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山民望海”的三种姿态

内容摘要：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韩东的《山民》、沈奇的《上游的孩子》，这三首有关山和海的意象的诗歌均发表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此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始，三首都有一个共同的主体人物“山民”，本文试图对三首诗歌里的“山民”进行解读与分析。

关键词：《在山的那边》《山民》《上游的孩子》解读

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1979）、韩东的《山民》（1982）、沈奇的《上游的孩子》（1984），这三首有关山和海的意象的诗歌均发表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

王家新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我”，是一位耽于幻想、对外面世界充满了强烈好奇心的少年。少年有一种走出群山的难以抑制的冲动。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奋起，对实现走向大海的理想坚定不移。

韩东的《山民》全诗只有25行216个字，但构思巧妙，意蕴深刻，物象情节震撼人心，语言质朴凝重，沉滞的诗节中饱含着对古老传统的无奈和对“山外”景况的憧憬。

与韩东笔下的“山民”一样，“上游的孩子”显然也是文化载体，是一个喻指符号。韩东的“山民”只一味地想，一直想到疲倦，终不能迈出山坳一步；沈奇的“上游的孩子”，则与山民同而小同，他不但“梦那些山外边的事/想出去看看海”，而且“真的走出去了”。可惜的是，“上游的孩子”对山外边的崭新世界终无力适应，也就是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所以，便“又很快回来”。越雷池一步就感觉后悔，浅尝辄止便厌烦怠倦，尚未及深入就认为已经看透：“说一声没意思/从此不再抬头看山”。

时势造就了王家新、韩东、沈奇这样一代的年轻诗人。他们那一代，生于五六十年代，从小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经历过“”和上山下乡，在“”结束后又来到大学校园，有人称他们为理想主义的一代，又有人称他们为幻灭的一代。理想主义培养了他们的幻想和精神气质，但他们也是为“理想”的虚妄付出过最惨重的代价的一代。历史是吊诡的，一方面它不屑于重复，一方面又会在不同的时空演出类似的情节――或许诗歌的趣味和价值即饱含在这段历史里。

《在山的那边》：理想主义的望海者

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诗歌中的“我”是一个耽于幻想的孩子，与一般爱幻想的孩子不同：“我”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不仅需要答案，而且还需要对答案的真实性进行实践性的判断。

孩子一般是很相信自己的母亲的，但“我”怀疑自己的母亲。但是这首诗的跳跃性很大，后来，“我”怀疑的“海”居然成为了一种信念，而且是一种特别坚强的信念。但是，由于“我”花费了很多努力，到达一个山顶之时，满心的希望被重重大山所阻碍，对“妈妈””更产生了怀疑。

“我”的成长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只是为着心中的海！一座座山都被踩在了脚下，但是海呢？依然不见踪影。显然，这时的山已不是山，而海也不是海了，山与海是作为现实与理想而存在的，并且时时处于对立之中。

写这首诗的时候（1979年），王家新刚进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此时朦胧诗正以强有力的冲击波吸引着改革开放初的年轻人。王家新显然也加入到了朦胧诗的合唱团，因此这首诗中的“山”和“海”便有了寓意。一般的解读是说表达了“我”对大海的向往和有关海的信念，为了实现理想，要不畏惧一切困难。这是语文教科书的讲法，一般人都能领会得到的，如果我们联系到对文化或文明的思考，便不难得出大山象征着什么了！很明显，山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农业文明），海则指向了海洋文化（海洋文明）。

在改革开放初，经历了思想禁锢的大学生，对当时所接触到的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心境，大多会有同样的喜悦，而且发自内心。我们似乎明白了王家新及“知识分子写作”为什么仍然会对中国诗歌传统不屑一顾，并仅以西方诗歌为宗的原因。因为“妈妈”（传统文化）除了能给“我”提供山那边是海的信息外，就什么也不能提供了。而“妈妈”所在的山中，除了贫穷与贫血，更是一无所有。既然从“妈妈”那里已找不到所需的东西，当然要离“妈妈”而去了。

改革开放初的年轻一代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牢牢地牵系着一个解不开的“海恋”情结。

远离“妈妈”，走向大海，己成为一代人矢志不渝的信念。尽管“海很遥远”，但他们仍将坚忍不拔地走下去。他们不满于山的亘古如斯的刻板，向往着海的喧腾澎湃的活泼：不满于山的四周如墙的封闭，向往着海的坦荡无涯的辽阔。他们纵览千占兴亡，横观世界历史，看清了占老的山地文明衰落而近代的海洋文明勃兴的人类文明演进趋势。在他们的心目中，走向大海，己经成为走向开放的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的象征。为了梦中那片波光粼粼的蔚蓝，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他们“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他们“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他们可以生死以之。

