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之维后现代性

摘要:从现代性精神的生成、嬗变和超越现代性精神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后现代性的思想特质。通过对现代性在历史(时间)与现实(空间)的生成和嬗变的理论分析,论证了现代性精神囿于其“工具理性主义”的倾向而意识形态化。认为后现代则力图打破被固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渴望对“超越性”的无限追求,它追求的不是彼岸世界的美好图景,而是那种还超越的意识形态于人本身。后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人本质内部对自由的追求,对既有前提和框架进行的反思和超越。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性;资本;同一性

关于后现代思潮以及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人们展开了许多的争论。由于“后现代”思想的庞杂深邃,在这场争论的过程中,人们围绕着不同的主题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于是,关于后现代思潮,人们在努力地认识它的同时,又仿佛如坠雾里,觉得真的“什么都不可言说”又好像真的“怎么样都行”。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一步把后现代思潮纳入到整个西方思想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尤其是将其置于现代性产生和发展的框架之中来理解和把握后现代思潮,这样,我们不仅能够避免对有关后现代语境认知和理解的晦涩,而且也为人们理解后现代思潮提供清晰的理论支点。但是,我们更应该看见,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精神的超越基本上是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立场上进行的,与马克思对现代性精神的批判和超越有着本质区别。

一、现代性精神的历史生成

正如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反对用统一的标准来认识后现代思想一样,任何一种对后现代思想的静态结论都将难逃其理解偏颇的厄运。但同时任何一种思想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它要有过去的时空沉淀作为背景,要有现实的时空来展现自己,要有面对现实并指向未来的意义。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对“后现代这一地的碎片”进行认识又具有可靠的可能性。现代性在现代社会发展,毋宁说在现代化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弊病,是后现代思潮出现所依照的现实背景,同时也为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的动力。因此,对后现代的理解不能回避对现代性思想的观照。

“‘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意思是要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依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1］坚持对整个西方精神文化的历史加以区分的学者,把现代精神的形成和变化的时段规定得很长,这个时段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中认为:“现代”一词在欧洲被反复应用,虽然内容有所区别,但都是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认为“古典”时期是效仿的时期,而“现代”精神在于打破一个一直延续到当下的传统,因此,现代精神就必然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为自己提供规范性基础。基于这种对现代精神的规定,“现代”世界在与“古典”社会的对比中便突显了自己的存在。这个突显自身存在的过程本质上是激烈批判和改造前现代精神的社会革命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开端肇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对古希腊思想的“复归”的方式,对中世纪的思想体系展开了批判,批判的内容主要指向前现代精神的整体宇宙论,这种在前现代社会中一直占据主流的关于整体宇宙的无所不包的理论和普遍真理,被视为虚假的教条而被加以否定。这样,“文艺复兴”运动就打破了自中世纪以来的神权统治地位,掀起了西方中世纪的思想领域中的“”,开启了西方文明现代化的过程。“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引起的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哲学革命,使得曾蕴涵于古希腊时期的创造精神得以“再生”,这个再生的过程持续到19世纪末期就形成了西方现代性精神。这种现代性精神通过对激进的个人主义、批判的理性主义和实用的世俗主义的批判,对绝对权威和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否定神学权威和宗教教条,贬斥神性,赞颂了人性,彰显了现代精神对前现代思想的批判路径。现代性精神深信,人不但可以进入新的领域而获得前所未有的知识,甚至可以创造出崭新的现实世界;人可以丢掉“原罪”的重负投向现实的观察、实验、创作活动,追求对现实生活有用的东西而得到实际的幸福。现代性精神将个人的精神和行动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和进步性视为高贵的价值,进而在根源上树立起人本主义观念和“工具理性主义”的原则倾向。

不幸的是,现代性精神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如预期设想的那样完全的自由情境。当“工具理性”彻底地排除了“价值理性”之后,实用的现实主义成了生活世界的主导。海德格尔指出:“一种永恒幸福的彼岸目标被转换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对宗教文化的维护被那种对于文化的创造或对于文明的扩张的热情所代替,创造在以前是《圣经》的上帝的事情,而现在则成了人类行为的特性。人类行为的创造最终转变为交易。”［2］在实用的现实主义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原则之后,人因此而变成工具。在现代社会对高效率的追求中,人们发现现代性精神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本文的意识形态泛指僵化的价值体系和认识思维模式),对每一个进入其中的个体进行“”,这种“”的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即“它不是把观念强加于集体意识,而是对主体加以挑选和个体化,进而把观念渗透进主体,这样它单个地邀请人们进入其组合。一旦人们进入了这个组合,就仿佛是在自由地选择目标,其实选择的是已经规定的目标”［3］。结果竟是这样:现代性被意识形态化了,它为人们制造了无法逃避的“铁笼”。

