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乡村旅游地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要：本研究以江苏省苏南地区的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为研究对象，以Logit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旅游者的重游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地的出游距离、整体环境、住宿选择、受访者年龄、家庭每月稳定收入和重游次数对乡村旅游者的重游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在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之间，其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关键词：乡村旅游； 重游意愿； 影响因素

收稿日期： 2013-09-13； 修订日期： 2013-11-14

乡村旅游作为重要的休闲方式已经逐渐成为城镇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了解乡村旅游者的重游行为不但能给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经济利益，而且能提高游客对该旅游目的地的忠诚度，从而为旅游地带来充足的客源。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者们大都将乡村旅游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其旅游者的重游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缺乏分类型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研究。但实际上，乡村旅游因为概念相对宽泛、类型较多，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笼统地对乡村旅游者的重游意愿进行分析，可能会忽视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之间的差异，使得重游意愿的相关分析缺乏针对性。本研究在对乡村旅游地类型区分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游客的重游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1文献述评

1.1旅游者重游意愿分析重游意愿影响因素，有助于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企业和其他旅游产品及服务的提供者有针对性地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切实提高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满意度、激发旅游者的重游意愿。在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影响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关键因素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旅游产品的质量特征、旅游者的主观意识特征以及旅游者的客观人口统计特征（Ryan，1997； 谢彦君，2005；马凌，保继刚，2012）。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

不同乡村旅游地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第一，乡村旅游产品质量特征是指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体验和感知的旅游产品的质量特性（Ryan，1997），包括游客对出游距离、餐饮条件、旅游地的整体环境等因素的感知质量及其满意度（陶卓明，等，2003；唐德荣，2010；尹燕，周应恒，2013；Ryan，1997）。虽然不同研究者观点有所不同，但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旅游满意度是重游意愿的重要中介变量（唐德荣，2010；梁强，2008；尹燕，周应恒，2013）。Chi等（2008）认为旅游目的地的优质服务、优质产品都会促使游客重游并给予良好的口碑。翁莉（2005）提出重游可能性的计算公式以及一个重游决策模式图，她认为满意度与重游行为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并且指出邻近景区的特征也影响着游客的重游意愿。鲁娟（2012）研究了“农家乐”游客的重游意愿，发现游客的感知价值和满意度都对其重游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农家乐”游客的感知价值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影响重游意愿，同时，游客满意度也通过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影响着重游意愿。孙梦阳等（2010）认为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游客对某地忠诚度越高，其重游愿望就越强烈。王小芳（2010）则构建了主题乐园游乐质量、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并指出游客游园后所“感知”的游乐质量对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游客对出游距离以及旅游性价比的感知，对于乡村旅游者的体验满意度以及重游意愿有显著影响（陶卓明，等，2003；尹燕，周应恒，2013）。白凯和郭生伟（2010）通过对西安曲江唐文化主题景区的实证研究发现，旅游景区共生形象和整体环境与重游意愿之间有着正向相关的关系。第二，乡村旅游者主观意识特征是指旅游者在体验过程中的意识因素（Ryan，1997；谢彦君，2005）。唐德荣等（2010）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的旅游偏好、旅游预期价值和之前旅游经历3个旅游者主观意识特征，是影响乡村旅游者重游决策的主要因素；游客是否专程来某旅游地、游客对于参与旅游方式的选择，都能一定程度上代表旅游预期价值。通常如果游客是专程来某地旅游，那么其对旅游的预期价值较之顺道来某地旅游会高一些；而游客选择自助游方式比选择参加旅游团方式的旅游预期价值要高，这可能与国内旅行社不规范操作影响了旅行社在游客心目中的形象有一定关系。陈钢华和黄远水（2008）对旅游者重游动机进行了实证检验，利用聚类分析将重游者分为“猎奇求新型”、“非旅游驱动型”和“分享怀旧型”3类。黎碧媛（2012）以凤凰古城为例，研究了各类游客动机与各时段重游意愿的相互关系，发现不同的游客动机与2年内、5年内和10年内的重游意愿存在差别化的关系。第三，乡村旅游者的客观人口统计特征，是指影响旅游者体验的个体客观条件，例如乡村旅游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Ryan，1997；陶卓明，2003；唐德荣，2010）。重游意愿受旅游者自身客观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除此之外，Kozak（2001）的研究结论认为旅游者以往访问次数和总体满意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重游意愿。在影响旅游地重游意愿的相关因素分析中，已有研究并未探讨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游客的重游意愿的差异。究其原因，可能由于近年来国内乡村旅游发展速度极快，不断有新的乡村旅游业态和类型出现，学术界对乡村旅游类型划分的研究也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因此缺乏统一的乡村旅游类型的划分方法。

