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学与竞争的意义

作者：金度经 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一、绪论

众所周知，1950年代，马寅初等几位学者提出了人口控制论，而他们的知识被视为“谬论”，并受到了批判。为何他们的人口控制论经历了失败?已有研究都把这个问题归因于“意识形态”。［1］换言之，1950年代末中国政界和学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左”偏向，这妨碍了对人口问题的正确判断。然而，这样的说明方法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它忽视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人口政策。1950年代，中国政府实行了各种计划生育措施，因此，人口控制论之所以受到批判，并不能说是因为它与中国政府的人口政策相反。正如下面将要所说明的，因为马寅初和社会学者是趁着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出他们自己的知识，所以当初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论之间的区别非常模糊，而到了反右运动，那两者才被区分开来。因此，如果“人口控制论”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该意识形态是哪种?如何影响了人口控制论?为什么人口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在缺少其说明机制的情况下，强调“左偏向”只不过是同语反复。问题的核心是在分析其机制，并不是在于描述其结果。而比此更严重的问题是:“意识形态”这个观点无非是回顾性评价。它似乎认为，1950年代中国政界和学界都是不辨菽麦，从而对人口控制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是，正如很多知识社会学者所指的，知识的权威①不是来自于知识本身的属性，而是取决于各种社会因素，［2］所以，当时中国政界和学界以说是一直“正确”地判断人口控制论。换言之，他们是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里理解或解释人口控制论，因而由于与“现在”的判断不同而怀疑他们的判断是不合情理的。关键是哪些社会因素对人口控制论的失败起了重要作用。

二、知识社会学与竞争的意义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的权威基本上是来自于知识共同体的权威。［3］某个知识之所以被视为“真理”，是因为知识共同体内具有权威的组织或机构把该知识定为“真理”。至于知识共同体的权威如何决定知识权威，已有的研究具有两种不同的说明方法。首先，很多的研究大致是强调物质性资源的不均等分布。这种说明方法认为，知识共同体的权威不均地把各种资源散布在知识共同体里，以此赋予每个知识不同的权威。比如，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就业或工资、研究基金、出版机会、组织力量等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资源，而知识共同体的权威把这些资源集中到特定领域，以使特定种类的知识看起来比其他知识更有价值。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象征性资源，即知识共同体的权威能够通过对主要象征的控制来影响知识权威。因为每个知识生产者所从事的既具体又独特的各种研究活动不是直接传播到知识共同体的权威，而是经过某种表现过程，所以它们应该穿一件由知识共同体的权威所规定的“外套”。［4］比如说，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写作方法分别具有独特的叙述方式、用语，因此，某个科学理论获得承认，意味着该知识的生产者忠于那些由知识共同体权威所规定的各种研究规范。［5］再者，知识共同体的权威可能制定各种培养方案来限制知识生产者的资格。Shapin所提出的“可靠性”一概念就是关系到这点，他认为，知识的权威最终关乎“知识生产者是谁”、“他/她是否可靠”等一系列可靠性问题。［6］而至于新知识的出现或发展过程，这种观点倾向于忽视知识生产者的能动性。如果知识生产者只有在占有各种资源时才会产生新知识、提高学术权威的话，那么，新的学术领域如何能够出现?因此，一方面，知识共同体的权威要运用各种资源来控制个别知识之间的序列关系;另一方面，个别知识生产者经常要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可用资源，并满足由知识共同体的权威所规定的象征性条件，以获得知识权威。因此，某个知识获得权威的过程，呈现出与“竞争”相似的局面。［7］正如Latour所言，如果知识的成功与失败不是在于知识生产者而是在于知识消费者的话，那么每个知识生产者一定要使用各种资源来产生“可出售”的知识;否则，不管该知识是多么有价值，它都不能受到知识共同体权威的承认，从而不能成为“有权威的知识”。［8］对1950年代人口控制论在中国所经历的失败的研究也需要这种“竞争”的观点。马寅初等为了获得知识的权威，运用了各种物质性或象征性资源，但他们所产生的人口控制论终于没有获得承认，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知识共同体的权威是被偏见迷惑，而是因为他们所运用的各种资源不够丰富或存在问题。本研究要分析那些资源。通过对1950年代人口控制论在中国的失败过程的“深描”，笔者要说明哪些资源造成该失败，进一步揭示哪种条件在知识权威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表略）

