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渊源\现实背景及其政策指向

[摘 要]通过比较“中等收入陷阱”与“马尔萨斯陷阱”、“低水平均衡”等发展停滞的理论，来探寻为何二战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身陷“中等收入陷阱”囹圄的理论基础。经济增长动力的升级和社会稳定保障了日韩两国的成功突围，而增长乏力、发展失衡和有效制度保障缺失的拉美及东南亚国家则陷入了经济发展停滞的泥沼。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有利的发展阶段是中国的有利因素。但也存在产业升级困境下的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桎梏、排斥性增长的典型矛盾和市场功能的缺失与政府职能的错位等阻碍因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容性发展和优化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成为中国面对挑战的政策指向。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发展停滞；增长动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3000000

经济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核心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探索满足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都经历过一定时期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大多数经济体却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踯躅不前，长期徘徊于高收入水平经济体行列之外。针对发展中经济体长期停滞于中等收入水平这一现象，并结合东亚经济独特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世界银行在其2006年主题报告《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东亚国家在未来发展中需要特别关注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1]（P1718）。自此，许多专家学者针对“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结合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路径来剖析这些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经验教训等[2]，就目前我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进行讨论，详细地分析了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时的有利条件[3]、阻碍因素[4]以及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5]等。

虽然已有的文献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梳理较少，难以保证各经济体发展的路径、现实背景与所提出的跨越路径实现无缝结合。针对目前文献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本文将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渊源、现实背景和政策指向等方面来进行研究，试图构建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较为全面的分析框架。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渊源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命题是近几年才被提出的，但关于经济发展停滞的可能和停滞原因的探索在很久之前就开始了。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指出：“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资本和劳动产出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生产边际报酬递减将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终停止。”[6]（P101102）马尔萨斯认为当人均收入超过其均衡水平时，死亡率下降的同时生育率将会上升；反之亦然。因此，长期内每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将会收敛到其静态的均衡水平[7]（P21）。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作为一种不断自我生长和自发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的市场经济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却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市场经济常常被一些未知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所制约,致使这一自发扩展秩序不能自我扩张并占据整个社会,因而历史上的市场经济犹如被困在一种与世隔绝的“钟罩”内一般。因此，狄索托把那种阻断和隔膜“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市场经济自我扩展的种种社会因素和机制的社会安排称作为“布罗代尔钟罩”[8]（P58）。纳尔逊通过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低迷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会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受到了诸如人口增长率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较低的人均收入边际投资倾向、缺乏未开垦的可耕地、低效率的生产方法等因素的制约[9]。纳克斯则认为资本匮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发达国家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造成本国投资资金供给和产品消费需求的双缺口，限制了本国的资本形成和积累，最终使不发达国家长期陷于恶性的贫困循环之中[10]。

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后来者优势和劣势并存，一方面它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工业化经验和技术来缩短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和技术上的跳跃式发展。凡勃伦在《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中，率先提出了与先进国家存在巨大技术差距的国家可以利用前者已有的技术来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的观点[11]（P19）。戈斯钦克伦通过研究法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的工业化进程，进一步的发展了凡勃伦观点，指出落后国家的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是这一差距的增函数。也就是说，随着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差距的缩小，后发技术差距效应收益递减。用戈氏的话讲，“假定(一国)赋有充分的有用的资源且工业化的巨大障碍已经消除，那么，可以说，其工业化的内在机会会直接因国家的落后程度而不同”[12]（P8）。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受由发达国家所强加的国际分工和不利的贸易条件，不可避免地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和经济依附。二战后，拉丁美洲国家依据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赖程度也在日益加深，国家的工业化政策受到跨国公司的控制，不仅没有给它们带来经济和技术上的独立，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拉美学者提出“依附论”来反思自身的发展战略，并主张从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以及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中去寻找不发达的原因。阿西莫格鲁认为经济发展陷阱实质上一种存在着经济效率损失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因为市场失效而得以持续[13]（P850）。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来保障经济较快速度的增长。正如库兹涅茨所述，经济增长的内涵在于能够给本国居民提供日益多样化商品的能力日益提升，这种不断提升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之上的[14]（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是依据本国劳动力和资源上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布局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伴随着收入水平和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逐步缩小，且面临着美欧国家高端产业“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挤出”效应的双重压力，中等收入国家的学习红利递减和增长成本激增，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难以延续，在低收入阶段行之有效的经济增长战略将失去效力。如果不能通过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来支持进一步的增长，也就无法达到“双峰”假说所限定的生产要素和制度因素条件[15]，与高收入国家趋同的可能性很小，中等收入国家也就必然会长期停留中等收入阶段而无法自拔，也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背景