1.2乡村旅游地类型国内研究者对于乡村旅游地提出了不同的划分依据和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以乡村旅游地自身的成长依托模式作为划分依据。刘德谦（2006）把乡村旅游地分为客源地依托模式（毗邻客源模式）、目的地依托模式（毗邻资源模式）、非典型模式（如设在乡村的都市娱乐型度假村）、复合模式4种形式。杨世河等（2008）把乡村旅游分为城市依托型、景区依托型、交通依托型和资源依托型4 种形式。第二，以乡村旅游者需求作为划分依据。乡村旅游地可以分为以下类型（刘德谦，2006）：休息娱乐型、收获品尝型、运动养生型、观光审美型、认识学习型、复合型、其他非典型。马彦琳（2006）则认为，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下几种乡村旅游的基本类型：农家乐、农民观光园、农民新村、古村落（民族村落）、农业景观观光等。马彦琳（2006）还认为，从1998 年以来，中国的乡村旅游实现了从观光旅游到度假旅游方式的升级，逐渐形成了多种乡村旅游地的类型：观光型乡村旅游地、休闲度假型乡村旅游地、各种专题旅游地（如农庄、高科技农业园）等多种类型共同发展的局面。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于乡村旅游地类型的划分依据以及划分方法存在差异，并未形成统一说法。本研究针对乡村旅游地游客的重游意愿，将乡村旅游者需求作为划分依据，结合已有研究结果，把乡村旅游地类型划分为4类：古镇型旅游地、现代新农村建设型旅游地、休闲农庄与农家乐型旅游地、乡村观光度假型旅游地。这4类基本涵盖了乡村旅游地的类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少研究者对我国古镇旅游进行了旅游开发与规划、可持续发展、民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魏小安，等，2002；田喜洲，2003；刘昌雪，等，2003；朱桃杏，等，2007）；在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方面做了许多探讨（李昕，郑岩，等，2007；李炳义，2008；白惠芳，等，2013；王立国，等，2008）。而在农家乐研究方面，不少研究者也实证研究了农家乐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地方性与全国性的农家乐旅游的问题、发展与对策进行了思考（李叶妍，2010；张金霞，叶蓓，2006；廖军华，2009；余晨阳，等，2012）。观光度假型乡村旅游地（包括城郊度假区和偏远自然风光度假区等）在近年来则成为城市居民热衷的旅游产品，研究者针对不同特性的观光度假旅游产品进行了分析、规划或是发展研究（李瑛，郝心华，2003；张剑锋，2010；李静，2012）。以上文献述评可知，国内外针对乡村旅游重游意愿的研究并不多见，而对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更为鲜见。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乡村旅游者的重游意愿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乡村旅游地的类型是否对旅游者的重游意愿产生影响，以及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之间，这种影响的程度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通过对苏南地区旅游者的现场调查问卷，利用Logit模型研究不同类型旅游地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为乡村旅游供给方提供政策建议。2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2.1数据来源本研究的抽样调查充分考虑了客源的时空差异性，以保证所获基础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选取了苏南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等3个城市的4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地作为调查对象，其中周庄代表古镇型旅游地，华西村代表现代新农村建设型旅游地，星期九农庄代表休闲农庄与农家乐型旅游地，南山竹海代表乡村观光度假型旅游地。调查的时间从2012 年7月中旬到9月底，获得了工作日、双休日、暑期以及“十一黄金周”等代表性时段内的样本，由旅游管理专业学生采取问卷留置调查法在各乡村旅游地实施，要求让被访者在乡村旅游地的旅游结束时，利用空闲或休息时间填写，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问卷的质量。本次调查问卷包括“旅游者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旅游者消费情况”、“旅游者满意度与重游意愿”3部分，共发放问卷815份，收回799份，其中无效问卷8份，有效问卷791份，问卷回收率98%，问卷有效回收率97%。在4个乡村旅游地发放问卷时，考虑到各旅游点的游客者总量分布的情况按比例发放，4个旅游地回收的问卷数目分别是：周庄320份，南山竹海211份，华西村135份，星期九农庄125份。

