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管理范文

改造管理范文第1篇

（一）影响财政管理的体制性、制度性原因。

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和实物经济指标为轴心的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模式，一方面形成了所谓“计委定盘子、财政拿票子”的财力保障体系。“被动跟进式”的财政资源配置模式，以及宏观上以计划代替管理和微观上存在的“大锅饭”、软预算约束弊端，不仅使财政管理的自主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财政管理的空间、管理的弹性、管理的必要性与有效性，也成为很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即过渡性财政体制的情况下，也因诸多经济关系尚未理顺，财政分配办法和分配格局极不规范，许多财政制度也有待统一、整顿或重新建立与健全等原因，而使我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管理的加强，缺乏最基本的体制环境和基础条件。

可见，正如经济实践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一样，只有首先走出忽视财政管理的理论误区，重建和端正相关的理论指导，才能使改造和加强新形势下的财政管理工作具有正确的方向，引起应有的重视。同时，还需加强我国财税体制、财税制度的规范化并保持其相对稳定，这是改造、促进和加强我国财政管理的关键性因素。

（二）忽视财政管理的理论渊源或理论偏误。

1．长期以来，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主宰社会经济运行的模式下，在认识、处理经济与财政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明显偏误。特别是在政策的理论指导上，既存在着片面强调经济对财政的决定性作用，又同时存在着不管国家财政能力，片面要求其发挥对经济的所谓“反作用”问题。在出现前一种倾向时，往往只强调财政对经济的依赖性，或它所处的消极的被决定地位；而在后一种倾向出现时，强调的则又是发挥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的要求，而且往往提出的是超过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反作用”要求，比如“”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方面的极端性例证。很明显，不管是在上述的哪一种思想指导下，财政管理都不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它本身处于一种要么被消极决定，要么被要求超负荷运转的不正常的地位或状态，从而没有加强财政管理的起码条件，也必然缺乏加强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在财政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上，长期存在着重收入而轻支出，重开源而轻节流，重生财而轻聚财和用财，同时严重忽视财政管理和财政效果的倾向，比如迄今为止，在我国大多数财政学教科书的篇章结构中，依然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与偏颇。在财政理论研究中，有关财政管理的理论阐释、模式研究和相关的应对之策的探讨等，也甚为少见或比重畸轻，不为人所关注。事实上，鉴于上述诸方面所存在的紧密内在联系或不可分割性，忽视支出效应的财政收入研究，轻视节流的开源探讨，不重视聚财用财的生财之道的分析，是既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相关财政研究成果，同时也因为这种对财政管理“链”的割裂，而造成了对财政管理研究的扭曲和忽视。

3．以排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抹杀市场机制作用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重视除计划手段以外的财政管理的。因为正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市场失效弊端的日益显现，才使国家财政职能的拓展和不断加强，以及财政宏观调控功能的日渐强化，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一样，在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的不断增强，市场失效之处的明显暴露，国家宏观调控包括财政宏观调控重要性的日渐凸现，贯穿整个财政工作始终和环节的财政管理，也将自然而然地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因为如此，财政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财政职能的履行、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财政效果的改善和提高等，就会遇到严重的、基础性的困难和障碍。因此，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所不可比拟的。

二、改造和加强新时期财政管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加强财政管理，是指包括科学的管理制度、先进的管理手段、规范的工作秩序、严格的执法监督体系以及高素质的管理队伍等在内的一整套现代财政管理系统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财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环节。

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财政管理，是由一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财政体制的属性和宏观经济的运行、管理模式所决定，并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因此，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以及宏观经济配置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换，特别是随着我国1994年财税体制大改革的初步完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的确立，必须对财税新体制、新运行机制下的财政管理提出不同的要求，财政管理从内容到形式也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就是说，一方面，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要求财政管理必须作适应性的改造和加强；另一方面，作为贯穿整个财政工作、所有财政活动环节的财政管理的状况如何，又是进一步完善新财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并对提高、巩固与增进体制改革的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充分履行财政职能的必要保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范围得以不断拓展，其职能强度也有日渐增大之势。然而，理论和世界各国的实践都无可辩驳地证明，除了体制和制度等因素的羁绊以外，财政职能履行程度，可以说是与财政管理状况的好坏呈正相关关系的。不能设想，在财政管理十分混乱，诸如在财政收入管理存在着大量漏洞，财政支出总量失控且结构严重失调，软预算约束问题长期得不到较好解决，社会上违反财经纪律、奢侈浪费之风盛行等情况下，国家的财政职能能够得以正常、有效的履行。

（三）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振兴国家财政的必由之路。

我国财政的振兴，固然要依靠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要着眼于把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做大，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瞻前顾后的分配。然而，正如管理也可增财富、管理也可出效益，管理本身就是发展经济、富国强民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有效途径一样，与财政体制、财政职能相适应的财政管理的不断改善与加强，在很多情况下，不仅是不花或少花成本，即可在当前取得增收节支、缓解财政困难之效的首选之策，而还将因其管理的优化，诸如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善，国有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等等，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和后续财源的开拓带来极大的裨益，从而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兴财之道。从本质上讲，财政管理既是开源之路，又是节流之途，因而是振兴我国财政、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提高我国财政工作整体水平和财政效果的重要途径和强大推力。

财政管理贯穿财政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决定着财政活动的整体效应和最终成效。正是这种贯穿性、渗透性和影响性、才对国家财政工作的整体水平和宏观财政效果的高低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联。我国的长期实践早已一再表明，财政管理上的无法、无章、无序和软弱混乱状态，不仅会加剧和助长国家的财政困难，极大地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使财政职能和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大受影响、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因管理的混沌、约束的软弱、执法监督的不力等，而对财税队伍造成严重的腐蚀，使队伍素质的提高遇到基础性的障碍。

正是有鉴于此，在我国当前进一步深化、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国家财政职能，积极振兴国家财政、努力克服财政困难之际，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才显得极其必要和尤为紧迫。因为如上所述，有效而有力的财政管理，正是解决这些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与矛盾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方略。

三、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需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迁延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从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现实需要和紧迫性来看，似应着力研究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矛盾和问题：

（一）观念的更新和转变问题。

前已述及，对财政管理的极度忽视，是我国财政工作中的一个长期性痼疾。它既是命令经济、计划主宰、统收统支的经济一财政模式的必然产物，也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忽视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不计投入一产出效应和成本一效益比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与那些诸如用计划代替管理，用增长代替质量，只知道、只愿意用投入去追求产出，重财政收入而轻财政支出等旧思想、旧习惯、旧观念的存在和长期沿袭、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思想的先行，认识和观念的更新与适时转变，就成了改造和加强新时期财政管理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其中尤以“大锅饭”、“大一统”（大包大揽、相互挤占）、不讲成本一效益分析、忽视乃至藐视财政监督等观念的破除和更新，显得更为紧要。

（二）着力解决、大力整顿财政收入的严重流失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从而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提供了较为丰裕的财源基础。之所以出现当前的财政困难，一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即过度地向集体特别是个人倾斜；二是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和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或被肢解、被蚕食。从实际情况看，当前这方面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二：

1．切实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将其纳入国家预算或准预算管理的轨道，以达到既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数量和宏观调控力度，又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和完善财政监督机制创造必要条件的以重目的。当前特别应首先从严格杜绝将预算内资金转作预算外，抓好财政专户建设，解决部门和单位的坐收支等问题入手，以期逐步理顺关系，纳入财政统一管理范畴。诚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或准预算管理的轨道，在增加国家财政可支配财力的同时，也相应扩大了财政的支出范围，在短期内并不一定有明显的增收减支作用。但从统筹安排、集中运用国家财力，加强财政管理和预算监督，以及减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等方面来看，则无疑能收到维护国家预算的完整性原则，有效利用国家财政资源，有利于加强财政管理和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良好功效。

2．进一步加强税收管理，特别是切实加强对主体税种和具有增收潜力的税种管理，整顿和完善税收政策，尤其是着力解决目前依然存在的越权减免权、企业欠税、偷漏谝税以及截留国家财政收入等问题。因为从实际情况看，这是造成我国财政收入流失的几个主要因素，也是加强财政收入管理应解决的几个突出矛盾与问题。

（三）改造、控制和优化财政支出管理。

1．鉴于我国当前依然存在着财政供给范围过宽、包揽过多等突出问题，所谓“改造”财政支出，就是在转变政府职能、清理、明确各级财政事权范围的同时，将那些财政部门不该管、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微观经济活动及其相关事务，那些本来可由市场机制去解决的问题，逐步从财政的供给范围中剥离出去，并以此为据来重新界定、廓清和明确国家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和客观要求，对现有的财政支出范围来一番改造，以便把有限的财力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的切实履行方面。多年的实践证明，履行政府基本职能（国防、外交、公检法、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宏观调控等）方面的财力严重匮乏，不仅将对社会与经济的正常运转带来极大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还将因各级政府部门性收费、基金、乃至各种名目繁多的“创收”活动的在，而对财政收支管理和财政监督和制造许多的麻烦与现实困难。因此，没有规范化的事权和相应的支出范围界定，如不首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支出概念及其外延进行一番明晰而具体的改造，那财政支出的有效管理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缺乏最起码的条件和依据。

2．所谓“控制”，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必须对财政支出总量进行有效的控制，最好不要超过国家财政的最大负担能力，不要使其进行有害的超负荷运转。因为国内外的大量实践表明，这种情况一方面极易导致因财力拮据、不能充分满足支出项目需要，而使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遭遇困难甚至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还会因财力供应上的捉襟见肘和入不敷出，而严重影响与挫伤财政部门从事和加强财政管理的积极性。

3．所谓优化财政支出管理，就是说对我国当前存在的财政支出结构失调的弊端，必须加以认真的调整与矫治，因为它是影响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效果的严重障碍之一。从实际情况看，似应把各级财政事权的界定，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在现有财政能力制约下，以轻重缓解为序，以发挥最大的财政效果为出发点，对现有的财政支出结构作出适当的调整。如果，一方面可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促进财政管理，同时又用财政效果来检验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此外，从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看，近期似应特别加强对所谓“人、车、会、话”以及某些专项支出的重点管理，治理和禁止种种挥霍公款和奢侈浪费行为等。

（四）积极探索、努力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从现存的突出问题看，这方面的重点有三：一是在清产核资、摸清国有资产家底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建立权责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和相应的监督机制，彻底消除在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的无人负责、无人认帐等种种“虚无”现象，把国有资产的责权利关系摆到明处、落到实处。这可以说是改善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客观基础或必要前提。二是尽快采取措施，在诸如实行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造、企业转制，以及招标拍卖、转让、租赁过程中，有效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或变相被侵吞、被蚕食。三是在上述基础上，建立、完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机制，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提出不同的保值增值目标和具体要求，以及相关的奖惩办法，并务求落实。

（五）建立、完善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监督体系和监督机制。

改造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灌区；改造；管理；探讨

Abstrac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various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Irrigation District status quo on the need for trans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conduct analysis of the key issues facing difficulties in the Irrigation District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inking and put forwar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Keywords: irrigation; transformation; management; explore

中图分类号：TV2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灌区末级渠系的改造及管理工作，应在改造之前做好详细的规划，结合我国各项政策实行科学合理的改造和管理，解决灌区末级渠系现在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我国灌区末级渠

系的工程状况现在还存在着非常多且不容忽视的问题。灌区末级渠系的工程配套率十分低，而且出现严重的老损情况，所以，科学的改造及合理的管理是目前迫在眉睫的任务。要抓紧改造步伐，提高末级渠系的管理质量，使之与主要工程共同发展，让灌区改造的良好效益能够得到更具体的展现。在对灌区末级渠系的改造和管理改革工作中，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可持续发展。

1 灌区末级渠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末级渠系的调度协调管理散乱，资源的浪费情况十分严峻

在进行农业灌溉的时猴，渠系的整体协调调度管理混乱，经常出现上游部分水源充足，下游部分却没有水可以用的不协调现象。由于过低的灌溉保证率，一些地区放弃灌溉渠道，灌溉区域上游与下游之间的用水矛盾非常突出，这些矛盾对预期设计的灌溉面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部分地区对下水过量的抽取已经形成了漏斗。除此之外，水渠漏水渗水、不控制土地的平整度、随意毁渠取水等现象经常发生，造成水资源的严重浪费，用水的效率及效益很低。

1.2 区域间隙的管理缺位，对渠系养护改造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

在农村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下，我国农村管理组织的各项职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各区域之间衔接部分的管理没有到位，尤其是跨村、乡或镇的水利工程管理岗位没有落实。管理部门由于的资金问题，没有及时对损毁渗漏的末级渠系实施改造及养护。农民大众也没有意识到养护改造渠系的重大意义，管理观念很淡薄，也不愿意配合管理部门的养护改造工作，让末级渠系的养护改造工作面临更多的困难。

1.3 管理机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我国大部分灌区为了充分发挥末级渠系管理机构的作用，明确管理职责，逐渐形成由管理所、民间农民用水户协会及农民用水户三个部分组成的供水管理体系。大部分农村的用水管理制度不规范、模式陈旧落后、没有充足的管理费用，没有发挥群众在末级渠系管理体制里的重要作用，群众的管理热情不高。

1.4 建设工程的标准不高，设备简陋

现有的末级渠系中大部分的灌溉设施由于建造时期经济条件的制约，导致工程质量没有达到现有的标准水平。在构建灌区水利工程时没有做到整体成熟的规划及合理布置，对施工技术的标准要求不高，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大部分渠道与周围环境、建筑物配套设备的搭配不合理。

1.5 对设备的养护维护措施没有落实到位，设备出现严重老化的损坏情况

水利工程管理的日常养护维护责任的划分没有具体落实到个人，难以进行科学的维护管理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划分落实。灌区末级渠系管理体制的性质和和功能不明确，对斗渠、农渠各方面的监管没有获得期待的效果。大多数的水利工程设备出现老化及破损的状况，渠系的安排布置十分混乱，甚至有严重的渠道渗漏现象。已经破损老化的渠道没有得到及时的养护，在出现渗漏等严重情况下，还是继续运行，导致很多斗渠的下游没有办法行水，末级渠系残、断、毁等几个问题十分严重。

