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改造好的地主富农摘帽是不是得罪了多数人?

一些同志对给改造好的地富分子摘帽想不通。他们认为这是削弱无产阶级，解放了“四老”（地、富、反、坏），束缚了“三老”（老贫农、老干部、老党员），是讨好少数人，得罪多数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湖北省组织原贫协的专职干部，深入实际，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经过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剥削除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同贫下中农、中农等其他劳动者一样，都已经成为集体经济的主人——社会主义的农民。首先，从经济地位看。经过、合作化，消灭了剥削制度，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从那时起，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对武昌法泗公社长虹、菱米、永新三个大队的调查，1979年总分配金额为810312元，贫下中农出身的社员3283人，占总人口66%；劳动力1221人，占总劳力66.6%；分配金额554871元，占总金额68.5%；人均收入138.55元，劳均收入454.49元。中农等其他劳动者出身的社员1188人，占总人口24%；劳动力445人，占总劳力24%；分配金额173430元，占总金额21.4%，人均收入145.98元，劳均收入389.73元。地富出身的社员504人，占总人口10%；劳动力195人，占总劳力10%；分配金额82011元，占总金额10%；人均收入162.55元，劳均收入420.5元。以上情况说明：尽管阶级出身不同，但经济来源都是靠劳动所得；不同出身的社员，不再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经济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其次，从政治态度和表现来看。党和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剥削阶级分子进行了长期的监督、教育和改造。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遵守法纪，参加集体劳动，认真改造思想。随着经济地位的变更，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变了。从建始县先锋大队的一次“评功表模”活动来看，这个大队总劳力786人，评出劳模和积极分子484人，占61.6%。其中贫农出身的劳力363人，评出模范296人，占81.5%；中农出身的劳力326人，评出模范147人，占45.1%；地富出身的劳力97人，评出模范41人，占42.2%。这次评比活动是在1978年进行的，当时还没有给多数改造好的地富分子摘帽，因此评比中对他们抠得较严。即使这样，他们中间仍然评出了一批积极分子，而且所占比例不少，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这一论断，既说明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又说明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以经济为依据的，一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存在了，一定的剥削阶级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客观条件。党的政策早有规定，地主经过五年改造，富农经过三年改造，表现好的，可以摘掉帽子。只是由于过去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党的这项政策未能很好地贯彻落实。实践证明，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摘帽一人，解放一群。南漳县利民七队一个地主分子，79年摘帽以后，更加热爱集体，处处实干苦干。当年生产队买回1500只小鸭子安排他放养，按规定死亡率可达20——30%。由于他日夜守护，精心喂养，只死了70多只，成活率达到95%以上，为集体创造了财富。宜城县黄冲大队10个地富分子，原来因为年老体弱队里没有安排他们参加生产。摘帽以后，10人中有8人主动要求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钟祥县安桥大队21个地富分子摘帽后，和他们的子女184人都参加了农会。他们高兴地说：“原来没有摘帽，一家几代愁；前年摘了帽，现在都参加了农会，全体农民都成了一家人，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可以一心一意干四化了。”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有了正确的路线，还必须有正确的政策，才能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给改造好的地主富农摘掉帽子，是党的政策的落实和体现，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拥护的，欢迎的。他们深有体会地说：给少数人摘掉帽子，不是得罪了多数人，而是团结的人更多了，调动了更多人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