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闽西南地区客家人的经济变迁

摘要：明清时期，闽西南地区因为客家人的迁入与奋斗，社会经济面貌有较大变化。粮食生产方面不但因水渠的兴修而使产量增加，而且出现了多种粮食作物和一年多熟稻米。经济作物方面有茶叶、烟草和蓝靛等种植。手工业发展兴盛，有制茶叶、制糖业、制烟业、纺织业、陶瓷业和冶炼业等。同时，商业亦取得一定程度发展，不但本地圩市发达，而且外向贸易有大量增长，形成一定的贸易网络和经营管理模式。

关键词：明清；闽西南；客家人；经济变迁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206－13

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闽粤赣边区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蛮荒之地，而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客家民系在这一地区形成，这片相对闭塞的蛮荒之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当地百越族土著搭上了汉民族快速行驶的列车，从原始部落社会一跃进入了封建农业社会。

他们从一开始就从提高有限的土地资源利用率的目的出发，排斥了当地土著沿袭了千百年的刀耕火种轮作方式，而采用中原汉族也沿袭了千百年的定居耕作方式。他们伐木垦荒，筑坝造田，把一个个山间小盆地、河谷地以及较平缓的坡地开垦成片片井田或层层梯田，并筑坡修渠，引水灌田。他们从当地土著种植的畲米受到启发，首先在旱地试种产量较高的小麦、高粱。他们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用蜿蜒的盘山小路将一个个定居点连接起来，进而在人口较多的中心村寨开辟了集市贸易，把商品经济引入了千沟万壑之中，为穷乡僻壤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一、粮食生产

平和、南靖和诏安等县以山地、丘陵为主，虽交错着众多的河谷和盆地，但这些河谷和盆地的面积都不大，在其土地面积中所占比例很小，故方志中频频出现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一类的记载，如平和县“县多山林川谷，可耕之地少。农亦最勤，一岁两熟。卑下为田，耕以水火，种以稻秫菽麦之类。高燥为园，并种麻苔吉贝焉”。

由于河谷和盆地水源充足，土质较好，而且易于开垦，因而汉人入闽后，这些地段首先得到开发和利用。但是闽地多山，河谷和盆地极为有限，随着人口的增加，该区民众只能靠山吃山，开垦山地。早在宋代，方勺《泊宅编》即指出：“七闽地狭脊，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甚富者。垦山为田，层起如阶级”。由此可见，闽人在宋代即已开始垦山为田，地处崇山峻岭中的南靖、平和诸县自不应例外。明清时期闽粤山地的开发，在明清人的文集、方志中亦时有反映。如明人谢肇涮在其所著《五杂俎》中即提到：“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清初周亮工《闽小纪》中亦载：“闽中壤狭田少，山麓皆治为陇亩，昔人所谓蹭也”。以上两则记载虽然泛指闽中，平和等山区自应包括在内。

随着山地的开凿和利用，平和、南靖等县的田地面积亦逐渐增大，但因“山壤可耕之地原少，以田名者约有四等，其在平原沃野，恒得水泉灌溉者，日洋田；其附出崖地稍瘠薄者，日山田；其傍溪涧积沙土镇筑成者，日洲田；其筑堤岸障海潮，内引淡水以资灌溉者，日埭田。通一县而计之，山田多于洋田，洲田又多于埭田。田宜稻，岁则再熟。惟山田岁止一熟。以其地性凉也”等因，田地数量到一定高度后就再难有大的进展，如《平和县志》载：“旧志官民僧驿田地溪塘园共三百六十五顷四亩一厘五毫三丝二忽，官民米共四千二百七十八石九斗五升三合六勺四撮五圭。丁米通派粮料钞并差银共三千八百九十四两九钱三分六厘二毫七丝八忽七微三线八沙。国朝定赋役全书，原额官民田地山塘溪园渡三百六十七顷五十九亩七分四厘七毫三丝三忽，内征官折纲徭机三差田地山塘溪园渡六十一顷二十四亩六分二厘二毫三丝九忽，内一则田七十六亩八分三厘四毫八丝三忽，一则田一顷三十四亩四分七厘五毫二丝，一则田一十九顷四十六亩五分四厘四毫六丝，一则田四十九亩一分六厘一毫九丝八忽，……以上官田地山塘溪园渡共一十则，……民田地山塘溪园渡三百六顷三十五亩一分二厘四毫九丝四忽内”，可见增长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清后，除复垦田地外，南靖、诏安等县续垦田地亦非常有限。南靖县“原额官民田地山塘园一千六百一十八顷九十六亩五分二毫八忽，内征官折田地山塘一百六十一顷七十三亩七分四厘七毫二丝，……民田地山塘园一千四百五十七顷二十二亩七分七厘二毫八丝八忽，……征折色充饷原充出续垦田三顷二十亩九分六厘一毫九丝八忽，……征折色充饷汪前峰、韩国玉等垦田园地一十五顷九十九亩三分七厘三丝……，外康熙三十三、三十五、四十等年并雍正七、九、十、十一、十二等年里民首肯额外溢出田园地山二十二顷三十八亩八分九厘一毫六丝六忽”。诏安县“原额官民田地山塘埕数渡九百三顷二十九亩九分六厘三毫一忽，……顺治十八年迁荒田地三百八十四顷一十六亩六分三厘六毫五忽，……自康熙二十一年展界垦复，至康熙二十五年垦复仍足原额”。