《山民》：虚无主义的望海者

韩东的诗歌《山民》反映了改革开放初的年轻的一代，刚从的浩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热血沸腾。在抚平伤痛的同时，他们关注国家民族历史命运，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分野，他们迫切地想了解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冲破文化桎梏的强烈欲望。

因此，诗中的“山”可以看做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现实的缩影；“他”对大海的向往，其实就是中国人民走出封闭落后的期望；诗中的“海”既是先进的现代西方文化的象征，又是未来理想中国的表征形象。这个形象如同幻想中的自由、美和幸福一样为当时的中国人顶礼膜拜（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有同样的认识）。“海”作为当时文学（文化）的一种神话偶像，是对寻根文学中回归民族传统的一种挑战。然而，“山”与“海”的对比，虽然十分贴切地观照着中国人的当时心态，但从今天看来，这种简单化的对比，难免产生对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双重误解，也多少搀和了一些民族虚无主义的偏激。

想是没有用的。但想比不想，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关键在于做。你只能在踏破芒鞋、踏遍群山之后，走到海边。大海却永远不会因为你想看到它，就自动来到你的面前。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并非人人都十分明白。代表过去的老一代是从来不想，年轻些的过渡一代是想而不做，更年轻的当代人应该是想了就做，敢想敢做。在历史向未来转折的现在，是用行动实现山坳上的中国人渴望大海的梦幻的时候了。突破十万大山的围困，走向充满永不枯竭的活力的无边蔚蓝，去赶海，去冲浪……

《上游的孩子》：浅尝辄止的望海者

沈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活跃在诗坛上的青年诗人。这一代青年诗人，长于独立思考，富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深知，封闭的山坳上的中国必须走向开放的蔚蓝色的大海，黄皮肤包裹的内向型必须转换为蓝海洋激荡的外向型。从封闭落后的生存圈出走，走向海阔天空、五光十色的绚烂世界。

经历了文化专制与思想禁锢的他们更懂得：传统的因循、思维的惰性，文化的重荷，守旧的恶习……缠绕纠结，共同组成巨大的合力，它不仅使每一位出走者都难于迈开双脚，它更能使好不容易出走的“浪子”回头。

东方古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步履蹒跚的现代化进程，充分显示了走出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传统的艰难。走不出古老传统的国人，怎能走向现代的世界呢？现代化问题首先是人的问题，不具备现代素质的人，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现代社会。安于现状从不想迈出双脚的人，不满现状又迈不出双脚的人，迈出双脚走出去然后再转回来的人，均难肩负起实现现代化大业的重任。

韩东的“山民”只一味地想，一直想到疲倦，终于不能迈出山坳一步；沈奇的“上游的孩子”，则与山民同而不同，他不但“梦那些山外边的事/想出去看看海”，而且“真的走出去了”。可惜的是，“上游的孩子”对山外边的崭新世界无力适应，或者说是不愿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所以，便“又很快回来”。越雷池一步就感觉后悔，浅尝辄止便厌烦怠倦，尚未及深入就认为已经看透：“说一声没意思/从此不再抬头看山”。眼睛温柔得像驯顺的羔羊，心中熄灭了“想出去看看海”的激情的火焰，从此“连梦也无”，直到老去。韩东的“山民”尽管没能把走出大山的愿望化为行动，但最终仍为看不到海而“遗憾”；此诗中的“上游的孩子”，在走回来之后则完全死了心，不再看山，不再想山外边的事了。哀莫大于心死，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游的孩子”比起“山民”来又是一个退步。

沈奇在讲述“上游的孩子”的故事时，与韩东讲述“山民”的故事时一样不动声色。但此诗也和韩诗一样极富引人思考的魅力，简洁的诗句留下了巨大的审美再创造的空间，平浅的语言涵盖着极为深邃的思想。其间蕴积了一代青年诗人的深重忧虑，这一忧愤之情因为不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写出，因而更具一种引人长久品味的力量。“上游的孩子是聪明的/不会走路就做梦了/做同样的梦/然后老去”，这几乎是纯客观的评述性的诗句，在你反复阅读时，便有了入骨的讽刺与刻骨的悲凉意味。只会“做梦”而不去执著不懈地实现梦想的“上游的孩子”，“聪明”对于你们，又有什么用呢？！

徐新萍，教师，现居广东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