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制度过错,政府如何选择

北京有个叫廖丹的下岗工人。5年前，其妻得了尿毒症，他不离不弃，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由于其妻不是北京户口，按现有医疗保险制度，无法享受北京医保。得不到医保制度的救助，廖丹被逼“自救”，找人刻了医院公章，骗得医疗费17.2万元给其妻做透析。今年7月11日，法院审理“私刻公章救妻”一案，检察院认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廖丹的刑事责任。

廖丹需承担刑事责任虽然在法律的“规定”、“条文”的意义上都说得过去，但却通不过我们的道德直觉。为什么会有这种道德直觉？这涉及到制度和公民、制度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过错

我们可以追问一下：此事件的发生逻辑是什么？

按照现代政治理念，当人民组成政府的时候，他们和政府就签订了一个契约，诸如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受教育的权利，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和医疗救助的权利等。这个政治契约的具体兑现，就是一系列制度和法律。政府对保障公民享有医疗救助权利的条款的兑现，就是医保制度。

然而中国的医保制度有很多问题，使政府对义务的履行大打折扣。

比如，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实行不同的医保制度。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奉行的是公费医疗，而其它社会群体则是参加医疗保险。而医疗保险又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另外，医保并非是全国统筹，而是按户籍来的。

这种不平等、碎片化的医保制度显然与现代政治理念不符。因为保障基本医疗的权利，是所有公民与政府签订契约中的一个条款，这些公民之间是平等的，不应群体有别。同时，也不应有户籍、地域之别，因为公民并不是和地方政府签订契约，地方政府仅仅是在履行政治义务时对中央政府的一种。

所以，当一个公民的户籍与居住地域分离，使其不能享受到医疗保障权利，或享受到这种权利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时，国家应预先在制度设计上进行统筹，使公民实际居住地的政府，不能拒绝公民享受医疗保障的权利。

很显然，当廖丹的妻子因为拥有的不是北京户口，而不能享受到医疗保障的权利时，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过错。对于这一过错，政府当然也已经意识到。6月27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就说，在2020年可实现全国医保统筹。这当然让人期待，可在真正全国统筹前，它仍是一个过错。

法律条文与法理的冲突

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似乎开始产生“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当一个人因为制度的过错而被迫触犯法律时，如何区分他该负多少具体的责任，制度该负多少抽象的责任？

一些人认为，触犯了法律，就该按法律规定来认定其刑事责任，并进行相应的惩罚。所以，同情廖丹是一回事，但按法律办事，则又是另一回事。

同时，按法律规定来惩罚廖丹，也是在申明不鼓励这种行为，并且防止它诱发其它类似的行为：要是谁都以制度的过错，以被迫来诈骗、抢劫，甚至杀人怎么办？

但这种观点还是有点似是而非。问题并非“法理与情理”的冲突，而是“法律条文与法理”的冲突，即美国法理学家德沃金讲的“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冲突。

一条法律从条文上规定什么，不是为了它自身的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法律原则。法律条文确实是僵死的，一个规定要囊括无数人的行为，但行为的相同或相似，背后的心理驱动、主观恶性、社会后果并不一样。那么，对这些行为，只根据法律条文，不顾实际情况地进行同等的惩罚，反而会破坏法律的公正性。一个人故意诈骗17.2万元去挥霍，和廖丹在妻子无医保而被逼诈骗17.2万元来救她，显然不是一回事。

对廖丹轻判，并无损于法律的尊严，同时也不会形成所谓的对诈骗行为的诱发。因为，如果出现的是和他不同的情况，适用的就不是这种惩罚；而如果情况和他一样，能够说明的只是我们的制度过错。即制度的过错乃是公民犯罪的一种共谋，它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并相应地要减轻公民的刑事责任。那么，在惩罚廖丹们时，要做的就是去消除这个过错。

在当前，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情况：一是政府面对民众的权益，根据某些制度和法律规定滥加解释，进行滥权；另一边却是出现了一件什么事，面对整个社会的期待，它们却机械地理解制度和法律条文规定，不为所动，毫无灵活性创造性，给人一种官僚和冷血的形象。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让政府失分。

制度和法律虽然是用来执行的，但更是用来促进公民的福利，使政府获得公民的政治认同的——它们的制定，恰恰是为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