三、人口控制论者的物质性条件

1950年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双百方针”和“计划生育”对当时人口控制论者们来说是一个机会。这种机会有两个层次:一方面，他们能够依靠那些政府政策来直接地主张人口控制论;［9］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宣传人口控制论的价值来获得更多的资源。这种动机给当时人口控制论者们带来了什么程度的影响还很难确定，但是作为一个机会结构，中国政府所施行的两个政策允许他们从事与人口控制论有关的各种活动。首先，他们能够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活动来搜集各种研究资料。从1953年到1955年，马寅初先后三次到浙江省对人口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0］尤其是在1955年5月，他赴温州、宁波等地视察，而在这时，他似乎才全面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两个月后，在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的浙江小组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中国的人口问题。虽然他的发言没有获得其他出席者们的认可，但不难想象，该发言稿就是《新人口论》的前身。［11］其他人口控制论者看起来好像也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吴景超说:“我在北京的一次农村调查中，得到很明显的证明。”［12］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李景汉担任室主任，吴景超也参与工作。［13］吴景超很可能通过该调查研究室来进行实地调查。胡焕庸对江苏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工作，［14］这是借助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所成立的人口地理研究室。1957年9月，中央教育部批准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人口地理研究室，胡焕庸担任人口地理研究室主任。除了这种实地调查资料以外，人口控制论者们能够搜集各种统计资料和参考文献资料。最重要的统计资料可以说是1953年全国人口调查结果。马寅初根据这种人口调查结果来估计中国的增殖率为20‰。［15］而且，他在《新人口论》里提供了另外两种统计资料，而这些资料并不是一般学者能够很容易就能搜集到的资料。他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部分添如下的内容:“以上两表是请国家经济委员会同志们代制的，特此道谢。”陈达所搜集的统计及参考资料更丰富。他提出了18个互相不同的统计资料，其中包含着很多海外资料。［16］特别是1954年罗马国际人口会议所发行的会议资料集被引用到该文章里，而考虑到当时情况，他能够得到最新的海外资料，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事情。根据这种研究资料，他们能够产生他们自己的知识，进一步通过各种媒体来传播人口控制论。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写文章。尤其是《人民日报》不但直接地刊登了马寅初［17］和钟惠澜［18］所写的文章，而且间接地介绍了吴景超所写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19］另一种方法是开设“讲座”。1957年3月31日，马寅初在中华医学会会上着重谈了控制人口;［20］同年4月27日，他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向全校师生作了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21］有时，人口座谈会加强了人口控制论者们的研究活动。据1957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北京劳动干部学校于当年2月15日举行了人口研究问题的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共40余人。［22］此外，1957年3月，《文汇报》也召开了人口问题讨论会。《文汇报》编辑部把其目的说明为如下的内容:“最近几个月来，人口问题很为各方所关心，(……)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对这个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还是必要的。”［23］虽然这个讨论会的出席者不都是学术界人士，但讨论会却可能成为他们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机会。这样的学术活动之所以得以出现，事实上是由于当时人口控制论者们具有比较稳定的职位。虽然他们之间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但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尤其是马寅初兼任很多政治职务，与其他政治界人士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广泛，［24］而且可以说是他的政治性赞助人。［25］根据Frickel的说明，当知识生产者提出新知识时，他/她的社会地位越高，他/她越容易获得其他知识共同体成员们的支持和同意，而这是因为他/她能够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获得比较丰富的资源。［26］因此，马寅初使用政府统计资料、劳动干部学校长召开人口座谈会、胡焕庸对江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工作，这些研究及学术活动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寅初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达任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胡焕庸任华师大人口地理研究室主任，所以他们才能享有那些资源。

