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围城》的讽刺风格

摘 要：讽刺是《围城》的一大特色。在小说中，作者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对人物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讽刺，从而形成了一种“直斥”的讽刺风格。

关键词：讽刺 修辞 人物 思想 直斥

《围城》一出，便有人赞誉它为继《儒林外史》之后中国又一部讽刺力作。但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发现，专门评述它讽刺艺术的文章甚少。钱钟书曾借方鸿渐的口说：恭维别人跟恋爱一样，不容许有第三者冷眼旁观。笔者想：讽刺跟恋爱不一样，它特别需要第三者以至第四者、第五者的参与和评论。因为想做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便写了下面的文字来滥竽充数。

有比较才有鉴别，为了更好地分析《围城》，便借来《八骏图》进行对比，然而并非故意厚此薄彼，请已逝的沈先生多多谅解。

两部小说都塑造了同一阶层的人物，以小讽大，通过具体讽刺一般。但由于作家在写作中运用了不同的技巧，选择了不同的角度，从而显示了截然不同的讽刺风格。

一

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修辞手法的运用。

在对具体人物进行讽刺时，沈从文惯用的修辞手法是对比。而且他是以科学家一样的严谨、客观的态度来进行对比的。如讽刺教授甲时，只描写了甲房中三处客观环境的摆设，通过视觉上的反差形成强烈的对比：

小桌上――全家福照片

蚊帐里――扣花抱兜、《疑雨集》《五百家香艳诗》、半美女画

窗台上――保肾丸小瓶子、鱼肝油、头痛膏

这种写法和《天净沙・秋思》极相似：“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单独的客观景物毫无意义，但凑在一起，却造就了一种凄苦的境界，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了游子羁旅之苦。全家福照片最应该放在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里，半美女画、《五百家香艳诗》、保肾丸小瓶子放在妓院的房间里最合适不过，如此水火不容的两类东西竟“融洽和谐”的共处于甲教授的房中，这位伟大物理学家的“外庄内淫”的英雄本色，不肖作家半个评语，便自然呈现在读者眼前了。

另外，作者还善于不动声色地把人物自己的语言与行动进行对比，通过他们言行不一的矛盾来揭示人物的虚伪。如教授乙言语上对穿着新式浴衣的青年女子充满了不屑与尖刻的嘲讽：“真希奇，这些女子，好像天生就什么事都不必做，就只那么玩下去。”“假若她们并不存心抱独身主义，在货台边相攸的机会，你觉不觉得比病房中机会要多一些？”

而他的行动却充满了爱恋与不舍：教授乙低下头去，从女人一个脚印上拾起一枚闪放真珠光泽的小小蚌螺壳，用手指轻轻的很的拂拭着壳上粘附的沙子。

沈从文不但在一个人自身找出矛盾进行对比，而且还把不同人的不同病态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使这些病态思想更加突显。如教授丁的恋爱观受“哲学崇虚论”的影响，让倾心的女人“去嫁给一个明明白白一切皆不如我的人”，“到了她本身衰老时，我的爱一定还新鲜而活泼”。丁的恋爱是纯幻想的，只存在于他的头脑中，是一种虚无的恋爱观。与丁相对，作者展示了戊的恋爱，他主张抓住机会就“默默地吻”，就抱，她到后就成了妻子。这是纯肉体的性，而没有一点爱的成分。丁和戊一个崇虚，一个崇实，但都太极端以至病态，把性质完全相反的两种极度荒谬思想并列放在一起，更给读者造成强烈地思想上的冲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作为一个冷静的叙述者，不介入故事情节，只是客观地运用对比这一修辞手法，自然显现人物的病态心理与行为，从而达到讽刺效果。可谓“无一贬词而情伪必露”了。

与《八骏图》客观单一的修辞手法不同，钱钟书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来强化讽刺力度。而这种讽刺性修辞中又蕴含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透过这些修辞，我们听到的不是科学家严肃的科学报告，而是一个锋芒毕露的演说家的慷慨陈辞。

