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 忧思 追问

近段时间，文艺界街谈巷议的事非《人再囧途之泰囧》（以下简称《泰囧》）莫属，这部电影的票房真的应了那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成语。影片在票房上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从电影产业到电影创作，乃至整个电影价值体系的讨论。众多电影院线人士包括投资方光线传媒，以及导演徐峥在面对如此“感冒”的成绩之时，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奇迹“难再复制”。

对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来讲，《泰囧》是一个恰当的隐喻：电影大片所营造的视觉奇观，以及夸张表演所制造的超级笑料，只能使人的审美过程止步于初级阶段——大量的，辅以稀薄的美感。而对于2012年的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来讲，《泰囧》则更像是一个五味杂陈、欲言又止的多棱镜。进一步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与艺术创作之间的距离拉大，进一步将娱乐至死电影生态链中艺术的孱弱与卑微放大。所有这些，与30%增长率之下的170亿元票房无关，与41%增长率下的13118块银幕无关，甚至与扩充至34部的引进分账片的强烈冲击无关！

相对于大喜大悲的电影创作而言，电视剧创作依然延续着近几年的不温不火：现实题材电视剧与现实生活“紧密拥抱”；历史题材仍然在“演绎”与“戏说”两条线上寻找平衡；武侠片在难觅更具新意的武侠故事之前，还是将“翻拍”视作最为保险的运作方式；战争片还在消费着主流观众群体中越来越珍贵的所谓“国仇家恨”……

对2012年影视创作的回顾，更像是通过一些闪光的“点”来审视“面”的成色，进而管窥其对于中国影视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在此，我们不妨换一种方式来讨论这种发展的状态。因为，既然是一种客观的回顾，又是对整体电影和电视加起来的笼统的文化研判，在一般情况下，会有“角度不同，观点亦不同”的论辩，我们将本文按照成绩、忧思与追问的三种角度，分别对过去一年的影视创作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思考加以梳理。

一、成绩

（一）数量增加

电影方面：今年1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在新闻通气会上宣布，2012年，全年生产故事影片745部（含电影频道出品的数字电影92部）、动画影片33部、纪录影片15部、科教影片74部、特种电影26部，全年生产的各类电影总量达到893部。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70.73亿元，同比增长30.18%。其中，国产影片票房82.73亿元，占全部票房总额的48.46%。电影局局长童刚介绍：“2012年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发展的第十个年头，从2002年全年票房9.2亿元至今，10年来，中国电影票房增长18.5倍，年均增长达到39%，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领先。”国产电影在票房上连续增长，足以说明国内观众对电影艺术喜爱热度不减。

电视方面：全国备案申报公示的电视剧剧目超过1500部，40000集，其中同意公示的剧目超过1000部28000集。无论是国有影视制作机构（包括军队、学校），还是私营机构，本年度创作热情依然高涨。

（二）质量提高

2012年，恰逢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以及党的十胜利召开。为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一批主旋律影视精品力作相继问世。在电视剧方面，有《焦裕禄》《杨善洲》《粟裕大将》《元帅》《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红军东征》《国家命运》等，电影方面有《钱学森》《与妻书》《忠诚与背叛》《南泥湾》等，这些影视作品或取材于人物，或立足于叙事，但都把握住了将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将人物塑造的人性化和叙事手法的多样化相结合，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创作上的刻板化、符号化、模式化，以及与观众欣赏角度脱离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过去两年的《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的创作思路。所以，整体水平有所提高。

比如，《钱学森》这部电影，以这位“两弹元勋”的生活、工作经历为线索，尽管叙事上略显拖沓，但整部影片还是力图以一个较平行的视角来观察这位伟人。从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与妻子蒋英浪漫的生活，到简陋的办公室里与换防战士的幽默交流，直至蒋英女士在钱老追悼会上那深情的一吻，精心设计的台词、细腻朴实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了电影创作者试图通过深入人物内心寻求艺术感染力的良苦用心。

