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的话语与实践综述

【摘要】透过现代女性的性话语与实践，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建构的投射与社会变迁的缩影。立足于已有的典型性实地研究成果，本文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性话语与实践进行了理论梳理与述评，呈现了女性主体意识在男性体系里的觉醒与博弈，并从脱嵌与再嵌入的视角对上述话题予以了历史性反思。

【关键词】中国都市年轻女性；性话语；性实践

【Abstract】Through sexu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 of modern woman， we can see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Based on the existing typical field research， this article makes a review on the status of the Chinese urban young women's sexu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 to present the awakening and gambling of female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the masculinity system. Furthermore， the above issue is discussed from the angle of out-embedding and re-embedding.

【Key words】Modern woman； Sexual discourse； Sexual behavior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性话语的提及，大抵都藏身于不羁诗人的词赋、烟花巷里的音律、坊间手抄本，或是道家的养生术之中。经过时期全面剔除的“休克疗法”之后，对性的讨论又乘着卫慧、春树、木子美等笔下刻画女望与个人生命体验的“身体写作”予以强势回归。“性”不仅成为日常生活中吸引眼球的时髦话题，也逐渐被作为学科研究现象而严肃待之。虽然性话语、性活动属于私密领域的问题，但它却关乎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反映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吉登斯更是将性等亲密关系视为“生活政治”的一个重要领域，希望藉由这种现代社会的颠覆性力量来推进社会公共领域民主化进程。

那么，在全球与区域相渗透、传统与现代相激荡的中国，都市年轻女性是否跟西方同伴一样也正遭遇着一场 “”的革命？当来敲门时，她们是依然视其为洪水猛兽而固步自封，还是陷于这种“甜蜜的麻烦”之纠缠，抑或坦然地享受着这场幸福的洗礼？透过李银河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黄盈盈的《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裴谕新的《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等实地个案研究，上至20世纪50、60、70年代度过青春期的、近至所谓70后的现代女性之话语与实践画卷跃然毕现。假以社会学想象力，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所言所行背后，便不难觉察出社会建构的投射与社会变迁的缩影。

1身体叙事：她们的言说

在法国女性主义者拉肯看来，语言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完全改变其使用者，重新创造和组织无意识。这里，语言至少有三种社会功能：语言不仅改变了使用者的本意，创造或强化了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语言还具有排斥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能力，而这些弱势群体常常被剥夺了表达自身观念的权利。因此，“让女性发声、说话”以及使边缘群体改变主流语言、创造自身特有语言之内嵌功能，使得探究中国女性的性话语内核尤为必要。身体、性、性感及诱惑，是都市年轻女性涉性话语中出现的核心词汇，它们都以缺席（或在场）的肉身为叙事的线索，但呈现的却是女性主体意识在男性话语表达空间里的觉醒与博弈。

1.1身体

一方面，作为实体而存在的身体。作为泛化的“女性身体”的理解，这种身体基于两性的生理机构差异，表现为女性的生理特征（如，、子宫、生殖器）。从女性主体体验的角度，这种身体既是具体身体部位的呈现及其整合效应，又是注重健康的感受式身体，更是精神与形体合一的“气色”体现式身体。至于身体是否被性化，则取决于具体的语境与情境。譬如，在他人指涉（特别是与男性发生联系）时，身体的性意味较强；而在女性主体的自我指涉下，身体（尤其是第二性征）被置于审美的标题下而非性化了。

另一方面，作为载体而被规训的身体。在美容保养、节食瘦身、整容等女人们热议的话题背后，本质上也让我们看到了塑造身体社会功能的无形之手：即身体不仅是性别建构与再现的最重要载体，更是社会控制的实际和直接的中心所在。正是身体的可操控性与可塑性，使得身体能被重新塑造以贴合文化与时念的诉求。与福柯关于“身体是被权力、文化、经济等霸权所建构的，没有绝对自由的个人”的观点不谋而合。类似于 “圆形监狱”，女性内化了他人的凝视（如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限定），接受了规则，最终实现了自我管制。所以，巴特基认为，至少在三个方面已实现了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对女性容貌、身材尺寸的确定，女性身体的特定姿势和动作的产生，把身体作为一种装饰性外观来展示的宣扬。这样看来，女人与身体的战争不可避免。其实，与其说与女人抗争的是身体，倒不如说是身体背后的权力关系。从福柯的视角出发，女人对身体进行印象管理甚至是摧残性的改造（如，缠足，隆胸），不仅仅是男人压迫的结果，也是女性自我管制、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但从同谋的角度而言，女性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通过改变自己的外在肉身（可控性）来达到改变世界（准可控性）的目的，反过来也强化了现有的权力话语。

