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创新

摘要:为适应省级卫视激烈竞争的需要,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纷纷进行创新,在内容选择和表现形式上更加新颖,真实性问题和嘉宾隐私保护等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立足于二七年后出现的情感类谈话节目,对其特点、缺陷及发展方向进行了重点分析。

关键词:情感类谈话节目 创新 解析

近年来,全国各大省级卫视竞争激烈,栏目创新成为其收视突围的必由之路。情感类谈话节目作为吸引观众眼球的重要节目形式,成为各省级卫视竞相占领的“高地”。这其中以江苏卫视的《人间》、贵州卫视的《人生》、湖南卫视的《8090》、上海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等尤为突出。它们在内容选择和表现形式上都更新颖,更符合消费社会中的电视经济运作规律,在满足观众窥私欲和情感体验心理上也更进一步,为传统谈话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立足于这些创新下的情感类谈话节目,对其生存状态予以分析。

情感类谈话节目呈现的新特点

谈话过程力求现场还原事件冲突。通常谈话节目中,嘉宾和主持人相向而坐,嘉宾在主持人引导下讲述情感故事,观众通过聆听获得情感信息。而在媒介竞争激烈、媒介融合加速的今天,“内容为王”成为时代传媒的主题词。创新后的情感节目中,主持人不再是对单个或单方当事人的谈话,而是将事件的多方当事人约进演播室,通过不同立场的观点碰撞和激烈辩驳,还原情感故事中的矛盾冲突,增强事件的现场感,为观众营造“亲历”效果,变“聆听”为“再现”。正是充分发挥了影视画面视听结合的传播属性,节目内容得到大大充实。

插入外景采访视频是谈话节目惯用的手法,传统的谈话节目多用视频补充嘉宾的叙事,或起承转合引出下一话题。而创新后的谈话节目中,视频更多呈现的是情感故事中的相关人物或矛盾节点。编导依据视频内容提出悬念,而后回到节目现场寻找说法。这样外景视频就融进了事件的发展中,其本身就是情感故事主线上的一个个矛盾冲突点,与演播室内嘉宾的讲述结合,增强了观众“亲历”的效果。

栏目传播关系多样化,传播方式更加灵活。在传统情感谈话节目中,几乎所有的情感故事都由嘉宾这个传播源口述而出,主持人、场内外观众都是嘉宾的受众。创新后的节目中,随着当事人的增多和对立立场的出现,嘉宾和主持人单个的人际传播,拓展为嘉宾与嘉宾、嘉宾与主持人之间的人际传播网。主持人在充当引导者角色的同时,更需要于众多矛盾节点中梳理脉络,将情感故事的发展线条清晰地呈现给观众。因此,主持人会更多地融入到情感事件中,站在不同当事人的角度发现问题、寻找答案,成为情感故事的传播者之一。

观众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动地接受,而是参与到事件的评论互动中。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不仅仅是传媒信息的使用者或消费者,他们还是构成社会的基本成员,也是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公众。①因而情感类节目传播互动的增强,满足了观众的传媒接近权。如湖南卫视《8090》节目现场设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情感观察团,他们在节目进行中发表意见,成为情感故事的分析家与评论者。同时心理专家被请进演播室发表看法,担任了传播中“意见领袖”的角色。传媒技术的发展也为场外观众参与节目互动提供了便捷,现场连线网友发表看法、手机短信表达意见等成为诸多谈话节目与观众互动的手段。因而多元化的传播关系,在网络、手机等技术的应用中又拓展了节目的传播方式。

节目定位更鲜明,表现元素服务于节目的情感表达。差异化竞争的缘故使情感类节目有了个性,如《人间》定义为“中国第一个事件类栏目”,《8090》定义为“中国第一档聚焦青少年成长情感故事的节目”,《人生》以“矛盾、情感、交锋、选择”为关键词。这些精准的定位帮助节目吸引固定收视人群,也圈定了节目的讨论话题范围。

在开展传播时,“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是打动受众的两种重要方法。对于“情感谈话”这类充满感性意味的节目,“诉诸感情”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创新后的情感类谈话节目中,音乐、灯光等感性手法仍被沿用,在舞台设计、画面安排、音响运用等方面则更加强化了情感氛围。如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栏目在舞台设置上别出心裁,主持人和主要嘉宾位于玻璃屋内,屋外的四个方向是其他当事人,形成各方独立或对峙的局面。节目中通过玻璃的反射和镜头调度,可以使多个当事人同时进入画面,为我们传递更多感性的细节。节目在使用背景音乐的同时,各种音响效果被广泛运用,为现场制造或紧张或神秘或愉悦的气氛。类似感性元素的运用,都为节目的情感表达锦上添花。

