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权利观检视

摘要：在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两大原则的支撑下，自由主义权利观强调个人有权利追求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主张权利优先于善，政府应当保持价值中立；虽然自由主义及其权利观占据西方思想的主流，并被充分地付诸实践，但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表明，自由主义权利观本身只是西方社会历史经验的反映，只是西方历史长河中某一阶段的产物，并不是适合于所有不同文明社会的惟一模式。

关键词：自由主义；权利优先于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困境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178－09

近几百年来，自由主义及其权利学说始终占据西方思想的主流，而且在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得到充分贯彻，通行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按照自由主义理想构建起来的。自由主义俨然已经成为当今知识界的显学和实践中的纲领。正是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的推动下，在世界范围内，权利的理论和实践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在我国的权利研究中，一些学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尤其是在研究的论据、论式上，与西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有着相当程度的近似。虽然人是一种“类”的存在，人类的事务当然有其共通之处，理论借鉴既有可能也有必要，但是，把权利本身绝对普遍化而忽略了其生存的特定时空场域，从而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对西方权利理论的简单化的“消费主义”研究倾向却是有待商榷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借鉴的理论资源作进一步的审视，否则可能使我们对权利问题的讨论陷于潮流化而失去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一、自由主义权利观的理论核心

虽然自由主义的理论形态几经嬗变，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功利主义，再从功利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但是在这种变动中有一条基本的线索可以追寻，那就是自由主义的各种“变种”都对权利始终给予密切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讲，自由主义理论形态的更迭只不过是支撑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基础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动所体现的只是对权利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解说。自由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是新自由主义，这以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为开始，以及诺齐克和德沃金相继发表代表性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和《认真对待权利》等著作为标志，西方自由主义便超越了功利主义而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虽然新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某些争论，从而在理论取向上形成了所谓的平等的自由主义(罗尔斯)，自由至上主义(诺齐克)与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德沃金)等不同的理论分野，但是，从新自由主义整个理论风格与理论基调来看，权利优先论(the primacy－of－right theory)或权利基础论(rights-based theory)的确是英美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在具体的观点上不尽相同，但在有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强调个人权利压倒一切的优先性，把个人权利而不是功利作为问题的出发点。”甚至“在自由主义的逻辑结构中，权利观念或说个人自由观念既是逻辑起点又是逻辑终点。自由主义者从个人自由出发，经过依次说明国家、法律、伦理、经济和宗教现象，又回到个人自由，即权利本身”。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是义务论的，其与目的论相对立。道德哲学有两个基本概念，即“权利”(the right)和“善”(the good)，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决定了某种道德哲学的性质。罗尔斯认为，目的论首先把善当作独立于善的东西来加以定义，然后再把权利定义为最能增加善的东西。也就是说，善是人们追求的首要目标，一切行为的价值取决于它与善的关联，而越能够增加善的东西，其价值也就越大。相反，对于义务论，权利概念是优先于善概念的；正义的社会是为人的行为确定了一个范围，而个人必须在这一范围内去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善)。同时，权利对善的优先性也意味着，任何通过违反正义才能获得的利益本身是毫无价值的。罗尔斯是在将权利理解为基本自由的基础上来强调权利优先于善的，而诺齐克则特别强调对物品和利益的所有权也不能侵犯，故而他在一般使用的词“堍ht”(权利)之外，特别用了一个更具有经济和法律意味的词“entitlement”(权利、资格)来强调这方面的权利。诺齐克把权利作为一种对任何行为都始终有效的道德边际约束，从而对国家的行为构成了严格的限制。不管国家的目的、动机如何，任何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或行为准则都不是正当的。

在自由主义看来，个人都是理性的个人，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命，这种独特的生命在个人那里只有惟一的一次，因此个人的分量非同小可，他完全有权利，也有能力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何人都有权利或应该有权利创造或型塑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通过自由、开放和没有限制的选择实现这种生活方式，而政府不应该在公民的生活价值观念上横加干涉。“一个人按照某种全面的计划塑造他的生活，也就是在赋予他的生活以某种意义。只有一个有能力如此塑造他的生活的存在者，能够拥有或者努力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因此，“为了保证人们过有意义的生活的可能性，有必要赋予他们自由主义的权利”。虽然什么是好的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可能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答案，但自由主义认为，这种分歧是十分合理的，也正是这种对于生活意义的看法的多样性理解造成了价值的多元。价值的多元意味着“对多种多样的目的、‘善的观念’予以容忍，而不问这些目的彼此是否能相容”。政府不能用高压的手段将它不喜欢乃至认为错误的价值观进行禁止，使它们无法生存。因此，政府在个人价值观的问题上应当保持中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确保每个人的权利，为人们追求不同的善观念提供中立性的框架，而让每个人凭着自己的自由去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人生观及价值观。