由于田土多在山地中，为保证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首先就得解决水利问题。当地劳动人民利用山地丘陵的起伏，就势筑堤贮水，形成陂塘，以便引水灌溉农田。而南靖更是如此，几乎陂塘遍布，渠道绵延。《南靖县志》水利篇记：“归德里，有陂三十二：车头陂，东山陂，大寨陂，车田陂，港仔陂，九娘陂，庙下陂，马头陂，汤坑陂，张渠陂，吴田陂，铜田陂，潭头陂，油车濑陂，渡船头陂，湖湫村陂，酒瓮潭陂，倒树径陂，方广陂，雁塔陂，山城陂，上寨陂，览头第一陂、第二陂、第三陂、第四陂，埔边铺前陂，岩子陂，爬头陂，油车陂，山边油车陂，海仔新陂；永丰里有陂三十七：溪仔陂，下路陂，东洋陂，涂寨陂，涌口陂，龙山陂，寨下陂，庵头陂，径头陂，丰山陂，林口陂，倥口陂，后到陂，石佛陂，新店陂，深度陂，流下陂，车后陂，宫洋陂，余仓陂，凉露亭陂，铁山径陂，宝珠山陂，白浪濑陂，溪仔下陂，铜岭上陂，铜岭下陂，田北下陂，田寮上下陂，金山河乾陂，虎坑罗坂陂，水头亭陂，溪仔溪红火石坑陂，倥口祭陂，火坑陂，尖山前陂，过处陂；习贤里有陂二十五钏五：釜港陂，河圆陂，田墩陂，河口陂，南门陂，洪头第一陂，第二陂，第三陂，第四陂，岩下陂，岩山陂，小溪上陂，中陂，下陂，张仓上陂，杞林陂，溪尾陂，北冲溪边上陂，南冲陂，竹员陂，南安陂，西门外河陂，涵口陂，茭东坑陂，中埔余仓陂，仙宅陂钏，湖北钏，棉内钏，新寨钏，上釜东湖钏……”。

明清时期，当地人民在修筑陂塘的同时，也注意加强对旧有陂塘的修复、改造，使其更家牢固，更能实现为农田进行灌溉的作用。《平和县志》：“本县灌田之陂多溪壑之水，发源甚远。每霖雨，及涨溢，长堤环岸多为荡决，民甚苦之。体民瘼者，必计本堤丁田多寡，量费修筑，有田者当计亩征财，市买木石以秋厥。只有丁者，必验丁而出之力，庶工费有所出，民无苦乐不均之病。尤当相险立矶，以御冲流，然后里分之，石界之，严督而勤视之。庶堤防可久，灌溉之利可无涯也。”随着土地开发，水利工程建筑，闽客地区的粮食生产也有了发展。

