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运气视阈下的企业伦理问题研究

[摘要] 道德运气为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考视角。道德运气存在吗？其存在样态如何？它是否是对道德责任的消解？对这些问题的追问系统回答并论证了一般伦理生活中道德运气的可能性。运用进化理论考察传统的“两种责任观”，可以认为基于意志自由和自我治理的责任概念以及基于行为结果的责任概念是需要重新评估的。具体到企业伦理实践中，进化思想为道德运气的合理性证明提供了理论基石。道德运气对企业伦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企业决策中的道德风险、道德运气的经济意义、企业道德运气的普遍性问题。

[关键词] 道德 运气 进化过程 企业伦理

[中图分类号） B82-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3）02-0125-06

“道德运气”这个表面上看似矛盾的语词首先是由英国学者B.威联斯1976年在现代文学中当作道德与责任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来的。他认为，传统的以控制能力为依据进行的道德推理，主张道德是免疫于运气的。该命题不仅背离了人们的道德直觉，也不能有效地涵盖人类道德实践中这样一个典型的事实：环境不在行为者的控制内，却影响着人们似乎具有合理性证明的赞扬与批评的道德归因。因此他提出，应当考虑运气在伦理生活中的作用，这将有助于扩展被现代道德传统狭隘化的“善生活”的概念，增强实践智慧。美国哲学家内格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和讨论。近年来有人开始将道德运气的概念应用于企业伦理问题的探讨，如美国学者米查尔森、威拉木里等，成为继康德的义务论、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效果论以及美德论之后研究企业伦理问题的一个崭新视阈。

那么，何谓道德运气？它是可能的吗？在企业伦理中，道德运气存在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从道德运气的视阈研究企业伦理，关注的领域是什么？目前，我国鲜有人系统论及这些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出系统回应，旨在客观呈现道德运气问题的基础上，为思考现代企业伦理的相关问题提供一个可以选择的新的理论视阈。

一、道德运气是可能的吗？

所谓道德运气，是指环境不在行为者的能力或意志控制内，而它又介入我们的道德判断与评价，进而有意义地影响我们伦理生活的不确定因素的统称。内格尔将之界定为，“某人所做之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取决于超出他控制的因素，而我们依然把那个方面当作是道德判断的对象之所在，这便称为道德运气”。

道德运气的概念是对现代道德传统框架下的道德概念的挑战和质疑，因此，追问其可能性的问题，即其知识的合法性与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探讨其他相关问题的必要前提。这包含对如下问题的考量：在道德实践中，道德运气存在吗？如果存在，它的存在样态是什么？道德运气是否是对道德责任的消解？

（一）道德运气是否存在

B.威联斯认为，对一般人而言，运气是存在的，但贤人或有能力成为贤人的例外。威联斯通过画家高更的案例来证明这一点。

案例一：著名画家高更的道德判断。高更为了追求他的艺术抱负，放弃证券交易商的工作，抛妻别子来到太平洋上的塔西堤岛。威联斯认为，高更能够在道德上得到辩护的唯一方式是成功，但是其成功取决于两类不可控制的因素，即内在运气（包括较高的绘画天赋、坚强的意志力）和外在运气（包括平安地到达塔西堤、适宜的绘画条件、艺术批评家的认同等）。显然，这两类因素均指的是好运气。那么，如果因为坏运气，比如沉船、给养不足、战争、瘟疫等，高更失败了，威联斯则认为，在传统的道德框架下，无论是从康德义务论的角度，还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他在道德上都是不受保护的。“人们指责他在道德上背信弃义，不负责任”，“他没有带来物化的利益和非物化的善行”。因此，企图根据传统的道德框架为高更案例寻找一个容身场所，这本身是荒谬的。然而，高更的道德实践却表明，其决策与筹划的合理性证明与运气不可分离，其在道德上的辩护也取决于道德运气。这进一步表明了使道德免疫于运气的目标注定是令人失望的。换言之，道德很容易受到运气的干扰，道德与不可控制的运气具有内在关联性。

如果说高更案例基于艺术家的角色来说明人们伦理实践中道德与运气的关联，具有特殊性，那么，内格尔醉酒司机的案例则从普通人的角色和伦理实践出发，指出“道德与运气的相互缠绕”具有普遍性。

