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肃清与正名

朝鲜官方媒体报道称，参拜了安放已故领导人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随行人员包括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这是该国官方媒体第一次证实新任总参谋长的身份。尽管两个月前观察人士就在猜测李永吉已取代了前任金格植，因为后者的名字已从出席公共活动的高层名单中消失。现在，猜测成了现实。韩联社则实打实地替朝鲜算了算：自掌权，该国218名党政军干部中有97人被替换，比率达到了44%。其中，在96名劳动党部长级干部里，有38人被替换。

新动作层出不穷的同时，朝鲜还修改了《树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十大原则》。这份“原则”在该国的规范力度要高于《宪法》和《劳动程》，其中的语句是朝鲜公民必须背诵的，并且还要在学校、单位、家庭里遵守。这一次修改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伟业”等字句，已从“十大原则”中被删除，新添加的语句是：“应将我们党和革命的血脉—白头山血统永远延续下去……并坚决保持其绝对的纯洁性。”外界将这句话解读为对金家世袭的规定。 领导：拜托！你跟我坐一个办公室吧

（编者注：中央曾要求各级清理腾退超标办公室，山西在贯彻执行时遇到以下难题）

按照《标准》，地级市城市里的正处级官员，办公用房的面积也不过12平方米。问题很快出现了，但凡是近十年间新建的党政机关办公楼，12平方米的小房间几乎难觅踪迹。即便是作为附属用房的文印室、资料室等等，都很少有低于20平方米的。

由于建筑结构的制约，20平方米办公室是拆分的极限。柳林县的书记、县长、副县长以及十几个局委办的正科级官员，都需要排列组合，重新“搭伙”，排进这些20平方米的办公室。

现实中，副处级的常委和副县长们（12平方米），至少要配一个正科级（9平方米）或两个副科级官员（6平方米）；各单位的一把手局长们（正科级），也相应需要搭配两个人，才能符合《标准》的要求。

当一个正科级的局长接待来客时，旁边坐着个下属，侧耳倾听不妥，埋头工作也不妥，局长别扭、下属别扭，来客也别扭。所以，凡有人来访，级别较低的官员，就得回避出去。而各个局办一把手的办公室，一般都尽量搭配一个副科级的办公室主任，或者是即将退休的、相对属于闲职的官员。

作为（柳林县）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薛保平是副处级官员，按《标准》，他的办公用房面积也是12平方米，但要找到和他“搭伙”的合适人选不容易，一方面，没人愿意和他这个纪委书记同室办公；二来，真要进来人，也有颇多不便之处。 四月网：爱国原来是一个生意？

“海南有一个富商、土豪，身价几十个亿；三亚有个鹿回头公园，很出名，土豪想把鹿回头据为己有，找饶谨（编者注：四月网的创建者、总裁）帮忙，给价500万。”

“为什么找饶谨？”记者问。

“我开始也不懂，但是后来想明白了，四月网的姿态给人一种误解，就是四月或者饶谨有很深的政府背景。”黄伟夫（编者注：曾经的四月网成员，现已离开）说，饶谨设计的“运作方式在于花钱找记者去三亚，内容就是国有公园里面有住户，要改建，用水军炒作国有企业强拆，完了让土豪来接手”。“这是饶谨跟我讲的。我在圈子里朋友是可以的，他希望我来找几个记者。”

鹿回头的项目最终没有谈妥。“好赖人家能混成土豪也是有本事的，一开始被懵，很快就发现政府背景都是瞎扯。”黄伟夫说，“让人很难受，爱国原来是一个生意？员工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啊。” 饶谨，毕业于清华大学，学生时代他便在清华大学的创业圈小有名气。 现在就可以拿自贸区“捞一笔”了

退休职工周阿姨和她的先生已经在上海自贸区里开始注册两家公司。大约一周以后，她和她的先生的确将分别成为两家自贸区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周阿姨并没有在自贸区经营业务的渠道，也不打算实际运营公司。她注册的，只是一种没有实际办公场所的虚拟地址注册公司。这一虚拟地址说白了就是一个门牌号，年租金为2万元。这2万元，也就是周阿姨在自贸区“占一个坑”的主要成本。

这是周阿姨的“另类投资”—炒作壳公司。她正坐以等待的机会，是自贸区的虚拟注册地址不断被消耗，带动租金跳涨，而她可以届时转让掉手中的公司。

“现在2万买一个公司，半年后可以转让了（变更法定代表人及经营范围），自贸区的虚拟地址估计也被买得差不多了，我们预计可以4万出手。”周阿姨说。 2013年10月14日，上海自贸区门口，房产中介工作人员在书写自贸区范围内待售的二手房信息。 要不是官方数据错了，中国的经济会更好

这是来自复旦大学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张军和朱天提出的耐人寻味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消费一直被低估了。

两人在最近一篇论文里提出三个被少算的重要领域：

一是房地产。中国没有正确地计入“归算租金”（指自住房业主如果租房所需花钱的估值）。

其二，不少私人消费是以公司支出的形式出现在统计数据中的。比如，很多高管买私家车，而账记在公司头上。这种情况出现在官方数据中是投资，而实际上属于消费。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GDP调查未能充分反映高收入群体的情况。高收入者不喜欢官员们拿着调查本记下他们的每一笔花费。如果调查中缺少了高收入家庭，那么他们的消费情况也是如此。综合三种因素，两位学者估算中国的消费被低估了10至12个百分点。 起个名字弄个奖，就成了政绩

（编者注：国务院决定取消76项评比达标表彰评估项目）

在中国官场逻辑中，政府部门负责人工作衡量标准不是群众是否满意，而是由上级来认可，各种工作转变成类型不同的评比表彰。奖项往往由上级颁发，获奖等同于上级首肯下级工作……这些评比检查经常与基层实际工作脱节，且占据地方大量日常工作精力，比如本次国务院取消的税务总局主办的“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达标”就非常典型。

问题出在执法过程中。按标准流程，税务局在给企业送达文书时，需要两个人以上送去，见面先出示证件，并告知企业签收后若有异议，可在多少日之内申请行政复议。“我们跟企业很熟悉，会直接让企业来拿走文书。”上述基层税务干部对记者说，执法过程又不会录像，上级来检查时只看纸质东西，一般不会有很大差异，基层干部却耗费大量时间准备几乎无用的各类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