二、现代性精神的现实嬗变

对于人类历史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是划分传统与现代的分割点,而工业革命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第一推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生产形式,以及这种生产形式的变化构成了现代社会最现实的部分。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的实质在于人类财富从此不再依赖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传统的生产方式以可再生产的自然资源为前提,而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却与之相反[CD2]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人类的现代化生产方式,是以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为其财富的源泉。资本主义财富的获得是通过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而实现对人的剥夺来完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劳动力作为商品价值的唯一来源,资本依赖对劳动力的压榨来完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于是马克思给了劳动力高于自然资源的地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启蒙思想中重视人的方面是一致的)。也正如此,马克思希望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革命运动能成为解决现实社会弊病的有效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对劳动力的奴役与它对所有自然力的榨取是同一个过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劳动力不过是自然力的一种形式。当资本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时,农民就如同矿产从石头中开采出来一样,都变成了资本的剥削对象,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原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工人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资本对农民这种“原材料”进行加工的产品,工人的劳动实际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产生、积累的机器,这就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是在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条件下劳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或者就是整个生产力本身,是以加速消耗自然资源的方式把自然力转换成生产资料和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人越来越成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而沦落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

当人最终成为获得利润的机器时,整个世界的物化就不可避免了。当商品对于资本来说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可以被资本的需求所塑造了。现代社会中资本始终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资本的增值本性是决定社会终极评判标准的决定因素。资本的增值过程意味着自然资源不断地被转化为资本的“物化”过程,其实质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性展示其自身的过程。正是由于资本的增值本性,使得现代性生产方式过程中工人的劳动被均质化、机械化和“合理化”,工人的一切劳动仅仅体现为量的差异而遮蔽了劳动的质的丰富多样性,资本的增值过程就体现为符号的控制力,“符号价值”超越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于是,现代性社会便呈现出这样一种新的样态:在这个被鲍曼称为伟大分离或解除管制的时代,资本单方地离开了劳动力而自由地流动起来。

马克思认为,“经济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资本的内涵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随着“符号价值”维度的突显,“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决定“经济资本”的运行方式,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功能就这样得到了强制、强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运动中,现代性使空间丧失其以前具有的决定性地位,倡导单一模式的“全球化”,而发展中国家则以民族国家形式倡导多元化。这样,伴随现代化的全球化发展,现代性内在矛盾在被拓展到全球范围的过程中而达到极至。现代性应用“工具理性”不断征服、改造着一切异己的东西。在此过程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以及隐藏于个体美好感觉背后的欺骗;人的主体地位不断消失,庞大的社会机器成为人的生命主宰。于是,现代性美好的预言在现实的层面上被碾得粉碎而成为新的狂妄。

三、超越现代性精神的后现代

后现论是针对现代性的弊端所提出的,它以对现代性的弊病提出相关对策为己任。在这一点上许多流派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相通的,无论他是一个否定者[CD2]用否定的眼光看待现代性,力图打破一切抑或是力图解构一切,他们的目标依然是通过批判的方式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还是一个积极参与者[CD2]认为真正的存在是随着时间空间变化而变化的存在,现代性是一项未尽的事业。因此,面对现代性的弊病进行批判,祛除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化,成为对后现代思潮进行认识和探讨的前提。“现代性”是在反抗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神权的斗争中表现出其革命性的。在思想领域,体现为现代性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反对。“现代性”在其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摧毁了以上帝为核心的“价值理性”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却建立起来了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新的“同一性”意识形态。而“‘同一性思想’所固有的精神品质,就是对感性的现实生活的轻蔑和漠视,痴迷于对现实世界背后的超越性本质世界的建构。这是一个水晶宫般的绝对完美世界,它对现实世界的苦难是无动于衷的,对感性生命和需要欲求是蔑视和冷漠的”［4］。对同一性的追求使人们轻蔑、遗忘了异质性的存在。现代性所形成的新的同一性,在资本增值的原动力的推动下,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符号暴力”不断地对人们进行统治,在这个统治的过程中,诸如爱、恨以及一切难以被社会理解预测的情感被排除在外。社会正是通过被符号化的规则调节人们的实际利益,而人们在世的意义、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统统都被排除在外。于是,现实的生活被定义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物质资料的单纯占有和消费。