闽客地区粮食作物多为稻谷种类，按栽种和收割季节分，有“早子”，即早稻；“晚子”，即晚稻，又名“番或写作翻”、“大冬”诸种。此外，还有一种按栽培

方式而言的，叫“撑子”，或写作“子”。据载，康熙年间平和即有三种稻。分别是糯、香、占糯。稻之粘者即秫也，“占稻宋真宗时自占城国移来者，性与高山相宜，然考大中祥符五年遣使福建，取占城禾，则此种似非真宗时始有矣。”米有三种，白者为上，次班次赤。占城稻抗旱能力强，它不仅扩大了水稻栽种面积，而且也扩大了双季稻的种植区域。稻谷熟制不一，平原地区因气候温和，多栽双季稻，以水稻两熟制为主，高寒山区和边远山田以单熟制为主。正如《平和县志》记载：“田宜稻，岁则再熟。惟山田岁止一熟，以其地性良也。”“要以六月熟者为蚤稻，十月熟者为晚稻，九月熟者岁止一收，为大冬稻”。在九峰种植的三种稻中，糯稻，有早晚二种，赤壳者最佳，俗名金包银，余岁时揉为糕之类，食之大补元气。香稻则性冷宜寒，深山种植，岁一熟。

另外，由于山田众多，又出现了耐旱水稻及麦的种植。如《南靖县志》于毂之属中有记：稻“有早稻，春种夏收，有晚稻，播种与早稻寄秧于田，名日养儿，性耐水，宜低田。早稻即获，再播，至十月收者，宋焉，亦所谓两熟潮田，天下无是也。有占稻，性耐早，宜高田，宋会要大中祥符五年遣福建取占城禾，分给江淮、两浙。山间则有大冬稻，四月种九月获，深山地寒，田只一熟，有香稻，粒大，以少许杂他米中，则满甄皆香，其他种类甚伙，不能毕载”；“古今注云稻之粘者为秫，即也。闽中记闽人供酿之余，岁时春瘁粉为粽糕之属，又有大秫小秫及客寮等名”；“麦，大小二种，广雅云‘大麦也，小棘也，小者可碾为面。秋种冬长，春秀夏收，具四时之气。闽南地暖，冬季种，初夏收，四气不备，故不可常食也。古称麦为接绝续乏之谷，故春秋他谷不书，无麦则书，重之也。又有一种实三菱而黑日荞麦”。

总之，客俗，惊蛰始播种，清明后即三月间莳早稻，六月后收；番稻七月莳，十月收；大冬，四月种，九月收；撑子，早稻耘后在其间插种，六月割早稻后始成长，至九月收。这是客家地区大致的农事季节。可见，闽客地区的水稻栽培品种、季节与方法，已与闽粤赣地区诸族群相同，只是因自然、地理差异而稍有损益。

但有限的耕地，贫瘠的土地，加以水旱灾害的频繁，维持民生甚为重要的稻谷产量之有限可见一斑，为此，闽客区域还普遍种有甘薯等粮食作物。如平和“清代全县各地已普遍种植甘薯”，且已有多种食用方式，这在康熙年间修的《平和县志》中有载：“番薯，一名甘薯，根茎皆可食，其种有红者、白者、黄者。本出吕宋，明万历中始有种，生食如葛，熟食如饴，可酒，可粉，可以代饭，可以止渴，漳人种之，其利甚普”。可以看到，虽然它仍被记录于物产的“蔬之属”部分，但是当地人实用番薯的方法之丰富，尤其是“可以代饭”，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稻米产量不足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

二、经济作物的种植

闽客地区土壤随地形和水热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海拔300米以下的丘陵和河谷阶地，主要分布着砖红壤；海拔300～700米低山丘陵，分布红壤；海拔600～700米的山地为过渡地带，分布黄红壤；900～1500米之间，分布黄壤(如大芹山，灵通山)。自然土壤和耕作层均呈明显酸性，土壤PH值在5～6.5之间，土层较厚、土质疏松、有机质含量中等，适合种植烟草、茶等经济作物。

(一)茶叶

茶叶是商品性很强的一种经济作物。宋代茶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名茶产地已由唐代的福州、建州扩大到了福州、南建州、建州、邵武军、漳州、汀州等六州。据《闽书》载：“又有茶油之茶，建剑汀邵多有之”。康熙《平和县志》就载：“和邑所产，有竹叶、棕丝、茶油、树板诸类”，并有言“茶出大峰山者良”。而且，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专门的优质茶叶的集中种植区域已开始出现，以至于当地老人回忆民国时期的茶叶时，必言大溪、崎岭和大芹山。