2011年全球“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增加到104个，集中了全球50%以上的人口。从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经验看，虽然许多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在向高收入国家的攀升中，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脱颖而出，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如何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众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经过30多年经济的持续增长，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4936美元，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样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较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愈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1.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验启示

二战以来，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只有日本和韩国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的人均GDP在1973年为3873.467美元（按现价美元计算，下同），到1986年达到16633.91美元。韩国的人均GDP在1988年突破第二时点，达到4465.67美元，2003年达到了13451.23美元。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花了大约13年时间，韩国则用了15年。

知识积累致使的技术变革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在特定的竞争均衡下，实际增长率中起最大作用的因素是技术进步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16]。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其最显著的特征恰恰在于实现了由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向依靠技术立国、自主创新为内生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成功地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提升了本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了本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升级，进而成功地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国家转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政府从1960年代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显著地改善了本国的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17]。

2.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原因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社在征求50位国内外专家意见基础上，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关键词：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18]。巴西、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作为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为何长期滞留于中等收入阶段而无法攀升，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匮乏。拉美国家长期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和东南亚部分国家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并依据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本国的产业布局，使得本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国际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当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相抗衡。伴随着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人口红利的逐步丧失，若不能成功地实现本国由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向依靠技术立国、自主创新为内生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必将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造成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匮乏，这是中等收入国家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2）经济增长与公平发展的失衡。公平性的发展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收入差距过大一方面约束了中低收入居民消费需求能力的培育，社会整体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另一方面收入差距引致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尖锐的利益冲突成为诱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甚至导致政权更迭，对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影响。

（3）有效制度保障的缺失。制度安排支配着公众及私人的行为，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并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来保障。由中等收入国家早期依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而形成了经济财富过度集中的格局，中等收入国家制度发展和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为利益集团所羁绊。原有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财富高度集中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严重制约着政治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的重构与变革，造成社会经济等领域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配置资源主要手段的市场功能严重扭曲，中等收入国家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要求。

（二）“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有利条件与阻碍因素

得益于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依据比较优势建立的外向型经济和资本积累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维系下的中国经济，同样面临着产业升级困境、资源环境约束、收入差距过大等一系列诱发“中等收入陷阱”难题的挑战，如何突破约束，化解发展难题的牵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1.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1）发展基础优势

30多年的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中国经济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一方面，通过立足于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中国已基本消除了“双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当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中国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剩余和外汇剩余，并利用“双剩余”促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换，能源原材料采掘、电力燃气生产、石油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制品、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通讯设备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得到快速发展[19]。

（2）发展阶段优势

按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中国的工业化率显示中国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即工业化尚未完成，但已进入由一般加工制造业为主向重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革命深化的阶段[20]。与高收入国家70%以上的城市化率相比，中国现阶段50%左右的城市化率存在着广阔的升级空间。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前的未来10年～20年里，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的区域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等都存在水平和结构上的差异。通过实现产业在东中西部三类地区的重新布局,即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回归其劳动力丰富比较优势的同时,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21]。与此同时，国内庞大的市场空间也为各类产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综合竞争力。随着基础设施网络化、现代化水平的继续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中国国内市场的统一性将进一步增强，交易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将进一步提高，庞大而统一的市场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将更大[3]。