2 灌区末级渠系改造原则及具体改造内容

2.1 改造原则

在改造过程中，要做到结合改造灌区的渠道现状，做好详细的整体规划，突出改造重点，对斗农渠以下的渠系进行全面的整治。改造要与灌渠建筑物配套设备及周边环境情况相融合，加固渠道，防止渗漏，平整土地。合理规划灌区渠道布置，使其符合土地资源及环境资源的使用要求，满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2.2 具体的改造内容

灌区末级渠系改造的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对斗渠以下渠

系，包括斗渠，农渠等进行合理的改造。改造的主要内容以末级渠系为主，以节省水资源为战略目标。根据各灌溉区域不同的特点，结合气象、建筑物配套设备、环境等情况精心设计，不断挖掘灌区潜在的节水能力。主要的改造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 加强末级渠系防漏防渗的基础建设

对不具备防渗功能的渠道进行护砌，对不具备防渗功能但是已经出现破损现象的渠道实施维护或改造，对新建的渠系要定期进行养护。实施改造建设时要结合不同渠道的土壤特性及当地气候、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等选择切实可行的防渗护砌方案。近几年我国灌区在实施渠道改造时，大多数采用 U 型砼预制或现浇的防渗护砌模式，这种改造方式的断面与水力的最佳断面十分相似，具有输沙能力强及水流条件好的优势，弧形底的选择对护砌结构的应力分布进行了有效的改善。另外部分灌区选择渠道断面的改造方式，给末级渠道为圆底三角形断面实施混凝土护砌，并获得不错的效果。对于一些条件比较优越的灌渠，也可以考虑使用低压管道输水的改造方案。

2.2.2 加强末级渠系建筑物配套设备的建设

桥、闸、涵等都属于渠道建筑物配套设备，按照科学合理的改造原则和经济发展的要求，首先应该对原有的渠道建筑物配套设备进行检查及维护，对破损情况严重的配套设备进行重建，而且要求新建的建筑物配套设备是具有控制性的，方便需要的时候对其进行控制。

2.2.3 加强对末级渠系量水设备的建设

在实施量水设备的建设时，应该因地制宜，尽可能做到与水闸相互结合。借由灌溉区域配套节水设备的合理设计及改造，实现末级渠系量水设备、建筑物设备配套完整齐全的目标。在灌渠末级渠系量水设备的建设中要选择选型美观、输水安全、量水准确及配水方便的材料。

3 灌区末级渠系的管理体系建设

3.1 实行农民用水户参与的末级渠系管理体系

在灌区落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末级渠系的管理就涉及到了每一家农民用水户，随其出现了一些灌区水管单位没有权利及办法进行管理的新状况。创新选择农民用水户参与的管理体系，可以解决灌区水管单位无法解决的问题，使灌区末级渠系得到更好的管理。用水户和灌区水管单位在进行管理工作时相互协调，相互制约。这样，末级渠系管理的职责就划分得十分清晰明了，不会遗漏管理中出现的细小问题。农民用水户参与的末级渠系管理体系可以达到充分调动农民用水户参与管理工作的热情。

3.2 规范不同区域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管理体系

民间农民用水户协会是农民群众自发组织的一种非盈利性质用水管理团体，具有自我管理及服务的特点，应以灌溉区域的不同作为划分条件，要结合当地灌区实际情况来成立农民用水户协会，其管理范围以行政区域（村）或水文边界（一条支渠或一条斗渠的供水区域）来作为单位进行划分。条件适合使用农民用水户协会管理体系的灌区，还可以更进一步扩大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管理范围。农民用水户协会应该实施规范的管理制度和章程，以广大农民用水户的利益为核心，帮助协调并解决广大农民用水户面临的困难，并对进行管理的材料及办法实行公开化，接受群众及社会的监督。农民用水户协会要在政府及灌区水管单位的指导下，协调各方关系，开展全面的末级渠系管理工作，负责水量的分配，定期对破损的末级渠系进行养护及维修。农民用水户协会要不断完善管理方法，实现灌区科学合理量水及供水的战略目标。

4 结束语

在新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下，我国不断加大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及改革力度，灌区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对末级渠系进行科学的改造及合理的管理。末级渠系的科学改造及合理管理对灌区建设工程的良好效益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并且对灌区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玉兰，崔理哲.灌区末级渠系改造之我见[J].节水灌溉，2008，（05）.

[2] 张萍，刘芳，年自力.对灌区末级渠系改造及管理问题的思考[J].新疆水利，2011，（03）.

[3] 王婧.关于灌区末级渠系工程改造的思考[J].山西水利科技，2009，（02）.

[4] 胡学良，刘岚.全面创新建设管理机制 提高末级渠系改造效益[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0，（09）.

改造管理范文第3篇

然而，不管问题的这方面意义有多大，我还是想把它搁在一边，而来集中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悖论性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一个内在的悖论，它起先令人感到难堪，而对此做出的解释也终究是一团迷雾。这个悖论不妨简单陈述如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却又从来没有被当作“哲学”来生产。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熟悉的所有哲学，从柏拉图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是被当作“哲学”来生产的，而且本身就运用理性的理论体系给自己的哲学存在提供证明；这些体系产生了话语、论文和其他体系性写作，而后者又可以在文化史上被当作“哲学”加以分离和确认。不仅如此：这类系统的、理性的理论体系总是运用关于它们固有的某个对象的知识或发现，来给自己的哲学存在提供证明（不管那个对象是关于整体、存在、真理、任何知识或可能行为的先天条件、开端、意义，还是关于存在者的存在的观念）。所有已知的哲学，因而都在“哲学史”领域内，运用——传达了关于它们固有的某个对象的知识的——话语、论文或理性体系的形式，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把自己表现为“哲学”。

但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思考。所有已知的哲学，当它们在文化领域内自我确立为“哲学”的时候，都把自己与其他话语形式或其他书写作品体例仔细地区别开来。柏拉图写他的对话或他的说教作品的时候，他非常细心地把它们与其他任何文学的、修辞的或诡辩的话语区别开来。笛卡儿或斯宾诺莎写作的时候，谁也不会把它错当成“文学”。康德或黑格尔写作的时候，摆到我们面前的也不是道德劝诫、宗教布道或长篇小说。从而，哲学通过把自己跟道德、政治、宗教或文学文类彻底相区分而生产自己。但最要紧的是，哲学通过把自己跟科学相区分而作为“哲学”生产自己。问题的最关键的方面之一就在这里出现了。看起来好像哲学的命运是与科学的存在深刻联系着的，因为总是需要有科学的存在来引出哲学（就像在古希腊，当时几何学引来了柏拉图的哲学）。而这种同命相系的更深刻之处还在于，离开了某种纯科学理性话语的可靠存在，哲学就不可能出现（例如几何学之于柏拉图、解析几何学与物理学之于笛卡儿、牛顿物理学之于康德，等等）。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有别于神话、宗教、道德或政治劝诫，以及审美），其绝对前提是它自己能够提供一种纯粹的理性话语——可以说，这样一种理性话语的模型，哲学只有在现有科学的严格话语中才能找到。

但是在下面这一点上，事情经历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颠倒：哲学从现有的纯科学那里借来了它自己纯粹理性话语的模型（想一想从“不是几何学者勿入哲学之门”，到斯宾诺莎“关心几何学”的告诫，再到胡塞尔“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连续不断的传统），然而也正是这个哲学，在哲学中完全颠倒了它与科学的关系。也就是说，哲学把自己从实际科学及其对象那里严格分离出来，并宣称自己就是一门科学——当然不是作为普通科学（这类科学并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而毋宁是作为最高科学、诸科学的科学、关于任何科学的先天条件的科学、关于那种能够把所有实际科学转化为单纯理智规定性的辩证逻辑的科学，等等。换言之，哲学从现有的科学那里借来了适合于它的纯粹理性话语的模型。因而它服从于作为它的可能性条件的“实际科学”。然而在它自己话语的内部却出现了颠倒：哲学话语一改它对科学的屈从姿态，而把自己作为“哲学”摆在科学之上，僭取了高于它们的权力。

于是乎，在柏拉图那里，数学被降到了作为“dianoia[理智]”的次要等级上，属于假设性学科，服从着作为哲学对象的非假设性学科。同样地，在笛卡儿那里，科学反而是从形而上学的树干上长出的枝丫。同样地，在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那里，哲学是掌握着对科学的最终判词的角色——也就是说，它判定了它们的有效性、它们在纯粹逻辑的辩证法中的意义、它们涉及到自身在具体的先验主体中的开端的意义。独一无二的、极为矛盾的关联使哲学与科学结盟（这种作用把哲学的存在条件，因而也把科学的存在条件，改造成从属于哲学本身的种种规定性[déterminations，决定作用]；由此，哲学宣称只有它才占有科学的真理，从而赋予自己高于科学的权力——而科学则提供了哲学本身的理性、体系性话语的模型）——这构成了作为“哲学”的哲学生产的一部分。这也使得我们猜测，在我们已经指出的第一种划界（哲学由此把自己与神话和宗教，与道德劝诫和政治雄辩，或者与诗和文学相区分）和我们刚才暗示了的（关系到科学的）第二种划界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关联。因为如果我们对问题仔细考察，我们最终将认识到，哲学既不会因为对科学的统治，也不会因为“说出”了科学的真理而获得满足。哲学一样把它的统治强加于宗教和道德、政治和美学、乃至（从柏拉图——我们在他那里发现了令人惊讶的工资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由于他对“价值”和“奴隶制”的评价——以来的）经济学之上。

哲学因此作为关于整体——也就是说，关于全部事物——的科学而出现。哲学阐明了全部外在对象的真理，揭示了这些对象自己所不能明确表达的东西：它“说出”，它揭示，它们的本质。而我们也许能合理地推断，那个用于科学的提法（“不是几何学者勿入哲学之门”）一样也适用于其他对象。要想谈论宗教，哲学家就应该是道德的；要想谈论政治，哲学家就应该是政客；要想谈论艺术，哲学家就应该是审美家；等等。与我们出入于科学领域所看到的相同类型的颠倒也照样——只不过是悄悄地--作用于其他所有对象——这些“对象”，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栖身于哲学的空间。当然，哲学只有在先行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它们之上的条件下，才会愿意接纳它们。用几句话来说：作为“哲学”的哲学生产涉及到所有人类观念和所有人类实践，但总是要让它们从属于“哲学”——也就是说，要让它们服从于一种根本的“哲学形式”。而人类实践和观念“从属”于“哲学形式”的这个过程，我们尽可在哲学对话、论文和体系中得以真切目睹。

像这样提出问题可能显得有点儿过于简单化：为什么哲学需要像一个特立独行的事物那样存在？为什么它需要尽可能小心地说话，来把自己跟科学、也跟其他任何观念或社会实践相区分？噢，哲学只能谈论它们！让我们说问题不那么简单吧。哲学感到需要说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承担了不仅要说话还要把不得不说的话付与独立的、可确认的论文形式的责任——这一点缘于一个事实，即哲学，以其深刻的历史信念，认为自己有一个不容替代的任务要去完成。这就是去说出关于全部人类实践和观念的真理。哲学相信没有谁、没有什么可以代表它说话，相信如果它不存在，世界就会失去它的真理。因为要让世界存在的话，就必须让这样的真理说出来。这真理就是逻各斯，或开端，或意义。并且由于有着共同的开端存在于逻各斯与言说之间（Logos与Legein[说]、真理与话语之间，或者换种方式说，由于逻各斯特有的、顽强的存在并不是物质性或实践或别的什么形式，而是言说、声音、词语），那么就只有唯一的工具去了解逻各斯，因而了解真理：这就是话语的形式。逻各斯与言说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意味着，真理、逻各斯只有在哲学话语中才能完全被包揽或被抓住并呈献出来。由于这个原因，哲学决不可能超越它自身的话语。同样清楚的一点是，它的话语并不是它与真理之间的某种媒介或调解人，而恰恰是作为逻各斯的真理的在场。

但是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奇特的悖论摆在了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但它并没有被当作我们刚才分析过的意义上的哲学来生产。我们不需要绕得太远去证明这一点。除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宣告了一种从未到来的哲学——的那些光彩夺目的、谜一般的短句；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严厉的哲学批判，其矛头所指的新黑格尔派则一味使全部哲学都笼罩在意识形态虚无的雾霭里；也除了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关于黑格尔的著名的提示——马克思并没有留给我们什么哲学论文或话语。有两次，在两封信里，他许诺要用二十页左右来谈谈辩证法，但它们从没有成为事实；我们可以设想，它们怕是并不那么好写。无疑，恩格斯给我们留下了他对杜林的哲学批判，而列宁留下了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另一个批判。从一次批判中无疑可以有许多要素被抽绎出来，但是将如何就此做出思考呢？我们将如何“在理论上”来构造它呢？我们是否正面对着一个整体的要素，尽管这是个缺席的整体，并无有效的在场——但是这个整体足以按照传统的模型，就像继续浸淫于“本体论”的种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形那样，把那些要素重新加以整合？要么正好相反，问题就在于那些要素，它们必须受到质疑和破译、明确地“受到提问”：它们为什么仅仅——而且独一无二地——保持为一些“要素”？当然，我们还有列宁关于黑格尔的《笔记》。但是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赋予单纯的读书笔记、赋予这样光彩夺目却又像谜一般的评点以怎样的意义呢？总之，我们被迫在每一个例证前得出结论：马克思，乃至恩格斯和列宁，连勉强能够与古典的哲学话语形式相比的东西都没有给我们留下。

