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投入影响的区域比较

摘要 本文采用湖北省江汉平原6个县(市、区)和太湖平原5个县(市、区)的893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在要素市场活跃的情况下,农户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分离的,且生产决策优先于消费决策;在市场不活跃的情况下,农户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相互作用的。农地流转规模和稳定性存在区域差异,因此农户农地流转的目标不同,进而使得农地流转对不同区域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不同。相对于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流转农地的规模相对较大,稳定性较高,其农业生产目标更多地表现为利润最大化,更有条件从事农业规模化经营,更有增加投入的动机。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农地流转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对农户农地投入行为产生较显著的影响。因此,完善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引导农户对农地进行合理投入、促进农地可持续利用极其重要。

关键词 农地流转;农户行为;农地投入;江汉平原;太湖平原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164-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28

关于农地流转(农地交易)的效率,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仍然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土地租赁市场将土地从土地富裕的农户向土地缺乏的农户转移,从农业生产能力差的农户向生产能力强的农户转移,因此土地租赁市场有提高效率和公平的双重作用[1];农地市场发育促进了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和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2];农地流转对转入户的土地综合产出率有正向影响[3];农地流转有利于农户增加对农地的投入[4]。一些学者则认为,土地自由流转的两种效应,即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只存在于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而在农业生产还处于原始阶段的地区则不存在[5-6]。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Feder[7]等人通过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地权稳定性对农业投资的正向联系是非常微弱的;Besley[8]对加纳的经验研究则没有证实土地市场的交易收益效应;贺振华[9]通过对湖南永兴县2000年土地流转的实证分析,认为土地流转不会提高土地生产率,除非流转后增加新的生产要素或者原有的生产要素发生了质的提高。俞海、黄季[10]通过建立土壤肥力变化的社会经济及政策影响因素模型,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农户间非正式的流转容易造成土壤长期肥力的衰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地流转是否有效率,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有关。我国地域辽阔,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存在区域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是否也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对此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本文利用农户问卷调查资料,对农地流转与农户农地投入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试图证明农地流转市场效率存在区域差异的假设,为国家制定农地流转和农地投入政策提供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与资料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选取了江汉平原和太湖平原作为研究区域。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由长江与汉江冲积而成,地势低平,除边缘分布有海拔约50 m的平缓岗地外,海拔均在35 m以下。江汉平原西起枝江,东迄武汉,北至钟祥,南与洞庭湖平原相连。江汉平原是我国中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耕地质量较好,以灌溉水田为主,种植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和棉花等,可发展双季水稻。

太湖平原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碟缘高不过4-10 m,大部分4-6 m,洼地最低处1.7 m。区内湖荡成群,河川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太湖平原是我国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种植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和棉花等,可发展双季水稻。

1.2 资料来源

本文实证资料来自于课题组所做的农户问卷调查。调查地点选取了江汉平原的江夏区、鄂城区、监利县、江陵县、沙市区和仙桃市等6个县(市、区)和太湖平原的太仓市、吴江市、宜兴市、平湖市、嘉兴市秀洲区等5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随机选取2-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2-3个行政村,对农户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式问卷调查。2008年11月底至12月底,课题组共组织本专业研究生和部分本科生近20人,对上述县(市、区)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得到有效问卷893份,其中江汉平原501份,太湖平原392份。

2 农地流转对不同区域农户农地投入影响的描述性分析通过调查发现,研究区域农户几乎没有雇佣劳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只是农忙时节亲戚朋友之间采取“相互帮工”的形式解决短时间劳力不足的问题,农村农业劳动力市场极不活跃。在农业生产中,农户自家劳力是不计成本的,这样农户对农地的投入主要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投入。这里只分析农户对农地的资本投入(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投入,固定资本只考虑农业机械,流动资本只考虑化肥),不分析劳力投入。

2.1 未流转农户农地投入状况

研究区域农地未流转户的有效样本559份,其中江汉平原285份,太湖平原274份(见表1)。

(1)固定资本投入。在总体样本中,未流转农户对农地的固定资本投入平均为1 675.50元/hm2;其中,江汉平原户均固定资本投入1 230.45元/hm2,太湖平原户均固定资本投入为2 279.85元/hm2。

(2)流动资本投入。在总体样本中,未流转农户对农地的流动资本投入平均为3 294.15元/hm2;其中,江汉平原户均流动资本投入为3 870.30元/hm2,太湖平原户均流动资本投入为2 706.75元/hm2。

