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让与相关法律问题思考

债权让与,《合同法》称债权转让,指当事人在保持债权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以协议的形式将同一性债权从债权让与人移转给受让人的一种事实行为过程。本文就债权让与合同的构成条件及债权让与通知的相关问题阐述管见

一、债权让与合同的构成条件

1.可让与债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就让与须有一致的意思表示。让与人与受让人须就债权转让达成合意,订立让与协议,这是债权让与合同的有效要件。所谓债权让与合意,是在承认物权行为的法律制度下,与基础行为相区分的准物权行为,而在不承认物权行为的国家,因基础行为与履行行为一体把握,实际上即作为基础行为的债权合同。债权让与合意是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订立的一项新的合同,要经过要约、承诺的订阅过程,让与人与受让人意思表示一致是让与合同成立的基本要求。

2.须有合法有效的可让与债权存在。有效的可让与债权的存在是让与合同成立之基础和前提。有效存在的债权,指该债权真实存在且尚未消灭。以尚未成立的、不存在的、无效的或者已经消灭的债权为标的进行的让与,都将因为标的不能而导致债权让与合同不成立、不生效或效力待定,据此当然不能产生债权让与的法律后果。但有效存在的债权并不等同于其为效力完整、齐备的债权,也并不意味着该合同权利一定能够实现,让与人仅负有保证被让与的的合同权利确实存在的义务,不负有保证债务人一定能够清偿的义务。让与是债权有效存在仅仅为原则要求,在特定条件下,让与时尚不存在的将来债权或效力上受到限制的债权(如可变更和可撤销债权的让与及诉讼时效已经完成的债权的让与)都可以实行让与。

3.可让与债权具备可转让性。债权原则上具备可让与性,由于债权转让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行为,从鼓励交易的角度出发,应当允许绝大多数债权能够被转让,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但《合同法》第79条对此设有限制:限制一,即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主要包括:①具有人身性的债权,如委托合同、雇佣合同等合同权利。②属于与利不可拆分的从权利的债权,如保证债权为担保主债权而存在,因与主债权存在不可分离性,不得单独转让;但从权利可与利分离而单独存在的,可以转让。例如已经产生的利息债权可以与本金债权相分离而单独让与。③基于个人信赖关系而形成之债权,如合伙合同。④专为特定债权人利益而存在的不作为债权例如竞业禁止约定。限制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即当事人间有禁止让与约定的。债权人与债务人可约定,债权人在未经债务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向第三人转让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如建筑承包工程合同中,发包人在合同条款中明确提出“不得让与条款”,以禁止当事人未经发包人同意让与基于建筑承包合同而产生的金钱债权。限制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何种债权禁止让与,所以,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是指合同法以外的其他法律中关于债权禁止让与的规定。

4.其他条件。《合同法》第87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转让权利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债权让与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转让权利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方为生效条件的,应当根据相应专门法的规定办理。债权让与的生效条件也必须同时适用此类规定,不办理相应批准、登记手续或有关机关不予批准的,让与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债权让与通知

1.债权让与通知对债权让与合同效力的影响。让与通知是把债权让与之事实通知于债务人,使之得以知晓。债权让与中,让与通知是一个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在我国,更是关系到对《合同法》第80条如何合理解释和如何完善的关键所在。按照合同法第80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该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我国合同法在贯彻债权让与生效要件上偏行的是“自由让与主义”,显然比起《民法通则》第91条的债权让与之“同意主义”具有先进性。让与通知不是债权让与合同的生效要件,而是对债务人产生拘束力的要件。即通知债务人只是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条件,与债权让与合同是否生效无关。对债务人通知的存在与否,并不会对让与人和受让人间让与合同的有效性产生影响。

