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美国涉藏特点

摘 要：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虽然开始较晚，但与早期涉藏的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其特点更为突出。具体表现为涉藏主体更为多元，涉藏方式更加多样，干涉领域大为拓展等，因此，美国涉藏给我国在施政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更为持久和深远。

关键词：美国；问题；施政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018-03

“问题”产生于最为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其实质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迄今为止，“问题”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跨越了不同历史阶段。在这漫长的一百年中，英、俄、法、日、美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手段对我国事务进行干涉，使得当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长期性。

一、美国涉藏领域的拓展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的加深，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帝国主义势力在侵入我国沿海地区后，出于地缘政治以及争夺在华利益的需要，又把目光转向战略位置重要、资源丰富的，企图侵占我国，并以此为跳板实现对中国腹心地区的侵略。因此，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以英国、俄国、日本等国为代表，开始了对我国的渗透和入侵。纵观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侵略历程，其中英国是以武装侵略和政治渗透为主，俄国是以派遣“考察队”和宗教渗透为主，而日本则是以宗教文化掠夺和派遣间谍为主。尽管这些国家对我国事务的干涉方式不尽相同，但涉藏领域却相对单一。

美国对的关注虽然开始于20世纪初，但是真正与地方政府建立官方联系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中国建立后，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历届美国政府均不同程度涉入事务，把操纵“问题”作为干涉我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对外政策。在当代，“问题”并非随着中国的强大就自然化解，特别是由于中美两国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政治制度，美国希望“问题”长期存在并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构成威胁。正是在美国不遗余力地推动下，“问题”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单单是历史地位问题，而是围绕地位问题的包括现代化进程中有关人权、、传统文化保护等在内的一个系统性问题，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领域大大拓展了。

1.外交上施压：美国利用“问题”在外交上对我国施加压力由来久之。20世纪50年代末达赖叛逃后，美国以“民族自决”为借口，极力推动问题国际化，致使联合国于1959年、1961年和1965年三次通过“问题的决议”。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通过公开声明和外交手段干涉我国事务的行为一直没有中断，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集团展开“实质性对话”，并就的“人权”“自由”和“传统文化与资源保护”等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2.政治上庇护：美国在政治上庇护达赖集团和组织主要体现在：每年分配给他们一些专属的签证名额；留学名额向亲达赖喇嘛分子倾斜；为分裂势力及其设立的各种组织提供活动平台，给他们经济上的帮助，支持其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例如，1987年，达赖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在美国成立了“国际运动”，该组织的宗旨就是“把问题国际化，为达赖“流亡政府”、新闻媒体及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组织国际力量支持“’”[1]。

3.经济上援助：达赖集团和境外分裂势力大都没有自己直接的经济收入和来源，他们在经济上主要依赖国外的资金扶持，而美国则是达赖集团和境外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国。从冷战时期，美国中情局对武装给与经费支持，再到冷战结束后，通过各式各样的基金会以及国会拨款设立的各种项目，提供给达赖集团和组织充裕的资金，供其生存和发展。

4.活动上渗透：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这段时期内，美国对的渗透活动主要是指中央情报局主导下的对的准军事渗透和破坏，主要采取了秘密培训民族分裂分子，给其提供军事援助，支持其回发动叛乱。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改变了直接由政府主导下的对藏准军事渗透活动的方针。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美国对我国的渗透活动更多的是由学术界、非政府组织、新闻人士等民间力量来推动，从而达到破坏我国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的目的。

二、美国涉藏主体多元化以及涉藏方式多样化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反华的战略需要，美国极力操纵所谓的“问题”，积极插手地方事务，支持达赖集团对抗中国中央政府，分裂祖国的活动，进而达到遏制、分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目的。在此大背景下，美国国内的涉藏主体逐渐增多，除美国政府以外，美国国会、非政府组织、媒体、学术界都于不同时期介入“问题”，共同构成了美国国内庞大但关联性较强的涉藏体系，而美国涉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正是这个体系内各主体相互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1.美国总统和行政部门：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政府拥有行政权。因此，在涉藏事务上，美国总统运用行政权来影响、制定政策。“首先，总统可以否决或签署并执行涉藏法案。其次，总统可以制定并执行政策”[2]。而美国政府则是外交政策的执行部门，在涉藏政策上，政府负责相关信息的收集、政策评估、建议以及政策的执行。政府各部门，包括美国国务院、中情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围绕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不同时期政府干涉事务的程度和方式进行综合评估，进而影响总统决定涉藏政策的实施。冷战时期，美国干涉事务的决策多由总统、国务院和中情局秘密做出。冷战结束后，随着历届美国总统接见达赖成为“定制”，美国政府涉藏力度进一步加大。以“人权”为借口，利用“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逼迫中国政府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和价值观，或以此要挟中国在其他问题上的让步，从而实现美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这种既重视中美关系，又支持达赖集团的“球”外交和“骑墙战略”充满了虚伪性。

