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与俘获

借助央企的强大资本发展本省经济,弥补经济低迷时期民资、外资的投资不足,成为所有地方的“战略选择”。当央企投资成了卖方市场的时候,央企强大的寻租力量,使原本作为市场“守夜者”的地方政府为被管制者所俘获的情况,一下突出起来

11月26日,浙江省湖州市“2010年与央企对接合作项目推介会”(下称央企对接会)在京举行,60多家央企代表到场。

对接会后,湖州市高调宣布,已与16家央企对接,签下投资额高达313亿元的“大单”。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昔日的浙江对央企并不太看重。然而,从去年开始,宁波、绍兴、嘉兴、金华等城市纷纷开始举办类似的央企对接会。

“这很正常。”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央企有钱有资源,不找它找谁?”

同一天国资委的数据:今年前10月,122家央企已交税费总额为11167.4亿元,同比增长22.7%;累计净利润7231.1亿元,同比增长53.1%。

不出意外,央企今年将实现税费和利润的“双万亿”。

盯住央企“钱袋”的,绝不仅是精明的浙江人。

“央”者为王

从去年开始,种类诸多的央企对接会在北京的五星级饭店中连番举行。河北、江西、江苏、甘肃、湖南、河南、安徽、浙江、重庆等省市纷纷组团赴京,专门召开针对央企的项目对接会。宁夏、甘肃等西部省份,甚至出台举措欢迎央企投资或兼并重组本地企业。

有接近国资委的专家透露,在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底,地方对接央企的7.3万亿元投资中,“冠军”是安徽,金额2.5万亿元。

“浙江应该是亚军吧。”浙江省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民间资本发达的浙江,招商央企的力度并不落人后,与36家央企的合作项目总投资达4165亿元。

长长的央企项目名单中,投资金额以数百亿计的不是个例:中石化和浙能集团合作的镇海1500万吨/年炼化项目,投资额540亿元;中石油在台州上马的2000万吨/年炼油和120万吨/年乙烯的“炼化一体化项目”,投资则达800亿元;中核公司在浙江省的3个核电项目,总投资超过900亿元……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周期接近尾声,但新的经济周期正酝酿开始。

借助央企的强大资本发展本省经济,弥补经济低迷时期民资、外资的投资不足,成为所有地方的“战略选择”。地方政府“攀亲”央企,遂成燎原之势。

江苏镇江“央企招商办公室”人士说,“已彻底摒弃‘大呼隆’的招商方式,代之以高密度、多频率、广覆盖、宽层次、不断线的小分队作战,成为全市央企招商工作的常态”。市领导“几乎每月带队奔赴京、沪、川等地拜会央企领导,被不少央企老总呼为挚友”。

监管者与俘获症

面对蜂拥而至的地方官员,央企投资成了卖方市场。央企强大的寻租力量,使得原本作为市场“守夜者”的地方政府,为被管制者所俘获的情况凸显。

“不设条件、不限领域、不拘形式、只讲内容。”华东某省的一名高级官员对与央企的合作表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目前的态度。

作为全国最大的炼油基地之一,石化业在大连GDP中占有绝对权重,还衍生出庞大的港口、仓储等产业。

这样的案例不是个案。

如中石化在湖北的“要求”一样,以投资为筹码的“超额寻租”,在一些央企身上大都有所表现。

山东当地有众多的地炼企业。中石化上马1000万吨/年的青岛炼化项目时,曾向山东省政府提出“关停1000万吨的地炼”的要求,后因涉及多方利益,未能实现。

山东地炼目前已形成每年6500万吨的炼油能力,但由于没有原油进口权,成品油销售渠道受制于人,基本靠进口燃料油维持生产,处境尴尬。

山东省经信委近日出台了《关于加快我省地方炼油企业成品油销售网络建设的意见》,鼓励地炼企业积极“探索统一标识的终端销售”。目前,统一的“山东石化”标识正在设计之中。

但业内人士指出,此举依然无法解决地炼的原料问题。

河北石油商会会长、张家口联合石化公司董事长齐放就表示悲观。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地炼所依赖的“新36条也不过是‘同义的反复,指导性的再指导’,民资可以进入的那些行业,已被央企牢牢把持”,“这就好比一场盛宴,已经坐满了人,现在要座位没座位,要筷子没筷子,民企没法竞争”。

对此次席卷全国的“柴油荒”,齐放认为“真正的祸首是垄断”,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节能减排和游资炒作:“国内原油、成品油包括地炼资源绝大多数由两大央企统购统销,游资如何进入?如果说炒作,也只有两大石油巨头有资格炒作”。

除了在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基础性产业进一步强化控制地位,央企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表现出大手笔。

9月14日,国内第二次光伏电站招标尘埃落定,总量280兆瓦的13个项目中,国内诸多民企“集体出局”,引发争议。一些民营企业指出,央企巨头“不可能盈利”的过低报价,将导致行业生态急剧恶化。

“政府企业化”和“企业政府化”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改革30年,亦是中央逐渐向地方放权让利的过程。为发展当地经济,地方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招商引资、经营城市,更多地参与企业微观行为,即所谓“政府企业化”。

“当招商引资来的企业是民企或者外企时,尽管会产生‘’等问题,但因民企和外企有着相对良好的治理结构,后果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但现在引进拥有巨量资本和人脉优势的央企,如果放任央企对政府公权力的寻租,难保不会出现不良组合的效应”。

他说,如果央企无限扩张,背后的风险就会很大。“当一个企业大到不能破产的程度,它就‘绑架’了全社会,即企业政府化”。

中国创业天使孵化工程组委会秘书长、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晓峰博士担心的是,此轮央企扩张潮下,对民营资本的挤压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比如,两大石油巨头垄断各个环节,民营企业很难插入,与央企巨头比,他们的声音就微弱了。而海外公司如BP、壳牌也进入中国市场,导致民企的进入门槛越来越高。”

“在央企和地方政府这对颇受争议的组合中,问题还是出在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体制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祁光华认为,“评价体系不科学,导致地方政府的职能一直有失位和越位的情况发生。地方政府本应给市场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但现在还是‘惟经济指标’。”

祁光华透露,这个问题已引起决策层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