再如电视剧《焦裕禄》，同名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曾经拍过，但这部电视剧很明显更加贴近观众、贴近生活，剧中描述焦裕禄打了土匪斗了恶霸，谈了恋爱结了婚，还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了工业科学理论知识，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带领工人制造我国第一台卷扬机，呈现的这些故事大多数观众都是第一次知道，而正是这些平实的生活细节，加上大家耳熟能详的焦裕禄在兰考县治理风沙的故事，使观众解开了对焦裕禄生平的诸多疑问，看到了一个更完整、更真实、更英武的焦裕禄。正如著名评论家李准所说：“电视剧《焦裕禄》突破了好人好事的叙事模式，塑造了一个血肉非常丰满的焦裕禄形象，电视剧始终把焦裕禄放在矛盾冲突中塑造，真实再现了焦裕禄完整的一生，通过他艰苦奋斗的青少年时代、和剿匪经历、在工业战线的工作，以及最后在兰考的奉献，全面呈现了焦裕禄精神，揭示了焦裕禄性格的历史基础和生命体验依据以及他的文化意义。”

现实题材仍然是影视创作的主要方向。电影方面有《搜索》《泰囧》《二次曝光》《神探亨特张》等，这些影片在艺术手法上均有创新点。电视剧方面有《夫妻那些事》《北京爱情故事》《大男当婚》《离婚前规则》《新女婿时代》《媳妇的美好宣言》《温州一家人》《浮沉》《天真与现实》等，这些电视剧突破了以往一些家庭剧为设置冲突而将家庭剧变成“家斗剧”的套路，以柴米油盐的琐碎、锅碗瓢盆的碰撞等生活细节，营造出了时代变迁背景下日常家庭生活的温暖和喜感，挖掘出了人生意蕴和生活道理，强调了真善美是支撑社会核心价值的力量。

谍战剧热度下降，数量上大大减少，而制作水平整体上看有上升趋势。电影《听风者》由于制作班底基本上以香港人为主，所以效果自然与以往的谍战片有所区别。电视剧《悬崖》和《誓言今生》是2012年谍战剧创作的两个高峰。《悬崖》没有重复以往谍战剧单纯靠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的模式，而是杂糅了各种元素，它是生活剧、间谍剧，也是情感戏。该剧在叙述角度、结构、人物塑造、悬念设置、细节、镜头处理、场景转换、画面剪辑等方面也追求精致。《誓言今生》则把谍战剧推向了写历史的更高层次。它以海峡两岸情报战线的秘密斗争为主要内容，在亦真亦幻的叙述中，用艺术的态度还原历史真实，给观众营造一种走进历史时空长廊的感受，具史诗的精神内核。

历史题材《新白发魔女传》《轩辕剑之天之痕》《天涯明月刀》《活佛济公3》《钟馗传说》《穆桂英挂帅》《薛平贵与王宝钏》是2012年最主要的几部古装剧。在这些改编自历史典故、武侠小说和网络游戏的古装剧中，济公吃肉喝酒、谈情说爱，钟馗口吐英语，太上老君玩蹦迪，穆桂英成了傻大姐……无厘头式的恶搞、离奇的颠覆性剧情、雷人的人物造型是这些剧的共同点。虽然它们暂时吸引了一些观众，但这种过度解构、不尊重历史的改编，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创作，在吸引眼球的同时，也招来了观众的批评。

难得的是，《木府风云》和《坡》两部古装剧为荧屏增添了一抹亮色。具有史诗气质的《木府风云》以历史上云南木氏家族的风云变幻为题材，书写了一段传奇女子的情仇爱恨故事，歌颂了开放亲和、诚厚谨慎、勇敢善战的民族精神。古装人物剧《坡》没有将叙事重心放在权力斗争上以满足人们的政治窥视和权力想象，而是把政治斗争作为背景，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对事件中的人进行客观、系统分析，从权谋看人性，从诸多人性的表现中凸显坡的高尚情操，从而开创了古代文人名士剧的新风气。