案例二：两个醉酒司机的道德裁决。两个醉酒司机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开车回家，在即将过一个红灯路口时，突然人行横道上跑过来一个小孩，撞向其中一个而非另一个司机驾驶的车辆，于是悲剧发生了。另一个司机则安全到家了。这里，我们姑且称第一个司机为倒霉的司机，第二个司机为幸运的司机。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并评价两者的道德责任呢？根据一般人的道德直觉和生活实践，对两者的道德判断和评价将有很大不同。第一，倒霉的司机将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而幸运的司机可能因为没被警察抓住醉酒驾车而免于处罚。第二，倒霉的司机将因为孩子的悲剧而受到来自他人的道德谴责、社会的伦理指控以及个人良心的自责与不安，幸运的司机却没有这种痛苦的心理和情感体验。显然，这里的道德判断与评价包含着运气的介入，换言之，道德运气是存在的，并影响着我们的道德判断与评价。

（二）道德运气的存在样态

威联斯提出了道德运气是存在的这个命题，并对道德运气的存在样态作出了分类。

威联斯认为，道德运气分为“内在运气”和“外在运气”两种类型。就内在运气而言，道德运气是指一种“内在于行为者的运气”，或者是“处于考虑中的计划的运气”，如，高更不能预期实现自己的目标，他逐渐发现正是他身上的野性让他太懒惰且不能自律地成功做画。就外在运气而言，道德运气是一种“外在于行为者的运气”或者是“计划进行时的运气”，如，高更去南海的路上船沉的可能性，从而阻挠他成功地成为一名画家的机会。

批评家指出，威联斯的内在运气和外在运气不具有相互独立性，因此，该划分方式是有问题的。在一定意义上，外在形式的运气中含有内在的元素。比如，一个不可预测的外在事件也许会妨碍高更实现目标，但是高更知道而且应该知道影响其计划的、可能会发生的未知事件的风险的可能性。高更知道船可能会沉，他知道还有一些他没意识到的尤其可能会使其计划受挫的其他风险（疾病、战争、给养不足等）。同样，内在形式的运气也有外在的元素。比如，高更严格要求自己但没能成功做画也可能是受酷热、饥饿、令他爱慕的人的出现等原因引起的。

因此，威联斯对于道德运气存在样态的解释不怎么令人信服，也未得到太多的响应。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威联斯主张道德运气超出道德行为者控制的环境，与计划或决定有关，这是正确的，并成为内格尔解释道德运气存在样态的思想来源。

根据道德实践中不可控制的因素的类型，内格尔将道德运气分为四种类型：构成性运气、情境性运气、先决性运气、结果性运气。构成性运气是指道德行为者与生俱来的原始的东西，包括道德行为者的性情、天分、气质、家庭出身等。情景性运气指道德行为者做出决定和行动时面临的当下问题和境遇，这些问题和境遇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行为者的控制和选择。先决性运气指在事情即将发生之前随机出现的道德行为者无法控制的因素。结果性运气指不可控制的因素既非先前决定的因素，也非当下的环境，更与道德行为者的性格、气质毫无关联，但它直接影响了事情的结果，使得结果不是行为者所欲的那样，即事物呈现方式出乎意料。

内格尔对于道德运气的划分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响应。下文考察企业伦理中的道德运气时将采纳该方式。

（三）道德运气是否是对道德责任的消解

承认道德运气是存在的，这意味在我们的道德判断中运气不仅应该被考虑，而且应该受到重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道德责任的消解呢？因此，说明道德运气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是理解道德运气可能性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威联斯认为，从根本上来看，道德运气没有也不能消解道德责任。他通过“行为者遗憾”、“回溯式辩护”和“关乎决策的认知运气”等概念和术语论证了这个命题。

根据威联斯的观点，我们通常会对受运气干扰的、自己过去的选择或行为有着特殊的心理反应机制，比如，我们在内省反思的时候常常会想“事情要是另一个样子该多好”并表露出特殊的表达和行动，这就是行为者遗憾。