《围城》中使用最多的修辞手法是比喻。运用比喻进行讽刺的地方自然不胜枚举。

黑格尔曾说：“比喻起于想象力的恣肆奔放。”同时也是“起于主体任意搭配的巧智”。比喻在《围城》中的大量运用，当然首先源于钱钟书非凡的想象力，但同时我们似乎也不能否认，比喻本身可由“主体任意搭配”的灵活性吸引了钱钟书的注意，钱钟书急于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而比喻是最适于显示主观感彩的修辞手法。同一件事物，由于主观的好恶，可以把它比喻成好的，也可以把它比喻成坏的――可以把女人比喻成天使，也可以把她比喻成魔鬼；婚姻可以是爱的港湾，也可以是爱的坟墓――随你怎么比喻，只要能讲出道理。所以钱钟书在讽刺时，常把比喻当作一把利剑，用感情增强它的力度，狠狠地刺向目标。例：沈太太生得怪样，打扮得妖气……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

本体是作者着力讽刺的人物，喻体是极端令人恐惧、恶心、厌恶的事物，所以，通过比喻，人物的丑态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而作者强烈的否定批判态度也明确地表露出来。

除了比喻，作者还用了反语的修辞手法。反语也叫隐嘲、反讽，是一种双重意义结构，它的表面意义和深层意义是相反或相抵触的，深层意义常常是主体要表达的真意所在。作者在小说中多处用了这种修辞手法，由于篇幅过长，仅就一例加以说明：

假使留下的这几根胡子能够挽留一部分的运气，胡子没剃的时候，汪处厚的好运气更不用说。譬如他那位原配的糟糠之妻，凑趣地死了，让他娶美丽的续弦夫人。……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

如果说对否定的否定（双重否定）增强了肯定的力度，那么对肯定的否定同样也增强了否定的力度。钱钟书表面上大力赞扬并羡慕汪处厚死老婆的“好运气”，但他所举理由的极度荒谬性却全面有力地否定了这种“赞扬”“羡慕”的合理性。所以表面上赞扬得越热切、羡慕得越“诚挚”，实质上鄙夷得越强烈，批判得越猛烈。

除了比喻、反语，作者还运用了映衬手法，如陆先生夫妇看侄女婿新居那段，陆先生凡事都附和、巴结、顺从陆太太，作者写道“他一笑，Bobby也跟着叫”。“钱钟书把陆先生夫妇的爱物――狗――同陆先生并举，一方面是写实，写出狗仗人势欺负弱者的真实状况（这条狗曾多次向鸿渐表示过不友好）；另一方面也具有隐喻烘托效果，简短的一个衬托，就把陆先生的虚伪做作、狗样的势力与傲慢入木三分得揭示出来了”。还有“谐译”的修辞手法，如曹元朗为诗歌注释出处时，把T.S.Eliot译为“爱利恶德”（贪图财利厌恶道德）；把Tristan corbiere译为“拷背延耳”（使人联想到严刑拷打）……通过谐译把曹元朗本身的庸俗、浅薄暴露无疑。更精彩者，作者借辛楣之口把李梅亭之名译为Mating（），真是一语道破其淫邪之本色。

除此之外，作者还运用了夸张、曲解、比拟等修辞手法。多种修辞手法的应用，不但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把被讽刺人物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又因为加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增强了批判强度，所以使讽刺有力透纸背之感。

二

朱文诺尔（juvenal）在他的《讽刺诗》中说：“无论人们做什么：赌咒、恐惧、愤怒、愉悦、享乐、劳作――皆是我这本小书的五颜六色的主题。”可见讽刺作家主要是以人物为讽刺对象的。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人物都是最直接的箭靶。作者对小说中讽刺人物的处理和塑造，也直接影响着这部讽刺小说的性质和风格。

在《八骏图》中，作者着力塑造人物的一个方面思想性格特征，并对其进行讽刺。如前文提到的对甲、乙、丙教授“假道学的虚伪”的讽刺，对丁教授“反自然的矫情”的讽刺，对戊教授“粗鲁的主义”的讽刺，这样做虽然有利于读者把握讽刺焦点，凸显作者的讽刺意图，但单一的性格特征容易使人物形象变得单调、呆板。人物失去了生动性，变成一个个缺点、过失的机械化符号，以至于大大降低了小说的可读性。

与此相反，《围城》赋予每一个讽刺人物多种性格特征。如苏小姐的孤芳自赏、自命清高，的剽窃，虚荣、自私，尖酸、刻薄；庸俗、势力等。又如李梅亭的好色，贪财，不学无术，自负，自私，和善于巴结、钻营。由此可知，《围城》中的每个人物自身都包含多种性格特征。作者每多塑造一个性格特征，人物形象便生动、充实一分，同时又因为这种性格是贬抑的、否定性的，所以每多塑造一个，作者的讽刺因素便增多了一分。