如今，这一悖论的广度还在我们面前伸展。它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马克思主义内部哲学话语的缺席仍然生产出了巨大的哲学效应。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所继承的哲学，伟大的古典哲学传统（从柏拉图到笛卡儿、从康德到黑格尔和胡塞尔），由于马克思突然间引起的那场不可捉摸的、近乎无形的遭遇战的冲击，已经在根本上（并在其所有意图方面）受到了动摇。然而这一点从未以直接的哲学话语形式出现，完全相反：它出现在《资本论》那样的文本形式中。换言之，那不是一种“哲学的”文本，而是一种用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通过它，对各种社会形态的结构）进行考察的文本；最终，是一种只讨论与阶级斗争有关的那种科学知识的文本（那种科学知识因而同时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正是在《资本论》中表述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悖论呢？

我希望通过一条最短的途径来解答这个悖论，纵然那并不完全是现实历史的途径。

因此，我想首先表明，由于其全部的简略和未完成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包含着一个基本建议的草图。当马克思在提纲第1条中写道：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他无疑使用了可以在先验的实践哲学的意义上加以阐释的一些套话。有些人一直坚持求助于这里的能动的主体性，指望它能够使一种人道主义哲学合法化，然而马克思却是在谈论不同的东西，因为他明确宣布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但是在这个特别用实践来反对“客体[对象]形式”和“直观形式”的谜一般的句子里，马克思没有采用任何与“客体[对象]形式”和“直观形式”等价的哲学概念，并由此取而代之，以建立一种新的哲学，开创一种新的哲学话语。不，他建立的是一种具有存在的特殊性的现实，这种存在的特殊性同时既要用所有的传统哲学话语来预设，却又天生地被排斥在这些话语之外。

我在这里进行的推论不仅出自费尔巴哈提纲第1条，而且也出自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出自《资本论》和涉及工人运动中阶级斗争的作品。实践对哲学传统——连同唯物主义哲学传统（既然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并不是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这次入侵构成了对于那种古典的哲学存在形式进行彻底批判的基础；我把那种形式定义为作为“哲学”的哲学生产。其实，什么是“客体[对象]形式”和“直观形式”呢？在这里，借用视觉隐喻（一种可以和在场隐喻或逻各斯言说隐喻互换的隐喻）的名义，任何哲学想要维护话语在场与其对象的关系的要求都因此而被一笔勾销了。刚才我暗示过，哲学真理观念的独特性就在于，除了客体[对象]或直观形式外，它不可能以其他任何形式存在。在这两种形式中，我们面临着同样的特权、同样的要求。人们为哲学而生活和行动，这服从于他们自身社会实践的规律；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们自信占有真理，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知道些什么。亏得有哲学，它为他们而看，为他们而说，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做的、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可是现在，实践的入侵是对于被当作这样一种“哲学”来生产的哲学的发难。这就是说，它反对哲学想要拥抱全部社会实践（和观念）、看到——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整体”，从而把它的统治建立在前述这些实践之上的要求。与哲学相对立的，是马克思主义坚信哲学有一个“外部”——或者表达得更好一些，它坚信哲学只能由于并且为了这个“外部”而存在。（哲学需要想象自己能够使之屈从于真理的）这个外部就是实践，种种社会实践。

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一批判的种种后果，那么，它所包含的激进主义就理应得到承认。

与逻各斯形成对照（也就是说，与对终极事物的某种表述，与被称之为“真理”，而本质上可以归结为——或者是视觉上直接在场的、或者是声音的——“言说”的东西形成对照），实践作为跟逻各斯完全异质的事物，既不是真理，也不能归结为——不能自我实现于——言说或视觉。实践是一个改造的过程，它总是服从于它自身的存在及种种产品的条件，不是真理，而毋宁说是“一些真理”（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完全在其自身存在条件领域内的一些成果或知识所体现的真理）。虽然实践有一些动因，它也仍然不会有一个主体，来充当其目标与规划的先验的或本体论的开端；它也没有一个目的，来充当关于其过程的真理。它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

如果我们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的意义上采用真理这个词，并且如果我们把它跟实践——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相对比，那就必须断言：不存在关于实践的真理。

因而，在某种意欲成为实践哲学的新哲学中，当它把真理、根据、开端的角色指派给实践的时候，就隐含着一个难题（虽然我引用了“实践哲学”这个表达方式，那也并不是在反对葛兰西，因为他从未有过上述的设想）。实践不是按照某种不可改变的哲学的意志而产生的真理的替代品；正好相反，它是打破了哲学的平衡的那个东西。无论就世事变幻还是就阶级斗争而言，实践都是哲学在其整个历史上始终未能兼并掉的东西。实践是这种一种异物：在它的基础上，不仅有可能打破哲学的平衡，而且有可能就此开始洞察哲学的内部。

我在前文提出，实践强迫哲学承认自己有一个外部。也许哲学从没有在它思想的领域内引入存在物的总体，包括（苏格拉底曾谈到的）泥土，或者（亚里士多德曾谈到的）奴隶，甚或（黑格尔曾谈到的）一端是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是痛苦的积累？对柏拉图来说，哲学看到整体；对黑格尔来说，哲学思考整体。事实上，一切社会实践都存在在哲学中——不仅货币、工资、政治和家庭，而且一切社会观念、道德、宗教、科学和艺术，其方式宛如群星在天空中。如果什么都在那里，如果什么都完美地集中并统一于哲学的内部，那么它的外部空间何在？或许现实的世界、物质世界并不为任何哲学而存在？例如，贝克莱是一位主教，对他而言，用阿兰的话说，“饭是现成的”。而这位主教又是个跟大家一样的人，他并没有对“烤牛肉”的存在即外在世界的存在犹豫不决。

那么，这个在哲学中产生了作用的邪恶过程本身又存在于何处呢？为了精确起见，我们必须留意这里的一个细微差别。因为要使一切社会实践和观念进入它的领域，因为要把自己强加于这些社会实践和观念，以达到替后者说出它们的真理的目的，哲学耍了些花招。也就是说，当哲学按照其自身的哲学形式吸收并重新整合它们的时候，它几乎没把这些社会实践和观念的现实（它们的特殊性质）认真看待。正好相反，在确证自己高于它们的真理权力的过程中，哲学强迫它们接受一种名副其实的改造，尽管这点真相通常是难以察觉的。它还能另外做些什么事情，来让它们适应于同一个真理的统一性，并以这个统一性的名义来思考它们吗？要证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再绕得太远：同样的冲动明显出现在笛卡儿对伽利略物理学的关系中（它无疑超出了实验的关系！），出现在康德关于化学和心理学的小运算中，更不必说柏拉图和黑格尔对道德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搬弄了。一旦遭到关于它有一个外部空间的异议，哲学就理所应当地断然回答说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它取得了对一切事物的统帅地位。实际上，哲学的外部空间必须到哲学自身之内去寻找，到对社会实践所从属的外哲学空间的这种盗用中，到对社会实践盘剥利用并加以歪曲、从而允许哲学把这些实践以真理名义统一起来的这种操作过程中去寻找。

于是，哲学的真正的外部空间就在哲学自身之内。换言之，歪曲过程与现实实践之间的这种分离、这种距离，势必凌驾于前述利用和改造之上而存在：它抵御着哲学的暴力。

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事情要说。因为到此为止我们所说的一切都可以从权力意志方面加以解释，多多少少用尼采的办法来说明哲学的历史：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存在着一些被怨恨所驱策的人们，他们受了这个世界的伤害，就着手通过思想来统治它--简言之，使他们自己成为世界的主人，通过他们自己的思想独行其是地来构想它。哲学家们恰恰就是这些行使概念的、Begriff[概念]的、盗用的暴力的专家，他们使人们的一切社会实践都服从于真理的法则，而得以维护自己的权力，他们越来越悲哀地继续生活在黑夜里。我们知道，这样一种看法不是跟我们的一些同代人没有关系的，那些人理所当然地在哲学中发现了权力的原型、整个权力的模型。他们发明了知识＝权力的等式，并且以现代的、有教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风格断言：暴力、暴政、国家专制主义都是柏拉图的责任，就像一段时间以前他们常常说法国大革命是卢梭的责任一样。

回答他们的最好方式就是比他们走得更远一些，并且把实践那令人感到羞辱的裂痕引入哲学的最中心。这就是马克思的影响力有可能触及最深的地方。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哲学满足于把人类实践和观念的总体引入其思想，从而用它来阐明真理。并且我们还暂时假设了，如果哲学吸收了社会实践的总体之后还要对它们加以歪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逻辑上和技术上的原因——是为了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如果我们需要给一个已经塞满的衣箱里再增加一些个东西，就必须要把它们折叠变形。如果我们需要以善的统一性的名义想象社会实践，就必须做大量的歪曲[变形]来把它们塑进这个统一性的模子。恩格斯在某个地方说过类似的话，他断言全部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克服一切矛盾”的功能，都具有体系。当然了，我不认为这么说全对。我倒是认为，这些统一的或相互矛盾的歪曲唯独跟哲学话语所特有的逻辑有关。

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在每个哲学家那里，就像在每个善于欣赏优雅证明方法的数学家那里一样，都蜇伏着一个艺术的爱好者，而且不乏有和康德一致的哲学家，他们素来相信体系的构成不止是个逻辑问题，而且也是个美学问题。当逻辑不够用（或者想要让它便于消化）的时候，就掺进一点美学——美和善就是这样，它们在历史上已经习惯于一同当众亮相，引起上流社会的青睐。

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哲学家们的癖好，人们不应该根据这些来评判哲学，正如不应该根据数学家的优雅来评判数学一样。

真理是另一码事：认识真理，不仅要不顾哲学家的心理，而且要不顾哲学从中求得宁静和谐的那个幻想——关于它拥有高于社会实践的权力的幻想。因为——并且一切都决定于此——重要的并不是哲学行使了高于社会实践和观念的权力。关键在于哲学以思想统一性的名义兼并社会实践的方式并不是无偿的，它是通过把社会实践从它们本身的空间中移开，通过使这种等级服从于能够把它真正统一起来的某种内在秩序而做到这一点的。

换言之，哲学所思考的世界，就它被哲学分割和重新连接——即重新建立秩序——而言，才是一个统一了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同社会实践被分解和重组，从而被分配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定的区分和等级秩序中。造成其意味深长的原因不在于哲学统治着它的对象，而在于它以一种特殊的内在等级和区分秩序把它们分解和重组——就是这种秩序赋予整个哲学操作的意味。当然，为了完全实现这种操作，为了把它的对象都分配到这个秩序中去，哲学就必须统治它们。或者换种方式来说，这种必要性强迫哲学要凌驾于它们之上，“夺取政权[权力]”。

但是我们要始终牢记，所谓“权力”从不意味着“为权力而权力”，即使在政治舞台上也不是这样。完全相反：权力无非是人们用它做出的事情--就是说，无非是它产生的某种结果。而如果哲学可以“看到整体”，那么它这样做只是为了给后者重建秩序，即为了把一种确定的秩序强加于这个整体的形形的要素。

我不能在这里讨论细节。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无数个例证，但我用一个无可争议的就够了：笛卡儿、康德和黑格尔给予他们所理解的道德和宗教以不同的“地位”。显然，这种“地位”（在这些体系各自的总体中从来不是完全相同的）深刻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学说。或者再举个更抽象的例证，让我们回想一下，知识论在笛卡儿与康德那里的在场和在斯宾诺莎与黑格尔那里的缺席，是如何说明了他们给予科学实践的不同待遇，以及如何来源于这些学说各自的总体取向的。

我现在不能更深入地进行这一类澄清工作，但我必须关心刚才所谈的事情的一个后果。如果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哲学对社会实践和观念加以利用，以便在自身体系内部强加给它们一个特有的意义，那么很明显，哲学首先必须分解，随后再重组这些实践。就是说，哲学需要以特定的方式解剖社会实践，这样就能够仅仅保留它认为对自身事业最有意义的那些要素，随后再以那些要素为基础对上述实践进行重组。因此，从科学实践的现实出发，每个哲学家都各自塑造了一种科学观形式；从伦理实践的现实出发，他们都各自塑造了一种道德观形式，等等。

由体系（我说的不是逻辑体系，而是把一种意义——一个真理——强加给社会实践的统治的体系）所激发的这种系统的歪曲（要明确我是在déformation一词的最强烈的意义上来使用它的），生产了哲学对象；它们类似于现实的对象，但又与后者不同。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为了促使它想在社会实践或观念内部所强加的那个真理出现，并为了保持那个整体始终铁板一块，哲学感到自己有责任发明一些我可以称之为哲学对象的东西，它们不需要有现实的、经验的指涉——例如真理、唯一者、总体、“我思”、先验主体，以及其他许多同样在哲学之外并不存在的范畴。

几年前我曾写道：在每门科学都有一个对象的意义上，哲学是没有这样一个对象的；或者，尽管哲学并无对象可言，但还是存在所谓的哲学对象。哲学在自身之内有其对象，并且它无休止地作用于这些对象。它修改它们，然后再次采用它们，它离不开它们，因为这些哲学对象（它们除了属于哲学的对象之外就什么都不是）是哲学赖以实现其目标和使命的工具：哲学以此对社会实践和观念施加影响，这在哲学体系中标志着由该体系的确定秩序所强加的歪曲。我刚才正谈到知识论，并说它在笛卡儿和康德那里的在场，就像它在斯宾诺莎和黑格尔那里的缺席一样，具有某种意义：知识论就是哲学的那些对象之一，它除了哲学之外不属于任何东西，而哲学家们却可以直面这样的对象。从我们遭遇这个对象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处在那构成了哲学的独特性的东西——哲学的并且只属于哲学的那些对象、哲学活动的全部命运都藉以彻底表现出来的那些对象——的中心了。