2.债权让与通知对债务人的影响。《合同法》第80条第一款规定,债权转让非经对债务人的通知,对债务人不生效力,或者说受让人不能向债务人主张。法律在债权转让关系中给予让与人、受让人、债务人合法利益的均衡保护。在保护债权人和受让人的同时,只有兼顾对债务人权利的保护,才能维护公平的法律价值。由于让与合同不具有公示性,此时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让与行为并不知情,债务人在债权让与人向受让人让与债权后,因未得到通知而向债权让与人予以清偿,而债权受让人在债权让与后向人民法院请求实现债权,要求债务人清偿,按照合同法第82、83条的规定债务人只有接到转让通知之时或之后方能够向受让人主张抗辩或抵销,此时债务人只能被动再次向受让人清偿。如果债权让与人将其受偿财产挥霍一空,债务人将无法获得追偿。这样对债务人显然有失公平。合同法第80条第一款规定,不但尊重债权人处分其债权的自由,保障债权的自由流通;而且兼顾债务人的利益,避免了因债务人对债权的让与因不知情而受到损失。合理地平衡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立法价值上实现(下转76页)(上接74页)了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的结合。

3.债权让与通知的主体、时间及形式。

①通知的主体:关于何人进行债权让与通知,即在通知的主体问题确定上我国《合同法》规定只有债权人通知始生效力,似显得过窄。是在司法实践中,债权人让与权利后,根本无心再关心此事,持积极态度的当然是受让人;是既然允许债权让与,就表明鼓励财物的流转,那么就应该最大限度的保证债权让与的实现;所以,应该同意受让人的通知对债务人也产生效力。《合同法》将债权让与通知主体限定为债权人,对受让人的通知持否定态度,导致社会生活中受让人通知债务人债权让与事实之行为无效,影响了《合同法》应有的功能,此为该法律规范的不足之处。从法理上看,债权让与的结果只是债的主体的变更,并不改变债的内容,通知仅为事实通知或为观念通知,债务人无论向让与人履行,还是向受让人履行,对债务人并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因此没有理由不同意受让人通知不产生效力。债权让与的通知只是满足债务人的知情权,以防其不知情而向让与人不当履行。只要债务人知晓债权让与的事实,债权让与即应对其发生效力,而不应将通知的主体只限定为让与人。

②通知的时间:债权让与的通知有没有时间限制,是在债权让与发生的同时,或者在让与后的合理期限内,还是可以随时通知债务人,甚至在时通知债务人。各国似乎没有明确的规定,既然作为一项制度,就应该对此做出规定,以利于约束各方。债权让与的同时通知客观上有些强人所难,因为毕竟债权、债务人不一定是在同一地区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随时通知债务人又显得过于随便,与整个这项制度不相吻合,仍然容易给债务人带来不便;时通知债务人更不合适,因为那样的话实际已经给债务人带来了损失,如诉讼费、实支费等,原本可以不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问题无端地给债务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不合理。笔者认为,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应该规定在让与后合理的期限内通知债务人比较适宜,如一个月或三个月等,因为给债权人与受让人一定的时间,其实就是给债务人一定的时间,而不一定非要采取诉讼的方式解决让与的债权。另外,给债权人和受让人一定的时间,也可以迫使两者及早行使自己的权利,不致使该让与事实迟迟得不到债务人的知悉而不知向谁履行债务或者向债权人履行了债务又得不到债务的解除。

③通知的方式:对债务人的通知方式,可多种多样,其目的旨在使债务人知道让与事实存在。我国《合同法》并未对让与通知规定具体形式,可有口头、书面、公告等多种形式。对下落不明的债务人可以采取在报纸上予以刊登的公告通知的形式,但对仍在法定住所的债务人则应采取其他方式直接通知,以尽法定的通知义务。

笔者认为,诉讼不应作为履行通知义务的形式,应该禁止以诉讼的方式通知债务人。诉讼之时,债权转让尚未经对债务人的通知,对债务人是不产生效力的,对债务人不产生效力的权利,原则讲受让人是不能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让与制度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在商业实践中最为活跃。我国合同法必将在其发展进程中,使债权让与在制度规则上形成丰富、完备、具有先进性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