(二)烟草

烟草是一种适应丘陵旱地生态而又能获取高额利润的经济作物，最早起源于南美洲，16世纪传入欧洲，然后又由葡萄牙人传入亚洲。烟草自明万历年间从国外传入中国后，立即传播到闽省各县。较早记载此事的为明人张介宾，《景岳全书》日：“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稍后姚旅的《露书》明确指出烟由漳州传入：“吕宋国出一草日淡巴菰，一名日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复多于吕宋，载其国售之”。《物理小识》认为其传入在“万历末，有携至漳州者”。后来也有“始自日本，传于漳州”或“原产(台)湾地，明季漳人取种回栽之”的记载。

而闽客地区温度条件也是烟叶种植的优势条件之一。当地日照平均1385小时～1889小时，年平均气温16℃～21.3℃，无霜期330天左右。烟草是喜温作物，生长最适宜温度为25℃～28℃，优质烟叶生长要求成熟期气温不低于20℃、持续天数50天以上、日照率40％以上，整个生育期大于8℃的活动积温2300~C以上。烟草种植的兴盛除了自然原因，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吸烟在当时被认为具有“能令人醉，亦辟瘴气，捣汁可毒头虱”的功效，“黄童、白叟，闺帏妇女，无不吸之”。其二，如陆耀的《烟谱》所云，闽烟系国外引种，质真高产，国内对此有大量的需求，使烟价倍增，田家颇获其厚利。由于粮食作物获利不多，尽管烟田劳作极为辛苦，“每一亩需人工五十而后成”，是水田的六倍，旱地的四倍。但是“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而且烟草喜温、喜光、耐旱、怕涝、耐瘠的特性可以使原来不甚佳的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据载，“平和的烟草在明嘉靖年间即从菲律宾引进种植。清初，有烟丝销往江西等地。乾隆年间，霞寨的铜场(今钟腾)有生产信灼牌条丝(吸水烟)销往外地”。南靖县亦有之，“烟草，种出东洋，万里季年始有之，一名相思草”。

(三)蓝靛种植

闽客地区的蓝靛种植十分发达，在全国染料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谢肇涮在其《永福县志》中载：“邑居万山之中，地之平旷者不得什一。……引水不及之处，则漳泉延汀之民种菁种蓝，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久之穷冈邃谷”。在平和、南靖等地亦是如此。《南靖县志》明确记载，“蓝靛，有大菁小菁二种，荀子曰：‘青出于蓝’，诗终朝采蓝是也”。

三、手工业的发展

(一)制茶业

茶叶加工技艺到清后日渐纯熟：清咸丰年间(1851－61)安溪县闽南乌龙茶制法传入平和。但农民基本上以种茶为副业，专业茶户极少。据民国时的调查，福建全省的专业种茶户只占5％，其余95％农户以种茶为副业。平和等地的情况与其类似，一直没有大规模的茶园。茶农大多利用斜坡种植，或废地、宅旁、园角、田埂等种植，占地零碎，且同一茶地中，亦常有其它作物间杂，茶树又大多是阔行、丛栽，分布稀疏零散，因而茶叶亩产量极低。

茶农收成的茶叶一部份留给己用(平和各地都有饮茶的习惯，每家每户几乎都懂得简易制茶方法)，剩下的销售给中间商，或直接售给九峰商人。这样一来，九峰商人以其资金，聚拢起九峰乃至大溪、崎岭等地的茶。收购的茶，有些经过了初加工，商人把这些茶集中起来，依靠品茶师对茶叶分等，再精加工，最后包

装，运往各地销售。

小农式生产就此显现出其适应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性质(因其满足了自家饮茶所需，而部分的套种也间获得其余作物)。另一方面，通过商人的收购，完成了松散零碎的茶叶聚集、分等级、精加工的过程。无形之间，小农生产也进入到大规模的、跨省的茶叶经营范畴。这种经营模式，日渐发展，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为茶叶生产的一个高峰，抗战期间茶叶销路被阻，茶园日渐荒芜。

(二)制烟业

烟草的广泛种植促进了闽客地区制烟业的发展，产烟区均有制烟业，“拣选晒干黄漂烟业，经去骨扬尘拍碎，搀匀适宜油水，压成长方砖块，刨制细丝而成”。而平和等地的制烟业亦是出名，如永定就常“向瑞金、温州、平和等地采进烟业”。

