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伴随我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我与诗词结缘已整整半个世纪。先习诗，后习词，诗词伴随我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诗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我就像一颗小小的铁钉，紧紧地被它吸引着，我爱诗、读诗、写诗。当时，在众多著名诗人中，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二郭”――郭沫若、郭小川，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诗如其人，人如其诗，我崇敬郭沫若先生的作品，更崇敬郭沫若先生的人品。那是1963年春天，他来桂林视察工作，我当时在《桂林日报》任文艺副刊编辑、记者，每天都有机会与他接触，我称他郭老，他叫我小曾，他每到一处都要写一首诗，在桂林短短几天时间，就写了30多首。有一天，我趁他难有的一点空隙时间，将我的二首短诗请他指教，他读后点点头说：“不错，有韵味，有意境，还有音乐感，要多写。”寥寥数语让我热血沸腾，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后来，他在会见广西五位青年诗人时又亲切地告诫我们：“新诗虽然不像旧体诗那样讲究格律、平仄，但也要押韵，要有韵味，有意境，既要含蓄又要让人读得懂。”他的话让我终身受益，确切地说，在我后来写词的实践中，这番话，我体会得更深，运用得更多。我一直是把歌词当作诗来写，只不过要把它写成能唱的诗而已。

在桂林期间，郭老白天视察工作，晚上还要为当地领导、单位题词写字留下墨宝，我这小字辈只有羡慕而不敢奢望。郭老的夫人于立群女士也写得一手好字，她很善解人意，悄悄对我说：“小曾，我知道你也喜欢郭老的书法，回北京后让他给你写一幅捎来。”我连忙道谢。见我目不转晴地看她写字，又问：“你喜欢我的行楷还是隶书？”我说：“我喜欢你的隶书。”她马上说：“那好，回去我给你写一幅隶书一起捎来。”听到这番话，我就像做梦一样。一个月后，我果真收到郭老夫妇托人捎来的两幅亲笔书法，我如获至宝。我从这件事获取了莫大的教益，我懂得做人要谦和可亲、诚信认真。写诗、写词都应如此。

正当我雄心勃勃、诗兴大发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夺去了我写诗的权利。1972年终于可以重操旧业，我的任务是写歌词，因为演出需要。正如几位评论家所言：“曾宪瑞由写诗改为写词，进得门来，便如鱼得水。”1972年底，一首《壮家少年热爱》（后改名为《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竟唱遍全国，成为我的歌词成名作。

从此，写歌词便一发不可收拾。许多著名作曲家为我的歌词谱过许多动听的曲子，我永远感谢他们――时乐鳌⑹┕饽稀⒐冉ǚ摇⒘跏召、铁源、羊鸣、徐东蔚、傅晶、金凤浩、钟立民、张卓娅、樊祖荫、赵恕心、田丰等。蒋大为演唱的许多歌曲都是我与赵恕心合作的，如《各族人民一条心》、《春风》、《渔港恋歌》、《春潮曲》等，中国唱片社还出版发行了由我作词、赵恕心作曲、蒋大为演唱的唱片专辑，这在当时尚属首创。田震的第一盒磁带专辑《无名的小花》也是赵恕心与我共同策划的，其主打歌曲《无名的小花》出自我与恕心之手。可以说，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是我歌词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也是我与作曲家合作最频繁的时期。几乎每月都有我与作曲家合作的新歌在各种媒体亮相，获奖的喜讯也频频传来。

我真正对歌词艺术有所领悟，还是1980年“株洲词会”以后。这要感谢词坛泰斗乔羽先生。那次我刚到会务组报到，王玉民同志就对我说：“乔老爷刚才还问你来了没有？叫你马上去他房间一趟。”一进乔老爷的房门，他就笑容满面从沙发上起来与我握手，亲切地说：“宪瑞，你刚到吧，请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乔羽先生，他的和蔼可亲，又让我联想起郭沫若先生。这些大家、名家怎么一点架子也没有，总是那样随和，那样热情，乔羽先生是我久仰的大师，首次见面却一见如故，话闸一打开便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他说：“人民需要歌，时代需要歌，歌词的需求量很大，但写好一首歌词并非易事，不足百字却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学术团体，好好研究歌词……”，从他的谈话中，我开始领悟歌词为何物。我接受了他给我的任务――在大会上作个发言，呼吁成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并把这份呼吁书交给亲临会议的文化部副部长吴雪先生。此后，我有机会出差去北京，总要登门拜访乔老爷，聆听他的教诲，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我给他写信他几乎每信必复，我请他为我主编的《中国当代百家歌词选》、《中国歌海词丛》、《中国词海论丛》、《中国年度最佳歌词》和我的词集《南方三月天》作序，都是有求必应。他写的每一篇序言都言简意赅，发人深思。作为这些文章的第一读者，最先受益的自然是我。当我约请乔老将歌词结集纳入《中国歌海词丛》出版时，他当即应允并回信说：“这将是我的第一部词集，过去一直没有结集我的歌词，是我怕印制草率，索性待有好的时机再说，现在与海内众词友同一步伐，形同军旅，岂不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