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超越现代性的中国经济学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存在着五种现代性，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要超越它们：实现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知识的实践观；超越理论人本主义的主体间性原则；整体有机的世界观和动态演化的分析框架；对现代化范式、后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后现代生态主义。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性；中国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5－0012－08

构建中国经济学是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主张。最近，关于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进展和提法，比如中国自主性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革命、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经济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等。本文以“现代性”为核心概念，试图提出构建超越现代性的中国经济学。

一、何谓现代性

首先从现代化(modemization)谈起，典型意义上的现代化是指西方(西欧)社会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开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过程。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动态性变革，现代化包含了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从社会行为到思想观念各方面的变迁过程”。而现代性(modemity)指的正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现代化进程或其结果之正确性和合理性、其对人类福祉的增进性和普适性，不加批判和反省地完全认可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当然，由于现代化具有多个维度或方面，如知识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哲学(文化)领域等，现代性相应地也包括多个维度或方面，如知识领域的、政治领域的、经济领域的、哲学(文化)领域的现代性等。

简而言之，知识领域的现代性是指对知识真理观的绝对认同，科学知识应该是、实际上也是对实在的客观反映，具体表现为知识领域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政治领域的现代性是对现代国家和民主的绝对认同；经济领域的现代性是对工业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绝对认同；哲学(文化)上的现代性是对主体哲学和个人主义的绝对认同，即理性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与主宰。

二、西方经济学中的现代性及其超越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目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可避免的带有了现代化进程及其现代性的印迹。本文将这些现代性印迹具体归类为五种表现：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知识的真理观；以“经济人”(理性人)作为理论构建的基础和逻辑起点的理论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原则；原子机械封闭的世界观和静态均衡的分析框架；隐含的现代化范式、后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等。针对这五个现代性，本文相应地提出对它们的超越。

(一)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知识的实践观

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传统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或现代主义。这种经济哲学一般持有如下的见解或主张：经济学知识是对社会实在的客观反映，“客观”意味着经济学必须摒弃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个人信念等主观因素，做到“价值无涉”并能也因此能与意识形态、宗教等区分开来，而“反映”则意味着经济学只是对社会实在的被动描述和单向映射，因而检验经济学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只能是现实世界的经验事实。进而则有如下主张：一切经济学理论或命题都应该是可被经验事实所证实或证伪的；经济学知识必须超越经济学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独特的视角(文化的、国家的、所属阶层的、性别的等)，从而揭示在经济运行的表象之下所隐藏的超越特定时空的，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因而也是本质的“一般规律”；经济学作为或者想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仿照自然科学从“不证自明”的公理或假设出发，运用逻辑严密的演绎推理，构建出一个逻辑内恰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个理论体系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修辞、隐喻、说服技巧等非逻辑推理的因素。

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1962年的出版，却打破了上述实证主义观点在科学哲学(包括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和不可质疑性。受此触发或启示，各种试图超越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流派或分支不断涌现和迅速壮大，并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之势，可以说，社会科学哲学开始进入后实证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时代。

当然，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也开始具体地对经济哲学产生影响，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反省。首先，经济学并不是对社会实在的直接反映，而是中介于“范式”的，这意味着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一些前概念或前假定，而前概念或前假定是无须证明便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次，经济学是非价值中立的和情境相关的，它内含着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个人信念等主观因素，内含着构建它的经济学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最后，经济学并不只是对“社会实在”的被动描述和单向映射，它对“社会实在”也具有积极的反作用，考虑到“通过人类实际的再构建而所重新创造的事物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造物，而不是某种给定于人类的东西”，那么，“经济实际上也是一个人工产物，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因此，理论较少地解释，而是较多地定义并因此帮助创造出经济现实，因为被研究的假定的对象本身至少部分是由人类的信念所构造的”。

