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年代

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越来越多不确定性的年代。

全球化风险、中国社会特殊的转型时期和IT、互联网等新技术工具的出现，正在使这种不确定性加速。在中国加入WTO后保护期还不到3年的前提下，接轨的压力会在这短短几年间急剧释放出来，企业的生存环境会越来越严酷。事实上，国际环境也是如此。美国上世纪90年代长达10年的“新经济”奇迹，掩盖了大量的“虚假繁荣”景象，当投资人的贪婪和市场的非理性遇到了一起，即出现了凯恩斯指出的难以解释的“兽性冲动”（Animal Spirit）那一幕。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终结。资本从经营活动中的分离，培育了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市场和大批职业经理人的出现，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空前繁荣。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提前终结了这种繁荣，再次将资本原罪血淋淋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当CFO从首席财务官被谐称为“首席骗子官” (chief fraud officer)时，正如瑟门・阿诺德所说的那样：“争斗的工具是‘借’、‘贷’和销售额，人们用这些术语筹划每场战役。”

作为一种契约，财务制度是政治博弈的产物，但同时又是抑制政治博弈的工具。会计规则这台精密复杂的机器，每天都在迅速高效地完成着空前规模的财富大转移。美国在发展信用经济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会计准则的出台都要经过严格的正当程序，有时旷日持久，似乎缺乏效率，但无论如何，这样一种“以效率换安全”的程序，还是给社会带来了可观的制度效益。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空前复杂的转型社会而言，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使得效率和安全的平衡格外重要，而制度选择恰恰成为所有中国企业面临的决定性命题。只要有人相信会计学或者盈余管理还是一门高雅的艺术，有人依然热衷于玩弄数字游戏，“管理就会让位于操纵，而正直则会输给幻想。”可是，如果我们坚信企业是今天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也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事业，那么，企业如何回到价值管理，如何建立高效、透明、健康的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那是谁也绕不过去的话题。

在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河流上，CFO就是时代的航标。他们掌握着商业准则，运转着企业财务这样一架紧密复杂的机器。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这一阶层远未成熟，但又如此重要，正如一位CFO所说的那样，中国的CFO们必须强大自身，除此之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