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为你竖起一道彩虹

回顾过去，我常常在想，那些医生在为我的儿子写死亡证明时，应该也为我写一份。我的儿子死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死了。

安迪还不到12岁，但他与癌魔搏斗的历史却有3年之多。他经历了放疗和化疗，曾不止一次地与死亡擦肩而过。每次癌症侵袭的时候，他都疼得无法睡觉，但是他从不抱怨。

在安迪身患癌症的3年中，每年夏天他都去参加夏令营。他热爱这种集体活动，似乎这能使他忘记医院和疾病，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在他第三次去夏令营回来后，我们去医院做例行检查，结果很糟糕。医生安排两天后在距离我们家300英里以外的一家医院里，为他做骨髓移植手术。

第二天，我们把东西整理妥当，装进行李箱中，然后就出发去医院了。我扔进行李箱的物品中有一件是安迪从夏令营带回来送给我的――一个塑料的阳光分离器，它的形状像一道彩虹，带有一个塑料吸盘，可以贴在窗户上。像大多数母亲一样，我把我的孩子送给我的每一件礼物都看作珍宝，并把它带在身边。

我们到了那家医院，开始经历被医生们称为是安迪惟一机会的治疗。我们在那里度过了7个星期。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安迪生命的最后7个星期。

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死亡――除了一次，他试图暗示我。在一次极其难受的治疗之后，安迪问我：“死很疼吗？”他的问话令我震惊，但我诚实地回答道：“我不知道。我不想谈论死亡，因为你不会死的，安迪。”他抓着我的手说：“现在还不会，但是我觉得很累。”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是竭力不去想它。

有时候我去礼品店里买些卡片和信笺纸。我没有什么钱，几乎都不够维持生活的。护士们知道我们的处境，对我们很照顾。他们对我睡在安迪的病房里、吃安迪盘子里的多余食物假装看不见。即使境况如此艰难，我仍然想方设法挤出钱来买那些纸和卡片，因为安迪非常喜欢收到信件。

骨髓移植手术是一次可怕的折磨，安迪再也不能接受别人的探视了，因为他的免疫系统不起作用了。我能断定他的心里一定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与世隔绝的感觉。于是，我决定想办法减轻他的这种孤独感。我到候诊室里去，走到那些陌生人身边，问他们：“你愿意给我的儿子写一张卡片吗？”然后，我会向他们解释他的病情，之后，递给他们一张卡片，或者几张信笺纸。他们脸上虽然都会露出吃惊的表情，但是他们都照着做了，没有一个人拒绝我。

令我感到非常惊异的是这些善良的人们，他们自己也有忧虑的事，但他们还是挤出时间来给安迪写信。有的人只在卡片上写“祝你早日康复”的简短附言。有的人则写得很长，有一两页之多。还有的信里说等安迪的病情好转之后，邀请他去他们老家度假等。我把这些信都寄给了安迪。当我注视着安迪读这些信时快乐的样子，我的心里很满足。

一天，我又到礼品店去买卡片，在那里，我看到一个待售的三棱镜。我想起安迪送给我的那个彩虹形状的阳光分离器，感到我必须把这个买下来送给他。这个三棱镜很贵，但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我急急忙忙回到安迪的病房里，把这个给他看。他正躺在床上，很虚弱。百叶窗几乎全拉了下来，只有一道缝能透进阳光，斜照在床上。我把那个三棱镜放在他的手里，说：“安迪，给我竖起一道彩虹。”他试着抬起胳膊，但是毫无力气。他把脸转向我，说：“妈妈，等我好些了，我会为你竖起一道你永远也忘不掉的彩虹。”

然而，就在几个小时以后，他睡着了。那天夜里，他陷入了可怕的昏迷中。我和他一起待在重点护理病房里，为他按摩，对他说话，为他读信，但是他再也没有醒来。我看到死亡已经笼罩在他的脸上，但我仍然认为还会有希望。

5天之后，医生们告诉我他的大脑已经死亡了，是到把那些维持他生命的机器从他身上取下来的时候了。我问我是否能抱抱他。于是，在拂晓之后，他们将一把摇椅推到病房里来，我坐进摇椅，他们关掉了机器，把他从床上举起来，放进我怀里。当他们把他从床上升起来的时候，他的腿无意中把一个透明的塑料水罐从他床边的桌子上碰到了床上。

“拉开百叶窗，”我大喊道，“我想让这个房间里充满阳光！”护士急忙走到窗边，去拉百叶窗的绳索。

她拉窗帘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彩虹形状的阳光分离器贴在窗户上，毫无疑问，这是这个病房的前居住者――我的儿子做的。我惊愕地屏住呼吸。然后，当阳光充满整个儿房间，它照在了躺在床上的那个透明的塑料水罐上，每个人都用一种敬畏的沉默停下了手中正在做着的事情。

房间里顿时充满了七彩的阳光，成打成打的彩虹，墙上，地板上，天花板上，躺在我怀里的安迪身上盖着的毛毯上――整个儿房间因充满了彩虹而显得生机盎然。

那一刻，谁都说不出话来。我低下头看着躺在怀里的儿子，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安迪走了，但是即使是在第一阵悲痛袭来的震惊中，我也感到很安慰，安迪实践了他的诺言，他的确为我竖起了一道彩虹――一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彩虹。

（衍军摘自《家庭主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