对于政府价值中立问题，德沃金就明确提出，坚持价值中立“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顾虑重重，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存在对人类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的答案，而是因为他们鉴于多种多样的考虑，坚持认为每个人的生活应该由他自己决定，由社会越俎代庖简直是一种最大的侮辱”。自由主义不相信其他人对于个人价值问题的回答必然是正确的，他们只是相信其他人完全有权利按照自由主义自己不赞成的种种生活方式生活，因此，“人们不应当做出否定其他人的独立性的任何事情”。德沃金也明确表示，他与罗尔斯、诺齐克三人在政府价值中立的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即都坚持认为政府不应把某种美好生活的概念强加给公民，也不应该在人的优异性问题上抬一种、压一种以作为政治决策的理由。所以，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指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所强调的‘中立’――国家不应当奖赏或惩罚各种有关好生活的特定观念，而应当提供一种中立的框架，使人们能够在此构架中追求不同的和有可能冲突的善的观念。”也正因为如此，拉莫也认为，“用来描述自由主义本质性的性格的一个自然的观念就是中立性”。

二、自由主义权利观的基本原则

自由主义权利观的理论核心是由其基本原则来支撑的，这些原则也就是自

由主义权利观的理论基础，需要我们进一步剖析。要梳理自由主义权利观的基本原则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学者对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有“自由主义评论家”之称的格雷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普遍主义以及社会向善主义。在本文看来，平等主义明显寓于个人主义之中，因为个人主义的个人就是指平等的个人，如果个人之间不平等则不成其为个人主义了；而所谓社会向善主义并不是指导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只能是自由主义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本身是以普遍主义为依托的，因为只有普遍的(可)向善才是真正的向善主义的。因此，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才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们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权利观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两个原则使自由主义权利观呈现出清晰的轮廓而不至于仅仅是分散的关于权利的观念集合。

(一)个人主义原则

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是自由主义理论学说始终坚持的核心原则。有学者就认为，“个人主义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所有自由主义共同的特征”。一般说来，个人主义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涵义：本体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价值论上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本体论，“本体论寻求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和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并不是超然于人类历史活动之外的玄思和遐想，而是企图通过对终极存在的确认和对终极解释的占有，来奠定人类自身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即人类存在的最高支撑点”。作为本体论的个人主义认为，这种终极存在就是个人，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社会现象只是心灵的一种建构。社会现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社会过程只是作为个人行为的构建来理解的。像‘阶级’、‘国家’或‘社会’这样的集体名词并不描述可观察的实体，因而包含这些名词的陈述只有在被翻译成有关个人行为的陈述时才具有意义”。个人主义坚信个人是先在的个人，是先验的存在物，是最原初、最基本的单位。任何其他的社群，如部落、政府、国家等都有其基础，有其渊源。惟有构成一切社群基础的个人，是不需要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基本单位。

其次，个人主义是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试图提供的是对社会现象的解释逻辑，特别是国家或政府的产生与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根据。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的思想体系的主导线索始终是个人主义，一种可循序得出其逻辑结论的个人主义。因为，对于从霍布斯到康德的所有近代自然法理论家来说，先在的个人乃是团体权力最终的和惟一的来源，共同体或社群不过是每个个人的意志和权力的或紧或松的集合、一种联盟。所有这些思想家都认为，社会生活的所有形式都是个人的创造，只能被认为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自然状态在逻辑上先于社会政治生活，它所考虑的惟有个人，而且逻辑的先在与历史的先在交织在一起，因此，自然状态也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之中，人被设想成在社会或国家创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理论正是从这种逻辑的或假设的自然状态中推导出社会政治生活的原则的，从而个人权利优先论也就具有了其内在的理论逻辑。

最后，无论在本体论意义上，还是在方法论意义上，个人主义本身往往涉及到哲学层面上的某种信念或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是有着价值指向的。个人主义的价值指向在新自由主义那里集中体现为权利个人主义。甚至有人直接将个人主义定义为：“所谓个人主义，即以个人的权利为价值取向。”诺齐克的权利理论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思想。他认为，任何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这“反映了我们的个别存在的事实，说明了没有任何合乎道德的拉平行为可以在我们中间发生。我们中的一个生命被其他生命如此凌驾，以达到一种更全面的社会利益的事情，决不是合乎道德的，我们中的一些人要为其他人做出牺牲，也决不能得到证明。以下这一根本的观念：存在着不同的个人，他们分别享有不同的生命，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因为他人而被牺牲――这正是道德边际约束存在的根据，但我相信，它也导向一种禁止侵犯另一个人的自由主义边际约束。”