可以看出，在后实证主义的经济哲学中，一个核心的观点是承认经济学的社会构建性，即如下观点：“心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知识得以生产，运行，传播的基本语境”，但是，这种社会构建性的观点也暗含着走向相对主义的逻辑。既然经济学是社会化的构建，是具体情境和特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判定经济学“对错”、“优劣”的标准也必定是具体情境和特定因素的。这样一来，便没有了对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评价的统一标准和明确规则，但是我们又不能退回到传统的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的经济哲学。

那么出路在何地方?受实用主义的启发，本文认为，出路在于构建论和实在论中间的某个地方，即“实践优位”或者实践建构论的科学观。实用主义认为，我们对于知识的评判应该从其实际的效果去评判，即我们无需再去问哪种话语能够更精确地再现客观事实或世界本质……而只需去问哪种话语在我们应对和支配环境时更有用，而“实践优位”或“实践建构论”的科学观则更进一步，它不仅承认科学知识的社会构建性，而且把科学知识的缘起、过程、归宿以及评判标准，有机而内恰地统一在了实践上，因此更为深刻和全面。而构建新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采纳的也应该是这种科学知识的实践构建观。关于这个问题，国内的学者已经有所认识和论述，比如孙立平提出的“实践社会学”，黄宗智提出的“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而经济学领域中的类似观点则是汪丁丁提出的“直面现象的中国经济学”。

(二)超越理论人本主义的主体间性原则

首先从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定谈起，所谓“经济人”，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能够在约束条件下理性地实现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的人，而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建和

问题分析正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和逻辑起点的，这明显是一种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发端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哲学。这种哲学以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为基础，把人的主体性(包括认知活动的主体性和实践活动的主体性)看成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先验存在以及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构建的经济人假定体现的正是这种主体性原则。正是由于遵从这种主体性原则，导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人本主义(theoretical humanism)。理论人本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见解和主张：“人类主体是所有思想和实践的根基……因此历史被理解成是随主体而伴生的过程(这种主体通常是……一种人类的主体性，比如个人在自然或社会的约束下追求进步的自由，或是阶级去谋求剥削与压迫)”，因此，“将人类放在进步、历史和意义的中心，是理论人本主义的标志性特征，人类主体因此成为了所有的运动――从知识的增长(它既是由人类的主体性所为，同时其目的又是为了增强人类的主体性)到对自然世界的改造(通过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的欲望和目的，比如快乐)的出发点和归宿”。

但是，随着20世纪60、70年代后结构主义或者说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遭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质疑和解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米歇尔・福柯。福柯对人的主体性最为攻击性的批判，集中反应在他提出的“(大写的)人之死”(Death Ofman)的观点上，他认为，在社会领域，“不存在独立自主的，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主体是“权力关系对身体，运动，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同时，西方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异化和危机也使部分哲学家认识到，主体性哲学过于专断和“以自我为中心”，往往倾向于把“非我”或“它者”泛客体化。

对主体性的质疑和解构促使了西方哲学从主体性原则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原则的转变，本体论上的主体间性，哲学的核心观点是：自我不应被看作是原子式的个体，而应看作是与其他主体的共在，即社会性存在的个体。主体间性既包含着社会性，也包含着个体性，更为重要的是，主体间性揭示了社会存在并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进行的客体征服，而是主体之间的交互，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因为在现实存在中，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它是以主体间的关系，包括文化、语言、社会关系等为中介的，因此，主体间性也被称之为“关系中的自我”(self in rela-tion)。

对于经济学而言，主体间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为经济理论提供了新的哲学范式和方法论原则：首先，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将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主体间性原则使经济学更加重视社会对人的塑造和影响，更加重视主体与主体之间内在的相互构成；其次，可以超越人类经济行为的功利主义和人类主体与物质客体的二元对立，不再将人类的经济行为单纯地看作是对效用和利润客体的追求，也不再忽视经济行为本身的主体间性特征。