但同制茶业一样，虽然烟业在明清时期有所发展。但当时还是散户居多，农民有烟、稻轮种的做法，烟在农民而言还只是副业，也未形成规模化的烟产区。

(三)制糖业

平和制蔗糖的历史非常悠久，据《漳州府志》记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明初，制糖工艺十分简单，把甘蔗切成小块，捣烂后杂以木灰装入有孔的桶，用开水浇下，取出蔗汁组成。明后期，用石辘碾压取蔗汁。制糖之后，平和县更以此贩卖外地，“或种蔗，取浆为糖，亦种烟草，以贷外省”。清宣统元年(1909)，买办分子吴颂山等人合办日榨蔗40吨，年产赤糖200吨的半机制三井平和山格糖厂，始用水车带动欧里机器榨蔗，为平和机制糖的开端。

南靖县也是早有炼制各类糖品之法，县志货之属记：“糖，榨蔗汁煮为赤糖，以泥盖其上，去黄水为白糖，再炼为冰糖”。

(四)纺织业

纺织各式布类，或为己用，或置放他物，在闽客居住地区早已有之，到明清之时更是种类胜多。南靖县的布类就“有蔗(春种秋首，解其皮，净刮之，可为绳，亦可绩为布)、吉贝布(华戌时如鹅毛，绽出为棉，抽其绪，卷为筒，就车纺之，如柔丝状，织以为布，金山总出者佳)、葛布(周礼日：‘掌葛以时，征唏络之材，口溪口出者佳)、苎布(即苎口也，以灰水汇之，其色更白，治以为布)、蕉布(取蕉，剥皮，以灰水汇而绩之，为布名蕉葛)、假罗布(以绵丝、苎丝间织，视之如罗)”。平和县也有“葛布(以葛为之)，绵布(以吉贝为之，亦日吉贝布，种于园圃。其种有二，一曰大数吉贝，高七八尺，可以耐久；一日吉贝，仅二三尺，此种为多。然一岁一种，不能久也。熟时实如裂中，绽出绵土，人采之，以铁铤碾去其核，乃用竹木为亏，牵弦以弹，令其匀细，卷为筒，以车纺之，抽其绪而缀之，织以为布，布类不一，细密者良)，苎布(有白苎布，声荣布，罗布，出西林者佳)，蕉布(取蕉，剥取其批，以灰水汇而绩之)，麻布(有青麻、黄麻二种，皆粗)”。

(五)陶瓷业

瓷器，古代家居饮食用品之主要者，为手工业之重。平和“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粗者出赤草埔、山隔”，南靖亦有“瓷，出山城者殊胜”的记载，其繁盛至今仍有遗址可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平和县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南胜、五寨等地发现大规模明代古窑址，发掘到大量碎片，有碗、盘、盅、盆，以青花瓷为主，还有少量彩绘青瓷、白瓷、酱油瓷。采集的标本和国外收藏的“克拉克瓷”标本完全一样，从而证实“克拉克瓷”的产地在平和。中外考古专家称赞“平和窑，明清陶瓷的宝藏，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1997年全国古窑瓷学术年会正式公布，“克拉克瓷”产地在平和窑址在南胜五寨。目前，在平和境内发现的以南胜、五寨一带为主的古瓷窑数以百计。它们建造于临溪的山坡上，形成“十里长窑”，颇为壮观。这些古窑址，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3个、其中11个在南胜镇和五寨乡。它们是“洞口窑、内窑仔窑、二垄窑、狗头窑、大垄窑、窑仔山窑、呢鳅空窑、田中央窑、扫帚金窑、螺仔山窑、龙必窑仔山窑。窑址保存完好。

(六)冶炼业

宋朝时期，霞寨的铜场(今钟腾)的铜矿已有开采，到明朝后，更是出现冶炼专业户，成为国家税收之一大来源。据清康熙版平和县志载：“明朝年间，在南胜大矾山上，有才矾户20家，取石煎为矾，年征税银20两。官方在芦溪双丰丁仔尾开采银矿”。

客家地区手工业作坊的蓬勃发展，既容纳了大量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繁荣，使客家地区出现了众多商品经济繁荣兴旺的集镇和商品集散地，如汀州古城、上杭县城、永定峰市、下洋等名镇都闻名遐迩，同时也促进了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客家文化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