2.美国国会：中美建交后，特别是冷战末期以后，美国国会对“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自1987年以来，美国国会对‘问题’的关注度逐渐超过了行政部门，进而成为影响美国对政策最为活跃的主体”[3]。美国国会主要以立法的形式影响外交政策，有数据表明，自1987年至今，美国国会共提出二百多个“涉藏”立法议案，其还可以通过拨款法和决议案对行政部门进行监督，影响公众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的政策，除此之外，国会还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资助达赖集团及组织。在涉藏问题上，国会最为“出彩”的两大手笔是：一是向行政部门施压，通过立法促成国务院“事务特别协调员”的产生，二是以财政拨款为捆绑推动《2002年政策法》出炉。“事务特别协调员”的设立意味着美国拥有了专职插手事务的高级官员，而《2002年政策法》的通过则标志着美国国会涉藏立法日渐常态化和制度化。美国国会关于涉藏的立法活动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是长远的。

3.美国非政府组织：美国非政府组织作为特殊的利益群体，虽然标榜其立场的公正，但是由于其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很难容纳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它们不顾的历史和现实而长期对中国政府抱有敌视和偏见，因此在关于涉藏的问题上当然缺乏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态度。它们利用自己立身于美国的优越条件，采取多种方式对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施加影响，对分裂势力给予道义、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甚至直接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试图迫使中国政府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既定国策。在涉藏问题上，由于很多非政府组织在资金来源上与美国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们与“美国政府之间已经结成了相互利用和互相配合的稳定关系，成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事务的依靠力量之一”[4]。

4.美国媒体：媒体是美国涉藏的重要主体之一，也是推动“问题”国际化的关键环节。其拥有对国际舆论的巨大影响力，由于中美之间在涉藏问题上有不同的价值观，美国媒体通过向公众美化达赖的信息，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情感，进而影响决策者的决策。美国民众、国会议员真正到过的人并不多，而熟知历史的人更少，他们了解“问题”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媒体的报道。“美国主流传媒的报道倾向，更是市场的、观念的产物，而不仅是短期的反华政治气候的结果”[5]。再加上对历史的无知和漠视以及长久以来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偏见，西方媒体不分是非地一边倒支持达赖并丑化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民众同情达赖敌视中国的情感基础。

5.美国学术界：美国学术界对问题的关注由来久之。美国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涉藏问题的关注程度和关注焦点都有所不同。从研究的历史、文化、宗教等传统问题到关注的人权和发展等现实问题，美国学术界一直对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概括来讲，美国学术界关注问题的主要方式包括：学者出席涉藏听证会，举办学术研讨会与公众报告会，参加国际人权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涉藏活动以及接受媒体采访等。由于学术界是美国政府重要的智囊团和思想库，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着重要的影响。

三、达赖集团与美国涉藏各主体各取所需，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链条

出于反对和丑化中国政府的共同目的，达赖极力迎合西方的要求，积极伪装，并与美国各涉藏主体形成了特殊但日益紧密的利益链条。

首先，达赖极力迎合西方的要求，在西方民众面前“巧妙”地伪装成为一个毕生“追求和平”，“追求民族解放”的“弱者”，一个长期“遭受迫害”但却“坚韧”“宽容”的“和平主义者”，一个真正关心传统文化，环境保护且受人尊敬的宗教领袖。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具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美国人那种天生同情“弱者”的民族主义优越感。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是同情和支持达赖，还不如说是保护“弱者”，维护“公平与正义”。由于达赖的形象在西方大受欢迎且有了一定的“民意”做支撑，其他涉藏主体如国会、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显现。由于冷战思维的存在，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极端敌视社会主义中国，而达赖及“问题”正好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仇华的机会和舞台。同时，“问题”的存在以及对达赖集团的支持也可以给深受美式理想主义信念影响的其他国会议员提供一个推行理想外交的机会。因为，他们坚信作为“上帝选民”的美国人是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所谓的人权和文化的。最终，国会推动涉藏立法向政府施压，并通过经费拨款给予达赖集团以资金援助。与此同时，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也给予达赖集团以道义、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从而印证其一贯支持“弱小”的“独立客观”的立场。正是在国会、非政府组织、媒体等“挟持民意”并一边倒的支持达赖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出台了对达赖有利的政策就再正常不过了。

美国的涉藏行为不仅让达赖集团收获了丰厚的政治支持和资金援助，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美国民众的理解与同情，使得国际化了的“问题”有了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同时，美国涉藏政策的出台兼顾到了美国各涉藏主体的利益。首先，支持达赖集团使得美国人那种所谓天生同情“弱者”的民族优越感进一步增强，具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美国民众在达赖的伪装和媒体误导性的宣传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慰藉，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满足；美国国会议员支持达赖，不仅会得到选民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又在反对共产主义和实现美式理想主义之间找到了完美的交集；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涉藏问题上，由于其一贯支持和同情“弱者”的“独立客观”的立场，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赞誉从而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资助；而美国媒体在美化达赖的报道中适时地迎合了民众心理并紧跟政府和国会的政策，在提高收视率和关注度的同时亦收获了丰厚的利润；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支持具有“和平”形象和“善良”面孔的达赖喇嘛，不仅可以让其所有涉藏行为道义化、合法化，而且可以利用“问题”打压中国，逼迫中国政府就范，从而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套取更多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唐家卫.事实与真相――十四世达赖喇嘛其人其事[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

[2]张旗，美国外交决策的政治与政策――分析框架与案例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1）.

[3]郭永虎，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问题”研究（1987―

2007）[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4]顾国良，刘卫东.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范士明.政治的新闻――美国媒体上的和“问题”[J].太平洋学报，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