1.2性

广义上，性的意义 “至少可概括为以下七种：繁衍后代；为了表达感情；为了肉体快乐；延年益寿；维持生计；建立或维持某种人际关系；表示权力关系。”而狭义的“性”则体现了较浓厚的社会定义色彩，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性”的传统含义：发生在男女之间的、以这种以身体为依托的身体碰触形式为代表的行为的实践。学者黄盈盈[1]进一步将女性之“性”概括为一种典型地存在于性别关系之中，不同程度地融合了感彩的、以身体敏感部位的触碰为中心而扩散开来的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以“女性与自己相爱的男性在一起发生的插入式”为中心，其波纹随着身体接触的亲密性减弱与独自性增加而向外推展，以“依偎、拉手”、“阅读或观看相关资料”、“欣赏”作为边界[1]。总之，黄盈盈在其2005年的定性研究中认为，中国城市年轻女性表现为性认知层面上的“开放”与性实践层面上的“保守”。这与李银河[3]在1999年《性的问题》中所提出的“女性主体对自身望是压抑的” 论断相比，体现出很大的时代进步性。因为，在上个世纪末，李银河的访谈对象（女性）都倾向于对自身望的压抑，表现为：其一，在性关系中绝对不愿表现出主动性，对男性采取服从的态度，只关注男性的愉悦，不关注自己的愉悦；其二，对性活动本身进行自我压抑，包括对望、性唤起及性的压抑；第三，低下。

就时代的进步性而言，如果说黄盈盈的研究对象们还只是在认知层面的“开放”，或者说在性解放的路上只是迈出了一小步，那么裴谕新的被访者们所言所行就会令道学家们“刮目相看”。或许是由于时代更迭的加速据笔者粗略推算，黄盈盈、裴谕新的访谈时间至多相距4年。，或者是地域的差异根据黄盈盈、裴谕新的专著，其研究样本城市分别为北京和上海，二者在中国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故在裴谕新看来，这些年轻女性非但不为道德所负累，反而总是以生动有趣的讲述来面对，无论是谈起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性故事。甚至有些女性还会发帖子、写博客，更大范围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性感触与性活动。“她们不太顾及开放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只希望得到的是目前、眼下、及时的认同，从这种认同里她们找到为自己辩护的新素材，或者新技巧、新资源，足以让她们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当然，若将上述都视为中国方兴未艾的性革命的话，那么，中国的性革命的落脚点在于改变个人的性观念和方式，而非像西方社会那样争取诸如同性恋等边缘群体的性存在。

1.3性感与诱惑

“性感”这个词在中国女性的日常口语中并不见得是高频词汇，但却是联系身体与性的关系的纽带，有助于我们理解诸如性感与性、性感的身体特征等，以及女性作为主体对于性与身体关系的背后的意义。在黄盈盈看来，性感是一个集身体的物质特征（如身材好、嘴唇厚）与情境特征（如分场合的性感打扮）于一体的词。性感一旦与男性的目光结合在一起，就呈现出强烈的性化特征；性感与女性自己结合在一起时，非性化特征（如彰显自我、审美情趣）则开始凸显[1]。