(三)整体有机开放的世界观和动态演化的分析框架

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其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式是在19世纪中后期，由边际学派经济学家仿照牛顿经典物理学而建立起来的，正如米罗斯基所言，“新古典经济学模仿物理学不是随意的或表面的，它的模式大都是逐个术语逐个符号地仿照物理学的说法”。也正是由于这种模仿，使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也继承了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原子机械封闭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世界隐喻为“一种非常有规则的钟表或机器般有序和精确的机械。宇宙被认为是遵守法则的、有序的、普遍的和完全可预言的。全部事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都取决于相同的法则，在自然界平滑运行的齿轮不会出现任何变化和不确定性”。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种世界观的影响，主流经济学中，往往以“偏好、技术和制度约束、资源禀赋(既定为前提)……研究一种叫做‘均衡’的状态”，并倾向于认为经济会自动调整从而收敛或稳定于均衡状态，可以看出，经济学中的均衡状态对应的正是牛顿世界中稳定、有序因而是确定的、封闭的这种状态。但是，随着20世纪中后期，包括复杂性科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中的一系列新的发现和进展的涌现，也随着“理解世界的科学理论框架从以平衡或均衡观念为核心的古典静态理论，走向以非平衡观念为核心的现代演化理论”，一个完全不同于牛顿世界观的世界展现出来：世界并不是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稳定的和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演化的和开放的系统；世界并不是不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是决定论的，而是“位于确定性世界与纯机遇的变幻无常世界这两个异化图景之间某处的一个‘中间’状态”；世界不是一种机械的机器系统，更多的是一种有机的生物或生命系统。

新的世界观的出现必然会带来经济学的改变甚至变革，比如以达尔文主义经济学取代牛顿主义经济学，以“演化和行为范式”经济学取代“瓦尔拉斯范式”经济学，以复杂性经济学取代均衡经济学等。这些经济学的新主张采纳的均是整体有机开放的世界观和动态演化的分析框架，而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尤其是当考虑到中国目前正处于变革和发展的进程中时。

(四)对现代化范式、后殖民性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

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目前的西方经济学是伴随着西方(西欧)社会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开端的现代化进程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化进程的印迹，或者说是现代化范式，即对经济现代化的认可，而这主要体现在当代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

发端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当时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已经处于现代化的较高阶段，因此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的很大一部分，是研究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而其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如下的理念或观点中：西方资本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西方世界正处在人类发展的较高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则处在发展的较低阶段，因此“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现状不过是西方国家已经经历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发展道路也与西方同样，要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不发达走向发达”。

现代化理论的这种观点在提出之初，便受到了广泛的批评。首先是它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其次是理论的内在逻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分过于简化和抽象，同时也往往从对立互斥的角度去理解双方；二是它以欧洲17世纪以后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为逻辑依据和经验，来解释非西方不发达国家20世纪，甚至是21世纪的现代化问题，时间是错位的。

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修正的，首先是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世界体系论和依附理论，前者对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质疑，它认为应该考虑到一个世界体系及其“中心――半边缘――边缘”这种内部结构的存在，后者则认为，发达地区(或中心地区)对欠发达地区(或边缘地区)是

存在剥削的，或者说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这种关系的存在使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单纯从一个国家的内部去研究现代化进程的这种局限性显示出来了；其次，在20世纪70、80年代，受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崛起和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遭遇挫折的影响，社会科学家开始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反省，认为处于现代化时间序列的不同位置，处于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处于不同地缘政治位置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这两个理论群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修正和发展，但遗憾的是，它们仍然没有摆脱现代性逻辑或潜在意识的束缚，这从它们基本没有否定现代化进程以及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合理性和普适性，仍然把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可以看出来。

对经济学中现代化范式的明确认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开始的，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后殖民主义的开山之作――《东方学》中指出，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和标准，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总结的，只是西方人所希望它成为的某种状态。因此，在东方学中是充斥弥漫着现代性的。经济学也是一种在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中形成的一种“话语”，它也涉及到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和定位问题，因此，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带有了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对于这个问题的明确认识，以《后殖民主义相遇经济学》(Postcolonialism Meets Economics)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性事件。