(3)总资本投入。在总体样本中,未流转农户对农地的总资本投入平均为4 969.65元/hm2;其中,江汉平原户均总资本投入为5 100.75元/hm2,太湖平原户均总资本投入为4 986.60元/hm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未流转农户的农地资本投入中,流动资本投入所占的比重较大。就区域而言,在未流转农户的农地固定资产投入方面,江汉平原小于太湖平原。究其原因,太湖平原经济发达,二、三产业发展迅速,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较多,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机会成本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就会增加农机等固定资本投入,减少劳力的投入。

2.2 转入户农地投入状况

研究区域农地转入户有效样本170份,其中江汉平原128份,太湖平原42份(见表2)。

(1)固定资本投入。在总体样本中,转入户对农地的固定资本投入平均为1 832.10元/hm2;其中,江汉平原户均固定资本投入为1 644.60元/hm2,太湖平原户均固定资本投入为2 394.30元/hm2。

(2)流动资本投入。在总体样本中,转入户对农地的流动资本投入平均为4 427.55元/hm2;其中,江汉平原户均流动资本投入为4 011.75元/hm2,太湖平原户均流动资本投入为5 825.25元/hm2。

(3)总资本投入。在总体样本中,转入户对农地的总资本投入平均为5 959.65元/hm2;其中,江汉平原户均总资本投入为5 506.35元/hm2,太湖平原户均总资本投入为8 219.55元/hm2。

通过比较未流转农户和转入户的农地投入情况,可以看出,相对于未流转农户而言,研究区域转入户对农地的总资本投入较多,每公顷高出990.00元。从区域层面来看,江汉平原转入户对农地的总资本投入与未流转户相比,每公顷增加了405.60元;太湖平原转入户对农地的总资本投入与未流转户相比,每公顷增加了3 232.95元。这说明: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投入有影响,而且其影响是正向的。在经济发达地区,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很明显;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较不明显。

3 农地流转对不同区域农户农地投入影响的定量分析3.1 变量选择

由于流动资本投入在农户农地总资本投入中的比例最高(江汉平原为72.86%,太湖平原为70.87%),而且农户农地流动资本投入主要是化肥的投入。所以本文因变量选取流动资本投入,用每公顷耕地上化肥投入金额来

表示。

根据问卷调查情况,并在参考有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确定10个自变量,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农地流转稳定性是反映农地流转的变量,家庭结构、户主年龄是反映农户家庭特征的变量,人均耕地面积反映农户资源禀赋,农产品商品率反映农户参与市场的程度,家庭总收入反映农户投资能力,投入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反映市场因素(见表3)。自变量的具体含义如下:

(1)家庭结构。农户家庭结构指的是家庭消费者数量(即人口总数)与劳力数量的比值。家庭结构是效用函数中闲暇和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

(2)户主年龄。户主作为家庭决策的主导者,其年龄影响家庭行为决策。

(3)人均耕地面积。用家庭耕种的耕地面积(包括自家承包地面积和转入他人的承包地面积)与家庭人口总数之比来表示。人均耕地面积多少影响农户生产目标,进而影响农户农地投入。

(4)农地流转率。用转入耕地面积与其耕种的耕地面积总和之比来表示。

(5)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用耕地流转性质来表示,即有偿流转为“1”,无偿流转为“0”。

(6)农地流转稳定性。农地流转稳定性反映了土地产权的稳定性,进而影响到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在此用虚拟变量来表示,即签订合同的为“1”,口头协商的为“0”。

(7)农产品商品率。用农户销售的粮食数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来表示。农产品商品率高低反映了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程度。

(8)家庭总收入。农户家庭总收入反映农户家庭的生产投入能力,用上一年(即2007年)总收入来表示。

(9)投入品价格。用上一年(即2007年)化肥价格来表示。

(10)农产品价格。用上一年(即2007年)稻谷价格来表示。

3.2 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其形式如下:

3.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上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问卷调查资料,采用SAS8.0软件,分别对江汉平原和太湖平原农地转入户的农地投入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

影响江汉平原转入户农地资本投入的因素,按作用从大到小排序,分别为:农产品价格、投入品价格、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家庭结构、农地流转稳定性、农产品商品率、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农户家庭收入。其中,农产品价格、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农地流转稳定性、农产品商品率、人均耕地面积、农户家庭收入对转入户农地资本投入的影响为正,投入品价格、家庭结构和户主年龄的影响为负;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包括农产品价格、家庭结构、农地流转稳定性、人均耕地面积和农户家庭收入,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影响太湖平原转入户农地资本投入的因素,按作用从大到小排序,分别为:农产品价格、投入品价格、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农地流转稳定性、家庭结构、农地流转率、农产品商品率、户主年龄、人均耕地面积和农户家庭收入。其中,农产品价格、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农地流转稳定性、农产品商品率、人均耕地面积和农户家庭收入对转入户农地资本投入的影响为正,投入品价格、户主年龄和家庭结构的影响为负;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包括农产品价格、农地流转稳定性和农户家庭收入,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各因素对两个区域转入户农地资本投入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就是各因素的作用程度及显著性水平。家庭结构对江汉平原农地转入户资本投入产生显著的影响,对太湖平原农地转入户资本投入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经济较发达的太湖平原要素市场较发育,农户生产投入行为基本上不受家庭结构的影响,农户生产投入决策和消费决策是分离的;而江汉平原要素市场较不发育,农户生产投入行为明显受到家庭结构的影响,农户生产投入决策和消费决策不是完全分离的,仍然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关系。