2.2变量设定本文以乡村旅游者旅游过程中的满意度为被解释变量。根据实际调查数据，游客的回答限定在“愿意”与“不愿意”两个选择上，因此本研究采用虚拟变量“0”和“1”分别表示“不愿意”和“愿意”，以此作为Logit回归模型分析的因变量。基于文献综述，选择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特征、乡村旅游者的主观意识特征以及旅游者的客观人口统计特征3个影响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因素，将出游距离、餐饮条件、整体环境、性价比、特色旅游5项作为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特征；考虑到游客是否专程来此地旅游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游客来某一特定旅游地的主观意识的强度，而参与旅游的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游客的主观意识，因此，将是否专程来此地旅游、参与旅游的方式两项作为衡量乡村旅游者意识特征的因素；采用乡村旅游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每月稳定收入和重游次数3个变量来衡量乡村旅游者的基本特征。根据以上分析，共设定3类共10个解释变量，有关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命名及其对被解释变量预期的影响方向见表1。

3模型建立为了衡量同一变量对不同旅游地的旅游者重游意愿影响的差异，比较通行的方法是引入旅游地虚拟变量。进一步将旅游地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以交互项的形式引入模型，从而同一解释变量对不同旅游地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影响差异可以由该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表示。Logistic回归分析作为一种非线性模型，是对因变量为定性变量的回归分析。其基本特点是：因变量必须是二分类变量，若令因变量为y，则常用y=1表示“yes”，y=0表示“no”。即此类问题是在研究对象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时，因变量的取值只有两种状态：“是”或“不是”。二元Logit 模型可以有效地检验二元响应的因变量与一组解释变量（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重游意愿，可以将是否愿意进行重游作为该二值响应模型的因变量，设y=1表示为旅游者有重游意愿，y=0表示为旅游者没有重游意愿。即，y=1=有重游意愿

0=无重游意愿根据二元Logit模型的要求设X1、X2…，Xn 是与Y 相关的解释变量，假设调查获取的n组样本数据为（Xi1，Xi2，…Xin；Yi），Yi 是取值1或0的被解释变量，则二元Logit回归的极大似然估计为找出因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度。在本研究中，就是找出“旅游者重游意愿Y”与“影响旅游消费者重游意愿的因素X”之间的因果关系（见表1）。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拟用交互分析的方法，将不同旅游地旅游者的重游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设定为如下模型形式：logit（Y）=β0+∑ni=1βiXi+∑mj=1∑ni=1θjiDjXi（1）其中n=12，m=3，β0是常数项，βi（i=1，2……12）是xi对应的系数，θji是i变量在第j个旅游地相对于基组旅游地的系数变化。在模型中，以周庄旅游地为基组，虚拟变量D1为星期九农庄旅游地，虚拟变量D2为华西村旅游地，D3为南山竹海旅游地，通过其他3个旅游地相对周庄的变化来反应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旅游地的影响差异。4估计结果分析本模型将791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后，用Eviews计量统计软件进行Logit回归分析，回归结果经简化后见表2。重游意愿的估计采用逐步回归法，表2只列出了估计结果显著的6个结果变量交叉项。

从回归结果来看，以周庄为比较基组，显著影响周庄乡村旅游者的重游意愿的因素有出游距离（***）、整体环境（*）、住宿选择（**）、受访者年龄（**）、家庭每月平均稳定收入（**）和重游次数（**）。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针对不同细分市场开展精准营销与发展研究，能够帮助乡村旅游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更好地匹配，促进不同类型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以下就分别用显著影响不同类型旅游地游客重游意愿的变量，以周庄为比较基准组对不同类型旅游地的消费者重游意愿进行比较分析。

（1） 出游距离

当3个虚拟变量都为0时，把周庄作为基准组，出游距离变量的系数为-0.213，说明出游距离越远，旅游消费者去周庄重游意愿越小。出游距离变量与星期九农庄、华西村和南山竹海分别交叉后的估计结果只有与D1（星期九农庄）的交叉项是显著的，并且其系数依然为负，即当旅游地变为星期九农庄时，相比周庄而言，同样的出游距离，乡村旅游者去星期九农庄的重游意愿要更小。出游距离对于星期九农庄、周庄和南山竹海的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影响无明显差别。星期九农庄作为休闲型乡村旅游点的同质性可能比周庄强，乡村旅游者会选择与自己常住地之间距离较近的休闲农庄和农家乐进行重游。