情感类谈话节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节目的真实性屡遭质疑。情感节目在电视屏幕中多半以专题节目的形式出现,而电视专题被认同为纪实类节目,首要要求则是“非虚构”②。但在如今的情感类谈话节目中“造假”声却此起彼伏,如《8090》的《男友爱的不是我》一期中,27岁的男主人公的母亲被网友认出是杭州的一名演员,实际上她的儿子才上高中;《幸福魔方》也被网友爆料,“疑血”一期中“那个穿蓝色衣服的是我朋友的妈妈”。真实是新闻产品的生命,如果内容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那么媒介公信力自然难以保证。

对嘉宾隐私的保护有待加强。“窥私欲”是观众对于情感类谈话节目的重要收视心理,观众希望通过窥探他人来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和体验,甚至通过与他人对比获得精神安慰和心理补偿。为了提高收视率,有的传播媒介不惜充分暴露当事人的种种隐私来吸引观众。我们应当看到,情感当事人在传播情感故事时,其本身就是作为权利主体在行使自己传播权的受众,他们的隐私理应得到尊重。

话题选择局限于悲情苦情成分。在消费化的社会,情感类谈话节目“不在于理性的构建,而在于情感的狂欢;不在于意义的生产,而在于符号的消费;不在于精神的提升,而在于世俗的表达”③。情感冷漠的背景下,悲情苦情更能够成功赚取观众大把的眼泪,帮助媒体吸引消费社会中稀缺的注意力资源。但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过多反映悲情苦情所展现的“拟态现实”与我们所处的“客观现实”差距较大,受众解读此类符号信息所获得的意义难免充斥着消极,尤其在真情匮乏的今天。

情感类节目未来的发展方向

情感类谈话节目与公益相结合。当今时代,关注公益是提高媒体公信力的重要手段。创新下的情感类谈话节目中,单期节目追求大团圆的结局,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些可视为节目在发挥自身的公益力量。《密室疗伤》节目组为有心理问题的嘉宾出资提供现场和后续的免费治疗,为有同样问题的观众提供免费体验式治疗。节目制片人景小骥说,《密室疗伤》坚持收视第二,公益第一。④因而挖掘情感类谈话节目的公益性,更要做好持续、系统的幕后工作,方法得当的话,对提升频道形象和品牌价值也大有裨益。

弱化事件本身苦情悲情成分,加强正面思想的引导。对于悲情苦情的选题,节目应侧重评论思考,避免对情感本身过度渲染,甚至可以使当事人与观众交锋,在观点碰撞中评判事件的是非曲直,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媒介应拓宽思路,扩展选题范围。积极向上的情感故事是社会的主流,不能因为它们平淡无奇而不报道。其实,节目组可以将正在经历悲情和已从悲情中解脱出来的两组当事人请到现场,通过他们的交流来解决悲情方的情感矛盾,在积极与消极两种价值观的碰撞中彰显正确的生活态度。

增强节目的联系性,注重传播的反馈。此类节目有不少是“大团圆”的结局,但事后当事人真的会“团圆”吗?节目的调解效果如何?这些当事人是不是电视台请的演员?观众不得而知。将嘉宾参加完节目后的经历和反馈呈献给观众,是对节目调解效果和真实性的最好验证。在情感问题顺利解决的嘉宾那里,观众可以感受到真善美的存在和克服情感困难的信心;在情感问题调解失败的例子中,观众能够积累处理情感问题的经验。这样就可以将宽容、理解、博爱等积极健康的思想更真实地呈现出来,有益于情感节目的良性发展。

创新下的情感类谈话节目,运用多种传播手段还原事件冲突,更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窥私欲,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收视效果。参加节目的个人作为社会人,其情感故事中反映出的问题,必然是社会发展中包括金钱观、价值观等在内的冲突问题。所以情感节目应站在社会的角度进行谈话,注重在情感故事背后的价值观引导,处理好自身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在情感匮乏的时代更多地将真善美展示给观众。

注 释: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②李三强:《电视情感节目的“真实性”问题》,《新闻前哨》,2009(12)。

③李红春:《当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拓展与大众文化的崛起》,《天津社会科学》,2000(3)。

④林艳雯、范辰子:《〈密室疗伤〉吓坏观众?摇心理学教授质疑节目嘉宾:演戏是误导观众?摇不演戏是伤害自己》,《上海青年报》,2010年5月14日。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