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注重效率的道德调节 等

要注重效率的道德调节

文Ⅰ厉以宁

在经济发展中，效率有三种调节：第一种调节是市场调节，靠一只无形的手来支配着资源的配置；第二种调节是政府调节，靠政策、法律、法规来调节作用，这是一只有形的手；第三种调节是道德力量的调节。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又无形，有形的是靠规定来管理和约束，而无形的则是自律，自律这种无形的力量也是道德力量的调节。市场的出现不过是几千年以前的事情，来自社会阶级的作用，部落和部落之间出现了商品的交换，于是有了市场调节，加上政府调节就更完善了。但是，人类社会存在少说有几万年了，更远一些则是十几万年，在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市场，也没有政府，在这种条件下人类不但存活下来，而且一直在前进，是什么力量在调节？当然是道德力量。

我们经常谈效率，效率有两个基础，第一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第二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如果仅有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那么超常规效率来自何处？超常规效率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如抗敌战争时期，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热情和牺牲精神，是因为效率的道德基础起了作用，没有这种道德基础不可能发挥这么高的效率。当特大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如大地震、洪水等等，为什么全国会有这么崇高的抢险精神，也是因为效率的道德基础起了作用。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徙为什么效率这么高？如闯关东，清朝中期以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山东人闯东北，那种凝聚力，那种开发精神，前所未有。再如，广东、福建地区客家人的土楼，一个土楼很大，有方有圆，可以住好几百户人家，外面有土墙，不怕放火烧，不怕包围，易守难攻，这种土楼就反映了客家人的凝聚力。我参观了福建龙岩的土楼之后，写了七个字：人情道德一楼中。土楼反应了一种道德关系，客家人在蛮荒之地扎下根来了，走向全世界，这就是道德力量起了作用。

结构性改革要避免“病急乱投医”

文Ⅰ杨涛

今年的博鳌论坛上，结构性改革再次成为关注热点之一。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扩张“猛药”成为拯救各国经济的“兴奋剂”，而在其负面作用逐渐显现之后，全球又陷入对于中长期失衡的担忧，并且纷纷提出结构性改革的理念。

结构性改革的提法虽然有一些共性特征，但在不同的经济体背景下，也被赋予了五花八门的内涵。2011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提出，美国经济的重点将必须转向财政改革以及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而在欧债危机的困扰下，欧盟的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整顿一样，逐渐成为其新准则，其实质都是为建立一个更稳定的财政、金融体制，并以此作为经济复苏、重塑增长以及缓解失业问题的先决条件。

从根本上看，我们认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需要依次达到如下几个目标。首先，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当前各方对我国经济诟病的焦点之一在于高额债务融资支撑的实体经济低回报率，呈现出一定的不可持续。因此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可维持”，这就需要真正促进生产率与实体部门效益的提升。

其次，结构性改革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双重性”，它着眼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长期性问题，但却又属于过渡性策略，是为了“治病”，与西药的短期疗效相比，它更像是中药的长期调理。就此而言，结构性调整必须承担一定风险和压力，使得经济病体感到“良药苦口”，真正使改革对象“感到难受”，才能达到效果。在此“治病”过程中，社会利益再平衡可能比增长更加重要一些。

最后，当经济“肌体”恢复正常时，才应面对寻找新增长点的问题。这也是全球的共同难题，在令人振奋的信息革命带来的“新经济”时期过后，除却金融与地产狂热的拉动，各国都短暂面临新增长点的“缺位”。对我国来说，寻找新增长点的过程可能是长期的，此前要避免“病急乱投医”，以及政府战略性干预的“多做多错”。

借鉴城镇化欧洲经验

文Ⅰ张国云

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在发达国家已有200多年历史。聚焦城镇化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国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供启示。

加强管理和服务。20世纪以前，由于人口迅速膨胀、失业与贫困问题严重，多数欧洲城市存在住房短缺、疾病蔓延、犯罪率高和贫民聚居等社会问题。直到政府全面介入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些社会问题才得到明显缓解。这表明，城镇化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规范与转变，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成为政府日常行政的主要内容。避免走欧洲城镇化早期“先出问题再治理”的老路，才能大大减少城镇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冲击。

法律先行。城镇化是复杂的利益重新布局、分配和创造的过程，只有加强法制建设，将城镇化纳入法治轨道，鼓励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决策和实践，才能确保城镇化顺利推进。欧洲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普遍重视“法律先行”。比如，早在1866年，英国就通过了《环境卫生法》，为政府治理城市环境卫生提供法律依据。此后，英国制定了一系列与城市公共卫生、治安管理和贫民救济有关的法律，使政府的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有法可依。

因地制宜，形式多样。欧洲各国的城镇化模式是由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决定的，因而差异很大。英国政府对工业布局不加行政干预，这使得英国的城市发展更多地围绕工矿区展开，新兴工业城市一般有比较便捷的运河、港口、铁路等交通优势。法国小农经济势力较强，工厂主要集中在巴黎、里昂等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周围。所以，法国的城镇化主要是通过这些城市的扩张实现的，小城镇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发展。德国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前是由38个各自为政的小邦国组成的，这些邦国都有各自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从而使德国的城镇化可以比较均匀地在全国铺开。可见，任何国家的城镇化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的，政府应该因势利导，综合考虑经济规律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推动城镇布局合理化。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

文Ⅰ马 璐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一直高位运行，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人口红利。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称，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担忧随之而来，人口红利消失的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

其实，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坏事，往往是不发达的经济体才有人口红利，发达国家对此很少谈及，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优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2亿，高中以上人口达到3亿，远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4571万和1.9亿。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准备将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同时，却已经开始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比如，在2013年，苹果称欲投入1亿美元把在华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近乎同时，苹果CEO库克称将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并把部分App Store服务器搬到中国。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600余家。有资料显示，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达6万余人，其中理工科博士占到40%，此类高素质人才数量已超美国；而国内研发人员人力成本不足欧洲和美国的20%。相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他们；相对于发达国家，我们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这样，我们就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证明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在逐步提升。未来，人才红利将不断发力，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责任编辑/蒋叶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