（三）影响扩大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曾几何时，《红高粱》在西方电影节上的成功昭示着莫言作品所传达的思想观念能够被西方认同；如今，莫言作品获得世界文学最高奖项，同样意味着中国影视有能力实现更高的跨越。曾有人做过这样的比喻：“有10个人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可能只有5个人读过他的小说，但一定有9个人都看过那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莫言的作品《姑奶奶披红绸》被改编拍摄成影片《太阳有耳》，拿下柏林电影节银熊大奖。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电影《暖》获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大奖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所有这些看似鼓励的事件实则互为因果，一方面印证了文学与影视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影视对文学的促进和渲染。

2012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授予高群书导演的《神探亨特张》，这部电影同样意味深长，简单的故事情节中放射着人性的光芒，这种极具艺术性的写实主义拍摄手法，让观众联想到已故著名台湾导演杨德昌，这部影片使观众在深刻了解一名无私的基层民警形象之余，还对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现实矛盾感触颇多。

二、忧思

2012年，在众多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背后，中国影视创作也暴露了令人忧思的一面。主要反映在以下几种对影视创作的评价上。

（一）“抄袭”之忧

国产电视剧整体水平呈螺旋上升状态，但在这个过程中，仍有大量抄袭之作应运而生。有学者把这种抄袭的深层次原因归咎于编剧，如2012年的电视剧编剧讲坛上，影视剧编剧彭三源针对全国去年上半年800部电视剧收视率破1的仅占5%的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部分是烂剧，跟风之作及猎奇、狗血剧层出不穷。这与无理性的投资拍摄当然相关，但根本原因在于编剧。”

比如今年年中热播的《爱情公寓3》，就有细心的观众发现其与欧美剧《老友记》《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生活大爆炸》《IT狂人》在部分情节设计上“确有雷同，实属巧合”。但这些言论立即遭到《爱情公寓3》编剧汪远的否认，汪远认为，剧中一些桥段来自于对国外的影视剧“模仿基础上创造”，“这些情节经过了我们的再加工、再创作。”汪远认为《爱情公寓3》做得好还是不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而《青盲》《传奇之王》因为与欧美剧、韩剧雷同点过多，遭到大量观众在网上发帖谴责。

抄袭风的另一种表现是“跟风创作”，曾几何时，由海清、黄海波、柏寒主演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火爆荧屏，时间不长，贴着“某某的美好时代”标签的所谓家闹剧前赴后继，如《裸婚时代》《小夫妻时代》《妯娌的三国时代》《新女婿时代》等。上海台刚播完《婆婆来了》，接下来又拍了《丈母娘来了》《前妻来了》，最近还冒出《继父来了》……这种意义萎缩、机械复制的制作形式，对电视艺术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首先，强制性地将大众的目光通过电视媒介聚焦某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这是对大众文化的误导；其次，对某种电视题材的长期过度消费，结果只能是使这样的题材内容被完全用烂，变得毫无文化价值可言。演员徐峥的话值得玩味：“抄一处，观众还能一乐，抄一百处，可就考验观众的忍耐力了。电视剧作品要想真正吸引人，终归还是得有新意。”

（二）“娱乐”之忧

在百度搜索关于娱乐的定义，如是说道：“是人追求快乐、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天性。”应该说，这种观点与托尔斯泰所总结的现代人对艺术的定义是一致的：“任何一种艺术只要能给人以快乐，就是好艺术。”（这并不是托尔斯泰本人的看法）。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在2012年2月27日播出的《天天向上》节目中这样诠释娱乐二字。原话为：“娱”在古代又通“悟”，娱就是在领悟过后的一种情绪，“乐”在甲古文中是“成熟的麦子”的意思。所以娱乐是“领悟之后的感受和成熟之后的喜悦”。

所以，我们不认为大量观众将电视视作一种娱乐工具是错误的。但2012年的影视创作领域，仍然充斥着大量的“‘娱’不惊人死不休”的作品。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所说，“从过去忽视观众娱乐乃至说教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冲淡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极端；从过去曾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能事的极端；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拆卸、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从过去普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的‘非英雄化’倾向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极端，跑到大制作、大投入的‘营造视听奇观’的唯美主义的极端……凡此种种，其结果都导致‘过度娱乐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