威联斯认为，行为者遗憾既指向自愿行为的事件，也指向意外、偶然的无知或非自愿的事件，只要是行为者有意识做过的事情，由于行为者与事件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一个没有认识到特殊关系且不感到遗憾的人或许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他进而指出，行为者遗憾要求行为者是出于内心的自责、遗憾的情感而在思想中形成对于损失进行补偿的意识。这意味着对于责任的承担不能通过单纯的外在物质补偿来实现。他指出，如果说责任的问题可以由单纯外在的补偿行为来解决，那责任的概念将被肤浅地理解，而责任不是一个肤浅的概念，负责任的行为也不能单纯化。所以，如果没有引发行为者内心自责、遗憾的情感，没有不同于他人的思想状态，单纯外在的补偿行为将不具有“修缮”的意义，责任就有被消解的危险。

另外，威联斯还提出了“回溯式辩护”这一概念，即对于在不确定条件下作出的选择或行为，如果事先无法根据道德法则作出评估，那么，该选择或行为合理与否在事后可以得到证明或追溯性论证。这个概念表明，运气事实上介入了我们的道德评价，而且应该成为自我评价和责任判定中的有意义因素。

此外，威联斯还使用了“关乎决策的认知运气”这一术语，认为在决策的关头我们拥有信息和思考的能力。也就是说，在运气充斥的世界里，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道德判断和责任判定，是因为在人的智性实践中存在着特有的深层规范性，即理性筹划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善良而智慧的人们能够在运气面前不卑不亢，因为有一部分运气（因认识和能力不及而引起的）可以被实践智慧所驾驭，有一部分过于外在的运气，由于人是有理性的高贵存在物，所以可以被人们所超越。”

二、进化思想：企业伦理中道德运气的理论依据

如果说在一般的道德生活中道德运气是存在的这个命题成立，那么，在企业伦理中这一命题同样适用。进化思想为企业伦理中道德运气的合理性证明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般意义上，进化过程包括四个阶段：变动、选择、停滞与扩散、竞争稀缺资源。“这四个过程是必需的，足以说明相互联系的系统的进化变化。”Ⅲ丹尼特将之比作一个“普遍的酸”，它根本地改变着保持我们基本信仰和价值的支柱，使一般的机械主义具体化，它是中立的，能被用于任何进化系统。罗蒂等进而主张将进化的思想应用于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斯德尔郝斯特由此认为，将进化观引入企业组织，我们对企业伦理的理解将发生变化。威拉姆里则运用进化过程考察了企业伦理目标，指出进化过程对于企业伦理具有重要意义。

从进化过程来考察企业伦理，一个重要的结论是，组织或个体是在诸如价值、习惯、常规、习俗等惯性作用下，历史筛选沉淀的产物，因而在复杂、连续的筛选沉淀中难免有受主体控制之外的因素（即运气）的影响。如果说，进化过程为我们理解企业伦理的推理过程是如何变化的提供了概念性框架，那么，纵向分析的进化方法则为企业伦理中道德运气的合理性证明提供了有用的洞察力。进化思想对企业伦理中道德运气的合理性证明可以从评价个体责任的含义中得到阐释。

关于个体“责任”有两个主要观点。一个是现代道德传统所主张的关于个体意志自由和自我治理能力的责任概念。根据康德的观点，意志自由是指自我治理的能力，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个体是一个有责任的生物体。“因而，成为人，成为意志自由的人，有能力自我治理，以及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人之间具有概念上的联系。”一个是基于事件与个体之间的偶然关系，是“对某人或某事的责任”或“有义务做某事或照顾某人某事，因此，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事，就会受到谴责”。

第一个观点表明，道德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是因为环境完全处于我们控制下这样一个事实，因此，一个人的道德地位应该与不可控的运气因素无关。第二个观点则表明，责任与道德行为结果有关。

如果运用进化理论来考量以上“两种责任观”，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第一，应该重新检验自康德以来的现代道德传统所主张的关于意志自由以及自我管理的责任概念；第二，如果责任是基于事件与个体作为或不作为之间的偶然关系，那么，建立两者的联系将很困难。