三

“我思故我在”，思想是人的本质，讽刺达到了思想，便达到了最深层。

通读《八骏图》，我们会发现作者是通过客观环境及人物的言语（书信也是言语的一种形式）、动作来反映人物的病态思想并进行讽刺的。而在《围城》中，作者却是更多的把人物的思想直接描绘出来。

如《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房中墙壁上挂了个希腊爱神照片，教授丙负手看了又看，好像想从那大理石雕像上凹下处凸出处寻觅些什么，发现些什么”。

这里教授丙的客观动作只是“看了又看”，而“从那大理石雕像上凹下处凸出处寻觅些什么，发现些什么”，只是达士对教授丙的感觉――从“好像”两字上看出――教授丙有没有如此想法是有待商榷的。爱钻牛角尖的读者会说：“也许达士对教授丙有偏见，或达士自己的思想很龌龊。”如果是这样，对教授丙的讽刺便无从谈起，更无所谓深度了。

在《围城》中，这样的问题是不会出现的。作者不但在表层上对人物的行动进行讽刺，更注重这种行为产生的思想基础。荒谬的行动由荒谬的思想产生，这一方面从根源上肯定了作者讽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更把对人物的讽刺由表层引向了深层。

如《围城》中，多处对方鸿渐的“假文凭”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如果单单描写客观现实，那么讽刺的对象也仅仅停留在“假”这一表层上。但作者又对方鸿渐买假文凭时的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这就赋予了讽刺更深的内涵。文中，方鸿渐引经据典的证明欺骗“并非不道德”，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以致让读者觉得欺骗是一种善举。可他最后却突然一转，否定了上述的长篇大论，“索性把价钱杀得极低，假如爱尔兰人不肯，这事就算吹了，自己也免做骗子”。通过这种可笑的“自我否定思想”，作者有力地讽刺了方鸿渐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性格特点。同时，作者还写出了方鸿渐买假文凭的真正原因：“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他决心：“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决不开这个学位。”这表明方鸿渐买假文凭并不是为了自己，只是迫于父亲、丈人的压力而采取的无可奈何的办法，充分暴露了他易于同环境妥协、毫无主见的弱点。

方鸿渐的以上思想性格是作者着力讽刺的，同时也正是这种性格造成了他生活上的种种悲剧。正是由于他的延宕、犹豫的自相矛盾心理，使他在对苏小姐的态度上举棋不定，以致造成了最后对唐小姐爱情的失败，也正是他的毫无主见的性格弱点，使他易于受人摆布，以致最终混混沌沌的落入孙小姐婚姻的圈套。

钱钟书总是这样：即讽刺人物荒谬或卑劣的行动，又讽刺并探索这一行动的思想根源，继而揭示这一思想所导致的后果。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从而在整体上增加了讽刺的深度。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八骏图》中，作者通过不动声色地对人物动作、语言的矛盾性对比，自然呈现出其某一方面的弱点，以达到讽刺目的。由于作者写作态度和手法的客观性、表层性、单面性，造成了婉曲的讽刺风格。

而在《围城》中，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强化了作者主观的批判意图，加大了对人物讽刺的力度；而对人物贬抑性格的多重塑造，又使讽刺呈现出全面性、多元化的特征；并且，作者能够透过人物的语言动作而对其深层思想进行直接的剖析和讽刺，不但对人物的荒谬卑劣的行为进行讽刺，更注意探索这种行为产生的根源，从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深度。

总之，《围城》的更深、更广、更有力的讽刺特色，给我们造成了一种总体感觉：“凡写一可恶之人便欲打、欲骂、欲杀、欲割，唯恐人不恶之。”然而，对这所恶之人、之事的描写又皆在情理之中，“揭发伏藏、显其弊恶” ，鞭辟入里，最终造就了一种“直斥”的讽刺风格。

以上，便是笔者对《围城》讽刺艺术的一点点看法。

参考文献：

[1]张泉编译.钱钟书和他的《围城》[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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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钟书研究编辑委员会.钱钟书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6]马光裕，陈珂玉，田蕙兰.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胡海英 浙江省温州中学 325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