四、商业的发展

旧时，客家经济主要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除了各地的县城以外，农村乡镇多通过集市贸易，互通有无，以交换生活必需品。我国各地集市，名称不一。岭南名“圩”，中原名“集”，贵州名“场”，云南名“街子”。始记岭南“圩”名者，为南朝-宋人沈怀远《南越志》：“越之市名曰‘虚”’。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粤谓野市日虚。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满时少，虚时多，故日虚也”，故(康熙)《平和县志》云：“和人亦多以市为虚，沿岭南之俗耳。旧志云：‘平和虚市原无贝币，奇货但日用近需而已’。第恐物聚则争，莫司其平，而无赖之徒张狐之威，或攫金而不见人，或择食而猛于虎，是亦民上者之所宜深念也”。

另据唐人梁载言《十道志》则载：“容州(治今广西容县)夷多民少，鼻饮跣足，好歌葫芦笙，击铜鼓，习射弓弩，无蚕桑，缉蕉葛为布，不习文字，呼市为‘圩’”。此中容州夷人，系指今壮侗语族人，从其习俗看，属古代越人后裔无疑。可见，“圩”名源自古代越人。客家人的赴圩之制，是受古代越人遗风所致。

圩市多以三日或五日为期，叫做“圩日”。其时，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热闹异常。故客俗有“还生望圩日”之说。中午为高峰期，此即古代所谓“日中为市”之意。彼此交换之后，各自归去，圩场又变得冷落空荡。据载：“州中各堡市场有五日一圩者，或一、六或二、七或三、八或四、九或五、十；有三日一圩者，或一、四、七或二、五、八或三、六、九。邻近各圩各不同日，彼此可以贸易也”。需加强调的是，此俗延至今日而未变。商品流通的活跃，促进平和、诏安等地市场的发展。下面试以平和县九峰的虚市发展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对粮食和商品作物的需求促进了交换的进行，于是圩市繁荣起来。在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两大贸易场所并存的情况。

从原来的“帝”定墟市贸易时间，实际上更应该说是从当地的庙市发展而来。九峰一般的墟市为每月农历逢二、五、八，这时间和长乐、大溪等镇的墟市时间相补充，构成了此地普通人的商品交易网络。如此，一个月中，每一天都有集市可赶。小商贩也多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贩卖自家种的粮食和烟、茶等商品，或者是自家手工制作的扫帚、簸箕等生活用品，也有来自云霄、东山的海产品。

当地除了每月农历逢二、五、八进行的墟市外，还有一个一年中最大的墟市。这个墟市以东山观音庙诞辰(农历二月一十九)为交易日。据当地人说，那一天，周围大溪、长乐等乡镇的人们也会聚集而来。市场上交易的产品仍是日常生活所需，农具尤盛。

墟市贸易进行着日常物资的交流，其所“易”出自农业，也服务于农业。借

助于庙会聚集的人，东山观音旦之日，恰逢一年农耕开始前一段农闲的日子。从而能够聚集起比其他墟市更为多的人。再者，农民正要准备下一季的耕种，市场也就提供比平时更多的农具。

就聚集地而言，九峰墟市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变化。明时期，缺少资料，但下街巷是如今残留的痕迹。清时期，康熙县志没有专辟墟市一节，但道光县志则专辟说明。现摘录如下：

康熙县志载：县内有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县前街、县后街、学后街、崎街、长美街、提铃巷、水门巷、监边巷。

道光县志载：有东日东街、县口街、三角街、仓前街、崎街、县后街、将军庙前、水门巷

西日西街、射圃前、关庙前、营门口

南日南街、白岁坊、南校场、石门楼、学宫前、下贤堂北日北街、提铃巷、长宰里

康熙县志：县外朝天街、下街、顶街、三角街、金窑街、州主庙巷、知母巷(俱东门外)、顶街、下街、盐街、石桥头街、顶巷、下巷、土龙巷(俱西门外)

道光县志：城外东日朝天街、福井里、金窑街、牛甲街、暇街、东顶街、夏林埔、东檀(土字旁)长宁街、新建街、三官堂、科第坊、接官亭

道光县志记载的商业街较之康熙更加细致化，无论城内、城外都出现了一些新的街道名称。据此可推测当时商业贸易之盛。据采访获悉，民国时期，著名的交易场所一是今天九峰中学所在地的西市场，二是今天华文超市所在的东市场。后来，的红营长推倒旧城墙，今天的西街初成其貌，自此以后，西街成为近几年新建市场之前商贸的中心。另外，这时期特殊的是在今天曾氏公墓的那片地方。旧时是一片空旷地，也是当时大型墟市的交易场所。