由于黄盈盈一直强调其研究的女性主体体验性，因此她认为，就“性感”的女性理解与实践而言，它与时尚媒体为主导的流行文化并不存在完全的正相关关系。但笔者认为，若推及中国的“现代”女性形象，“性感”却是作为重要元素，架构在“消费主义+传统女性美德+性感”的框架之中。为什么“性感”在当下显得尤其重要呢？众所周知，首先，“性感”一词就是舶来之语，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流入我国，时下呈风靡之势；其次，在中国古代侍女图中难觅性感的踪影，身体的曲线美早已被长衫大褂所掩盖。可见，中国社会性别话语的今日制造已卷入了西方的洪流之中。因此，对中国女人的“性感”要求实际上表现了中国男性“洋化了”的欲望。换言之，当下“性感”的女人应该既保持东方女性传统美德，又得符合男性对女人身体的非传统口味。

那么，女人为什么非得性感呢？除了自我愉悦的成就感之外，性感还凸显了女性气质的力量――诱惑。布希亚曾提到，在两性关系中，女人之所以优越位置，正是因为她的作为客体性――顺从、软弱、缺乏主体性 ，故能够“诱惑以软弱取胜”。这种诱惑是女人对男人的引诱，是与女性特征相关的。“女人的引诱是审美性的、仪式性的，诉诸外表的魅力挫败了男性的深度。引诱能化解权力关系并超越两性对立：在引诱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可相互转换的，而男女的对立是不存在的。”[5]因此，对女人而言，诱惑是快乐、解放的力量。

2身体力行：她们的战场

亘古开始，男人与女人的战争就没未停歇。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小至家务分配，大至政治参与，女人看似完胜、实则落败。乘着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的风潮，已被传统礼仪束缚千年的中国女性能否在这场近身肉搏中成功角力，收复失地？虽非一蹴而就，但跬步之功胜过千言万语。一定程度上，女性性实践的变化可视为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方向标，更为争取与重塑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2.1

关于此，李银河[6]在1996年的研究结论是“仍是一种禁忌、女性被赋予打破禁忌的权力时才会行动”。反差明显的是，在时隔十载之后的上海，年轻女性不仅都以接纳之心乐于谈论，而且在性实践上也屡见不鲜。裴谕新的40名女性被访者中，约半数以上认为是女孩保持的一种方式、等同于自爱、保持对伴侣的忠贞或增加亲密感，并且乐于分享自己的故事；1/3的被访者只愿意谈论他人的故事，基本上持“无害论”的观点，但认为单身女孩不必要追求性愉悦、若伴侣关系好就没必要。而有无、生长城乡差异则会带来对该主题的不同回应。换言之，在城市里长大的、或有的女性更乐于“发声”。当然，受到传统习俗的影响，被访者常常用“专家/媒体说”、“与吃喝拉撒一样的本能”、“开放社会的标志”、“对于亲密关系的正向促进”这四种言辞来为去除污名化。总之，通过所建立起来的有关自我的知识提升了女性的自信，对的表述则体现了女性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定位。

2.2

正如索罗古德的“口的戒律”所言，我们用口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建构了我们对于亲密、性别与性身份的定义。藉由这个话题，旨在了解中国城市年轻女性在性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性的关系中所采取的姿态及其呈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权力。按照思维定式，一般人对于的第一反应是女性的施予、男性的接受。值得注意的是，接受与施予并不等同于主动与被动，要依据所处的情境及其意义。因此，裴谕新归纳了女性施予的动机，包括插入式的替代行为、爱意的回报、不得已而为之，但总体上认为女性在这种模式下几乎是无法获得性的。而若女性处在接受方，则女性更看重性愉悦以及在男性臣服中所凸显的自我实现，为此她们甚至会有策略地去教导另一半让自己快乐。至此，后者可谓是在象征意义上实现了性别平等。