反映农地流转情况的三个变量――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与农地流转稳定性,对太湖平原的影响较大,对江汉平原的影响较小;其中,只有农地流转稳定性的影响显著,其它两个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经济发达的太湖平原农户流转农地的面积相对较大,经济较不发达的江汉平原农户流转农地的面积相对较小;经济发达的太湖平原农地流转较规范、较稳定,经济较不发达的江汉平原农地流转较不规范、较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太湖平原农地转入户更有条件从事农业规模化经营,其生产目的更多地表现为利润最大化,更有增加资本投入的动机。因此,农地流转对太湖平原农户农地投入影响较大,对江汉平原农户农地投入影响较小。

农产品商品率、农产品价格和投入品价格这三个因素对太湖平原农地转入户资本投入的影响,都大于对江汉平原的影响。这也说明:与江汉平原相比,太湖平原农地转入户与市场联系更加紧密,从事农业生产投入的目的更加趋向于利润最大化。

4 结 论

不同区域,由于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在要素市场非常活跃的情况下,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和消费决策行为是分离的,且生产决策优先于消费决策。在要素市场不活跃的情况下,农户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相互作用的。目前,在我国内地广大农村地区,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已经形成,但还不是很活跃,农户农业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不是完全分离的,仍然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关系。

农地流转规模和稳定性存在区域差异,使得农户农地流转的目标不同,进而使得农地流转对不同区域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不同。相对于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流转农地的规模相对较大,稳定性较高,其农业生产目的更多地表现为利润最大化,更有条件从事农业规模化经营,更有增加投入的动机。因此,农地流转是一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其绩效存在区域差异,农地流转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但不能把它视为解决各地农村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农地流转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对农户农地投入行为产生较显著的影响。但是,目前我国农地流转市场还不完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市场化程度普遍不高,流转不规范,这都严重影响了农户农地流转的效率以及农户农地投入的积极性。因此,完善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引导农户对农地进行合理投入、促进农地可持续利用极其重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Klause Deininger, Songqing Jin. The Potential of Land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 78(1): 241-270.

[2]田传浩,贾生华.农地制度对土地使用权配置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苏、浙、鲁1083个农户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03,(10):24-30. [Tian Chuanhao, Jia Shenghua.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Farmland System on the Collocation of Landuse Right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083 Rural Households of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dong Province[J]. Chinese Rural Economy,2003,(10):24-30.]

[3]刘涛,曲福田,金晶,等.土地细碎化、土地流转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J].资源科学,2008,30(10):1511-1516. [Liu Tao, Qu Futian, Jin Jing, et al. Impact of Land Fragmentation and 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Land Use Efficiency[J]. Resources Science, 2008, 30(10): 1511-1516.]

[4]张改清.农户投资与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Zhang Gaiqing. A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Farmers' Investment and Farmers' Income Growth[M].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e Press, 2005.]

[5]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0,(2):54-65. [Yao Yang. The System of Farmland in Chin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0,(2):54-65.]

[6]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Yao Yang. Land, System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M].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7]Feder G, Lau L, Lin J,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Farm Investment and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in Post-reform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2,41(1):1-26.

[8]Besley T.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han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903-937

[9]贺振华.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现实与理论[J].上海经济研究,2003,(3):11-17. [He Zhenhua. The Efficiency of Farmland Transfer: Actuality and Theory[J]. Shanghai Economic Research, 2003,(3):11-17.]

[10]俞海,黄季,Scott Rozelle等.土地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J].经济研究,2003,(9):82-95.[Yu Hai,Huang Jikun,Scott Rozelle & Others.Land System Stability,Land Transfer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Resources[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3,(9):82-95.]

[11]李江.农地制度、土地规模与农业生产绩效[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22(5):79-84.[Li Jiang.Land System,Land Scal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erformance[J].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9,22(5):79-84.]

[12]贺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反思与完善[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22(5):88-91.[He Cui.The Reflec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Circulation System of the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of Rural Land[J].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9,22(5):8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