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不朽与路

时间:2022-10-23 06:02:16

文章不朽与路

摘要: 本文主要针对曹丕“文章不朽”说,试着通过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曹丕个人生活经历体验和自身气质等几个因素来进行阐述说明:“文章不朽”应该是曹丕为自己鲜活生命寻找一条永存的路。

关键词:时间;生命;文章;永存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164-02

《典论》是魏晋时期曹丕的一部政治、学术著作,全书已佚,《论文》只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篇。他所论的“文”是非常广义的,比我们现在的“文”要宽泛的多。《典论 论文》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论文,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重要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文学的价值的重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传统里,儒家古有“三不朽”之说。但主要指政治与伦理方面的论著,与文学并无多少关系。曹丕所说的“文章”,则包括诗赋在内。其实文学,特别是偏重抒情的文学,很难说是什么“经国之大业”。过去我们都是把注意力放到它对文学地位的价值影响来论述它。然而却忽略另外的一面,即曹丕为何要这样认识文学呢?难道他真的只仅仅是为文学抬高地位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回到那段被人熟知的文本中来。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声,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这里所说的文章价值和传统儒家的文章价值观明显相悖。在传统儒家三不朽的原则里,立言是次于立德,立功而居于最末的地位。曹丕则反其道而行之,把立言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重要的地位,认为只有文章才是真正不朽的事业,它可以是声名传之于无穷。在作者看来人的寿命有时间限制,光荣和快乐亦局限于自身,此二者有一定的期限,到时候必然完结,而好的文章却可以永垂不朽。然曹丕并没有到此为止,接下来他进一步举例说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家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在这里他通过周文王在被拘禁于h里时推衍出《周易》,周公旦在地位显赫时制《礼》作乐。指出古人不以穷困而放弃著述,不以富贵而转移心思。他们珍惜寸寸光阴超过珍惜璧玉,心里总害怕时光白白的被浪费。但是我们一般人的习性多不努力,常常贫贱时苦于饥寒交迫而不能立言,富贵时沉溺于吃喝玩乐而不能写文章。然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时光日复一日的消逝,人的体貌亦日复一日的衰败。光阴似箭,忽然有一天人的身体同归为泥土,而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尚没有了着落,这是志士仁人悲痛之所在。

很显然,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感触最多的那就是时间、文章、生命的感叹。时间是流逝的,生命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如何才能在永恒奔流时间中得以永存呢?作者在这里的回答那就是“文章”。只有文章才可以让生命永存。因此,曹丕在这里就不仅仅是在谈论文章的地位。但曹丕为什么要把这条“路”放在“文学”上呢?为何不是其它呢?为什么不是建功立业?或荣华富贵呢?要弄明白“为何”,我觉的应从以下几点可以试着去说明。

首先,应该从当时社会历史大背景下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文学史上,魏晋时期可是个“文学自觉”的伟大时代,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代可不是什么好的时代!长期的战争,社会的动乱,国家分裂,政权的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总不免相征伐,即使没有战争,统治集团中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着杀气。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遍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那么生活在这种朝不保夕环境里的曹丕,无形之中给他带来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深叹息。

其次,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相对而言是自由活跃。这是由于儒家的传统地位发生动摇,各种学说同时并行。士人从经学桎梏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重感望及个性表现.以前秦汉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权,出于特定的历史需要,强有力地抑制了思想的自由。汉代经过改造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在“天命”这个虚假的前提下编织起礼教的密网,从根本上消弱了个体意识。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趋于衰微。东汉后期,对儒学感到厌倦的士人,利用老庄哲学标榜“自然”和“无为自治”等基本特色,借以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进入魏晋时代,这一思潮在社会中更加深入和普遍。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于是很多文人纷纷宣称“越明教而任自然”,寄情药酒,行为放旷,毁弃礼法以表示对现实不满和不合作,而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就会明白魏晋时期为什么文学那么兴盛。因为文学艺术是最能表现自由精神的一中生命存在形式。这对曹丕把文学作为阐释对象是很大影响的。