2.3网络

城市年轻女性的网络，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种模式：借助网络发展线下约会对象的“亲历亲为式”、仅限于网上活动的“不沾身式”、利用网络与以前的保持性关系的“代替式”。就其动机，现今主流社会对此普遍持有一种道德批判式的否定态度，认为网络无非是真实的一种虚拟与替代，容易沦为精神空虚、藏污纳垢之陷阱。但若将此置于中国城市化的滚滚浪潮之中，对于那些希望“扎根”而非仅仅寻个“落脚城市”的城市新移民而言，网络更多地成为解决生活困境与实际困难、建构城市创造者的身份（如，“新上海人”）的有效途径，远非娱乐和感官享受。“通过网上经验获得的技能或经验，成为她们另一种含义的资格证书，可以转化为她们所需要的资源。”因此，裴谕新所强调的是女性如何利用网络来自我教育、自我塑型、自我增值的过程。即，通过网络及其网络关系建构了新的自我形象（如网名）、改观了对性/爱及婚姻的看法（如重于获取工作机会）、获得新的性知识与技巧（如“泡男人”） 及新的生活政治策略。

2.4多重性关系与涉外

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以前是男人吹嘘自己的，现在轮到女人了。” 无论是多重性关系，还是涉外，在当下的中国只不过是城市年轻女性的生活方式选择而已。相形之下，在研究者或好友面前袒露心声，讲出为社会一般理念所不容的故事――在裴谕新看来，意义更加重大。因为，这也是中国城市年轻女性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肯定和自我赋权的过程。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较之于多重性关系的个人选择，“涉外”则颇具有探讨的意味。为什么中国的女性（包括日韩乃至第三世界）都偏好与西方男人（尤其是白种人） “罗曼蒂克”？一方面，“异化性资本”[7]塑造了西方“好男人”。即，西方男人所代表的男性气质被中国社会过度认同（如被认为更帅、更富有、更浪漫），使得生活在中国社会的西方男人既觉得自己很有力量，又不得不掩盖真我、有意地按中国模式行事。另一方面，所折射出来的民族“性”。涉外中中国女性居多及男性的缺席，实际上隐含了国人的性自卑，这也与中国曾经在国际政经格局中的地位相吻合。“卫慧在《上海宝贝》中明喻了中国男人的性无能与西方男人的性强大……生殖的性与娱乐的性，对等于被‘女性化’的中国与被‘男性化’的西方……成为民族性的一个特征。”[4]可见，性已跳脱出个人的小情小爱，而被置于民族、国家的视野来予以考察。

3反思：脱嵌与再嵌入

在上述鲜活的个案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时光如白马过隙般的流逝，更感受到了时间那无言的力量。就性认知而言，李银河笔下的那个谈性色变、以性无知为自豪的年代渐行渐远，“色”已抛开“戒”的禁锢，变得如“食”般为当今城市中的年轻女性泰然接受，甚至成为个人征服的炫耀值。就性感受而言，性愉悦主义在性压抑的围追堵截中左奔又突，但当下的她们依然坚信，这种最原始的愉悦才是开启自信、自控感乃至改变世界之源泉。就性权利而言，在女性、、多重的喧嚣争议中，当代中国城市中的年轻女性正身体力行地改写着“女性的性存在是为了男”的世俗理念，因为，她们不是向道德宣战，只是忠于内心。

萨德曾宣称：“没有任何东西比性更伟大，没有任何东西比性更美好，没有性就绝没有任何拯救可言。”综上观之，似乎还可以再有力地加上一笔：性是一种生命能量，足以推动终极的革命之轮。而对于个体而言，则更是脱嵌与再嵌入的过程。脱嵌，指个体日益从外在约束中脱离出来。但它并非是与旧有的价值观念完全割裂，也不意味着原有价值观念的土崩瓦解，而是原来作为强势的结构性因素之旧有价值观念退居为可供个体选择的又一资源。对当下中国女性而言，封建礼教中需救赎的性原罪色彩已经褪去，以生殖为目的的性枷锁正在松绑，传统的三纲五常让位于女权革命的熙熙攘攘。那么，丧失传统规范约束的中国女性是否会一路向西，重陷古代巴比伦之殇？我们试简单地回顾下西方性解放的运动曲线，便可知是否杞人忧天了。“一遭解禁得井喷”的西方性革命，在遭遇艾滋病的恐怖袭击下情势逆转，甚至如今还出现了颇具复古意味的守贞联盟。可见，脱嵌的个体势必无法摆脱再嵌入的命运。贝克[8]的“制度性的个人主义”或许可以揭开其中的玄妙，“个体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没有确定的集体身份，如阶级等可以‘自然地’、‘不假思索’地嵌入，而是必须通过选择和决定来实现某一身份”。换言之，在个体化时代，再嵌入的力量使女性自愿或强迫过标榜的“自己的生活”。