可见，农村贸易市场的形成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农村贸易市场是在日常交流的促进之下，日渐完成其交易物和交易人的丰富和规范化的。

第二，商品经济的外向性在九峰人民此间成熟起来的商业运作模式中渐渐融入全国性商品市场。这表现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展和跨省贸易的繁荣。九峰人从事烟、茶贸易自古就有，康熙间县志就记载商人于吴、于楚、于广从事经营。在日渐发展的过程中，九峰商业也渐渐建构起了它的商贸流通路线。

九峰溪最后经过广东大埔县与芦溪汇合流入韩江，明清之时潮州船可延江通航至九峰镇陈彩赤笔村而后换作小船或是挑夫步行至九峰，或是先由九峰出发，组织挑夫挑运货物至小溪然后渡船至漳州、厦门、台湾及南洋。民国时九峰溪河床淤塞不能通航，陆路成为九峰与外界交流的重要途径。

包括水路船只，陆路挑夫在内的集成交通系统早在清朝康熙年间的《平和县志》就有记载，共有八条，摘录如下：

九峰－崎岭－霞寨－丰埔－旧县－洪赖－南靖－漳州府；

九峰－崎岭－霞寨－丰埔－旧县－黄井塘－漳州府(或是三坪－高南)；

九峰北门－坪徊－漳汀司(今芦溪乡)(或是象湖山－永定县)；

九峰西门－水井塘－赤石塘－广东大埔；

九峰－柏嵩关汛－饶平；

九峰－大丰塘－岭水坑塘－大溪塘－安厚塘－十二排塘－云霄；

九峰－安厚－坂仔塘－五寨塘－三角径塘－漳浦交界；

九峰－礤头塘－崎岭－大协关－黄庄塘－小坪关塘－枫埔塘－溪塘－洪赖口塘－南靖县

民国时期，陆路交通更加发展，现据游振尧先生口述补充西南和东南向出县后的交通走向(其中前两条为烟、茶大宗贸易线路)：

九峰－黄田－福田－柏嵩关－矮子坑－深圳－上善－茂芝镇－三饶－黄岗－澄海市－(以下水路)－潮州－汕头

九峰－上坪－下坪－陈彩－大埔县－白土－双溪－高陂－(以下水路)－韩江－湖汕

九峰－茶洋－础溪－苏洋－礤头－板桥－承坑－合溪－崎岭埔－新桥－五斗－大协关－石晶水－黄庄－霞寨－黄埔－小溪――(九龙江上游，以下水路)－漳州、厦门

九峰－福田－福田岭－福山－霞北(下大峰)－冷水坑岭－伯公座－十八弯－大溪－壶嗣－安后－云霄－厦门

如此，形成了以九峰镇为中心，向四方发散的商贸网络。九峰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闽粤物资集散的中心。出现了家族企业，无论从内部资金的周转和人员管理，还是产、购、销上，九峰商业都发展出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和流程。

资本是商业启动的动力。在商业资本的筹集上，据我们采访了解，九峰商人的商业资本有家族中长辈出资、家庭积蓄的资金、家族间的联姻、族人亲戚间的合股经营和借贷等多种方式。如《平和朱氏族谱》中记载：

朱日光公，谥毅正，家境清贫……身强体壮，勤劳奋发，忠厚善良，……年已四十二尚未配偶。时柳员外观其人品端正，处事精明，遂将女儿喜配与他，柳家不但没收分文聘金，而且带去甚多陪嫁，柳小姐还带去不少腰包钱，有了资金，他们一边经营菜业，一边办起烟丝加工厂，经营妥善，后由小型办起大型，销往江西、台湾等地。由于经营有方，得利甚多，成为资金雄厚的富翁。

