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报》发表背后的博弈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也称《上海公报》。《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创了中外联合公报的先例，成为当时轰动国际的政治新闻。为达成这一堪称中国外交史上独一无二的公报个案，总理与美国多名政要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最终，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谈判艺术，赢得以基辛格为首的美方谈判代表接受中方拟定的公报文本，促成了《上海公报》的发表。

基辛格突然提出拟定《中美联合公报》建议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一行14人乘坐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抵达北京。虽然基辛格这次只是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访华，但仍被国际社会看成是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全球的外交行动。因此，基辛格的来访接待方案经审核后，很快呈送给了审批。看完接待方案后立即批示：“基本同意，某些地方可能要在会谈中临时修改。”

到达北京后，基辛格与一见面就主动说：“双方应拟定一个尼克松访华后的联合公报草案，最好在我此次离开中国前，双方对公报内容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由于此前美方从未提及此事，所以告诉基辛格说：“公报一事是美方初次提出的要求，我们事先没有准备。”基辛格说：“这是因为世界上有人希望尼克松总统这次访华失败，闹笑话。因此，美方担心如果无声无息地访华，不仅在世人面前很丢面子，而且对美国国内也不好交待。所以，我们对公报内容作了些准备。”听后爽快地说：“那就请美方先拿出一个草案吧。”10月22日，在双方举行会谈时，基辛格一边拿出已拟成的尼克松总统访华《联合公报》（草案），一边对中方代表说：“请你们过目，并提出修改意见。不过，此公报草案已经尼克松批准了。”看完美方的联合公报草案后说：“这份公报是按老一套的格式起草的。你们在文中用了一些含糊其词的共同点和婉转的外交辞令，掩盖了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在上，你们又有意避而不谈美方撤军问题，反而要求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接着，严肃地说道：“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公报。中美双方的根本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容回避的事实，而且这些分歧绝对不可能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就立即消失，所以不把两国的根本分歧说清楚是不真实的。”会谈结束后，立即对章文晋说：既然我们不接受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那么我们就按照1944年底同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当天，章文晋就按照的建议起草了一份中方版的《联合公报》（草案）。

10月23日，召集、姬鹏飞、熊向晖和章文晋等人开会。大家落座后，就开门见山地说：“那个东西（指章文晋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我只看了一遍，发言权不大，只有一点点。一点神气也没有。”话音刚落，就解释说：“这是美方提出来的，他们需要，不搞不好办。主席看的这个联合公报草案，我们还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先送主席审阅，然后按主席的指示修改。”这时，端起杯子喝了口茶后说道：“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大乱嘛！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侮小国。不突出这个，我看不那么妥当。我们是放空炮……要尼克松同意解放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那也难，他也是讲空话。什么维护老朋友啊，不干涉内政啊，不争霸啊，那怎么行……但是他也不好讲大国应该欺侮小国嘛。语言上接受，行动上自由，他们是自由国家，自由世界。说什么不谋求霸权，你美国由13个州到50个州，还不是扩张、争霸的结果？后来还把手伸向全世界。”

当晚，在的主持下，根据对公报内容的要求，熊向晖写出了一份新的联合公报草案。这个公报共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中美双方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与立场。中方部分这样写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侮弱国。中国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争取自由和解放……这个公报草案稿摆脱了老一套的格调，语言新颖、风格独特。看后比较满意。

拿出写明双方分歧的公报文本

1971年10月24日，原定由姬鹏飞与基辛格会谈有关公报的问题，临时改成由同基辛格谈了。会谈一开始，就让姬鹏飞念了一遍中方提出的公报。基辛格听完当场表示说：“这个公报用词尖锐，我们难以接受。”坚定地说：“主席已看了你们的公报草案，明确表示不同意。你们的那个公报我们不能接受。”听到这话，基辛格略显不安地说：“我们起草那个公报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和平是中美双方的目的。”话音刚落，便反驳说：“和平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我们的意见是摆明双方的根本分歧。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能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为了缓和会谈气氛，基辛格连忙解释说：“总理阁下，我们起草的公报是按照国际惯例的。如果在公报上写明中美双方的分歧，那不等于告诉世界，中国和美国正在吵架吗？”不以为然地说：“吵架是正常的，我们两国打了许多日子的仗，相互隔绝了20多年，分歧是必然的嘛！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分歧。”基辛格顺着的话进一步说道：“我们不能光举不同的观点，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机智地说道：“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我们拿出的这个方案是初稿。你们可以再商量看看，今天暂时就谈到这儿吧。”基辛格对的用意心领神会，并附和地说：“同意中方的提议，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你们的方案。”