(二)普遍主义原则

普遍主义原则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自由主义那里，个人主义经常地表现为一种抽象的个人，它是我们理解人的一种方式。而在抽象的个人观念里，人人又都具有普遍的人性，个人被抽象地描绘成一种既定的人，有着既定的兴趣、愿望、目的、需要，等等；而社会和国家则被描绘成或多或少满足个人要求的实际的或可能的社会安排体系。按照这种看法，社会政治规章制度统统都是一种技巧，一种可变的工具，一种能够独立完成既定个人目的的手段。这种抽象个人观的关键就在于，它把决定社会安排要达到的目标的有关个人特征，不管是本能、欲望、权利还是别的什么，都设想成了既定的、独立于社会环境的。人的固定心理特征的这种既定性，导致了一种抽象的个人观。这种个人被看作仅仅是这些特征的负载者，这些既定的抽象特征决定着他的行为，表达了他的兴趣、需要和权利。同时，自由主义相信人的理性能力是普遍的，每个人都具有理性能力。康德就认为，人的本性是理性，人是能够自我指导的，人或社会人的核心特征就是他将自身视为目的。因此，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己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只有个人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是什么；如果权利不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类的，那么这种权利绝对不是普遍的人的权利，而只能是一种特权。

普遍主义在自由主义那里不仅是权利的原则，更是一种道德理想。在有的学者看来，自由主义权利观的普遍主义原则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对糟糕的和邪恶的东西的深切体验。因为人类已经在历史上目睹了对人之为人的价值的非理性的任意践踏和摧残，而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就是从对这个事实的认识和反思中产生出来的。正是通过这种认识和反思，尊重人类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必然性，以及建立一个普遍主义的道德规范来贯彻这种尊重的迫切性，开始凸现出来。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道德之所以如此强调自由和权利的优先性，是因为没有任何形式的“好生活”能够被富有成效地追求，除非一个社会不仅向它的每个公民授予了必要的权利，而且保证了这些权利的有效行使。自由主义也认识到，为了使得基本人权的观念能够跨文化地得以应用，我们需要确立起某个客观的道德理想。

三、自由主义权利观的困境

众所周知，包括法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自然科学讲究“正确”，即一种科学理论最终正确与否需要在经验世界中进行实践的检验，而社会科学要求的是“合理”，也就是说它要在逻辑上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即对所信奉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给予理性的辩护。那么自由主义的权利观是否得到了使人信服的合理证明呢?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已经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单从新自由主义来看，虽然其了以功利原则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奠定了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学说，重新夺回了西方社会理论与实践的高地，但现实却表明，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本身以及随后的政治实践中都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

(一)理论困境

从自由主义权利观的理论核心来看。一般来说，价值上的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府价值中立的内在根据。价值多元意味着存在多种合理的价值和关于良善生活的合理观念，而且这些价值之间是不可化约的，也就是说，这些价值之间彼此没有加以比较的共同性。自由主义主张权利优先于善，但从多元主义的角度来讲，权利或正义并不能够或应当是决定行为的惟一价值，幸福和爱等价值在终极性方面并不逊色于权利或正义。按照多元主义的理解，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个人有权利自由地采纳多个价值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把任何不同的价值结合在一起。个人有权利自由地形成自己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政府或国家绝对不能横加干涉，对于个人的价值选择，国家或政府在政策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只能保持中立的立场。价值中立是多元主义处理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即当不同的善发生冲突的时候，一种思想体系(政治实践中则是政府或国家)应当保持价值中立，平等地对待每一种合理的良善生活观念，而不应当把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也就是说，当终极的价值之间是不可调和的时候，原则上不可能发现清晰的解决办法，也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但是问题却在于，如果坚持权利优先于其他的价值(其他各种善)，那么，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就将与多元主义背道而驰。而自由主义坚持权利优先于善，权利成为了诸善之善，这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价值多元主义的反面――价值一元主义。