循着这条思路，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实践的入侵是怎样从背后袭击了哲学并且表明它有一个外部。哲学的外部空间再一次从它的内部产生了：不仅要对社会实践加以逻辑上的种种歪曲，以便使它们服从于某个——囊括总体的——体系性思想在形式上无矛盾的统一性，而且要进行拆解和重构，即对上述这些被歪曲了的社会实践进行秩序上的重整——所以，这是一种为秩序化的迫切要求所支配的双重的歪曲，而那种秩序化最终统治了一切，并使哲学本身具有意义。

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因为直到目前我们所说的一切都发生在书写文本中、发生在抽象的话语中，所以好像和现实的社会实践相去甚远，而那些实践只是以范畴和概念的形式在哲学中出现。当然，整个这套精神操作能以一种美妙的概念统一性使其创作者感到满足，迎合他或她“追求真理”的需要。毕竟，收藏癖和博弈家大有人在。但是这等私人概念的雕虫小技，一旦它的行规被揭穿，一旦有人不再相信它有什么天职去说出真理，那么它又与历史何干？实际上，正是在这里事情才变得严肃起来--这也是我们应该归功于马克思的地方。当然，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不完全出自马克思，但如果没有他，这些话也就无从说起。

没有人会否认，至少在特定范围中，历史完全懂得怎样自我选择和自我认识。而决非偶然的是，这一点已经使得哲学的历史存在神圣化了。哲学得以存续，这些神圣的抽象文本无休止地被历代学者读了又读，不断地被人评论和注释，从而能够经受我们文化世界的狂风巨浪而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一份作用——所有这些都并不是碰巧。而既然也不是艺术爱好在鼓舞着对它们的阅读或对它们历史的忠诚，那么，如果这些文本得以存续，那是因为它们产生的结果——尽管这一点看上去是个悖论；而如果它们产生了某些结果，那是因为这些结果符合我们历史上各个社会的要求。

全部问题在于确切地了解这是些什么样的结果以及它们附属于什么样的秩序。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不可能自命穷尽了这一课题。象其他任何社会的、文化的现实一样，哲学尤其是被过度决定了的。但我希望能把我所理解的哲学中本质的决定作用、那个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突出出来。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忘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这就是：哲学虽然自命可以一劳永逸地阐明事物的真理，但在它那自我冲突并且永远冲突着的本质中，却体现着存在的上述悖论性特点。康德说过哲学——在他之前的哲学——是一个战场。而此前此后的所有哲学家都印证了他的话，因为他们所写的一切东西都无非是向他们的这个或那个前辈开战。所以说哲学（它的执着与坚定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于暴露了自身的性质）就是一场永恒的观念之战。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呢？不能把它归因于敏感个性引起的神经衰弱。无数的三流哲学家、通俗哲学家、或者（像马克思爱说的那样）揪掉人家头发的哲学家，他们纯粹为了跟人作对而投身战火，就像失意的作家一门心思要决斗一样，他们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但是另一方面，所有那些名垂青史的哲学家，他们所做的也无非是相互争斗，而且，作为精明的战士，他们善于在次要对手的论点中寻求支持来反对他们的主要对手，善于运用毁誉，缔结同盟；总之，他们毫不含糊地确定立场——而且是好战的立场。正是在这场普遍斗争的基础上，我们才必须设法理解历史上哲学的存在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在这里，马克思的思想变得举足轻重。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冒着风险提出了关于社会形态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性的观念。阶级斗争就植根在这样的基础中，它造成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受剥削的工人的对立。马克思还提出，在这个基础之上，竖立着整个上层建筑，它一方面包括法律和国家，另一方面包括诸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不过是对于基础做出的反映。显然，有必要给这种地形学--它为我们切入某一社会形态的历史提供了捷径--注入活力，也有必要假定，如果某一社会形态能在强有力的意义上存在，那是因为它既像任何生命一样，具有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又和别的生命不同，还具有再生产出自身的存在条件的能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是由生产本身所保障的，后者同时也保障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相当一部分条件。但是再生产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是由法律和国家所保障的。而诸意识形态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参与生产关系，并且参与全部社会关系，在观念或文化层面保障了统治阶级的领导权。在这些意识形态中，一般说来，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伦理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还有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意识形态。

关于这些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正是借助它们，人们得以意识到相互的阶级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至于马克思的说法——“哲学意识形态”是否恰好涵盖了在这里一直被叫做“哲学”的东西，这个问题我姑且不管。但是我会保留两条基本线索：第一，在哲学内部发生的事情与在诸意识形态中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第二，在诸意识形态内部发生的事情又与阶级斗争紧密相连。

到目前为止，我为了简明起见，总是优先谈社会实践，指出哲学旨在表明这些实践的真理，因为它认为自己是唯一有能力这样做的。但与此同时，我提及社会实践和观念，为的是突出这样的事实，即哲学所关心的不单是生产一种虚构的对象。同样，我试图强调，哲学既不是一门心思地——像在我们所有的作者那里可以看到的一样——只关心（科学的或其他什么类型的）知识生产的实践，也不是一门心思地只关心法律的、伦理的或政治的实践，抑或其他任何想对这个世界有所改造或有所保存的实践。我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哲学在关心社会实践的同时，它也对人们关于这些实践所形成的观念感兴趣：这些观念有时会被用来谴责或批判，有时会被用来表示赞同，但归根到底，它们有助于提出某种新阐释、某种新真理。这是因为，在现实中，社会实践和人们关于它们所形成的观念是密切联系着的。可以说，不存在脱离意识形态的实践，并且任何实践--包括科学的实践在内——都要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来实现自身。在一切社会实践中（不论它们分属于经济生产、科学、艺术或法律、伦理还是政治的领域），行动着的人都服从于相应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他们对于事实也通常是浑然无知的。

论及于此，我想我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观念：哲学只有通过作用于现存的一整套矛盾着的意识形态之上，作用于阶级斗争及其历史能动性的背景之上，才能获得自我满足。这种作用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没有哪个马克思主义者会拥护那样的观念，即意识形态对于实践所产生的作用足以改变这些实践的性质和总的取向。这是因为归根到底不是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然而意识形态的功效远远不到可以忽略的地步。恰恰相反，它可能是相当值得重视的，因而马克思（依据现实的历史经验）也承认它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与改造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实践的潜在有效性不妨正式表述为：它可以在阶级斗争的特定场合给予社会实践以某种统一性和指南。

如果一整套意识形态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并且如果哲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能够作用于这些意识形态之上，并通过它们作用于全部社会实践及其取向之上，那么哲学的存在理由和范围就更好理解了。

但是我要坚持一点：哲学的存在理由现在只能从形式上加以认识，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一整套意识形态都必须从哲学那里，在真理的诸范畴下，获得这种统一性及其指南。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必须引进某种东西，我将称之为诸意识形态在全部社会实践中的政治存在形式。必须把阶级斗争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突出出来。如果我们所谈论的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那么政治权力——国家的权力——就应该是由剥削阶级来掌握的。为了维护它的权力（而这一点我们在马克思之前很久，从马基雅维利开创政治理论的时候起就知道了），统治阶级必须改造权力，使之从暴力的基础转到同意的基础上来。依靠其臣民的自由的、习惯性的同意，这个统治阶级需要启发一种不能只用武力来维持的顺从。永远矛盾着的意识形态体系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这就是我——追随葛兰西——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体系的东西，它指的是一整套意识形态的、宗教的、道德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审美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掌握权力的阶级运用这些机构，在统一自身的同时，也成功地把它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被剥削群众，使之成为后者自己的意识形态。一旦出现这种结果，沉迷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真理的芸芸众生就会认可它的价值（从而赞同现存秩序），而必需的暴力要么可以节省下来，要么被留作杀手锏使用。

不管怎么说，像这样一种事态，除非在特殊时期，都只能说是倾向于实现——（与人们所相信的情况相反）它是以某种不很明显的事物，也就是说，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必定是一场斗争的成果，但那场斗争是异常错综复杂的。而历史经验也表明，已经夺取政权的统治阶级需要花费时间——有时是用大量的时间——才能成功地锻造一种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资产阶级为例：它至少用了五个世纪，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才实现了这个目标。而即使是在十九世纪，当它不得不正视无产阶级最初的斗争时，它也还在为反对土地贵族即封建制度继承者的意识形态而战。从这个枝节问题中，我们应该记取这样的概念，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建立，对统治阶级来说，事关阶级斗争；而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这里，则事关两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但这还不够。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你需要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可以运用法令来炮制一个；也不仅仅是要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历史中建立它。它必须在既有事物的基础上，从现存意识形态的诸要素、诸领域出发，从形形并且互相矛盾着的过去的遗产出发，还要通过那些既在科学中也在政治中不断发生的、无法预料的事件才能被构成。在阶级斗争及其矛盾中（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基础上），必须建立某种意识形态以超越所有那些矛盾；这种意识形态围绕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被统一起来，其目的在于保障葛兰西所说的那种统治阶级的领导权。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现实，我们就能——至少这是我想要提出的假设——把握住哲学所特有的功能。哲学既不是无端而起的操作，也不是思辨的能动性。纯粹的、未经污染的思辨陶醉于它那自顾自的观念活动。但是伟大的哲学家早已对他们的使命有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意识。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回答重大的实际政治问题：他们如何可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确定自己的方位？怎么办？向何处去？他们甚至知道这些政治问题也是历史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尽管将其作为永恒的问题来对待，但却知道这些问题是由自己正在为之思考的那个社会的生死攸关的利益所提出的。但他们当然不知道只有马克思才使我们理解了的、我希望能用几句话就传达清楚的事情。的确，在我看来，除非与意识形态中阶级斗争的迫切要求相联系——换言之，与关于领导权、关于建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中心问题相联系，人们就不可能理解哲学的那个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任务。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在哲学中出现的事情——以其真理名义在体系统一性内部对社会实践和观念进行的那种改组和排序——这一切的发生，在哲学的抽象化中，貌似与现实相去甚远；而我们理应看到，它是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中以一种类似的、几乎是叠加的（而非同时发生的）形式被生产出来的。

在两种情况下，问题都在于根据一种明确的取向，对整个一系列社会实践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加以改组、拆解、重组和统一，目的是使一种特殊的真理能够君临所有次要因素之上，强加给它们一个特殊的取向，并用那个真理来为这一取向提供保证。如果对应关系确实存在，我们就可以推断，哲学在理论中适应并延续着阶级斗争，从而回应了一种基本的政治必要性。在总体上是由阶级斗争、而更直接的则是由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所分派并授权给哲学的任务，就是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内部为意识形态统一做出贡献，并且保证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真理。它是怎样做出这种贡献的呢？恰恰是通过提出对减少现有矛盾，从而统一社会实践及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的理论条件进行思考。这里包含了一种抽象劳动，一种纯思维的、纯粹的因而也是先天的理论化的劳动。其结果就是以同一取向的统一性和为这一取向提供保证的名义，对不同实践及其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进行思考。为了回应这种被哲学自己体验为内在的必要性、然而却是产生于更大范围的阶级冲突和历史事件的迫切要求，哲学又有何作为呢？它生产整套的范畴机器，用以在诸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某个确定场所对不同社会实践进行思考和定位--不同社会实践必然要占据这个位置，才能在建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扮演它们应有的角色。哲学生产一种普遍的难题性：就是说，一种提出并进而解答可能出现的那些难题的方式。总之，哲学生产种种理论图式、理论修辞格，作为克服矛盾的中介和把不同意识形态要素重新联结起来的纽带。而且，它还（通过对这样被重新赋予秩序的社会实践的统治）为这一秩序的真理提供了保证，因为它本身是在理性话语的担保形式下获得阐述的。

于是，我相信可以用如下方式对哲学加以表述。它并不外在于这个世界，并不外在于历史的冲突与事件。它以其浓缩的、最抽象的形式——伟大哲学家著作的形式——与诸意识形态同类相从，成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即建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个基本政治难题以抽象形式在实验中得到改善的某种理论实验室。在那里得到改善的还有理论范畴与技术，它们将使意识形态的统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个基本方面——成为可能。因为最抽象的哲学家所完成的著作并没有停留在无生命的文字上：哲学以将要作用于诸意识形态从而改造并统一它们的那些思想的形式回复了它已从阶级斗争中作为必要性而接受下来的东西。正如强加给哲学的存在条件可以在历史上被经验地观察到一样，哲学对诸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可以观察到的。只要想一想十七世纪理性主义和启蒙哲学，举这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够了：哲学整合工作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后果都是明摆着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这两个阶段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得以建立的两个契机。这个建立的过程是在斗争中完成的，而在这场斗争中哲学扮演的角色就是为该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奠定理论基础。

如果大家能同意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而首先，如果正是因为马克思对阶级社会的性质以及对国家和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中扮演的角色的发现才使我有可能说出这一切——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具有悖论性。因为，如果归根到底哲学扮演了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理论统一与奠基充当实验室的角色，那么，那些拒绝为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哲学家又该扮演什么角色呢？一个像马克思那样的人——他在“德文第二版跋”中宣称《资本论》的“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又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换种方式说：如果我前面提出的论点说得过去的话，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如何可能呢？

为了理解这种可能性，我们只需要考虑这个一个事实就够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个说法，倘若不跟另一个说法——被统治的意识形态--相对立，就会是无意义的。而这一点也完全产生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在一个分化为各阶级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必须锻造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用来统一自身，并转而把它强加于被统治阶级），这一事实导致了一个伴随着大量抵抗而展开的过程。特别是因为，除了仍然残存着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外，在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着列宁所说的另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即被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要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若非凌驾于、对立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素，就不能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我们可以在哲学自身内部发现一种类似的对立：作为领导权难题的一个要素，哲学是一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是作为阶级斗争在哲学中的影响与回声的那种永恒之战。因而敌对意识形态的敌对立场均在哲学自身内部再现出来。埋头于自己的理论实验室，在并不自觉的情况下为上升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利益而工作的哲学，也面临着自己的对手，这些对手通常就叫做唯物主义。

