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安部公房小说的日本特色

摘要：在当代日本文学中，安部公房通常被认为是受西方现代派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作家，人们很少注意他小说中的日本特色方面。本文以其代表作《闯入者》与卡夫卡《审判》之比较为中心，分析两者之间在个体意识与生死观方面的明显差异，并力图从日本文化传统的层面给出解释。

关键词：日本传统文化观；安部公房；外界力量；重名誉；生死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2－046－02

国内目前对于安部公房的作品研究总是强调他与西方现代文学的紧密联系，必须承认，安部的作品确实受到了同时期西方现代派文论的影响，但笔者以为，在西方现代派文论进入日本的过程中，以安部公房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实行“拿来主义”，而是仍保留了与日本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因素。本文便以安部公房的小说《闯入者》与卡夫卡的《审判》的对比研究为中心，揭示安部作品中的日本文化因素。

1．《闯入者》与《审判》的同与异

在安部的诸多作品中，小说《闯入者》与卡夫卡的《审判》有着某种高度的相似性。两者都是寓言式的荒谬小说，如果不加辨析，则有情节雷同之嫌。

两部小说均反映了现代社会某种真实而普遍的现象：两位主人公不约而同地被纳入了某种异己的现代外部力量之下，生理和心理上的私人空间被强行占领。《闯入者》中，闯入者们是以某种政治立场的代表对K先生实行高压强权的。《审判》中逮捕别人的人也是基于某种政治立场。这些逮捕者的背后也存在着某个固定的政治制度，并毫不怀疑地为其服务。闯入者和逮捕者进入两位K先生的生活领域后，都希望主人公们能够顺利地受制于这些异己的现代外部力量之下。

但是，《闯入者》与《审判》的区别也显而易见。这些区别使安部跳脱一味借鉴西方现代派的窠臼，保持了其小说中的日本传统文化的因素，使其作品成为独特的日本文学作品。这些区别性特征主要有如下三点：

1．1对于外界侵入之反应和关注点的差异。

在作品中，同样是面对私人地域被侵入的窘境，K先生一直关注着外界，而约瑟夫・K打从一开始所采取的方式则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论证自己是否犯罪，自我反省远远多于依靠外界寻求帮助，生存或死亡的选择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面对闯入私人生活领地的闯入者们，安部没有忘记描写K先生在听见闯入者(当时还不知道是闯入自己家来的)脚步声的心理活动：“我感到烦躁，内心中骂了一句：＇畜生。＇转念一想：＇还是那个杀人的保险公司吧，带着小偷或强盗来了＇”，接着听着脚步声，我的心里一直是在暗骂着，甚至产生过“我是清白的，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想法，可见，在安部的笔下，K先生在被闯入之前是注意到闯入者侵入私人地域的，他善于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其心理状态也随着外部环境发生的轻微改变而随之发生着变化，从“烦躁”到“好奇”。而卡夫卡只写到约瑟夫・K在等着房东太太给他送早餐的时候，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作者并没有描写约瑟夫・K在被捕前对于逮捕者的观感，而约瑟夫・K表现出来的仅是“又气又饿”而已，饥饿与气愤的原因都是因为个人的日常欲求没有得到正常的对待，并不是被捕这件事造成的，在被捕之前卡夫卡并没有写约瑟夫・K如何揣测原因，只写他关注自己天然的感觉没有被满足而已。在这个对比中，可以说，安部笔下的K先生是关注着外界变化原因的人，而与之相比，约瑟夫・K则更侧重于自己个人的感觉，外界对其的影响并不特别明显。

1．2反抗方式的差异。

K先生的反抗心态非常明显，他去见S子，试图寻找一位有良心的律师，张贴告知公寓人们的传单，这些行为都体现了他的反抗心理。虽然K先生按计划行事并没有成功，但是，他在这样的危急情况之下，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他人的帮助，以期凭借外部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反抗意愿。

而约瑟夫・K则不同，他也有反抗的念头，但他反抗的行为不是首先表现在寻求外部的帮助，而是表现在反省自身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厄运，他的反抗是内省性的。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中说到“K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而被控告的。在《审判》的第七章中，他决定审视他的一生，他的过去，‘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自我负罪’的机器开始启动了。被控告的在寻找他的过错。”的确，在第七章中，约瑟夫・K同样也请到了辩护律师为他辩护，但是他却并不认为律师能彻底为他洗清罪名，显然，约瑟夫・K并不十分信任外部力量，而是不断地考虑自己能够为自己做些什么，自己能否做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行为来，期望自救。但K先生则没有这种想法，他希望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来解救自己。