复会之后，基辛格对说：“我也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路，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思路。想的问题未必就是尼克松想到的，双方各自摆明分歧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中美能够公开承认存在分歧，才会更显得双方共同点难能可贵。这样既可使盟国放心，又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而且人人都会确信，这个公报是真实的。当然，你们的方案从大的方面讲可以接受，但是你们的某些提法太僵硬，我们难以接受。这种在你们的报纸、电台常用的词，放在美中联合公报里面，就好像是在辱骂美国似的，我们接受不了。”沉默一会后，自信地对基辛格说：“有了大前提，事情就好商量了。你们再看看想要在哪些地方作些调整和修改。如果你能说服我，为什么我们的字句不妥，我就听你的。”基辛格立即回答说：“好！我们隔天拿出修改方案来。”

10月25日，基辛格真的拿出了一个新方案，但是美方修改后的方案在上的表述与中方表述还是相差甚远。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基辛格提出的新方案这样写道：我们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中美双方因公报内容分歧较大，会谈的气氛又紧张了起来。在会谈中，基辛格反复强调说：“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你们中国人也会瞧不起我们的。”听完毫不留情地回应说：“什么叫背弃朋友？首先要搞清一个前提，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先占着我们的领土台湾，这样做本身就是不对的。你们承认是中国的内政，就应该撤走你们的军队。如果贵国政府在上仍坚持过去的立场，我们则对尼克松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了。”听到这话，基辛格连忙辩解说：“总理阁下，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参议院、众议院对总统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还有共和党和之间……退一步说，总理阁下所提的问题，总统如能在下一届连任的话，也许就能较为从容妥善地解决了。”说到这里，也体会到了基辛格作为美方代表的难处，于是就和缓语气说：我知道尼克松在作了“五极中心”讲话以后，确实受到了美国国内一些保守势力的攻击。对于你们的处境，我们是略知一些的。你们为了所谓的老朋友，可以使自己陷入不可脱身的地步吗？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州说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总不能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吧？

在仅剩下一天的谈判时间里，决定派乔冠华与基辛格直接会谈，自己则退到幕后指挥。在随后的会谈中，双方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台湾和设立联络处的问题上。乔冠华坚持要求美方在公报中写上：“美国将逐步减少直至完全撤出美国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而基辛格却说：“可以写上美国将不利用它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来对和平制造更多的障碍。美国接受从台湾撤走其军队的最终目标，在这之前，将随着亚洲紧张局势的缓和而逐步减少其军队。”最后，为了打破僵局基辛格委婉地说：等他回国报告尼克松总统后，再找出与中方解决分歧的办法。而且基辛格提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可否在对等的基础上互设联络处，或在对等的基础上在各自友好国家驻对方使馆内设立办事处。乔冠华一听此话，便义正词严地说：“在华盛顿尚有台蒋大使馆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接受设立联络处的建议。在第三国使馆内设立办事处，也不可行。”会谈一直持续到10月26日清晨，双方才把一些原则问题谈清楚，总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鉴于在和设立联络处上的严重分歧，双方同意待尼克松访华时再协商解决。

与美方代表字斟句酌推敲公报内容

1972年1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亚历山大·黑格准将率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作技术安排。黑格此行还带来了一封与尼克松访华公报有关的信件。1月4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黑格。黑格立即把尼克松的信转交给。看完信后认为，信中用“Viability”这个词不够准确。于是，让外交部翻译室核查“Viability”的词意。经查：“Viability”的中文意义是“生存能力”，多指“胎儿或婴儿的生存能力”。根据这一译意，尼克松在信中的意思为：由于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

会谈一结束，立即将黑格带来的信向作了汇报。不快地说：“这是美国借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对中方进行恫吓。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们，那怎么了得！他替我们担心啊？那是猫哭耗子！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1月6日，再次会见黑格。会谈开始后，针对“Viability”一词开门见山地说：半年前，尼克松总统把中国称之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现在美方信中忽然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这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再小的国家，只要不畏，敢于斗争，就能顶住外来威胁，自立于世界之林。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且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我们早已说过，我们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要奋斗到底，要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黑格听后赶忙向解释说：“Viability”一词，是引用了军人的语言，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引起了误解。本人愿意将中方的意见带回去。

不料，的“猫哭耗子”一说，很快就从北京传到了上海。上海的同志在接待黑格一行时，明显存在情绪化的表现。不过，在得知黑格随行人员说“上海的太姬奶糖很好，要买点带回美国去给家人和朋友尝尝”后，立即作出指示：“赠给美国先遣组成员每人10斤太姬奶糖。”上海市的有关负责人立即按照的指示，送给了美方人员每人10斤太姬奶糖。黑格一行也愉快地接受了中方的馈赠。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率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一行来华访问。基辛格一到北京，就对说：“美国国务院的人根本不知道双方已经起草了尼克松访华联合公报。罗杰斯只知道此次来中国需要商讨起草一个联合公报。美方仍将由我负责商谈公报，只有涉及原则问题时，总统才会过问。由于南亚问题因情况变化，需要考虑修改拟定好的公报草案的措词。人员来往和贸易问题还需补充。也需要进一步讨论。黑格提交的措词中方可以考虑。”当即对基辛格说：“当时我就说，不同意黑格带来的公报措词，而倾向于我们原来的方案。如何办当然还可考虑。”