原则上，在哲学中也存在着与阶级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相类似的过程：被剥削阶级的统一性与斗争是在阶级统治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的，以同样的方式，代表被统治阶级的哲学党性形式是通过把哲学当作哲学建立起来的各种形式，因而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各种问题形式的条件下表述出来的。于是乎，整部哲学史都充斥着被剥削者或反抗者震耳欲聋的回声。有些人，例如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他们居然做到用属于自己的真理体系来反对统治阶级的代表。但是比起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他们并不代表被剥削阶级，而是代表一个新的剥削者阶级——当时正试图按照英国的模型与贵族统治结成同盟的资产阶级），也许更应该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在把被当作“哲学”来生产的某种哲学的形式赋予自身反抗的过程中只成功了一半（或者几乎没有成功）。就我自己而言，是想对伊璧鸠鲁和马基雅维利的情况仔细加以考察，所以只举他们为例。但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理解马克思，也就是说，理解他的沉默。

基本上说来，马克思的整个悖论就在于此。他接受了哲学的塑造，却又拒绝从事哲学写作。他几乎从不谈论哲学（只是在费尔巴哈提纲第1条中写下“实践”一词时就已动摇了全部传统哲学的根基），却依然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实践了他从未写过的哲学。而且在《资本论》的写作中，马克思——前无古人地——留下了一些线索，使我们开始理解什么是在哲学自身内部生死攸关的赌注——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开始整合一种兴许是关于哲学的理论的东西。在他之后，恩格斯和列宁也只写下了一些批判和一些只言片语。那么再问一遍：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悖论呢？能不能根据眼下我们已经提出的论点来理解它呢？

我要试着来说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信念，并且毋庸讳言，事实上我正担着风险在说出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但我相信冒险也是值得的。

如果我们透过各种哲学形式这面多棱镜来观察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后者已经运用这些形式来认识自身了--我们就会遇到两种典型情境。在第一种情境里，我们发现自己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葛兰西和毛在一起，他们给人的印象，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像对待瘟疫一样，对于任何——在我们分析过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形式中——可能像那样被当作“哲学”而生产为某种哲学的东西，表现出不信任。相比之下，我们在第二种情境里会发现自己是跟卢卡契——虽说他不是决定性的——这样的人们，而且首先是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在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哲学”来生产而开辟道路的过程中才真正是决定性的）。斯大林为此而进一步曲解了恩格斯关于“物质与运动”之类不幸的命题，并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某种可以通过物质来理解各种哲学论点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显然，斯大林不具备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那样的高度谨慎，他的那些哲学立场均来源于他的政治路线和恐怖主义实践，因为不难证明，斯大林主义哲学立场非但与斯大林主义的政治路线不是没有关系，甚至还对于后者大有裨益。同样不难证明，在我们目前刚刚开始从中复苏过来的那个深刻的斯大林主义危机内部，是如何从斯大林的哲学立场出发，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路来的。

因而，仿佛是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在仍然晦暗不明的某一点上——早已通过实验证明了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正确，同时反驳了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尤其是斯大林。仿佛是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由于他们极为模糊却又高度审慎的、直接的哲学干预，连同他们对于一种自己从未想要写下的哲学所做的连续不断的实践）早已暗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哲学决不是被当作“哲学”来生产的哲学，而无宁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

为了在根本上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里关于两种辩证法观念所做的对比出发。在第一种观念里，辩证法服务于——用他的话说——“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因此它包含着对统治阶级的辩护。在第二种观念里，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只有这后一种观念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我们不妨简化地说，恰恰可以认为斯大林倒退到第一种观念里去了，而为了避免这种危险，马克思始终不渝地坚持第二种观念，从不把哲学当作“哲学”来写作。

马克思明显认为，把哲学当作“哲学”来生产是一种加入到对手的游戏中去的做法；哪怕是采取对立的形式，这也意味着运用领导权的规则，并间接地有助于它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比较，正是后者承认了它的哲学表达形式的有效性；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所要求的形式来妆扮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便是放弃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未来——因而也放弃了它的现在；而最终，这将危险地——在哲学内部——屈服于国家党。

因为哲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史，正如哲学家保尔·尼赞也曾看到的那样，是一部长期的历史。我在提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曾指出过这一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因此也就是那个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柏拉图到笛卡儿、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甚至胡塞尔，哲学都沉迷于国家的问题，其普遍形式是由哲学家向据信可以倾听他说话的国家发出怀旧的呼唤——如果不再是采取那种让哲学家来做国家元首的梦想形式的话。

相比之下，带着一种极为可靠的政治本能，马克思显然理解国家问题的政治和哲学意味。他不只是考虑了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狄慈根曾用以其严厉著称的词句说过——并且得到列宁的赞同——哲学教授就是这个国家的奴仆）。他不只是考虑了资产阶级国家，用恩格斯的话说，它是能够把自身意识形态的形式强加给全部哲学生产的“第一个……意识形态力量”。马克思看得更远。他考虑了在革命之后必须建立的未来国家的形式；巴黎公社经验给他提供了关于这种形式的最初的观念：它必定不是国家而是所谓“公社”，或者（如恩格斯所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总之，这是一种将导致自身消失、自身灭亡的全新的形式。自然，马克思的这个战略性观点，彻底颠覆了因袭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至今仍显而易见），它并非异想天开，而是依据于他的深刻信念之一：无产阶级，在它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来并集中起来之后，在它被它的伟大的阶级斗争所教育的同时，便拥有了完全与资产阶级世界无关的力量——首先，就是创造以群众为基础的组织形式的能力；诸如巴黎公社和1905年与1917年的苏维埃，它们便是能够让无产阶级存在于国家边缘的组织形式的典范。当然，马克思预见国家消亡的战略眼光，也涵盖了整个上层建筑，包括诸意识形态（因而还有完全不能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极有可能，马克思（出于那些把传统哲学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并曾促使他预见到国家将会被废除的理由）一直就对哲学和国家怀着同样的不信任。这丝毫不含有无政府主义式的对国家的拒绝，尽管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确有些缘份；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也不含有对哲学的拒绝。正好相反，它含有对于一种机构——国家——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种统一形式——哲学——的深刻怀疑。后两者，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它们包含在同一个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机构中，所以是深刻联系在一起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这就是马克思之所以要避开一切被当作“哲学”来生产的哲学的原因：为的是不落到“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的地步。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马克思就给（被斯大林主义本体论的反面经验所残酷教育了的）马克思主义者遗留了一个特别艰难的事业。正如马克思留给工人运动的任务是去创造新的“公社”形式，从而使国家变得多余，他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创造新的哲学干预的形式，以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终结。总而言之，这个任务就是去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实践。

为了印证我们的论点，可以与革命的国家进行比较，后者应当是一个作为“非国家”的国家——也就是说，是一个正在走向自身解体并将被各种形式的自由联合体所取代的国家——人们一样可以说，令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所着迷的哲学应当是一种“非哲学”——也就是说，是一种不再以某种哲学的形式被生产的哲学，它的理论领导权功能将会消失，以便让路给新的哲学存在形式。而正如工人的自由联合体——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应当取代国家，从而扮演与国家完全不同的角色（不同于暴力和镇压的角色），我们一样可以说，与这些自由联合体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哲学存在形式，它们将不再把建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一切妥协与盘剥利用当作自己的本质功能，从而也将促进社会实践和人类观念的解放与自由运用。

改造管理范文第4篇

1 档案库房改造的重要性

早期档案库房建设标准较低、相对落后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给档案保管和提供利用带来困难，直接影响档案的安全和利用价值。如何实现档案库房管理现代化，是当前档案管理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

1.1 河南油田档案库房改造前状况。河南油田档案库房始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于90年代初期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2090.475 m2，建筑层数为三层，其中，库房面积每层396m2。当时，因为执行标准低，库房内部仅安装了三台型号为“H50”型恒温恒湿机（水冷式）空调设备，没有安装任何防火防盗监控、自动灭火、应急照明、温湿度指示、温湿度记录。

1.2 档案库房改造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档案库房在使用过程中暴露出越来越多弊端，档案库房改造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2 高起点确立库房改造设计原则、建设标准和建设要求

2.1 确立设计原则。建设部和国家档案局共同批准颁布的强制性行业标准——《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对档案库房温湿度范围作出明确要求。

2.2 建设标准。遵循《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GJ25-2000）、《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0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库房内恒温、湿度，温度控制在l4℃～24℃，湿度控制在45%～60%。

2.3 建设要求。按照这一标准要求，河南油田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库房环境控制做了大量探索研究，提出了以“结构为主，设备为辅”的库房改造设计原则，并总结出一套有利于保持库房环境稳定的结构形式。

3 改造实施中遵守程序、严格管理、精心施工，确保施工质量

3.1 建立完善的改造组织机构。河南油田档案库房改造工程自2009年10月起筹划，2011年7月报河南省档案局批准，成立档案库房改造工程领导小组，成员由计划、财务、房产管理、设计以及档案管理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主要职责是对档案库房改造工程实施管理、监督。

3.2 严格遵守工程施工的各项管理制度，规范操作。在改造组织阶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认真组织招投标，坚持阳光操作，规范确定施工队伍，并聘请专业的监理公司对施工进行监理。

3.3 精心组织施工。改造施工中，安排主管驻守现场，认真检查施工工序，督促施工进度，严把施工质量关和安全关。

4 档案库房通过改造新增二套先进设备，安全系统得到了全面提升

根据国家《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ZI-2000中的规定，河南油田档案库房改造工程重点实施“二大系统”改造，包括恒温恒湿子系统、消防灭火子系统等。在这些系统中，以恒温恒湿子系统为中心，把消防灭火子系统、监视报警子系统集成在中央控制计算机的操作软件上，实现多种操作联控、一机多用功能。

4.1 消防灭火子系统。经过筛选对比、利弊分析，确认水喷雾自动灭火系统符合河南油田档案库房的条件。该技术是目前国内外绿色消防技术发展的前沿，其先进的灭火机理突破了传统灭火理念，是消防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根据规范，设计喷雾强度15L/min·m2，总作用面积1080 m2。采用平面型式布置，设一个雨淋报警阀组，喷头工作压力为0.35MPa，系统作用时间为1h。在每层档案库内设置火灾感烟探测器，与雨淋报警阀组联动，实现自动喷雾灭火。

4.2 恒温恒湿子系统。安装一制冷量为60.96kW、制热量为68kW、额定风量为9000m3/h的恒温恒湿空调机组，室内机组为组合空调机组，室外机组为热泵型空调机组，配电功率40.7kW（其中包括辅助电加热功率20kW），机外余压为400Pa；加湿量24kg/h。

5 完善管理制度，提升管理水平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档案库房现代化安全管理模式，对保护不同载体档案的不同要求、进出档案库房人员的权限、温湿度的控制和档案“十防”工作等实现了现代化管理，创新了管理理念、更新了思路，把档案库房现代化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改造管理范文第5篇

为了实现这种转变，监狱不仅要改变其犯罪思想，而且要使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仅要矫正犯罪恶习，而且要使其掌握一种或几种谋生的技能，回归社会后能自食其力。“惩罚与改造相结合”对二者相结合的要求是：在监狱的刑罚执行活动中，惩罚罪犯与改造罪犯严格按照监狱法规进行监禁，强制其遵守监狱法律、纪律，履行义务。对违反监狱法规、纪律和不履行义务的罪犯给予严厉打击。同时对罪犯进行系统的、有目的的改造，进行政治思想、文化知识、职业技术教育。在改造过程中充分发挥管理、管辖动、教育等手段的作用，使罪犯在认罪服法的基础上，痛改前非，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社会公民。

关键词：罪犯 劳动改造 管理

组织罪犯劳动改造是实现监狱宗旨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基本手段。它能使罪犯培养劳动观念，矫正自身所存在的恶习，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刑满释放后能自食其力。对罪犯进行的劳动改造，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罪犯通过学习改造，自身素质和思想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一方面罪犯通过劳动活动，创造出了一定权益的具有社会价值的产品，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虽然目前很多专家学者对这部分经济效益有所争议，然而却能够对监狱经费不足进行一定的补充，改造罪犯物资生活和改造条件，保障监狱生产、管教的正常进行，在目前状况下，我们有必要提高罪犯劳动改造质量同时，促进这部分经济效益的增长。

一、劳动改造的地位和意义

伴随着新

和发展。

<一>罪犯劳动改造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人力资源管理，顾名思义是将人视为生产经营中一种特殊和宝贵的资源，从有效开发人力资源的用度进行企业的人事管理工作。”对罪犯劳动力资源的管理，就是把罪犯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科学地对其进行管理。而如今的监狱对罪犯劳动力资源的管理还存在着调配不合理，缺乏有效的评价和激励作用等缺点。在“罪犯技术员”缺乏的同时，却存在着很多有一定生产技能的罪犯与所安排的监狱生产工种不对口现象。如具有手工制造技能而身体单薄的罪犯从事搬运物品等重体力活。由于目前监狱经费不能彻底保障，导致了干警收入与监狱生产直接挂钩的不正常现象。最典型的是某监狱在车间宣传条幅上，打出了“大干三个月、誓夺三十万”的豪言壮语。并非把罪犯改造质量当作监狱评价干警工作业绩的第一指标，实质上出现了偏离监狱方针的状况。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所建立的一系列评价和激励机制，致使监狱工作的生产为核心，结果导致罪犯的劳动前能大打折扣，主观能动性变为消极应付所分配的生产任务，进行机械式的劳动。

<二>发展监狱经济方略给罪犯劳动改造工作带来的问题。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发展监狱经济是监狱出现问题的根源。的确，在罪犯参加生产劳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非没出现问题我们就要对其彻底否定。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有待发展监狱经济这个现象，笔者认为发展监狱经济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会议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底，导致了国家财政拨给监狱的经费不足。监狱要想解决经费不足的困境，必须自力更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监养监”的改革。同而在发展监狱经济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温暖体。如在发展监狱经济方略的影响下，某些监区、分监区的工作重心产生了严重的偏离。出现了挤占罪犯法定学习的时间，甚至是休息时间进行生产劳动；个别单位由于生产场所有限，把对罪犯所必需的教室、会议室、阅览室、娱乐场所等当作生产车间。从而使罪犯只知道生产，对自身的恶习改造无暇于顾。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监狱生产有时偏离监狱的工关工作方针，甚至有的违背法律法规，比如非法印刷出版社，生产不符合安全、环保要求的产品等。有的监狱在生产安排中，那种产品经济效益好，就盲目生产那种产品，往往采用简单的生产方法，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危害罪犯身体健康，以此追求最大化的积极效益。