从自由主义权利观的基本原则来看。作为一种方法或学说，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或者说是现代社会的初起阶段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它鼓励个人首创精神，抗拒封建主义传统对人的禁锢。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个人主义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破坏力。如果个人主义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话，那么现在它已经走到了其发展的极限。而且，个人主义的局限性如果在过去还是隐而不显的话，那么它现在已成为社会问题的一个明显根源。所以，有学者认为，“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通病，‘个人优先于社会’是包括诺齐克和罗尔斯在内的所有自由主义者的顽固教条。”在自由主义看来，个人在本体论上是优先的，也就是说，个人是首先存在的，然后再以契约或非契约的方式将彼此孤立的个人联合为国家。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个人是惟一的实体，而社会或国家只是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从个人主义出发，自由主义赋予个人以超越一切的价值，以至于它既没有共同的善和价值，也实现不了个人的善和价值。自由主义把个人置于社群之前，主张个人权利的绝对性，没有认识到任何的权利都是社会的产物，是历史形成的。而这样做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把“天赋权利”视为个人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已经脱离了他具体、现实的社会历史情境，而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是由他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二)实践困境

实践表明，随着自由主义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价值与制度基础，自由主义所坚持的个人主义、基本权利等价值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而社群的价值、美德的价值、善的价值却被后置。因而自由主义权利观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忽视公民的责任，冷落个人的道德义务。人人都只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问题，相互整合和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个人权利与公共义务、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平衡。因为“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社会并不承认义务；它只承认产生于相互的权利关系中，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而限制自身的权利的义务”，如此，基于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话语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就可能变成为“唯权利”论的社会。格伦顿在考察美国权利话语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自由主义权利话语的内在问题：“一种用权利术语来规范重要事项的趋势；一种用僵化、简单而又绝对的形式来陈述权利主张的倾向；一个极端自由的、自决的以及自我满足的权利承载者的形象；以及发展完善的责任话语的缺位……在我们权利语言的结构深层，还有另一个让我们茕茕孑立的特征：一种对人格社会纬度的忽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人类社会繁荣发展所必须的环境的漫不经心。”也就是说，权利话语反映并形塑了一种孤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阻碍了社会成员间的团结，“它导向一种冷淡的文化，即人们坚持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而不要卷入别人的事务当中。……然而，这种孤立自足的危险性在于，它使我们封闭在自己的狭小天地中，而不能或不愿花时间去培养我们倾听他人的能力。我们所听到的只是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将我们不想听的东西过滤掉。”在丹尼尔・贝尔看来，这种现象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由主义权利的个人主义原则有很大关系，“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其好的一面是维护个人自由，其坏的一面是逃避群体社会规定的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和个人为社会应做出的牺牲。”个人主义使个人往往出于对自身权利的爱护而心安理得地抛弃社会责任，把社会公德置于追求自由的考虑之外。托克维尔在此意义上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相提并论，认为“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幼苗枯死，而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但是，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贝拉则直接指出，“个人主义可能已经发展为癌症，这种个人主义的癌症可能已在破坏着社会的肌肤，并且威胁到自由本身。”

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自由主义的权利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权的方式而存在的，权利的普遍主义原则使人权也具有了普遍主义的特征，这也为西方国家实施人权外交和新干涉主义提供了根据。这种人权的普遍主义特征在现实中造成了国家之间的巨大冲突，甚至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依据西方的人权理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试图将自己信奉的价值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忽视甚至漠视他国的特殊性。这种权利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深刻的内在悖论：它为缓和或解决内部的冲突提供了一个较为有效的工具，但同时却加剧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也就是说，这种自由主义权利观容纳了多样的个人，却不能容纳多样的文化。然而，“世界上主要的文化体系都体现了一定的生活方式。不论我们是否发现这些生活方式有吸引人之处，我们都应该把它们看作是有价值的。假设人是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尊重人就意味着尊重文化。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学说强加给那些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用人权喇叭去宣传使别人转向不仅是无效的，也是错误的”。

结论

从逻辑上看，自由主义权利观的理论和实践往往表现出相互支持的双重过程：用权利的优先性来证明这种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又用这种制度的优越性来证明权利优先性的普遍性。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将西方现在的自由民主制度理解为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把政治价值和体现其价值的政治制度看作已经变化、正在变化和行将变化的东西，那么权利的优先性作为普遍原则就变成了一种虚构。辩证地看，自由主义权利观本身是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的反映，也只能是西方历史长河中某一阶段的产物，但自由主义却声称这是对所有文化的全部历史都有效的理论阐释。然而，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明特征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因此，历史没有普遍必然的惟一模式，也没有支配所有文明始终的单一价值原则。将西方的自由主义及其权利观提升为适合于全人类、适合于所有不同文明社会的惟一模式，这只能是西方霸权主义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