准入和项目审批功能等，使政府部门的大部分三公经费散落到政府投资的具体建设项目之中。 因此，当前应在继续强化政府行政费用公开化透明约束的同时，还需推进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型，同时逐渐改革以审批为主导的行政管理体制，避免一些部门借助经济建设功能和审批权力，转移三公费用支出。

此外，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治理体系正处于由人际交往主导的人格化交易向以制度规制为主导的非人格化交易转型期。但是，当前国内的诸多政经和社会活动，人们仍一般都倾向于通过找熟人的人格化交易来实现，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必要的应酬和公务招待费用等，从而导致三公支出等高企。因此，提高政策制定质量和行政执行程序的规范化运作，以尽快促进经济社会交易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型，也是规范三公等行政费用支出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