海德格尔认为:“保存和提高标志着生命的原本一体的基本特征。生命之本质包含着生长欲望,即提高。生命的任何保存都服务于生命的提高,任何一种生命,如果一味地自限于单纯的保存,那么它就衰败了。”［2］当现代社会这个生命体,努力保持着现代性的“同一性”的时候,它的衰落周期也就已经来临了。恩格斯说,思想不只是黄昏的猫头鹰,还是清晨鸣叫的雄鸡。后现代正是在思想的领域内对现代性的弊病进行反思的。面对现代性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新的“同一性”,“解构主义”思想出现了。德里达认为:解构不是否定的,解构不是一般意义或康德哲学意义上的批判,解构也不是一种方法,或者一种可以被专业人员设计的技术程序;它不是由一个主体产生和掌握的动力,也不是对文本或一种制度的操作,解构是那种来临并发生的东西,……它并不总是需要行动者。按照德里达的思路,存在一种解构的思考理性、思考人、思考哲学的思想,它不能被还原为其所思者,更不能被还原为理性、哲学、人本身……,因此它也不是检举、批判和拒绝。通过这样对解构的理解,传统的形而上学以及对其进行述说的语言系统被否定了。于是,解构的过程就不是一并地抛弃,而是使一切变得流动起来。通过流动,“宏大叙事”、“主题”、“中心”、“意义”……被解构了,于是一切的“同一性”便消失了。

通过解构使一切流动,流动的过程使现有的一切变得无序,在无序的过程中,后现代性所主张的价值通过一种虚无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尼采在1887年的一个笔记中提出问题(《强力意志》第二条)‘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他回答:‘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2］后现代的解构的虚无的观点,所贬黜的正是现代性的最高价值,即那种隐藏于资本、符号背后的“同一性”。尼采在一则笔记(1887—1888)中,道出了他对于价值的理解:“着眼于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的延续的复合构成物,‘价值’的观点乃是保存—提高的条件的观点”［2］。后现代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一种积极的反思,给世界呈现出新的理解方式,它的价值就表现在“保存—提高”的条件中,“保存—提高”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人类世界的混乱状态不是一个暂时的、可修理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并非迟早要被有序的系统的理性的规则所代替。事实上,这种混乱的状态将会持续存在。

在后现代的思想中,我们永远有不可消除的困境,后现代性需要表达的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及不可化约的精神状态。于是海德格尔认为,我们现代人处身于又一个转折性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形而上学趋于终结而非形而上学的“思”和“诗”正在兴起的转向的时代[CD2]“存在历史”的“另一开端”正在萌芽之中。在这个正在兴起的时代中,现代性的“人”死亡了,另一种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人”正在生成。

“后现代”的思想中包含了对“超越性”的无限追求,它追求的不是彼岸世界的美好图景,而是那种永恒的自我超越精神,就像永远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明知以后还会重复这一推石上山的过程,明知身处在这种荒谬的境地之中,但却没有选择逃避(自杀或沉沦),而是毅然地面对着众神。这种强力的意志告诉人们即使是在毫无希望的条件下生活依然是可能的;根据它的“内在原则”作价值评价;它是价值设定的必然性的根据和价值评价的可能性的来源。当“超越性”回到人身上时,一切的物化(异化)的神话就将宣告寿终正寝。现代性在其提出的精神根源上来说意味着一种超越,只是由于它成为了一种固化的意识形态才使人们置身于“铁笼”之中。后现代则力图打破一切的束缚,还超越的意识形态于“人”本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精神的超越基本上是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立场上进行的,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性精神的两个核心[CD2]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写在后现代主义旗帜上的最醒目的词句就是反对理性、消解主体性,他们无视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的福音,把当代文明社会中的一切不幸的根源都归结于坚持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原则。后现代主义处于对现代化运动批判大潮的最前沿,对现代性精神的超越具有浪漫主义倾向并具有四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无视现代化运动带给人类充分、精致的物质文明享受,从而对其持全盘否定态度;第二,不对现代化运动作历史分析,看不到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第三,把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说成是现代化本身带来的,是现代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第四,强烈要求回到前现代中去。如果我们站在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理论高度,即通过对现代形而上学和资本的批判,我们就不难发现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精神的批判与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本质分野。马克思批判的不是现代化运动本身,而是现代化运动的资本主义形式,毋宁说,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目标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78.

［2］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34,242,236,241.

［3］李惠国.重写现代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47.

［4］[KG1][ZK()贺来.奥斯维辛与后现代哲学［J］.天津社会科学,200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