1．3面临死亡的态度差异。

K先生与约瑟夫・K最后都以死亡为结局。但K先生采取的死亡方法是悬梁自尽，他在离开人世之前，进行了种种努力，然后他绝望了，于是走上了绝路。作者在最后写到“疲于恐吓和饥饿，K君终于＇休息了＇。脖子吊在低矮的房梁上，腿弯曲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到了“恐吓”和“饥饿”之类的死亡原因，又怕又饿就是对于主人公心理上难以承受的总结，“恐吓”是外部的因素，而“饥饿”虽然属于人的自然状态，但是这种饥饿也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可见K先生其实是由于不堪外部压力，采取了极端的逃避方式，日本社会自杀率非常高，往往以不堪外界压力为缘由，这是典型的日本式非自然死亡法。而约瑟夫・K则是被处死的，主人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死亡的结局。然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自省，甚至他能够在死亡之前想到“反抗是毫无用处的。他即使反抗，给他的同行者制造些困难，靠搏斗来夺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称不上是英雄。”生与死在强大的自省面前，变得虚化。

2．《闯入者》的日本文化特点

在对于《闯入者》与《审判》这两部小说的对照分析中，可以发现，虽然两部小说在主题上有所相似，但是许多细节上却是不同的，而这些恰恰表现出作者安部公房的写作特点以及其不可回避的日本身份与背景。

其一，日本人对于个体意识和“名誉”极其重视，因为名誉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的明确自觉，这与日本社会传统的“耻感文化”关系密切。K先生当觉得自己受辱的时候，他时刻希望借助外部的力量进行反抗。这样重视外界力量的“重名”倾向在安部的其他小说中也有着类似的体现。在《墙－－卡尔玛氏的犯罪》中，当主人公“我”发现自己失去名字的时候“我更胆怯了，觉得脸上无光”。日本社会受到中国早期的儒家思想影响，“名正而言顺”，重视名分、头衔和言词的力量。“名”是代表社会认同的符号。日本社会亦是如此，失去了名份或者名字，人便失去了“名誉”，于是，人就立即产生了一种羞耻感。在《墙－－卡尔玛氏的犯罪》中，“我”因为失去了名字而觉得“脸上无光”，在《他人的脸》中，主人公为了掩饰自己劣迹斑斑的脸而制作面具，也是为了使自己以一种可以为外部社会接受与认同的面目展示在社会面前……这些主人公们无一例外地关注到外界社会力量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日本人将羞耻感纳入社会道德体系，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别强调：“羞耻的感觉乃是人类的道德自觉的最初的征兆。”可见，日本人非常知耻，他们时刻关注着外界对自身的名誉的评价，甚至可以为了羞耻感付出他们视之极其宝贵的生命，但是，本尼迪克特在他的《菊与刀》中曾写道：“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可见，由于日本人没有自我反省和自赎的习惯，他们对于外界的评判非常在意，同时也承认了外界的力量比自身个人的力量大的多。

其二，在生死观上，安部公房作品中所体现的是日本传统生死观。日本传统生死观的本质是重视外界之于个人的力量。对于自然意义上的死亡。在安部作品中，常有死亡或者消失的悲剧出现，虽被安排了死亡的结局，但是主人公们在本质上都十分留恋生命，《闯入者》中的K先生虽是自杀，但他却带着一种浓重的含冤色彩，他接受死亡的态度是惊慌的，自杀的本质不在于其自身对于死亡的渴望，而是在于只有死亡才能够维护他的尊严。与“生”相比，“死”是对立面。安部公房小说的主人公们也是如此，《砂女》中的男主人公在困于沙屋中时，为了生存，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出了储水装置，得到了生命之源的保障；《箱男》中的主人公们即使活在纸箱里，作为一种异化的人的存在，他们仍然惧怕死亡，当枪口对准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即逃之夭夭，以保命为先……这些都传达了生重过于死的传统日本生死观。在安部公房的笔下，传统的生死观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延续了下来。而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生重于死的观念，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西方的文化源头是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他们认为死亡是亘古不变的归宿，所以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K在真正需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也秉承了内省的精神。这种的死亡较之日本式的死亡更加虚化了，卡夫卡笔下的死亡是寓言式的、符号化的，死与生是平等的。

3．结语

作为战后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一道成长起来的作家，安部的创作的确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有对于物化现实而导致的人与环境、人与自身的“间离”感、“疏隔”感的描写，他与卡夫卡一样，作品风格冷峻，意念性很强，叙述偏于抽象。他撇开现实的外部，直接描写它的内在结构。但是，安部作品中所保存的日本化元素也成为了日本读者接受安部的文学作品的部分内在心理因素。在安部的时代，日本接受了西方观念大洗礼，但是日本传统文化观念是不可能已从读者心中抹去的。日本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先在的接受图式存在于读者的心理中。作品只有和这种先在的接受图式吻合了，那么读者才有能够顺利阅读下去的兴趣。因此，除了接受西方现代派文论熏陶的一面，如果没有这些日本传统文化的奠基，单是一味评判安部公房对于西方现代派借鉴与吸收而产生的作用，这是不全面且不客观的。

参考文献：

[1] 安部公房．闯入者[J]．世界文学，1993(5)．

[2] 卡夫卡．审判[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3]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