2.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阻碍因素

（1）产业升级困境下的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桎梏

以各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布局的比较优势战略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业布局的主要依据标准。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建立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要素禀赋基础上的低端比较优势的发挥。但是，在低端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结构存在着高要素投入、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特点，是以资源、环境和社会公平等为代价的排斥性增长模式。伴随着经济发展及经济结构优化，原有的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土地等要素的成本加速攀升，原有比较优势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结构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下降，必将难以维系和支撑经济进一步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加快自身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调整时，面临着由发达国家对技术密集型工序和产业垄断所形成的高端产业的“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依据低端比较优势构建的低端产业的“挤出”效应的双重巨大压力[22]。既有的国际垂直分工格局和中国30多年来后发优势的发挥，借助发达国家有限的技术引进和中国的自我技术模仿为中国企业初期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也引致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自主创新能力与动力的严重缺失。在现代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内生研发推动的创新和知识积累恰恰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要素[23]。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陷入困境，成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的主要阻碍。

（2）“排斥性”增长的典型矛盾

收入分配格局严重扭曲。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保障人民机会平等的关键所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会引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造成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严重依赖于国外需求，经济的长期发展稳定性产生制约，甚至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由最初的0.2左右上升至2007年0.47[24]，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并呈进一步扩大趋势。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上却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之中：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但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25]。初次分配不公、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政策倾斜不平衡，税收调节功能不足、城乡二元体制仍旧存在、历史和自然地理等因素、垄断与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以及权力寻租、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26]等是导致我国整体基尼系数、城乡、地区和行业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重要原因。

需求结构的失衡。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既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更是推动经济不断前行的主要动力。居民消费需求作为决定一国消费需求总量的主要因素，充分的国内需求特别是充足的居民消费需求是保障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和由投资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的唯一途径。中国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48.8%下降为2010年的33.8%，与发达国家普遍高于60%的消费率相比，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并呈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下对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的高度依赖，这必将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影响，并制约我国由投资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

资源环境的硬约束。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资源环境的高消耗低产出的增长方式之上，存在着对资源等要素投入的高度依赖，并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破坏。中国的平均能耗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且产出效率较低。2010年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石油、铁矿石等均已超过50%。低效率的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高消耗导致中国的资源环境能够承载经济增长的空间急剧缩小，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加剧，且对外资源依存度的逐步扩大，中国经济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资源和环境硬约束的严重挑战。

（3）市场功能的缺失与政府职能的错位

市场作为现代经济调节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具有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分配收入和自我修复和调整的功能，但其自身也存在着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短缺、收入差距恶化等缺陷；因此，需要政府来弥补市场功能的缺陷，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27]（P2729）。政府在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一方面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面对市场机制失灵，政府应当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起点，发挥政府社会公共服务功能[28]。

3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在维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却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市场中一个重要的竞争主体的角色，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政府职能的越位和错位侵蚀市场的有效调节功能，权利与市场相结合的寻租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行为和短视，引发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源环境破坏现象频发[29]；而需要政府发挥主体作用的公共服务领域需，政府却选择性缺位，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虽然经济迅速发展，但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欠账过多，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30]。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的政策指向

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挑战，能否实现由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的转变，进而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由“量”向“质”的转变，缓解乃至化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滞留的矛盾和问题，能否有效应对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时可能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成为中国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时的重要任务。

（一）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实现中国产业升级

随着劳动力等要素比较优势衰减、人口红利式微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31]，中国以要素驱动为主的经济持续增长动力难以为继，能否在要素禀赋发生质变之前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动力向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创新驱动的转换，是中国经济增长实现质的提升和向高附加值产业突破和升级的关键。

“前有壁垒，后有追兵”，面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中国一方面需要重新整合和塑造国内区域间的产业关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通过承接国际高端制造业和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来实现自我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攀升，中西部区域加快产业承接转移步伐以实现相对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构建来维持既有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鉴于人力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中国需要提高本国的人力资本的整体水平，提高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形成能够满足中国自身动态比较优势的构建、产业升级要求和适应中国产业结构的人力资本体系。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国内研发能力和整体的知识积累水平，加速中国的技术进步的速度和创新能力的培育；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高度依赖，注重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进而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