（一）对意志自由和自我治理概念的考量

在对现代道德传统的批评中，麦克唐纳德的主张较有力：“进化观促使我们采用一个清晰的历史观来考察我们的道德标准。道德理论的很多方面被弱化，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没考虑将道德行为者置于历史和社会的角色进行认识的重要性。大多数情况下，道德理论错误地假定行为者（或团体）处于与其道德原则或更一般的社会安排相对立的根本选择。关注社会惯例——事实上的、现存的、合作行为的工作点滴——是一种已经由文化进化完成的，严肃从事道德工作的方式。”

具体到企业伦理，麦克唐纳德的主要观点在于，如果个体以及他们为之工作的企业组织被看成是历史沉淀的产物，进化观强调的是，他们怎么才能够真正地被理解。这个沉淀过程通常既具有较强的惯性，也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这意味着他们对最初的（通常是任意的）条件以及后来变成僵硬事实的偶然事件的沉淀具有敏感性。从而，个体性格与组织世界进化了，进化的主要方面易受运气的影响。和个体的性格构成一样，企业组织的构成很大程度上也具有偶然性，无法超越运气、偶然事件以及可能的或随机运气的影响。这就是前文所指的构成性运气。

因此，以进化的视角来考察企业组织的运气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了。在一个组织中成为常规接受的价值，既是道德首创经理赞成（或反对）的，也是组织过滤机制（包括组织结构、过程以及文化）筛选的产物。这些机制本身就是组织历史进化的产物，其中，一些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具有特别的影响力，从而塑造着组织的内在结构，影响着何种价值或管理行为被保留或被筛出。也即是外在选择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内在环境的变化，进而引起筛选过程的变化。因此，如果不考虑历史上一些偶然因素对于组织程序、常规以及惯例方式的影响，将很难理解某些企业伦理实践。

由上可知，无论是个体还是企业组织都无法背离其进化发展的路径，每一个性格都易受到偶然事件的影响以及超出我们控制却又塑造着我们的环境的攻击。同理，在企业内，组织和个体都不能完全自由地在众多历史细节中选择道德原则，因此，让他们承担过多的责任是不恰当的。

（二）进化过程和结果性运气

关于责任的第二个观点关涉道德行为的结果。威拉木里指出，如果在一个清晰的进化思考框架下来考察结果性运气，该概念会更加一目了然。从进化的视角来看，我们归为运气的东西能够得到某个也许不可视但原则上可辨认的随机过程的决定的检验。运气实际上就是“抽签的运气”。在错综复杂的企业组织中，假定“抽签”受制于重要的随机过程，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企业组织和社会其他组织不断地相互作用，两者都极其复杂、受非线性特性的支配。因此，把它们看成是受随机的决定通常更有说服力。

第二，在企业组织内部，选择过程是可变的而非具有不变的特性。大多数人为设计的选择机制是不完美的，具有有限的精确度。通过这些选择机制并最终促成结果的东西具有很大差异。马克指出，组织决策有时可能类似于垃圾桶的处理。伦理决策的制定者经常不得不主张，不可预测的决策过程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第三，在企业组织中，选择标准因主体的生命周期阶段和主体层面而异，比如多元阶段和多元层面的选择过程给系统的最终结果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把伦理选择当作一个分析单元，那么，在较低层面或阶段认为是好的选择，在较高层面或后来的阶段可能并不一定被评价为“好”。

综上，进化观认为有某些不可低估的运气元素进入了偶然链条中。在错综复杂的组织系统中，对于偶然链条我们只能部分地理解，而且在个体行为或不行为与继之事件之间的关系中还存在重要的机会元素，偶然链条还受这些随机特性的影响。在这个系统中，道德运气元素经常进入最后结果，这在原则上使其更难支持结果主义者关于个体责任的论点，即个体责任是基于事件链的主张。

毋庸置疑，道德运气深深地困扰着那些希望评价个体伦理表现的人，因为它主张个体对其行为所负的责任要比传统道德理论者愿意相信的少。但是逻辑上却无法消弭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更易受已经假定的道德好运或厄运的攻击。这不仅与进化论的主要原则相一致，而且进化观为该观点给出了十分有力的支持。