仲呈祥所说的“五个极端”与中央有关部门批判的文艺创作“三俗”现象是同源的：“娱乐工具化的极端，人性误读的极端，解构经典的极端，价值观混乱的极端，视听奇观的极端”是当前影视创作的不良风潮。具体到我们熟悉的抗日题材影视剧，2012年，仍然有数量可观的抗日题材影视剧获得立项、播出，但几乎没有新意。甚至包括宁浩的《黄金大劫案》也在以抗日为卖点赚取票房，但影片除了带给观众短暂的娱乐放松之外，一无所获，这种娱乐完全不应该是因为又一次虚构出了一个抗日故事。一位编剧指出，“现在抗日剧的代名词就是洒狗血，为了猎奇，连和尚抗日、尼姑抗日都出来了。这种做法太急功近利。”而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对当下革命题材的娱乐化倾向也提出了严肃批评，并再次强调，娱乐元素不能战胜一切，当下不少革命题材娱乐化，是不对的。展现抗日革命的题材，应该是以真实、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创作，如果用娱乐化的态度，以娱乐化的方式处理这种严肃的、复杂的革命题材，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廉价的英雄主义，是浅薄的自我满足。

（三）“解构”之忧

年末岁初，随着电影《王的盛宴》的上映，以及电视剧《楚汉传奇》《隋唐演义》等的热播，一股久违的影视作品“解构风”已经“渐欲迷人眼”。陆川的第一部古装电影《王的盛宴》因其对经典楚汉历史的再次解构引来观众诟病，尽管陆川在开拍之前做了很多详细的考证工作，也确实有自圆其说的故事线索，但这种将历史“拆开了、揉碎了，而后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安排”的做法存在着冒险的成分。《王的盛宴》并没有给陆川带来“票房盛宴”，但陆川却延续了从《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中对某一创作题材的独特的把握，而这种把握是建立在对历史解构的基础之上的。影片一开始就声称根据《史记》创作，但影片所反映的内容却与司马迁通过《史记》所传达的历史精神和民族精神相去甚远。

三、追问

（一）“中国特色”与“中国成就”

著名电影理论家饶曙光认为，影视创作领域的中国特色应当包涵以下四个标准：第一是在创作理念上要有文化担当、文化创新精神和品格；第二是在表现方式上要把高科技转化为艺术创新能力；第三是在精神内核上要强调文学对电影基础性、支撑性的作用和意义；第四是在文化输出上要坚持本土立场、国际表达，提高国际竞争力。而以此为标准所形成的精品影视剧作品可以形成在影视创作领域的“中国成就”。

按照以上四个标准审视2012年的影视创作，我们看到，已在威尼斯电影节与我国台湾金马奖收获至高评价的《桃姐》在“三八”妇女节当日登陆内地影院，让观众领略到许鞍华电影的独特魅力，朴实无华的镜头语言讲述朴实无华的人生历程，感动无数观众。新锐导演乌尔善以过亿投资打造的《画皮2》票房一飞冲天，影片颇为考究的情节设计及制作水准使观众耳目一新。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充满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学的沉思。陈凯歌的《搜索》闪耀着对生命和爱情的追问。电影《钱学森》渗透着浓浓的爱国情怀……电视方面，《北京爱情故事》成为青年导演陈思成追问青春、爱情、贫富、职业等社会问题的话筒；《夫妻那些事》对夫妻之情的多层次刻画足以引发观众对婚育生子等问题的反思；《心术》《感动生命》从侧面反映当前现实存在的看病难问题；《浮沉》则以恰当的内容选择聚焦于国企改制问题；《林师傅在首尔》展示中国饮食文化在国际上的独特魅力；《楚汉传奇》为历史题材影视剧拍摄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全新标准……2012年，所有这些极具特色的影视创作正在积累着中国影视产品的成就，将成为日后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二）“题材多样化”与“内容多元化”