（二）由排斥性增长向包容性发展的转变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民生和保障国内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福祉。中国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但增长过程中成果分配的不公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资源与环境不可持续等问题日益突出。由排斥性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冲击，如何缓解和化解矛盾成为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任务，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并为最广大的国民共享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是其关键所在。

由人民分享发展成果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完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世界各国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致的社会不稳定现象警示我们，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般悬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上空，中国唯有建立更加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原则的收入分配政策，着力解决国有企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高收入问题，克服资产分配不公引致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并创造条件让居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以更加偏向于居民的公共财政支出与税收制度和可及的公共服务来实现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发展成果共享，方能形成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注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和壮大，努力构建橄榄形的社会收入结构，保证社会起点公平、机会均等，避免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和对立；同时也夯实了国内消费需求能力的基础，逐步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

适宜的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是高质量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注定难以长久，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对其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进行重新考量，寻求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平绿色发展的双重均衡[32]，实现经济增长向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转变。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提升中国城镇化实际水平，是扩大内需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适宜的居住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条件。在实现“居者有其屋”目标的过程中，规避地方政府与房地产行业的“合谋”，规范保障房的供给和商品房市场的有序发展，创造更加适宜的城市人居环境，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三）优化市场的配置功能与政府干预的边界

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是一国社会政治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政府干预的核心在于弥补市场在公共领域失灵的缺陷，并为市场运行机制的完善、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但相比于发达国家长期的市场运行机制，中国的市场化转型道路尚未完成，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是保障经济长久活力的基础，中国必须进一步深入和完善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市场和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完善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整结构的功能，建立更趋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公平的准入机制，为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好的市场经济”必然与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相关联；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需要在不破坏市场运行机制基本规则的框架下进行，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明晰政府职能的边界。中国政府转型的目标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相适应的，纠正单纯的GDP主义，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推动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完善，提升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着重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由偏好经济目标向偏好民生目标的转变，寻求政府职能由生产发展型政府、无所不包的政府、权利无边界的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和政府的转变[33]。

参考文献：

[1]Indermit Gill,Homi Kharas.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M].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2007.

[2]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1，（7）．

[3]侯永志，张军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有利条件和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J］．发展研究，2011，（10）．

[4]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J］．中国投资，2011，（3）．

[5]马 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J］．经济学动态．2009，（7）．

[6][英]彼罗·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7]Malthaus Thomas R.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M].W.Pickering，1986.

[8]De Soto,Fernando.The Mystery of Capital,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M].Basic Book，2000.

[9]Richard R.Nelson.A Theory of the 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 in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6，(5).

[10]Ragnar Nurkse. Som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2，(2).

[11]Thorstein Veblen.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M].MacMillan，1915.

[12]A Gerse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Cambridge，1962.

[13]Acemoglu Daron.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Growth[M].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14]S.Kuznets.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71.

[15]Danny T.Quah.Twin Peaks: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Dynamics[J].The Economic Journal，1996，(6).

[16]Paul M.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8).

[17]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N］．学习时报，20110328．

[18]人民论坛杂志社．十个关键词描绘“中等收入陷阱”［J］．人民论坛，2010，（19）．

[19]马晓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转型——国际经验教训与中国挑战［J］．农村经济，2011，（4）．

[20]刘 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1）．

[21]蔡 昉，等．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J］．经济研究，2009，（9）．

[22]马晓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J］．宏观经济研究，2010，（11）．

[23]严成樑，龚六堂．熊彼特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学（季刊），2009，（3）．

[24]李 实，罗楚亮．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J］．经济研究，2011，（4）．

[25]孙立平．经济增长：一种现实中的悖论［J］．开放导报，2002，（11）．

[26]阮 加，阮敬科．收入分配问题现状、原因及对策探讨［J］．经济学动态，2011，（2）．

[27][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上册）[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28]田国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J］．学术月刊，2011，（3）．

[29]周业安，等．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秩序的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4，（1）．

[30]李义平．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失衡与校正［J］．经济学动态，2011，（4）．

[31]蔡 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

[32]常修泽．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33]方福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路径：市场化与政府转型［J］．学习与探索，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