那么，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语境下，中国都市的年轻女性又是如何被再嵌入的呢？其一，传统道德规范的某些部分可视为一种回归的拉力继续发生着作用。在中国，最明显的莫过于观的约束作用。徐安琪[9]在调研上海、成都两地未婚青年的性意识与现状时发现，肯定价值的仍多于否定者，只有少数青年不在乎未来伴侣的；对女性单向苛求呈弱化之势，但并未呈现对不屑一顾甚至将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价值取向。时至当下，观已不再是禁止婚前的有力藩篱，其潜台词更在于倡导有节制的及对爱情的坚守。其二，女性的自我规训惯性无意识地造成了与男性话语体系的合谋。承前所述，经由“原罪的性”到“生殖的性”的理性轨迹，并没有必然地走向“解放的性”，而是迂回出“消费的性”、“利润的性”。现代消费社会的逻辑是通过大众媒体（传播话语、知识）塑造理性身体意象，个体身体因自身与标准化（或规范化）身体的差距而心生焦虑，进而臣服于消费话语。所以，智者有云，“对女人而言，镜子和磅秤取代了祭坛和跪凳”。无论是节食丰胸，还是身体写作、，性成为女性身体或特定部位的展示，主动迎合着男性凝视的目光，从而陷入欲望化、商品化的陷阱之中。更为可怖的是，女性对于这种隐藏于日常生活中的福柯式规训浑然不觉，反而进一步内化为行为准则，愈发努力地自我逼迫成为男性话语体系下的“规范的身体”、更具“女人味”。其三，二重结构中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在吉登斯的眼中，制度、话语、知识等都具有“结构二重性”的特质。即，结构既作为自身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行动的中介，又是这种行为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在于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而非外在于行动。那么，作为行动主导者的个体在具有本体可塑性的同时，也能够进行反思性的监控，或许，后者才是真正实现女性自由与解放的突破口。就像在性权力方面的讨论，话题主要聚焦于究竟是女性被动、男性主动，还是反之，而现在的女性主义学者所思索的是旧的话语体系、建立新的对话平台，实现“我的地盘我做主”。

回首嵌入、脱嵌、再嵌入的历程，女性从隐忍、抗争到重新适应的艰难跋涉有目共睹，性也经历着被拒之千里、望眼欲穿，再到转角遇到幸福后的柳暗花明。在这里，对于中国现代女性的性话语与实践的探讨，其行动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使女性的声音和经验被倾听、以更好地改变她们边缘化的地位，更希望通过为女性主体在中微观上提供视角转换的能力，从而实现从个体到结构之间的宏观超越。具体地，女性主体可以凭借社会学想象力所赋予的能力，使之超越其所处的地方环境及其个性，通过历史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结，实现从个体、孤立、静态的视角到结构、整合、动态的视角之转换，理解更宽广的社会，并由此获得自信、自控感、自我尊重以及感觉自己有能力去改变现状。即，将日常私人领域或以性为基础的关系与权力关系、社会关系连接起来，以此达到为女性增权之目的。

参考文献

[1]黄盈盈.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4，309，179，239.

[2]Sandra Lee Bartky.“Foucault，Feminini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 in Feminism and Foucau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ed. Irene Diamond and Lee Quinby（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

[3]李银河.性的问题.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15，152.

[4]裴谕新.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31，156，216.

[5]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32.

[6]李银河. 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7]Farrer（2010）.A foreign adventurer’s paradise？ Interracial sexuality and alien sexual capital in reform era Shanghai.Sexualities，13（1）：69-95.

[8]乌尔里希・贝克.个性化：制度性个人主义及其政治和社会后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9]徐安琪.未婚青年性态度与的最新报告.青年研究，2003（7）：21.

（收稿日期：2014-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