<三>罪犯在进行劳动改造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干警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罪犯所从事的监狱生产，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罪犯的技术水平要求不太高。同而大多数监狱企业技术人员和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干警，在监狱生产过程中仅充当了罪犯看管人员。他们加强了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再加上监狱经费的紧张即使他们从事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长此以往，监狱企业整体业务素质水平将面临严峻的挑战，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将会严重缺乏。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制化、规范化、人性化和科学化管理为了实现监狱工作和改造罪犯质量的最优化目标，司法部提高了“三化”治监方略。

“三化”即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把监狱的饿全部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管理，规范运营、切实依法治监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对罪犯劳动改造科学化管理，在坚持以监狱机关为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参加罪犯的改造活动，以求提高一定的社会效益。

<一>罪犯劳动改造法制化。首先要贯彻落实“惩罚与改造姜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坚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切实保障罪犯在劳动方面拥有的权利；坚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其次，要对罪犯的劳动状况进行认定。具有劳动能力的罪犯，要按照《监狱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严格执行；对于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罪犯要分别对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不参加劳动，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即可，最后关于罪犯劳动时间的管理，根据司法部制定的《关于罪犯劳动时间的规定》执行。即罪犯劳动时间为6天，每天劳动8小时，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48小时，未成年犯的劳动时间减半；监狱除保证罪犯每周休息一天外，在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时按照相关的规定安排休假；监狱生产单要延长罪犯劳动时间，必须提前拟定加班计划，经监狱狱政，劳动管理部门审核，得到监狱长的批准后方可实施，事后安排罪犯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根据延长罪犯劳动时间的长短，支付一定数量的加班费。总之，监狱对罪犯的全部劳动改造工作都要遵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监狱法、劳动法等），依法对罪犯的劳动改造进行管理，完善罪犯劳动改造体系，切实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

<二>科学地对罪犯劳动改造进行管理

⑴利用泰罗制对罪犯劳动力资源进行管理

泰罗是科学管理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代表人物。经过长期的实验研究，他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管理理论，撰写了《科学管理》一书，其概括出的几条科学管理原则，对当代的罪犯劳动改造管理仍具有借鉴意义。1、通过对监狱劳动时的每一个动作所需的时间与最佳工作方式的研究，判定出最佳的劳动方法，使罪犯科学劳动，提高效率。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监狱延长罪犯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请度的可能性。2、选择既能很好的适合某种监狱生产的工作，又能够积极改造的罪犯担任生产小组长。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对这类罪犯进行技能培训，以求他们能够掌握运用科学的生产方法，推动监狱经济效益的增长。3、干警和监狱专业技术人员对罪犯要有“为人师表”的意识，向罪犯传授生产技术，以确保监狱生产工作能够按照监狱确定的科学原则进行。4、根据罪犯的身体素质，生产技能、心理特征等个性元素的不同，对罪犯咱家的监狱生产工作进行分工，杜绝出现年老体衰的老年犯从事重体力劳动，具有生产技能而体格不太好的罪犯扛箱包能现象出现。

⑵罪犯劳动改造的组织管理

所谓罪犯劳动的组织管理，是指对罪犯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劳动组合、劳动工效、劳动成果的管理。1、建立严格的罪犯劳动对象管理制度。除坚持执行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重点在加强采购、生产，使用和保管方面的管理。2、加强对罪犯劳动手段管理，以求提高监狱经济效益，从而为监狱经费不足提供一些帮助。最终有利于充足监狱出产资金，改善狱政设施和监管条件以及干警的福利待遇。最终提高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和罪犯的劳动改造热情，有利于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同而监狱有必要从实际出发，选择恰当的技术类型和技术结构，建立一个以适应先进技术为主的，多层次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技术家够和技术体系。3、加强罪犯劳动组织管理，充分发挥罪犯劳动的改造功能的改造功能，互帮互学、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从而提高罪犯劳动改造的积极性。首先根据罪犯的生理状况、技术水平、文化程度、刑期长短、改造表现等指标不同，对罪犯劳动改造的不同工种和岗位进行选材适用，营造一个公平合理，公正无私的氛围，促进罪犯劳动改造质量的提高。4、加强罪犯劳动的工效管理，维护良好的劳动改造秩序，提高劳动效率。可以通过长期制定先进、合理的罪犯劳动定额方法，如工时足额、操作定额等。实行公平的罪犯劳动报酬和奖惩制度，贯彻落实《监狱法》关于罪犯劳动报酬的明确规定。5、

加强罪犯劳动成果的管理。罪犯劳动成果作为罪犯劳动的产物，是罪犯在劳动中体力、脑力、智力的综合运用，能够综合反映罪犯劳动的改造态度、改造表现、劳动技能以及改造水平的状况。通过对罪犯劳动成果的管理，主管干警可以全面了解和掌握罪犯劳动改造情况，从而制定不同的改造方案，最总有利于罪犯改造全面的提高。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基本原则

罪犯劳动的基本原则，是指监狱人民警察在对罪犯组织和实施劳动改造过程中所应该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利为规范，罪犯劳动改造实践证明，罪犯劳动改造应当遵循依法实施的原则，社会主义人道注意原则、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结合的原则、区别对待罪犯劳动改造原则和干净直接知道管理原则。

⑴罪犯劳动改造一发事实的原则。即监狱人民警察对罪犯组织和实施劳动改造的全面活动都要严格依法进行，从而使罪犯劳动改造法制化。依法治监是我过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根本要求，是依法治国方略在监狱的具体体现。

⑵罪犯劳动改造应遵循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在罪犯劳动改造过程中该于罪犯的人道主义待遇，依法保障罪犯在劳动中的各项合法权利，从而表示社会主义劳动改造制度的文明与进步。

⑶劳动改造要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把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有机结合起来，最终达到相辅相成、相互提高的水平。

⑷区别对待原则。即在罪犯劳动改造过程中针对罪犯个体或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差异，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和管理办法。男犯和女犯要分别关押；未成年犯与成年犯要分别关押；柑橘女犯特点，安排女犯参加精细性、劳动强度较小的劳动项目（如纺织、服装、工艺品加工等）。这一原则正是以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落成在监狱劳动改造中的运用和发展。

⑸干警直接知道和管理的原则。监狱人民警察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对罪犯的整个劳动改造过程进行组织和指导，决不允许有他人越俎代庖。如干警自带罪犯出工，亲自布置劳动任务、要求注意事项；不准私自脱岗，不准利用“大罪犯”，“二管家”对罪犯劳动改造进行管理。

结束语

本文对罪犯劳动改造及管理相关方面发表了一些自己的初浅之见，略显稚嫩。在现行罪犯的劳动改造及管理的制度还有不足之处。希望随着法制的健全它也随之完善。

参考文献：

何为民主编《罪犯改造心理学》法律出版社2002版

王 泰主编《狱政管理学》法律出版社1999版

改造管理范文第6篇

1依靠技术进步.加速设备改造更新 1.1抓住机遇，大胆革新改造 新疆化肥厂是七十年代初建成的一座中型氮肥厂，原设计以煤为原料，采用粉煤气化工艺，后改以重油为原料的常压裂解气化工艺，设计年产合成氮6万to由于设计存在先天性不足，投产后生产不正常，连年亏损，后经几次改造，生产墓本达到设计能力，但工厂仍采用重油常压气化工艺，工艺落后，能耗高、消耗大、效益差，企业经营非常困难，新化的生存和发展就无从谈起。 早在1992年新疆吐哈油田的开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采油的同时也采出大量的天然气，我厂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果敢善断，经集体讨论，做出重大决策，决定以天然气代替重油进行10万t合成氨装置节能增产技术改造，关键时刻抓住机遇，一锤定音。本项目自1996年6月25日破土动工，至1999年8月25日全面完成，历时三年完成总投资近5亿元。 本次技改工程我们采用当今国际上最先进的换热式(自热)天然气转化新工艺(俄罗斯技术)，脱碳系统采用双塔再生脱碳工艺技术(意大利GV公司)，氮合成塔采用较先进的N一C型二轴一径合成塔等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等。当年即达到了设计能力，日产合成氮450内的指标，t氮能耗由17.SGca]降低到10、OGc以左右，使我厂的合成氮生产上升了一个新水平，设备的新度系数上升到0.65。 通过近几年的改造，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在新形势下，企业要发展，必须提高企业的自我改造，自我发展和应变能力，才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在此塞础上，我厂抓住机遇，依靠技术进步，从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从改造更新老旧设备入手，大力开发新产品，应用新技术，提高产品质全，降低消耗，治理环境污染，取得了成效，使老企业焕发了青春。我们先后开发出涂膜尿素、防结块硝按、三聚氛胺等新产品，同时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使企业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1.2积极挖潜改造闲置设备，使其继续发挥能力，创造效益财富源于对资产的使用，而非占有，资产只有在运营中方能增值。资产长期固化不流动，导致浪费和流失，使所有者权益受到损害。 因此，对改革挖潜闲置设备要有紧迫感，让闲孟的设备再利用，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在近几年的改扩建中，我们先后对即将闲置的5台大型压缩机进行了改造利用。如将2台飞瓜一165乃20氮氢压缩机(已投运近20年扩建后将闲置)改为场瓜一160/225型cq压缩机，仅此一项每台节省直接投资650万元;将2台4M12一59/30氮压机改为4M12-59乃O氧压机，不仅避免了闲里和积压，而且满足了生产急需;将礴仪肠护八空气装置4以刃kW空压机驱动机由能耗及运行费用较高的汽轮机，改为电机拖动等项;这些项目一经投入生产，均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新获化肥厂是一个老企业，闲置、停用的设备较多。改革挖潜的潜力很大。老企业具有改造利用闲里设备的管理是动态的、长期的，因此我们将其纳入设备的日常管理中。 2加强设备现场管理.充分发挥设备效能 设备是企业和国家的对富，是企业的主要生产手段。设备管理是以企业生产经营目标为依据，通过一系列技术、经济、组织措施，对设备的物质运动和价值运动进行全过程(从规划、设计、制造、选型、钩里、安装、使用、维护、修理、改造、报度直至更新)的科学管理。其目的就是要不断改善和提高设备素质，使设备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况，充分发挥设备效能，促进企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服务。 设备现场管理，主要是指对设备使用、维护阶段的现场管理，这一阶段是充分发挥设备效能，为企业创造效益的重要时期，因而做好现场设备管理工作十分必要。 搞好设备现场管理最重要的是正确使用设备。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力、使用方法、工艺规程、工作持续时间等影响，技术状况发生变化而逐渐降低工作能力。要控制设备技术状况的变化，延缓设备工作能力的下降过程，就必须根据不同的设备工作条件及结构特点，掌握劣化规律，创造适合设备工作的环境条件，正确使用设备，按照设备允许的工作规范，控制设备的负荷和持续工作时间，精心维护设备。 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设备物质运动，必然会产生技术状况不断变化和不可避免的不正常现象，以及人为因素造成的损耗。这些设备的隐患如不及时处理，会造成设备过早丧失性能，甚至造成严重事故。做好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出现的问题，改善设备的运行条件，功能防患于未然，消除设备的突发性故障和控制设备渐发性故障，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实践证明，设备的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护、保养程度。 搞好设备现场管理还要正确处理生产任务与设备维护、保养、修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生产任务繁重的设备，更应重视维护、保养工作，尽可能采用预知维修和计划维修，减少或避免事后维修，以缩短修理时间，增加设备使用时间。设备现场管理是一项长期的、重要的基础管理工作，只有持之以恒，才能收到成效。 在多年的设备现场管理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下工作:第一，强化设备管理，夯实基础工作。主要是建立健全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严格现场管理，治理“跑、冒、滴、漏”，改变“脏、乱、差”现象，实现文明生产，安全生产。关健是充分发挥操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严格执行岗位贵任制、交接班制、巡回检查制、维护保养制和“三级过滤”，实行了“机、电、化、仪”四位一体的双包机制和挂牌管理，个人创红旗设备和无泄漏岗位，创建无泄漏丰间与设备上等级，机动部门定期组织检查评比，多数车间分厂实现了长期稳产、高产和文明生产，我厂自1986年开展学吉化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对各车间的设备管理进行检查评比，要求各车间的主要设备完好率保持在98%以上，全部设备完好率保持在男%以上，静密封点的泄漏率不得高于0.舫%‘，设备的平均出力率为78%，自1986年以来我们先后修改完善了32项企业标准和管理制度，做到执行有标准、检查分析有数据，并对一些大型传动设备实行在线监测和状态监测，使设备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第二，抓好一年一度的设备大修，提高装备的技术状况。化工行业设备技术状况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于一年一度的设备大修。#p#分页标题#e# 我们立足于一个早字，即检修项目早计划，资金早平衡，材料、配件早组织，力t早安排，大修工作我厂早已纳入标准化、程序化管理中。每年的ro月份便开始上报各车间分厂的下年度大修计划。突出一个严字，即严格检修质蓄标准，不走过场，不搞花架子，修后由机动部门组织质童验收。该工作由机械副总工程师牵头，组织专职工程师进行检查验收。达不到检修质蚤要求的，坚决返修。确保大修一次开车成功。从而使设备的技术状况真正得到改善，有效的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我们虽然探索，实践并充实完善了设备的现场管理工作，但与现代企业制度对设备管理工作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如何尽快提高领导干部现代管理意识及管理水平和广大职工的技术业务素质，以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做好设备的更新改造和推广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工作，更扎实地做好墓础工作和现场设备管理工作，为企业发展而作出贡献。