可见，血缘和地缘网络在商业资金积累方面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经营管理上，亲族、邻居、同乡等是管理层人员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是最常见的经营管理模式。如曾氏宗旭公后裔、闻晃房的十一世孙骈侯、锡侯兄弟先后到江西饶州府设馆开店，经营烟丝业，不到十年，资本达到大洋七、八十万元。万登房的十一世佛记、纲记及十二世孙荣记亦先后到江西上饶开设烟丝店。朱元麟家的“中英照相馆”也同样采取家庭成员分工管理的方式。该照相馆是民国时期其父在九峰镇上办的第一个照相馆，历经三代。店中由父亲负责拍照，母亲负责洗照片。直到解放后朱元麟老先生与母亲、叔婶四人合办照相馆，也是由男子负责照相，女子负责洗照片凹。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管理层人员的范围日益扩展。例如据游振尧老人回忆，民国时其父游盛策在潮州开办的“平和行”就吸收了朱子其等几家邻居、朋友入股共同经营。朱元麟老人的讲述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可见分工明确，以血缘、地缘联结的经营结构在九峰的商业经营模式中显现出很强的生命力。

贸易网络的建立上，“家庭化”、“家族化”的特点在贸易网络建立的初期较为突出。如“明末清初，(曾氏)宗旭公的后裔已开始从外地引进晒烟种植，到乾隆年间种植晒烟已大幅度发展，几乎家家户户均有种植，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于是晒烟的加工作坊应运而生，……经营晒烟业的商贩，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清末民国初年，宗旭公后裔在平和县城九峰开设商店者，为数更多”血缘、亲缘的联系是贸易网络中信任建立的最可靠基础。在这种小规模贸易经营到一定阶段后，扩大的固定商业网络开始在往来较频繁的商号间、商人和买者间建立起来，而此人际商业网络正是基于多次交易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

以此为依托，经营良好的商号即开始以九峰为基地向外拓展，争取更大的市场和商品贸易圈。具有一定规模、体系的大商号由此形成，如游氏的“大和商号”。该商号由游盛策发展起来。游氏14、15岁时在大和商号(专门从事布匹、百货、茶、烟、红糖等经营)当店员，由于勤奋聪慧，为店主看中，将女儿许配于他。其大和商号股份在盛策与曾氏舅舅中四六占股。商号在盛策经营下，日渐扩大并开始连锁化，分别在漳州(力生行，后被公私兼并)、厦门(建河成行，公私兼并)、平和(建兴行，后归游氏)、潮州(平和行，后归妻舅)、汕头(捷力行，后由盛策带香港)设有销售点。

由上可知血缘和亲缘关系依然是平和商业起步、巩固和发展的源动力。以此为契机在多次经济往来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信用关系则在日益扩大化的贸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商业资本的来源，商业作坊的运作，商业网络的建构上都是如此。

随着商人财富的积累，他们影响社会的能力和愿望都日益增长。在道光癸卯年(1843年)的重修武当宫碑记的捐款名单中即有“玉振号”、“裕源号”的商号名称。咸丰十年(1860年)的《重修城隍庙碑记》中“郑胜福元记”、“集意昌号”、“朱元兴号”、“朱大成号”、“铁炉林崎记”、“长盛号”六家商号所捐银款只占总捐款不到5％的比例，到民国八年(1919年)岁次已未仲秋立的《恩置宫修整捐建姓名碑》中“曾协发号”、“曾同泰号”、“曾庆珍号”、“曾和成号”、“曾祥安号”、“曾根和号”、“永协号”、“曾铁兴号”、“宏发号”九家商号共捐银66元，在总共317元捐款中占近21％的比例。统计结果的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表明，从清朝至民国时，随着九峰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号参与到庙宇修建等地方社会公共事务中，商业资本在公共事务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商人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力量的增强也是显而易见的。族谱中关于商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赞助也有记载。如清“朱懋焰公……善于亦农亦商，勤劳俭朴致富，财产足有百万，成为县城富翁……成为县绅，解囊献资公业，清圣殿三及第，建孔庙前花池，修县城东水门。”

综上，明清时期，闽西南地区因为客家人的迁入与奋斗，社会经济面貌有较大变化。粮食生产方面不但因水渠的兴修而使产量增加，而且出现了多种粮食作物和一年多熟稻米；经济作物方面有茶叶、烟草和蓝靛等种植；手工业发展兴盛，有制茶叶、制糖业、制烟业、纺织业、陶瓷业和冶炼业等；同时，商业亦取得一定程度发展，不但本地圩市发达，而且外向贸易有大量增长，形成一定的贸易网络和经营管理模式。可见，客人在明清时期闽西南地区经济变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是研究当地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