（2） 整体环境

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整体环境”影响旅游者的重游意愿问项中，周庄的显著性水平为0.1，以周庄作为比较基准，星期九农庄和南山竹海的游客对旅游景点的整体环境要求较低（交叉项系数分别为-0.044814，-0.078588），而华西村的交叉项系数（0.333379）显示，整体环境对于华西村游客重游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相比于星期九农庄和南山竹海，整体环境的提升更能提高周庄游客的旅游体验满意度，从而提升其重游意愿。

（3） 住宿选择

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除星期九农庄外，不同类型旅游地的住宿条件对旅游者的重游意愿影响显著，且存在差异。本研究调研问卷结果显示，96%的星期九农庄游客的选择为一日游，即不存在住宿选择的问题，如果住宿条件下降，则会显著地负向影响旅游者对于周庄的重游意愿。以周庄作为比较基准组，华西村住宿条件的系数绝对值要小于周庄的系数绝对值，即华西村的游客对于住宿条件的敏感程度较低。周庄的游客大多由参加旅游团和自助游的自费游客组成，在选择住宿产品时的信息不充分使其难以选择较理想的住宿产品，相比华西村，住宿条件更大地负向影响游客对于周庄的重游意愿。南山竹海住宿条件的系数也为负，其绝对值却大约是周庄的系数绝对值的两倍，即考虑去南山竹海重游的乡村旅游者比周庄的旅游者更看重住宿条件。南山竹海属于乡村观光度假型旅游地，其旅游地特性和产品属性意味着游客在南山竹海停留的时间相对周庄和华西村而言可能会更长，如果住宿条件较差，游客的旅游体验满意度将大大下降，从而显著降低游客对南山竹海的重游意愿。

（4） 受访者年龄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周庄而言，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条件下，随着旅游者年龄的增大，他们的重游意愿减小。以周庄为比较基准组，去华西村的旅游者重游意愿更小（-0.376499），去南山竹海的重游意愿更大（0.341245）。此外，因为受访者年龄与星期九农庄的交叉项回归之后并不显著，所以周庄游客与星期九农庄游客的重游意愿并无显著差异。相比周庄，去华西村的游客随着年龄的增加更不愿意重游，原因可能为华西村虽为中国“天下第一村”，其知名程度不亚于周庄，但由于华西村属于新农村建设型的乡村旅游地，吸引游客的元素相对周庄而言显得较为单一，而周庄有江南水乡、古镇、乡村民俗、旅游会展等多元因素的吸引，对于不同年龄段的旅游者都有一定程度的吸引。相比周庄，去南山竹海游客年龄的增长对其重游意愿有正向的影响。南山竹海“观光度假”的产品特性使得年纪较大的旅游者因为行动不便等原因，更愿意接受逗留期较长的观光度假型景点。

（5） 家庭平均每月稳定收入

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平均每月稳定收入的增长显著正向影响着4个不同类型的旅游地旅游者的重游意愿。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时，旅游者可以放弃一部分工作时间而更多选择闲暇，使得游客的重游意愿上升。相比周庄而言，消费者对星期九农庄和南山竹海的重游意愿更强烈。调查结果显示，周庄游客有超过一半来自江苏省以外，旅游者选择重游的时间与金钱成本相对较大，因此，旅游者的重游意愿不高。同时，城市人为了缓解工作与生活的压力，更倾向于选择开阔的大自然或是乡村以便高效地缓解城市生活的压力，因此星期九农庄和南山竹海这种休闲型旅游目的地具有较强的可重游性。

（6） 重游次数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旅游者重游次数的增加会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重游意愿。相比于周庄，重游次数的增加更能正向影响去星期九农庄的旅游者的重游愿意，华西村和南山竹海与周庄相比没有显著差别。在其他条件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游客满意度是产生重游行为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相比于周庄，去星期九农庄的游客多半为家庭出游、亲子游形式，价格相对较低，参与性、体验性较强，使得这类乡村旅游地的重游次数比较高。因此，重游次数的增加相比周庄更能显著影响其重游意愿。

5结论

虽然已有研究对于乡村旅游以及乡村旅游地的类型都有较多阐述，但针对乡村旅游消费行为方面的研究大都将乡村旅游地看作一个没有差异性的整体，忽视了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由于资源禀赋、旅游吸引物类型、观光或度假性质的诸多差异而可能造成的旅游者消费行为方面的差异，未能就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展开差异性分析。本研究针对4种主要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开展旅游者重游意愿的研究，实证分析了不同旅游地影响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各类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的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为了刺激旅游者对旅游的消费需求，尽量满足各年龄阶段的潜在旅游消费者的需求，提高游客对某一特定乡村旅游地的重游意愿，实现各旅游供应给方的利润最大化，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各供给主体（政府、企业、农户等）应该针对各显著影响重游意愿的因素，逐个剖析与利用，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有效提高旅游者的重游意愿，激发旅游者的实际重游行为，以促进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以便更好地指导乡村旅游地的营销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