改造管理范文第7篇

关键词：曹家巷，居民自治，社会创新

一、 曹家巷自治改造主要举措

拆迁问题一直是矛盾集中、利益错关系综复杂的问题。在拆迁过程中，但凡遇上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住房问题，每个公民都会尽最大的能力来争取最多的权益，如何协调利益，保障公平，最大满足居民的合理诉求就成为拆迁中的重点和难点。另一方面，拆迁改造中老百姓的利益如何不被侵害，政府如何才能做到“阳光拆迁”也是一直让人关注的问题。四川成都的曹家巷拆迁改造中，通过居民自治改造，为拆迁问题探索出一条协调复杂利益关系的新途径。

（一）民主选举自治改造委员会成员

自治改造委员会是自治改造的第一步，自治委员的选举要公平，成员要能代表曹家巷居民的利益诉求。在曹家巷这片198亩的区域内，住着3756户居民。在政府的支持下，由曹家巷65名楼栋长作为居民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唱票、计票等环节，选出13名自改委员。这些委员自身也都是曹家巷居民，13名自改委成员中，有11位都是一家几代人挤在十几个平方米到三十几个平方米的红砖房里，最能代表绝大多数百姓的诉求，从自改委员的构成特点上看，各有所长，包含了曹家巷各行各业里的“能人”。

（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在社会管理中，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的政府部分依然是社会管理的主要力量，因此，在拆迁改造过程中，政府依然发挥主导作用。居民自治改造，就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

在自改委员会的成立，需要政府社区工作者发起并组织基层群众进行民主投票选举，对选举过程进行全程监督，确保公正民主。

（三）自治改造委员会的运作

10年前，开发公司和所在地金牛区政府曾经打算改造曹家巷，然而在复杂的利益关系羁绊下毫无进。如今，自改委应运而生，半年的时间却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为可能。这样的效率和效果显然与自改委的运作思想和逻辑是密切相关的。

1，自改委与政府之间。第一，自改委了解政府的政策方针，改造思路与要求，比如1比3的补偿标准，“原地返迁”的原则。第二，代表全体居民的合理诉求，向政府争取正当权益。金牛区政府在反复研究曹家巷的实际情况后，决定上调容积率，从最初的由1比3的补偿比例得到的48平方米的补偿面积调整到最后的58平方米的面积，从最开始设计的一室一厅地的户型到两室一厅的户型。自改委多次与政府部门协商，“逼”着政府不断的商讨研究，把民众的利益一次次重新考虑。

2，自改委与居民之间。第一，自改委员逐一上门登记每户居民信息，收集每个家庭对拆迁改造的诉求与建议，并将政府的政策向每户人家宣传，同时向居民解释他们不理解的方针政策。第二，协商居民之间的利益矛盾。这是自改委工作的要点，也是难点。对于改造，居民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就是老住户，很迫切，尽快拆。第二种呢就是有房子的人。外面我有房子住，就不着急，每个月有固定且数目不菲的房租收入。面对众口难调的个人利益，自改委通过组织AA制休闲游，用成都人最喜欢的方式来做群众工作，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理解和包容，达到最大程度的意见统一，破解居民最关心的问题。

3，自改委与建筑公司之间。金牛区政府和华西集团成立项目公司，依据自改委的委托，制定曹家巷旧房改造规划设计方案和返迁安置方案，报请省市相关部门审批。自改委就省市相关部门批准的方案逐户征求逐户意见，待全体逐户100%同意后，自改委才代表居民同项目公司签订改造协议，并委托项目公司实施拆迁改造。同时自改委还要对项目公司提出建议，待新房建好后，由自改委组织住户返迁新居。

二、曹家巷自治改造意义

（一）曹家巷自治改造的理论意义

中央电视台曾这么评价曹家巷自改：“曹家巷在全国都具有样本价值，这种价值的核心在于，政府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指导居民自主成立自改委，这种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和基层民主模式，在全国都是一种创新。”

1，创新社会管理新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国家行政机关对基层社会直接管理，一切按计划分配，表现出“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社会正处在复杂而且深刻的变动之中。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会阶层日趋分化，贫富差距也逐渐拉大，使得原本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手段与经济发展建设严重不协调。

2，探索民主决策新途径。民主决策是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自治改造中的“改不改”、“谁来改”、“如何改”都是由全体居民自己决定，政府部门不参与改造方案的决策，这种全新的“自治改造”为基层民主决策探索新途径。

（二）曹家巷自治改造的现实意义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频发。曹家巷自治改造工作的成功经验，在处理现实中群众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时，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1，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想，并积极回应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是准确把握、有效解决社会管理中突出问题的重要前提。只有尊重民众意愿，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群众工作才能顺利推进、走向成功。

2，化解城市基层的各种利益矛盾。自治有利于化解社区基层的各种利益矛盾，促进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分配方式多样化和社会成员利益诉求差异化的新情况面前，居民自治能够作出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的安排。

三、曹家巷自治改造的启示

（一）既要政群分离，又要政群互动

1，政群分离是民主自治的基础。要转变政府职能，界定政府管理与居民自治的边界，简政放权，还权于民。要明确居民自治的实质是还权于民，使居民真正享有民主自治的应有权力。认识到政府与基层群众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不是硬性的上下级隶属关系。

2，政群互动是民主自治的保障。政府和自治组织要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加强政府对自治组织的监督工作，确保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民主决策的科学化；对自治组织的工作进行必要的指导和肯定，保障自治组织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同时，要强化自治组织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监督，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通过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监督，促使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既要配套政策又要平台搭建

1，改善体制内的配套政策。第一，加强居民自治法制建设。健全居民自治的法律法规，在推进社会居民自治的实践基础上，对宪法和相关法律作出相应的修订，争取早日颁布居民自治单独法律，以便对居民自治性质和地位做准确定位，同时居民自治也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第二，加强党组织在居民自治组织中的作用。

改造管理范文第8篇

【关键词】技术改造；工艺装备；结构与系统；管理技能

技术改造是基于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境况下用先进技术代替落后技术，用先进工艺和装备代替落后工艺和装备，使生产过程全面有效的升级与控制[1]。其范畴包括由技术升级、工艺装备再造（含定制设备，以下亦同）以及流程管理所构成的完整系统。技术改造的灵活性较大，可以由不同种类工艺装备实现同类型产品的制造，但使之全面达到技术、生产、质量、成本、安全五方面基本要求的实施方案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因此，这种针对传统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技术改造与再造，其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创新和推广应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也将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本文以低压电器制造业为例，针对企业零部件制造、产品装配过程和信息化管理三个层次的技术改造问题做具体叙述。

一、技术改造的切入

按生产技术和工艺发展特征，将低压电器制造业技术改造的切入方式划分为三个层次，即零部件制造技术改造、产品装配过程技术改造和信息化管理技术改造。

1、零部件制造技术改造

早期的低压电器制造业，以人工作业占主要比例的单机生产为主要特征，即采用简单的机械或电气控制的单机完成零件制造，由手工生产线完成组装和测试，诸如冲压、注塑、绕线、焊接、铆合、车、钳、铣、磨加工，电性能测试和（半）自动传输装配线等。这种落后的工艺装备和工艺操作技术已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严重影响到低压电器行业的发展速度。因此，零部件制造技术改造的切入点是解决基础能力、生产一致性和可自动装配性等问题，即实现低压电器制造业基础工艺和测试设备的半自动化或自动化改造。

2、产品装配过程技术改造

目前，在低压电器产品装配过程中仍然需要较多的人工参与，由于资源配置不均衡，装配员工技术差异、产品信息闭塞等原因，往往会造成生产工序流动性差、生产线直通率低，返工现象及零件不必要的移动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在不间断的生产流程里，平衡生产单元的每一道工序，要求完成每一项操作花费大致相同的时间[2]；同时要考虑防错和自补偿功能，消除误动作造成的不良品和时间浪费；还要综合设计流程各工序能力，避免一道工序的载荷变动过大，或能力过剩。因此，产品装配过程技术改造的切入点是解决产品装配一致性和生产效率及其“以机代人装配”等问题，也就是实现低压电器制造业产品装配过程的半自动化或自动化改造。

3、信息化管理技术改造

低压电器制造业领先企业应用电子信息技术到生产的各个环节，采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和分布控制系统（DCS），把各种分散的孤立的产品设计制造过程有机地集成起来，以产品技术、质量、生产运营、销售信息为支撑，在管理上实施工艺流程重组和永续发展的生产模式。诸如原有一套传感布线系统不变，内容供应商可提供从旧系统到新系统的软件转换程序[3]，原有机械结构（如工艺基准、执行结构）或系统（如单元操作程序）不做更改，只需在过程中“嵌入”或“剪裁”相关的生产和检测单元，以适应产品更新换代的需求；也可以在已有系统上端或终端设置插件接口，当加入新的控制元件、传感器等后，就可延伸工艺装备的监视或管理等功能及其寿命周期。这类工艺装备的主要特征是以自动化技术为基础，几乎排除人工干预，切入技术改造主要解决技术升级、销售市场、产品换代、质量改进、生产运营等信息管理和工艺流程再造等问题，便实现低压电器制造业信息化管理的半自动化或自动化改造。

二、技术改造过程管控

由于企业产品技术特性要求和开发年代不同，工艺装备技术现状及其需要改造的程度也不同。因此，对技术改造过程则提出了更严格、更具体的管控要求。一般来说，技术改造过程管控主要包括：内容调研；立项论证；编制技术改造方案；工艺装备制造商技术协议评审和工艺装备制造、安装、调试、试运行、验收的组织管理等五个方面。

1、内容调研与分析

技术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建立在内外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一方面根据企业转型重组规划，本着效能、效率和现代物流的基本原则，对包括现有工艺装备的规格参数、功能结构或系统、工艺流程、工序布局、效能和厂房平面布置在内的诸多要素进行全面分析论证。另一方面要结合产品设计要求及其发展趋势，与国内外标杆企业同类产品（零部件）工艺装备进行调研比较，分析本企业工艺装备及其工艺流程的主要优缺点，发挥优势，扬长补短，确定薄弱环节或瓶颈项，明确技术改造需求。

2、立项与论证

在调研确定技术改造需求的基础上，按产品类型或生产功能区域分别申请立项，并论证立项的可行性技术方案。各项目可行性论证一般遵循以下五各方面的原则：第一，立项目标适于提高质量、节约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能等任一条件，符合明确、量化的要求。第二，从项目适用产品的产能、生产条件现状、及其行业发展预测等方面分析论证，实施技术改造是必要的。第三，项目技术要求和主要参数、工艺装备功能、结构与系统符合快速整合要求，适应产品（零部件）技术变更，具有一定的柔性，实施技术改造是可行的。第四，技术改造方案采用技术与工艺具有先进适用性和功能安全可靠性，项目涉及的水、电、气、数据线桥架结构符合安全、环保和节能等方面的要求。第五，在满足产品技术要求的前提下，投入回报周期尽可能短，符合物流线程短、通畅，避免交叉作业，各加工单元、各线之间的能力是协调经济的等方面要求[4]。

3、技术方案编制与规范

改造管理范文第9篇

一、长期忽视财政管理的原因何在

既然财政管理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什么在我国长期存在着忽视财政管理的现象和问题，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加剧了财政的紧张态势，而且又反过来对体制改革和财政职能的正常发挥，形成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与牵制。造成我国长期忽视财政管理的原因，大致可从理论偏误和体制、制度性缘由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忽视财政管理的理论渊源或理论偏误。

1．长期以来，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主宰社会经济运行的模式下，在认识、处理经济与财政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明显偏误。特别是在政策的理论指导上，既存在着片面强调经济对财政的决定性作用，又同时存在着不管国家财政能力，片面要求其发挥对经济的所谓“反作用”问题。在出现前一种倾向时，往往只强调财政对经济的依赖性，或它所处的消极的被决定地位；而在后一种倾向出现时，强调的则又是发挥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的要求，而且往往提出的是超过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反作用”要求，比如“”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方面的极端性例证。很明显，不管是在上述的哪一种思想指导下，财政管理都不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它本身处于一种要么被消极决定，要么被要求超负荷运转的不正常的地位或状态，从而没有加强财政管理的起码条件，也必然缺乏加强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在财政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上，长期存在着重收入而轻支出，重开源而轻节流，重生财而轻聚财和用财，同时严重忽视财政管理和财政效果的倾向，比如迄今为止，在我国大多数财政学教科书的篇章结构中，依然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与偏颇。在财政理论研究中，有关财政管理的理论阐释、模式研究和相关的应对之策的探讨等，也甚为少见或比重畸轻，不为人所关注。事实上，鉴于上述诸方面所存在的紧密内在联系或不可分割性，忽视支出效应的财政收入研究，轻视节流的开源探讨，不重视聚财用财的生财之道的分析，是既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相关财政研究成果，同时也因为这种对财政管理“链”的割裂，而造成了对财政管理研究的扭曲和忽视。

3．以排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抹杀市场机制作用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重视除计划手段以外的财政管理的。因为正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市场失效弊端的日益显现，才使国家财政职能的拓展和不断加强，以及财政宏观调控功能的日渐强化，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一样，在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的不断增强，市场失效之处的明显暴露，国家宏观调控包括财政宏观调控重要性的日渐凸现，贯穿整个财政工作始终和环节的财政管理，也将自然而然地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因为如此，财政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财政职能的履行、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财政效果的改善和提高等，就会遇到严重的、基础性的困难和障碍。因此，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所不可比拟的。

