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新经济下国企产权改革思路

一、产权改革研究基础

“产权制度改革”又被称为“所有制改革”,简称“改制”。研究产权制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现代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一个经济运行体制的根本基础。产权的界定、转让以及不同产权结构的差异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因此。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会有与之相应的组织、技术和效率。国企特别是大中型国企20多年改革的绩效之所以不彰,主要是因为没有触动产权。在不改变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前提下,仅仅将经营权下放给企业,首先面临的难题是,由于“国家”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不可能具体行使所有者的权能。必须由国家的权力机构所选择的人来行使,而现实中国家的人只能是各级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这样,政府就成为事实上的国有资产委托人,与国有企业发生必然的联系。政府的行为与企业的行为交织在一起,注定会形成政企不分的格局。由此引发的第二个难题是,在终极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谁来约束事实上的委托人(即各级政府)?假如委托人缺乏对人(企业经营者)的监督激励,对委托资产漫不经心,甚至凭借委托人的权力“寻租”以作为实施监督成本的“补偿”,就必定会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进而,当委托人利益与人利益相悖时,前者往往出于政绩的追求,对人实行种种干预・后者则可能因权能行使不充分,降低对经营绩效的追求。由此导致的难题是,在委托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人可以凭借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不断地扩大自身利益,并与企业职工“合谋”损害所有者的权益。

二、我国国企产权改革发展阶段

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回顾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6年,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委托人即政府垄断了企业近乎全部的剩余权利的奢望,也没有创造剩余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国有企业势必会长期处于了低效率运行状态。由此不难看出,让渡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必然会对经营者积极性产生激励,进而有利于改变过去权力集中与外部化的状况,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第二阶段:1987-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的过渡。从1986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经营权向所有权层面过渡,但在涉及财产关系的深层改革上,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和对改革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

第三阶段:1992-200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步骤。

三、我国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对策研究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继续深化所有权结构的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现存问题的主要课题。但要完成这一步骤仍需要采取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以期通过依赖性路径取得报酬递增的结果,并藉此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概括有如下几点。

第一、以相对公正的程序和规则实现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

支持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但是要有相对的程序和规则。尤其要讲到的词就是次优.这样的顺序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这样,不是次优,可能是最坏的方式,如果有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对的,在目前的方式下国有企业的改革三优、四优都够不上。所以改革的方向走向市场经济、走向私有化的方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推进这种改革的同时,有一个重造改革的标准。承认利益社会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承认利益表达的正当性,并且在制度上设立利益表达和不同群体利益和议的安排。

第二、健全和深化国有企业的退出制度。

实践证明,国家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效控制,应主要以政策引导为主,并不一定由国家直接经营国有企业。一个有效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可能会产生比直接经营国有企业更大的效果。其次是国有企业退出的战略步骤选择。传统的思路往往是等到国有企业不行了才想到退出,这种等苹果烂了才想到处理的思维方式,只会使国有企业处于一个被动的不可把握的竞争环境中。国有企业一般是由政府决策进行投资和扩张的,而相对较高的赋税又使国有企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在这种两头做不了主的情况下,企业既无法实施自己的经营战略和发展战略,又无法决定自己的退出战略。此外还有国有企业职工的职业转换的下岗安置问题。由于国有企业一般都是处于传统的大工业领域,吸纳国有企业职工的数量多,工人专业化分工细,对于大工业的依赖性强。一旦下岗,转换职业的能力较弱,安置起来也困难更大。当前,一些资源型企业面临着资源枯竭、企业衰落的特定阶段。有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口都依赖煤炭资源生存,而一旦资源枯竭,整个城市的产业和人口都会面临生存危机。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在国有企业的退出过程中更要注重策略的选择。应在企业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包含对企业或产业生命周期的预测,及预防衰退,强化竞争能力的战略安排,包括退出时的资金储备。

第三、尽快建立利益共享分配机制。

国企建立这一分配机制后,国企内部各核算或经营单位可以自我改造、自我发展,拥有自觉根据市场需要参与社会化分工的制度条件和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国有企业成为由众多充满活力的个体组成的自由人联合体。全社会企业都建立这一分配机制后,社会财富的分配就比较均衡,不会产生畸形社会消费结构和社会矛盾,社会经济因社会消费结构均衡而可以持续稳定发展。政治上则可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赢得人民大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