与此同时，派自己的助理熊向晖全程参加姬鹏飞与罗杰斯的双边经济合作会谈，以便掌控谈判全局。在一次会谈中，美方翻译的上衣口袋里突然发出了响声，这个翻译急忙用手去按，但是没有按住。不一会儿，美方助理国务卿格林的口袋里也响了起来。这时，美方代表齐格勒迅速递给罗杰斯一个纸条。罗杰斯看完纸条后便无奈地说：“都拿出来吧！”接着，罗杰斯向中方解释说：“这是同总统联系的小电话。”后来证实，这是小型录音机，因发生故障才响了起来。由于双方在会谈前就商定不用录音，只能记录，因此美方暗中使用录音机的行为暴露，他们显得十分尴尬。会谈中，熊向晖还问罗杰斯说：“美国还要不要入境的中国人按手印？”由于罗杰斯新任国务卿时间短不太熟悉政策，他马上跑到另一房间打电话询问，回来后即对熊向晖说：“这个规定已经取消了。中国访美人员不需要按手印了？”

美方代表心悦诚服地接受中方公报文本

1972年2月24日上午，乔冠华按照的指示，首先宣读了中方的公报内容。随后，中美双方继续围绕台湾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磋商。乔冠华明确地说：第一，既然美方承认所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用什么办法解决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方的措词是“希望”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美方的措词是“关心”它的和平解决。这两个词的含意显然不同，中国不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第二，台湾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而美国把它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美军当然应该全部撤走。美方的措词则是“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声明吗？第三，既然美方承认是中国人内部的问题，当然美国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应全部撤走，所以中方的措词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只讲“逐步削减”，而不讲完全撤出这个目标，中方不能同意。在这一核心问题上，不能和稀泥。紧接着，乔冠华不慌不忙地说：“基辛格博士，你是为你们总统工作，我是为我们总理工作，都是在起着助手的作用。现在的时间已经很晚，几个小时之后，尼克松总统就要回国了。既然这一核心问题难以磋商，我看也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要看到尼克松总统访华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胜利，是一个震动全球的国事访问，有没有公报也无所谓，可以不要发表联合公报了。”基辛格听后立即表示说：“不发表联合公报，对中方来说是可以的，而对美方不行，会有人说三道四的。”正在双方各抒己见时，基辛格的助手洛德把基辛格拉到一旁，两人嘀咕一阵后，基辛格又回到座位。他说：“这一段可以这么写，即对中方关于的提法，美方‘不提出异议’。”乔冠华立即表示说：“这个写法我要请示，你们也请示一下尼克松总统。”

2月25日，基辛格在与同单独谈话时，又提出了公报中关于台湾的那段措词，但明确地告诉基辛格说：“你们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这样表述我们可以接受。但有的词句还需要推敲，如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而不应用一‘部分’。”基辛格强词夺理地说：“部分比省更通用一些。”反驳说：“省比部分准确，而且省也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这个说法在英语中是没有多大差别，但在汉语中却有一些差别。”随后，又说：“看来双方已经接近了嘛，我们已经报告，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基辛格回答说：我们十分欣赏总理和副外长所表现出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是否将中方公报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坚定地说：“还是用‘人民要革命’的提法好，反正这是我们方面的立场嘛。另外我们还有四点共同点准备去实行，这是重要的。”基辛格见难以改变的立场后，便附和地说：“对！那是次要的问题，可以那样。”2月26日凌晨，公报终于谈妥。

当天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完公报后，认为不理想。当晚，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并列举了一份需要修改15处公报内容的材料，例如，有人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说得太绝对了，或许还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当然是指搞运动的人）。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看了这份材料，尼克松十分气愤，在下榻的刘庄宾馆的套房客厅里走来走去。

晚宴开始前，尼克松把基辛格找来商量。基辛格看了材料后为难地说：“公报文本是我和乔在北京花了20多个钟头搞出来的呀！现在要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重来。”尼克松也大声地说：“我批准了，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这个美国总统还有没有脸？”脸色铁青的尼克松思忖良久后，又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后，你再找乔谈一谈。”晚上10时许，基辛格同乔冠华再次会晤。基辛格经过精心琢磨后说：“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主张，还未能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乔，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乔冠华笑着说：“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动不动就搬出来用。”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从而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乔冠华开宗明义地说：“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基辛格诚恳地回答说：“是的。是这个意思。”乔冠华停止了会谈，立即去向总理请示。

听完乔冠华的汇报后，便问乔冠华对此事的看法。乔冠华说：“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呀。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意。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乔冠华恍然大悟：“总理，我明白了。”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修改公报文本的事，还要请示主席。”当即拿起了红色直通电话向作了汇报。接着，基辛格同乔冠华又围绕美国国务院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磋商，直到次日凌晨2时许才达成一致。

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历经4个多月的艰苦谈判，终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也称《上海公报》）。后来，参加《上海公报》谈判的洛德感慨地说：“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上海公报》后，极大地震惊了世界，也影响了世界格局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