三、道德运气与企业伦理

道德运气对企业伦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第一，在制定企业决策或者关于企业决策的判断中，应该说明道德风险。运气既包括道德行为者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事件，也包括道德行为者知道且应该知道可能会发生的未知风险，在一定意义上它是道德运气的基础。如果说运气属于我们整个道德判断和评价，那么，风险同样如此。在企业中，运气和风险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对于企业的道德判断。一个好的管理者在比较两个机会做出企业决策时，不仅评价相关的回报是明智的，而且评价更易招致失败与无常攻击的、由风险带来的似乎更大的回报的可能性也是明智的。一定程度上，我们允许本应该知道的有关风险的东西进入我们道德失败的告诫，也应该允许道德风险进入我们道德成功的考虑中。管理者决策的道德赞扬应得程度取决于道德运气，也取决于道德风险。因此，承认道德风险的存在，并且承认我们冒着的大量道德风险会影响我们经历的运气，对于恰当地揭示风险有着重要意义。但是，道德风险的出现不应该阻止我们努力去寻找或发现贯穿于企业中的道德善。厄运虽然使善生活承担风险，但它和好运一样也是必需的，丰富了生活最有价值的一些经历。

第二，应该承认道德运气的经济意义，或者经济运气的道德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经济价值蕴含着道德价值，反之亦然。在企业中，经理的报偿问题是依据道德判断而定的。近年来，企业经理的报偿通常是道德上败德行为的结果，这日益引起了公众的道德批评。批评之一是有关公平性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人们关心的赞扬与责怪的归因问题，或者是“根据表现支付报酬”的问题。比如，经理报偿应该如何建构才能激励和奖励值得赞扬的表现，而对没能实现目标的经理则给予相当少的报偿？如果根据经理是否做了契约规定的一定要为股东做的事来支付报酬，则充满了衡量的问题。这里，不仅衡量目标很难建立，而且在一个复杂的市场中是否实现目标也很难确认。另一个批评是更为基本的公正问题。不能反映人的价值中相应差别的经理与“普通”市民之间的绝对差别，如何能与一个相当普通的平等与善生活框架相一致？这需要一个公正的评价框架。经理报偿的这些批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缠绕，反映了这样一个相关的问题：报偿依赖于表现图景、财富以及与财富有关的机会中绝对的、巨大差别的合理性证明的问题。由此，由经理报偿引发的道德问题类似于在道德运气哲学问题检验中引发的那些问题就不再令人吃惊。道德运气是正在讨论的善生活检验中两股竞争力量的产物：其一，仿佛环境在道德行为者控制之内的归因道德责任中具有明显必要性（比如，根据表现支付报酬，是假定“表现”有意义地处于经理的控制之内）；其二，承认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道德决策甚至我们潜在的道德性格，不可避免地易招致超出我们控制的环境的影响。

第三，应该为企业中道德运气的普遍性做好准备。在企业伦理的历史中，道德运气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既有好的案例，也有坏的案例。比如，如果由于通讯问题报道错误及其他外在条件，或者相关的和不相关的第三方行为，丰田公司没能顺利地召回问题产品，那么，是否会导致更多恐惧或消费者的怀疑态度？如果日本核电站在建设时期充分地考虑核安全的问题，是否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核污染悲剧？

结语

在日常道德生活中，运气的普遍存在影响着我们的道德判断与评价，左右着我们对值得向往的幸福生活的理解与感受。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超出我们控制的不确定因素是“异己”的。这些因素也许不会以一种决定主义的方式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和对善生活的理解，但是却能够为我们理性地作出选择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和各种可能的空间。

具体到企业伦理的实践中，进化思想为道德运气的可能性提供了合理性证明，使我们认识到个体、企业组织等是历史沉淀的产物，道德运气是这些过程的内在产物。如果我们不考虑个体、组织的进化过程，我们便无法作出恰当的伦理判断。进化思想并没有指出企业伦理地行为的决定主义立场，但它确实表明了可追溯的复杂事件道德评价中的慎重，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更佳的道德判断的平衡。

不可否认，运气的机会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着企业伦理中道德义务的分配方式，这种可能性确实悬而未决。但是它却给我们探讨企业伦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在被评价的事件中运气的作用是什么？有可能出现的截然不同的道德风险是什么？由于我们的道德赞扬与责怪以及相关的经济奖励与许可，道德行为者本应该知道哪些我们现在知道的？我们坚信并期待着上述问题会有一个表述清晰、证据有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