（二）影响财政管理的体制性、制度性原因。

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和实物经济指标为轴心的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模式，一方面形成了所谓“计委定盘子、财政拿票子”的财力保障体系。“被动跟进式”的财政资源配置模式，以及宏观上以计划代替管理和微观上存在的“大锅饭”、软预算约束弊端，不仅使财政管理的自主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财政管理的空间、管理的弹性、管理的必要性与有效性，也成为很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即过渡性财政体制的情况下，也因诸多经济关系尚未理顺，财政分配办法和分配格局极不规范，许多财政制度也有待统一、整顿或重新建立与健全等原因，而使我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管理的加强，缺乏最基本的体制环境和基础条件。

可见，正如经济实践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一样，只有首先走出忽视财政管理的理论误区，重建和端正相关的理论指导，才能使改造和加强新形势下的财政管理工作具有正确的方向，引起应有的重视。同时，还需加强我国财税体制、财税制度的规范化并保持其相对稳定，这是改造、促进和加强我国财政管理的关键性因素。

二、改造和加强新时期财政管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加强财政管理，是指包括科学的管理制度、先进的管理手段、规范的工作秩序、严格的执法监督体系以及高素质的管理队伍等在内的一整套现代财政管理系统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财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环节。

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财政管理，是由一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财政体制的属性和宏观经济的运行、管理模式所决定，并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因此，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以及宏观经济配置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换，特别是随着我国1994年财税体制大改革的初步完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的确立，必须对财税新体制、新运行机制下的财政管理提出不同的要求，财政管理从内容到形式也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就是说，一方面，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要求财政管理必须作适应性的改造和加强；另一方面，作为贯穿整个财政工作、所有财政活动环节的财政管理的状况如何，又是进一步完善新财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并对提高、巩固与增进体制改革的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充分履行财政职能的必要保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范围得以不断拓展，其职能强度也有日渐增大之势。然而，理论和世界各国的实践都无可辩驳地证明，除了体制和制度等因素的羁绊以外，财政职能履行程度，可以说是与财政管理状况的好坏呈正相关关系的。不能设想，在财政管理十分混乱，诸如在财政收入管理存在着大量漏洞，财政支出总量失控且结构严重失调，软预算约束问题长期得不到较好解决，社会上违反财经纪律、奢侈浪费之风盛行等情况下，国家的财政职能能够得以正常、有效的履行。

（三）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振兴国家财政的必由之路。

我国财政的振兴，固然要依靠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要着眼于把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做大，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瞻前顾后的分配。然而，正如管理也可增财富、管理也可出效益，管理本身就是发展经济、富国强民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有效途径一样，与财政体制、财政职能相适应的财政管理的不断改善与加强，在很多情况下，不仅是不花或少花成本，即可在当前取得增收节支、缓解财政困难之效的首选之策，而还将因其管理的优化，诸如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善，国有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等等，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和后续财源的开拓带来极大的裨益，从而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兴财之道。从本质上讲，财政管理既是开源之路，又是节流之途，因而是振兴我国财政、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提高我国财政工作整体水平和财政效果的重要途径和强大推力。

财政管理贯穿财政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决定着财政活动的整体效应和最终成效。正是这种贯穿性、渗透性和影响性、才对国家财政工作的整体水平和宏观财政效果的高低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联。我国的长期实践早已一再表明，财政管理上的无法、无章、无序和软弱混乱状态，不仅会加剧和助长国家的财政困难，极大地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使财政职能和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大受影响、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因管理的混沌、约束的软弱、执法监督的不力等，而对财税队伍造成严重的腐蚀，使队伍素质的提高遇到基础性的障碍。

正是有鉴于此，在我国当前进一步深化、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国家财政职能，积极振兴国家财政、努力克服财政困难之际，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才显得极其必要和尤为紧迫。因为如上所述，有效而有力的财政管理，正是解决这些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与矛盾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方略。

三、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需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迁延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从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现实需要和紧迫性来看，似应着力研究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矛盾和问题：

（一）观念的更新和转变问题。

前已述及，对财政管理的极度忽视，是我国财政工作中的一个长期性痼疾。它既是命令经济、计划主宰、统收统支的经济一财政模式的必然产物，也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忽视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不计投入一产出效应和成本一效益比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与那些诸如用计划代替管理，用增长代替质量，只知道、只愿意用投入去追求产出，重财政收入而轻财政支出等旧思想、旧习惯、旧观念的存在和长期沿袭、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思想的先行，认识和观念的更新与适时转变，就成了改造和加强新时期财政管理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其中尤以“大锅饭”、“大一统”（大包大揽、相互挤占）、不讲成本一效益分析、忽视乃至藐视财政监督等观念的破除和更新，显得更为紧要。

（二）着力解决、大力整顿财政收入的严重流失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从而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提供了较为丰裕的财源基础。之所以出现当前的财政困难，一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即过度地向集体特别是个人倾斜；二是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和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或被肢解、被蚕食。从实际情况看，当前这方面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二：

1．切实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将其纳入国家预算或准预算管理的轨道，以达到既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数量和宏观调控力度，又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和完善财政监督机制创造必要条件的以重目的。当前特别应首先从严格杜绝将预算内资金转作预算外，抓好财政专户建设，解决部门和单位的坐收支等问题入手，以期逐步理顺关系，纳入财政统一管理范畴。诚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或准预算管理的轨道，在增加国家财政可支配财力的同时，也相应扩大了财政的支出范围，在短期内并不一定有明显的增收减支作用。但从统筹安排、集中运用国家财力，加强财政管理和预算监督，以及减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等方面来看，则无疑能收到维护国家预算的完整性原则，有效利用国家财政资源，有利于加强财政管理和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良好功效。

2．进一步加强税收管理，特别是切实加强对主体税种和具有增收潜力的税种管理，整顿和完善税收政策，尤其是着力解决目前依然存在的越权减免权、企业欠税、偷漏谝税以及截留国家财政收入等问题。因为从实际情况看，这是造成我国财政收入流失的几个主要因素，也是加强财政收入管理应解决的几个突出矛盾与问题。

（三）改造、控制和优化财政支出管理。

1．鉴于我国当前依然存在着财政供给范围过宽、包揽过多等突出问题，所谓“改造”财政支出，就是在转变政府职能、清理、明确各级财政事权范围的同时，将那些财政部门不该管、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微观经济活动及其相关事务，那些本来可由市场机制去解决的问题，逐步从财政的供给范围中剥离出去，并以此为据来重新界定、廓清和明确国家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和客观要求，对现有的财政支出范围来一番改造，以便把有限的财力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的切实履行方面。多年的实践证明，履行政府基本职能（国防、外交、公检法、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宏观调控等）方面的财力严重匮乏，不仅将对社会与经济的正常运转带来极大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还将因各级政府部门性收费、基金、乃至各种名目繁多的“创收”活动的在，而对财政收支管理和财政监督和制造许多的麻烦与现实困难。因此，没有规范化的事权和相应的支出范围界定，如不首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支出概念及其外延进行一番明晰而具体的改造，那财政支出的有效管理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缺乏最起码的条件和依据。

2．所谓“控制”，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必须对财政支出总量进行有效的控制，最好不要超过国家财政的最大负担能力，不要使其进行有害的超负荷运转。因为国内外的大量实践表明，这种情况一方面极易导致因财力拮据、不能充分满足支出项目需要，而使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遭遇困难甚至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还会因财力供应上的捉襟见肘和入不敷出，而严重影响与挫伤财政部门从事和加强财政管理的积极性。

3．所谓优化财政支出管理，就是说对我国当前存在的财政支出结构失调的弊端，必须加以认真的调整与矫治，因为它是影响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效果的严重障碍之一。从实际情况看，似应把各级财政事权的界定，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在现有财政能力制约下，以轻重缓解为序，以发挥最大的财政效果为出发点，对现有的财政支出结构作出适当的调整。如果，一方面可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促进财政管理，同时又用财政效果来检验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此外，从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看，近期似应特别加强对所谓“人、车、会、话”以及某些专项支出的重点管理，治理和禁止种种挥霍公款和奢侈浪费行为等。

（四）积极探索、努力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从现存的突出问题看，这方面的重点有三：一是在清产核资、摸清国有资产家底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建立权责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和相应的监督机制，彻底消除在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的无人负责、无人认帐等种种“虚无”现象，把国有资产的责权利关系摆到明处、落到实处。这可以说是改善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客观基础或必要前提。二是尽快采取措施，在诸如实行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造、企业转制，以及招标拍卖、转让、租赁过程中，有效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或变相被侵吞、被蚕食。三是在上述基础上，建立、完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机制，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提出不同的保值增值目标和具体要求，以及相关的奖惩办法，并务求落实。

（五）建立、完善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监督体系和监督机制。

改造管理范文第10篇

第一条为了加快县城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有序推进旧城改造。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市民生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市中心城市旧城改造管理暂行办法》县旧城改造建设规划》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本暂行办法所称旧城改造。对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配套功能亟待完善、住房安全及使用性能明显下降的片区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进行集中连片改造、开发、建设的行为。指依据旧城改造建设规划及功能区域划分。

本办法适用于城区规划范围内应改造的区域。

第三条旧城改造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实施、企业参与、民主决策、社会监督、程序公开的原则。旧城改造项目实行一次规划。统一管理。分步实施。

第四条县人民政府负责旧城改造征收与补偿工作。

县旧城改造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旧改办）负责全县旧城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组织实施。管理改造资金，拟定征收补偿方案。兑付拆迁补偿费用，检查、督促、指导旧城改造工作。

第五条县住建部门根据县城总体规划研究确定旧城改造片区范围。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负责编制旧城改造建设性详细规划。

县发改、财政、国土、税务、工商、公安等部门及乾佑镇人民政府。协同做好旧城改造相关工作。按照各自职责。

第二章实施与管理

第六条县人民政府依据《县旧城改造建设规划》征收决定。

第七条县旧改办根据旧城改造片区范围选择改造项目。主要包括旧城改造项目的土地使用、住户分布、房屋用途、结构、面积、城市基础设施等，委托有资质中介机构对旧城改造片区的现状进行项目前期调查。估算改造项目总成本。

改造项目总成本由改造项目前期总成本和土地取得、报批费构成。前期总成本由安置房建设资金、被征收人的征收补偿费、项目前期调查费、委托评估费、地面构筑物附着物清除费等前期必须发生的费用构成。

第八条参与旧城改造投标的开发商应向县旧改办缴纳诚信保证金。不计利息。未中标的只退还本金。

第九条县旧改办按照招标程序确定片区改造项目受让人。

经县旧改办审查后报县人民政府审定。片区改造项目受让人必须严格依据旧城改造总体规划编制片区建设性规划设计。

第十条地面构筑物附着物清除由县旧改办组织项目受让人实施。

第十一条施工前片区改造项目受让人应依法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地震灾害评估意见书、人防审查意见书及各专业对设计图纸的审查意见书等报批和报建手续。

第十二条片区改造项目需建安置房的由县旧改办监督片区改造项目受让人建设。建设工期不得超过30个月。建设资金按建设进度从诚信保证金中返还项目受让人。

第十三条参与旧城改造的开发商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房地产开发资质；

二）具有与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开发建设相匹配的自有合法资金；

三）具有良好的信誉等级。近3年无违法、违规及其他不良记录。无不良债务。

第十四条片区改造项目受让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接受县旧改办和住建部门的监督管理，应严格执行规划。保证工程质量。

第三章征收与补偿安置

第十五条县旧改办根据征收决定。全面征求公众意见，拟定片区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0天。经多数以上的被征收人同意后，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对多数被征收人认为片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规定的应当组织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听证会。

第十六条县旧改办与被征收人在片区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县旧改办报请县人民政府按照片区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

第十七条自征收公告之日起。相关部门不得办理手续、核发证照，征收拆迁范围内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及改变房屋用途。对违反规定增加的费用不予补偿。

第十八条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和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九条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不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条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对临时构筑物、附着物只进行货币补偿不安置。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一）房屋征收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含装修费）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1对被征收房屋价值（含装修费）补偿。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县旧改办组织被征收人协商选定，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进行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2搬迁费以被征收房屋面积计算。据实计算，货币补偿每平方米5元。不足500元的补足500元；房屋产权调换（含回迁）每平方米10元，据实计算，不足1000元的补足1000元。

3临时安置补偿费以房屋建筑面积为准。过渡期限自被征收人腾房交付之日起至公告交房日后延6个月止。按同期市场价格确定。

4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综合营业收入、停产停业等因素，根据房屋征收前的有效凭证。由县旧改办委托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二）房屋产权调换。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地段确定具体的调换比例。

1住宅房屋按建筑面积（含公摊面积）最低不少于1:1比例、最高不超过1:1.3比例进行调换。10%以内（含10%由被征收人按照成本价支付给项目受让人，安置房的公摊面积不超过18%安置房面积大于被征收人应安置面积。10%以上的按市场价支付给项目受让人。安置房面积不足被征收人应安置面积，不足部分由项目受让人按现行市场价补偿给被征收人。

2临街一楼现有商业用房。按现行市场价补差。按1:1比例进行调换。不足或超出部分。

3安置房水、电、气、电视、通讯等设施入户由片区改造项目受让人统一办理。新增设施入户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被征收人原有设施入户费用由片区改造项目受让人承担。

第四章优惠政策

第二十一条市政用地、安置房用地继续以划拨方式供给。商品房用地以招拍挂方式供给。安置用房部分分摊的土地出让金可返回给项目受让人。招拍挂程序依规定执行。安置用房与商品房无法分割共用一宗土地的招拍挂出让后。

项目前期总成本超出项目土地评估价格的原则上以征收安置补偿费抵顶土地出让金。

第二十二条县旧改办确定改造地块的安置房、商品房建筑面积及用地面积后。由县国土部门依照招拍挂的方式制定土地利用方案按程序供给。

第二十三条房屋产权调换的免征同等建筑面积的契税。免收县本级政策性收费。超出部分按规定缴纳。旧城改造项目。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县旧改办的工作人员在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不履行规定的职责。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第二十五条采取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依法进行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用的责令改正。限期退还违法所得，追回有关款项。并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对被征收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补偿安置费用和安置房的依法追缴非法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