四、人口控制论者的象征性条件

人口控制论者们所选择的表现战略是使用“社会科学的学术符号”。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统计资料”。比如，马寅初对两种统计数目进行比较分析，并最终揭示农民与工人的生产率差异;［27］吴景超举埃及、日本、丹麦及西德的出生统计来说明中国的“生育过多”的社会现象是一些生了三个子女还继续生育的人所造成的;［28］孙本文为了强调节制生育的效果，提出西方国家及苏联的自然增加率变化。［29］另一个学术符号是“算账”。钟惠澜以每年人口增加率2%、3%及4%来计算从5年后到90年后的未来中国人口总数;［30］陈长蘅也以每年人口增加率3%来计算北京和上海人口的加倍年数;［31］吴景超算出一个人从出生到15岁所消费的金额;［32］孙本文根据耕地面积与就业率等来推测中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33］李普在反右运动时期嘲笑了这种“算账”方法，［34］而这点却恰恰暗示了，“算账”对当时知识共同体成员们有着什么样的意义②。的确，其他学者的文章也包含着这种“统计资料”和“算账”(参见表2)。但是，与当时人口控制论的文章比起来，其重要度不那么高，他们所依靠的主要符号反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或苏联的经验。比如，刘毅的文章基本上是对吴景超的文章进行反驳，当提出其根据时，他还是依靠社会主义知识的符号。他说:“在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问题上，吴先生就完全否定了人的作用，伟大的佛•伊•列宁指出……”王亚南的文章更明确地揭示这种表现差异。他的文章是52000字的长文，而他所使用的统计资料只是8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被引用的次数却达到19次。反之，吴景超的文章只是一篇小论文，而它所引用的统计资料超过10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被引用的次数只不过是2次。再者，人口控制论者们经常运用各种视角表现方法来提出一些研究资料，即表格或图表等。比如，陈达的文章具有一个附录提供18个统计表格、［37］陈长蘅的文章内有一个曲线图表和一些“数学公式”。［38］反之，其他学者的文章主要是以叙述形式来提出统计资料。举个简单的例子，杨世英引用了三种统计资料，但一次都没有使用表格，只是叙述统计资料的内容。［39］考虑到视觉表现的效果，［40］毫无疑义，人口控制论者们通过各种视角表现方法来更有效地提出统计资料和算账结果，这是他们所依靠的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符号。但是，对当时知识共同体的权威来说，这种社会科学的学术符号能否象征客观性还不太明确。正如所指出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所以，在当时知识共同体成员之间，马克思主义经典可以说是比统计或算帐更重要的科学符号。换句话说，在1950年代中国的知识权威谱系上，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知识权威地位远远高于或重于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因此，人口控制论者们所喜欢的统计或算账可能会使人初定那是像资产阶级社会学一样的西欧学术，而不一定象征科学性，可能进一步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怀疑。再者，人口控制论者们几乎没有提出任何马克思主义根据。考虑到当时中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社会学与资产阶级学问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一般研究者一定要用社会主义的符号来表现他们的知识。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或者提出苏联的经验无疑是更有效的方法，但人口控制论者们忽略这些部分，不能把他们的知识表现为社会主义知识。对这种人口控制论来说，更不利的是:那些知识生产者们大致是“不能相信的人物”。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很低，但是他们所经历的各种事件作为一个象征或符号却使别人怀疑他们的可靠性。他们之间具有几个共同点。首先，他们大都经历美国留学，这点使别人猜测他们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不管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有什么样的看法，“美国留学”这个符号却是一种暗示:他们可能会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另外一个共同点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他们没有参加革命战争，反而发表过主义的文章。尤其是对于人口问题，他们大都是根据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来对待中国的人口问题，并把过多的人口说成是造成中国贫困的主要原因。与王亚南的生平比起来，这些经历所具有的负面性意义更凸现出来。他与美国之间没有存在的任何关系，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过1933年福建事变等的政治活动，到了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是，他就是《资本论》全书三卷的译者之一，因而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家，他的声望比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口控制论者们的知识要得到知识共同体权威的同意和支持，是很艰难的。他们不能证明他们自己的可靠性，很难成为一个“真理传播者”。

五、讨论

哪些社会因素使人口控制论遭遇挫折?是物质性条件，还是象征性条件?鉴于反右运动前后的事情，他们可以说是处于象征性资源(尤其是可靠性)上的困境。在反右运动之前，对于人口控制论者的可靠性，很多人已经露出了疑惧之心。1955年，赵靖把吴景超等学者视为反动人口理论的宣传者。在他看来，他们在种种科学的外装掩饰下，“引用着帝国主义分子歪曲中国事实的材料和一些他们自己所伪造的材料，来证明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口过剩威胁”。［41］刘毅赞成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却把吴景超的人口论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人口论。他甚至说:“仅限于口头上的‘承认’和‘完全同意’是非常不够的，其实，不仅吴先生会说(……)完全同意的，连资产阶级也会说(……)完全同意的。”［42］因此，在反右运动开展起来时，人口控制论者们尤其是一些“社会学者们”已不再是“可信的人”。作为或、主义分子，他们所作出的一切语言和行为都是可疑的。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学就被规定为“资产阶级社会学”，他们所作出的实地调查就被视为“政治活动阴谋”，他们所提出的研究成果就被看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样，他们所提出的人口理论也已不再是可信的理论。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就不能说明当时情况。如果政界人士们从一开始把人口控制论看作是“错误”的，并以此批判社会学者们的话，那么，为何《人民日报》在《这是为什么》(1957年6月8日)这个社论之后又刊登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1957年7月5日)?为何李普会说，社会学者们是要“假借”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43］为何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和书面发言几乎没有提出对人口控制论的批判?这样的情况恰恰暗示，在1950年代的中国，人口控制论不是由于其内容而受到批判，而是由于知识生产者的可靠性而面临挫折。总之，人口控制论在195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不能获得知识权威的地位，是因为知识生产者处于象征性条件上的困境。他们不能证明他们自己的可靠性，而且不能用社会主义知识的符号来包装人口控制论。虽然他们能够用各种研究资料来产生有价值的知识，并通过各种媒体来传播该知识，进一步通过各种学术性讨论会来加强学术交流和网络，但他们的可靠性和表现战略却不能证明人口控制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毫无疑问，要提高知识的权威，需要很丰富的物质性资源，而“新”知识的出现总是包括表现过程，这不得不提出如下的问题:“谁说知识”、“如何说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