第三,这应该与作者的成长经历及个体气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曹丕的父亲曹操,他不但是个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据记载曹操是一个非常个性的人,他藐视繁琐的礼仪与虚伪的道德,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随便,“好音乐,倡优在侧,常日以达夕。被服轻,身自佩小T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药膳皆粘污巾帻。”父亲这种洒脱的行为对他不能说没有影响。不过除了这些影响外,还应该与曹丕自身经历体验有关。如他曾跟随父亲参加过战争,并亲眼目睹过战争的残酷,而且有好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据记载曹丕曾多次随父征战,十岁时,在征张绣的战役中,其兄长曹昂、从兄弟曹安民被张绣所杀,曹丕因为善骑射才幸免于难。后来他又与曹植费尽心机争夺王位,尽管他是最后的获胜者,然这更加加深了他对人生,对政治的认识。

曹丕作为政治家,却有着诗人学者的气质。据史书记载曹丕天性敏感,而且体弱多病。因此对生命本身的关切程度要比别人深刻的多。《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对曰:‘其贵乃不可言’。问:‘寿几何?’元吕曰者:‘其寿,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也。’后无几其立为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相见时而不问其它,可知曹丕对生命本身的关切程度。这种善感的诗人气质更多表现在他的诗文上,他“好诗文,以著述为名”。所作诗、赋百余篇,另有书信、论文等,现存诗40余首。他将“诗言志”的理想扩充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关注,尤其是对生命的短促,人生的无常的强烈感受。时节的迁移,人事的变换往往会引发他深深的感叹,并行诸诗赋。他怀念亡父的《短歌行》一咏三叹,流露出失去亲人的无比痛惜之情,也代表时人对生命短暂的普遍忧患。在《善哉行》(其一):“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为乐,岁月如驰。”发出时间忧思的叹息。曹丕在诗文中有多处类似这种感伤情绪的流露,即使是在快意的宴游中,也常常徒叹“斯乐难常”。因此,曹丕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远远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

我们从上面几点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时代自由思想的影响,他又成长在那样的家庭,又有那样的父亲,再加之天性的敏感,自身丰富的人生经历体验,这诸多原因是我们不难理解曹丕为何对生命、对时光的流逝能够发出那样深深的咏叹。《典论》的写作时间应是在曹丕当太子以后不久,大约在建安二十二年至曹丕即王位的延康元年之间(公元217--220年),建安二十二年,先是王粲病卒,尔后,徐干、陈琳、应、刘桢均死于斯年的瘟疫。诸子的这种集体死别,深深触动了曹丕,在对生命的自省中,在历尽所有繁华之后,他突然感到时间在塌陷.诗人的气质,眼前的一切,加之在这之前长期的这种郁集不散的对生命的哀伤,大概是他在写《典论 论文》时能够把“文章”与“不朽”联系起来论述的情感基础吧。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于文学自身的特性有关,文学艺术是靠形象、靠情感文字为表现手段。文学艺术是最能表现人性,也是最能表现人的自由精神的。文学艺术本身就有不朽的艺术魅力.也就说生命本身在与时间抗衡中会很快朽绝,但只要通过文学形象抒情、真诚表达,截取和留存了作者生命时间中哪怕很短的一个片段,或很短的一个瞬间,但后世的阅读者却可以凭借留下的文本再一次进入到作者的鲜活生命之中.因此文学达到存在,就不像其它“不朽的事业”,只是虚无的空洞的存在,而是一个丰满的生命,是时间的延伸。

因此,“文章不朽”不仅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还解决人生现实问题。它把人的生命价值归结到文章著述事业上来,为现实人生找到了通向永恒的道路上来。从而解除了人们长期为之困忧的精神痛苦,曹丕《与王朗书》中谈到写作《典论》及其他诗文作品的动机时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如。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可以看出他不仅是把文章作为人生不朽的功业,更重要是他要为自己人生的价值寻找永恒载体,也要为自己鲜活而赋有张力的生命寻找一条永存的路。我觉得作为一条“路”,他是寻找到了!

参考文献:

[1]袁峰编著.中国古代文论选读[M].西北大学出版,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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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卷)[M].复旦大学出版,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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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庆元.三曹诗选评[M].上海古籍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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