该书认为，经济学是与经济现代性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因为“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种在组织有关于贫穷和富裕的话语中的核心角色，它也因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框架，这种框架塑形了附属的后殖民世界中成千上万的人们的生活――附属的后殖民世界经常被加括号地标注为不发达的或欠发达的。作为一个学科，经济学已经建立起了它作为对前被殖民地区的理论构建核心的‘发展’叙事，它假定了现代欧洲社会在本体论上的优越性”，简而言之，经济学成为了一种“现代性的霸权话语或“一种现代性的殖民话语。

目前，国内的部分学者(主要指大陆)，包括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中隐藏的现代性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也提出了相应的主张，比如对“华盛顿共识”的反对和对“北京共识”的支持，比如对中国社会科学中“现代化范式”束缚的批判，比如中国自主性社会科学的主张等，而对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无疑也要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现代化范式。

(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后现代生态主义

首先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世界生态经济学的出现谈起，生态经济学出现的背景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造成了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这种后果促使了经济学家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理念的质疑，进而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经济社会观产生了质疑。生态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经济学存在两个疏漏：一是忽略了经济系统得以运行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或者说是生态系统；二是忽略了经济系统中的物质运动对能量的消耗，在无意识中认为，“物质在生产中得到配置，在消费中被打乱，而再生产过程则使之得到重新配置，如此不断重复，没有什么东西会被彻底耗竭”，但是，“真正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却并不是循环着的。它是一个线性的吞吐过程，该过程开始于消耗，而结束于污染。经济是一个开放系统，而不是一个孤立系统”。

当然，相对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是一个进步，但必须指出的是，它仍然是束缚在“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理念或观点中的，即仍把人类以外的世界(生态系统)看作一种客体，从而去利用、驾驭、控制和统治，而之所以重视生态系统，是因为它的破坏和恶化对人类自身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种观念的核心是牛顿的原子机械世界观和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现代性哲学，而对于这个问题，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及衍生发展出来的后现代生态主义有全面和系统地论述。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由美国科学家大卫・雷・格里芬和小约翰・科布命名和倡导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观和科学观念。它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基础，综合了神学，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和包括量子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对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和主张。其中之一便是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内在相互联系的整体有机世界观，它认为“内在联系的观点乃是对宇宙本质的最好的隐喻：事物乃是联系的过程。事物并不是基本上分离的实体……相反，由于所有的实体都同它所在世界中的其他实体分享着‘内在的联系’，因而别的实体也都成了它自身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启示我们，在整个自然界生物系统中，我们(人类)也并不是格外重要的。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把本来是作为整个生态系统一个环节的人类孤立地抽象出去，最终只能带来对自然的控制与掠夺，对生态秩序的大规模破坏。

当前，人类正面临着全球生态环境普遍恶化的生态危机，发展中国家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西方国家老路已经行不通了，尤其对于中国而言，倡导“天人合一”自然观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传承，使其更有能力创造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小结

大概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学者便明确地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其研究持续不断，并逐渐深入，涌现了大量深刻的论述，比如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查尔斯・泰勒的“现代性之隐忧”、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等，这些论述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后果及其局限、狭隘、偏误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遗憾的是，这些论述至今没有明确地进入经济学领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存在的现代性取向还没有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识到，同时由于没有用“现代性”这一术语，即使认识到了现代性的某一个方面，也并不系统全面。

当然，这种情况部分与西方社会已经基本完成现代化有关，考虑到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而指导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引进，因此对其现代性的认识，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也正是这个原因，国内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现代性的认识(虽然并没有用现代性这一术语)更为深刻和全面，这从我们国家最近开始明确提倡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强调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倡导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等可以看出来。这些主张如果用一个术语或结论概括，本文认为就是超越现代性的发展，作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经济学，因此也必须超越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