所谓题材多样化，是指影视创作对某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不局限于某种或某几种固定的形式，而采取多样化的表现方式，比如同样是表现励志精神，可以通过历史题材的《愚公移山》，也可以通过现代题材的《中的一条船》。所谓内容多元化，是指影视创作所表现的内容不局限于某种或某几种意识形态领域，比如同样是爱情片，《爱情公寓》和《金婚》所表现的精神内核就不一样，因为这两部电视剧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列宁和都在各自的著作中鼓励题材多样化，列宁在谈到文学创作自由时曾说：“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学家艺术家要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在影视创作中，应当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即通过题材多样化而实现内容多元化。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2012年的影视创作延续着近几年“题材多样化”的良好态势，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阔背景下，在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方向下，题材更加多样化。从大的方面上看，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交相辉映，各有千秋；从小的方面来看，影视剧题材涵盖了农村、历史、军旅、家庭伦理、谍战、少儿等创作领域。在同一题材内部逐步细分，如历史题材很明显地分为遵史型（完全遵从历史，如《大风歌》）、仿史型（重要情节遵从历史，如《楚汉传奇》）和戏说型（只截取历史背景，其余全部重新杜撰，如《甄嬛传》《太平公主秘史》）；另外，家庭伦理也可以细分为青春偶像型（《北京爱情故事》《姐姐立正向前走》）、家斗型（《夫妻那些事儿》《天真与现实》）和伦理型（《感动生命》《心术》《温州一家人》）等。军旅题材也细分为励志型、爱国型。

相对于题材多样化的创作情景，内容多元化显得步履维艰，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从大的方向上看，几乎都是在围绕同一内容原地打转，如今年流行的《甄嬛传》和《唐宫美人天下》以及《美人无泪》，这些电视剧所表现的内容都可以在近几年曾经播出的其他一些电视剧中找到同质化的复制品。甚至在表现形式上也毫无新意。我们的电视剧创作者依旧缺乏一种真正意义的创新意识。同样情况还发生在武侠片的翻拍上，一些翻拍剧甚至连台词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认为这种简单的重复某些单一内容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文化资源的浪费。这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影视创作形成鲜明对比：美剧的拍摄立项审查机制决定了必须在内容上有与众不同的创新，如果没有，你就失去了继续为观众讲故事的权利。

（三）“文化自信”与“艺术自强”

何谓“文化自信”？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这便是一种文化自信。今日中国，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发展质量明显提升的同时，文化力量悄然开枝散叶，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正在成为更为雄厚扎实的“中国软实力”。

何谓“艺术自强”？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文化建设中承担着重要责任。文化自觉、自信、自强与艺术自觉、自信、自强是息息相关的。但艺术在概念上与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艺术包括了某种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的形式，艺术自强主要是指在艺术创作上要脚踏实地，反对浮躁，勇于担当，善于创新。创作出深刻反映现实，让人思考、催人奋进的艺术作品。

当前我国影视创作的繁荣景象充分说明了广大影视工作者对自身文化的自信。我们高兴地看到，影视剧的触角几乎到达了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每一个角落。比如楚汉战争的题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不下20部影视剧来反映，仅2012年，就有《大风歌》《楚汉传奇》《大秦帝国》《王的盛宴》等影视作品共同聚焦于此；仅历史背景为清朝的宫斗剧更是数不胜数，2012年便有《宫锁珠帘》《甄嬛传》《金枝欲孽2》等。而对当代文化的展现也已经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很多人甚至混淆了《北京青年》和《北京爱情故事》中的故事情节，《隋唐演义》和《隋唐英雄》的碰撞播出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必须承认，影视文化自信之根并没有结出影视艺术自强之果。2012年出品的近700部电影中，真正能进入影院放映的不足百部，还有一小部分在电影频道播出，超过半数的电影无缘与观众见面，而所有这些电影中，能够如《泰坦尼克号》一般蚀刻进观众记忆的少之又少，能够如《阿甘正传》一样演变成为国家民族精神的更是没有。近千部电视剧又何尝不是如此，除了满足观众茶余饭后的一些文化需求，难以提升到艺术自强的高度。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