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转型问题，面临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GDP增长率一直在往下跌，大家都怀疑中国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可能中高速增长。如果短期的下跌只是转型的痛苦期，那没关系，过两年调整一下就回来了，问题关键在于给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一路下滑，2015年是7%，2016年的增长目标，可能定在6.5%，这样一直下去，不知道会不会一路下滑。

如何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理解这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要理解以前增长模式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什么原来的驱动力不能再驱动了？有什么新的驱动力？如果有新的驱动力，怎么样把这个驱动力发挥出来？

原来的增长模式是什么？很简单，第一投资拉动，第二出口拉动，这是我们所谓的传统增长模式。投资拉动换句话来说，是一种要素推动的增长。

中国投资拉动主要是三块，第一块是房地产投资，第二块是政府的基建，第三块是制造业投资。这三块现在都比较疲软。制造业的投资是这里头最核心的、最根本的驱动力，制造业的投资现在是非常低迷。制造业低迷跟对中国中长期经济愿景和信心联系在一起。因为制造业投资者，关心的是五到十年以后的经济状况，因为那个时候才开始慢慢回本，开始慢慢赚钱。

现在市场的情绪，是比较悲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想要转型，就是说要转成一个以消费为主要的驱动力，以服务业为主要GDP的驱动力。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逐步实现了，可是我们没有投资，没有供给侧，现在特别强调供给侧。因为中国经济现在的疲软是三期叠加，有短期的问题，也有中长期的问题，中长期都是供给侧相关的。所以说，片面强调消费，片面强调服务业，其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然我们强调消费驱动经济增长，但是消费不能片面脱离实体经济，因为片面地鼓励消费，很有可能是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结局。

总体而言的话，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供给侧出了问题。为什么供给侧出问题？为什么投资不足就是供给侧出了问题？为什么投资会不足呢？关键的问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经济发展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型的阶段，在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第一阶段的增长是要素驱动型的增长。第二阶段是效率驱动型的增长，就是中等收入国家，它现在要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于效率。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型的增长，真正成为发达国家以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于创新。

要素驱动阶段面临的问题就是跨越贫困陷阱，跨越贫困陷阱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依然有一些国家长期处在贫困陷阱里面。这阶段的增长特征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还有环境，这些都是增长的要素。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劳动力，这些国家里，劳动力相对价格比较便宜，自然资源价格也比较便宜，空气污染成本很低，大气、水的污染也不会严格执法，价格也比较低。所以，这种情况下，要素驱动阶段的增长，就是依赖这种低价格的要素，拼命地往里头投。

这一阶段做得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

到第二阶段麻烦了，第二阶段廉价农民工没了，这是我们面临最大、最深刻的问题。第二阶段增长靠什么呢？靠效率驱动，就是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时候需要高等教育，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各项改革的深化。

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的阶段，创新驱动的阶段就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创新驱动更难了。创新驱动的时候要求什么呢？要求进一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全部非常高效，要非常好的创新生态、创新文化，这是下一阶段更高的要求。

中国在第一阶段为什么能成功？要素驱动加上效率的改善。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很难做了，特别是要素驱动很难做了。

为什么要转变，为什么不能像前30年那样继续两位数的增长？为什么要转入新常态，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旧常态下每个人发财，过得好好的？那是因为第一是人口数量红利在消失，以后没有三亿多廉价农民工了。第二是人均收入提高了，所以工资必然上去了，劳动力成本上去了。第三环境和资源承受力不足。第四点是很自然的，持续的投资，边际收益已经开始逐步下降了，已经到了临界点了。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

这种模式已经无法持续，所以必须要转型。转到哪里去？我们说要转到效率驱动的增长，效率驱动的增长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经济还有好多无效，或者低效的环节。我们经济无效或者低效的环节在哪里呢？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中国经济中活着，应该感受到、知道我们低效无效的环节在哪里。

事实上中央现在已经完全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供给侧的改革。供给侧的改革着眼的就是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应着眼的就是要素市场的效率的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的提高这里面是包括：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效率的提高，第二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第三土地房地产市场效率的提高，第四政府的角色要更合理、更有效率，第五就是市场体系、市场整合程度。

政府提出产业升级，到2025年要做高端制造业，一要让这些大学生能够进入高端制造业。以后我们劳动力削减以后，很有可能是一大堆大学生操作一大批机器人，在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上工作，这是我们将来解决的方向。

另外，还要他们在哪儿生活，他得住得好。现在我们没有好的城市，所以我们这些大学生找工作就想在北上广深。第三个是要让他们玩儿得好，玩得好是让他们在创意产业、文化产业、服务业需要发展起来，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

但是这个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稳步的城镇化、城市化，我们国家用的城镇化，那就是要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化，要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什么叫提高人力资本？说白了就是你得让人家好好学习，怎么样才能让人家愿意好好学习呢？得让人家学习有盼头。什么叫盼头呢？就是社会流动性，什么叫社会流动性呢？就是所谓的动态不平等。我们说社会流动性就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地位、收入、教育水平的影响。

我们说流动性低，叫做社会固化，那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那社会很高的流动性，那就是我们古代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们经常说社会结构，经常说人力资本要提升，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

代际相关系数，就是说一个人成功靠什么？一个人成功靠基因，靠家庭，靠家庭给你提供的环境，靠社会环境，靠自己的努力，还靠运气。基因和家庭这两块都取决于老爹，能区分基因和家庭很重要，但是一般很难区分，总体来说这两个都依赖于家庭。社会环境大家都一样，努力靠你自己，运气说不准。如果这个社会全靠基因和家庭的话，那自己努力就没有用了，所以就不会去努力地积累人力资本。我们说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是社会活力的保证，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保证，也是我们成功地进行效率的驱动增长和创新驱动增长的保证。

如果社会结构固化，大家都不爱学习了，农村的小孩说觉得没有希望了不去学习了，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那我们怎么样效率驱动，怎么样创新驱动，是没有希望的。事实上这个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社会流动性高，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从刚性的体制转变为弹性的体制。

现在的问题是结合中国的现实的情况，进入中等收入以后，社会流动性迅速降低，社会结构固化。因为以前的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分层，带来利益阶层。大家瓜分这个蛋糕，有些人成为精英，有些人成为普通民众。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分配的不公，导致了他想固化他的分配，社会流动性就降低了。所以说，中国“我爸叫李刚”这种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事件。中国社会在现在进入关键发展的阶段，面临着巨大的经济转型的课题，但更大的命题是怎么转变社会结构，怎么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怎样使社会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感到有机会、都有积极性，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只有这样才是一个能够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这不是道德的问题也不是哲学的问题和政治理念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必然。（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颜色教授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鸿儒论道的演讲整理，有删节。整理/易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