虽然本文就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旅游者的重游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尚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调研及数据获取；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飞速发展，乡村旅游新的业态不断涌现，乡村旅游地的类型也日益丰富和多元化，应不断丰富相关研究内涵和内容。

参考文献：

[1]白凯，郭生伟.旅游景区共生形象对游客重游意愿及口碑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以西安曲江唐文化主题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0（1）：5358.

[2]白惠芳，李朝阳，路艳杰.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13（3）：7374.

[3]陈钢华，黄远水.旅游者重游动机实证研究——基于网络文本分析与在线调查的视角[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版），2008（1）：16.

[4]黎碧媛.基于游客动机的旅游者重游意愿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5]李炳义.邓小平旅游经济思想与新农村旅游发展[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8（3）：7275.

[6]李静.广东温泉度假旅游产业升级发展研究[D].广东商学院硕士论文，2012.

[7]李昕，郑岩.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探索[J].学术交流，2007（4）：105107.

[8]李叶妍.农家乐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以天津市蓟县为例[J].农村经济，2010（7）：7173.

[9]李瑛，郝心华.论海滨旅游度假区季节性供求特征及应对策略——以北戴河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2003（2）：3437.

[10]梁强.面向体验经济的休闲旅游需求开发与营销创新[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8.

[11]廖军华.浅析当前我国农家乐旅游的发展[J].湖北农业科学，2009（9）：23222324.

[12]刘德谦.关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几点辨析[J].旅游学刊，2006（3）：1219.

[13]刘昌雪.世界遗产地旅游推力-引力因素研究——以西递和宏村为例[J].旅游学刊，2005（5）：1520.

[14]鲁娟.基于旅游体验的 “农家乐” 游客重游意愿研究[D].武汉：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12.

[15]马凌，保继刚.感知价值视角下的传统节庆旅游体验——以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例[J].地理研究，2012（2）：270278.

[16]马彦琳.如何推动中国式乡村旅游的发展[J].旅游学刊，2006（3）：78.

[17]孙梦阳，赵晓燕，曹芙蓉.娱乐主题公园游客满意度研究——以北京为例[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1）：4651.

[18]唐德荣，杨锦秀，刘艺梅.乡村旅游者重游决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重庆市510位城市游客的调查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0（7）：7882.

[19]唐德荣.乡村旅游行为研究[D].成都：四川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10.

[20]田喜洲.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探索[J].经济问题探索，2003（2）：9093.

[21]陶卓明，是丽娜，沈俪.南京市农业旅游市场需求分析与市场定位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3（1）：1215.

[22]王立国，胡明文，钟海燕，黄平芳.基于乡村旅游的生态文明建设途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8（28）：1240012401，12404.

[23]王小芳.主题乐园游乐质量、游客满意度与重游意愿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0.

[24]翁莉.上海城郊景区旅游者重游行为分析[J].旅游科学，2005（2）：3337.

[25]魏小安，窦群.云南丽江旅游的发展与大研古镇的发展方向问题[J].小城镇旅游，2002（4）：1011

[26]谢彦君.旅游体验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5.

[27]杨世河，章锦河，戴昕.基于类型的乡村旅游竞争力研究[J].旅游资源，2008（4）：361364.

[28]尹燕，周应恒.不同旅游地乡村旅游者体验满意度实证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3（9）：146156.

[29]余晨阳，张玥，陈瑞琳.试论农家乐旅游特色化发展[J].改革与战略，2012（8）：106110.

[30]张剑锋.青岛市度假旅游经济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4）：118119.

[31]张金霞，叶蓓.武汉市农家乐旅游的发展模式[J].统计与决策，2006（8）：148149.

[32]朱桃杏，陆林，李占平.传统村镇旅游发展比较——以徽州古村落群与江南六大古镇为例[J].经济地理，2007（5）：843846.

[33]Chi C GQ，Qu H（2008）.Examining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of destination image，tourist satisfaction and destination loyalty：an integrated approach[J].Tourism Management，29（4），624 636.

[34]Kozak M（2001）.Repeaters’ behavior at two distinct destination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8（3），784807.

[35]Ryan C（1997）.The tourist experience：A new introduction[M].London：Cassell，19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