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经济的生态环境论文

一、经济层面必须超越资本的逻辑

当前，世界正处于信息经济或者说后工业经济时代，非物质经济在经济生产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非物质经济是以知识、信息、情感和交际活动作为生产内容的，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非物质经济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彻底迎刃而解了。信息技术和非物质劳动是“对生态灾难威胁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回应，一个瞄向未来的反应”①。“在信息技术的支配下，制造业能在大体上变得既有效率又干净。新的废物处理方式的前景也十分看好。按照新的生态思想，‘废物’一词以后将是多余的概念。生产中使用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回收，废物处理可以增加利润，而不是减低利润。”②这种观点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楚引起生态环境问题的症结所在。“非物质化的假设认为，资本主义正朝着‘失重的社会’方向发展。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新经济的增长，会与通过利用能源向环境倾倒废料形成的经济增长‘脱钩’，减小每单位货币GDP增长的环境影响。”③然而，他们忽视了，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也始终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所以也始终促使着环境在不断恶化。“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并不必然减少能源消费，它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消耗，会加速资源枯竭的速度”，这就是所谓的杰文斯悖论。实际上，非物质经济并非不消耗物质资源，非物质经济并非没有污染，非物质经济也没有打破杰文斯悖论。非物质经济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渗透只是一种知识、技术“包装”，只是对生产活动的某些环节的智能化而已，它仍然需要消耗资源、能源，排放废物，存在着环境污染的可能。如电子污染问题在当今世界日益严峻。支撑全球通讯的电力大多由核能和矿物燃料燃烧产生，这些能源发电后的副产品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海洋。与某些预测相反，计算机在实践上倾向于增加而非减少纸的使用，因此增加了对森林的压力。④毋庸置疑，在生产不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技术的提高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有促进作用。但是，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很多污染问题，就技术来说已经不成问题，如太阳能的使用。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的推广和污染产业的控制被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所遏制。⑤如环保技术的改进和广泛应用能减少污染物排放，增强资源能源利用率，但在很多国家，技术的开发、使用是受资本控制的，遵循着资本的逻辑，环保技术的开发应用往往因为利润甚微和增加成本而不受重视。而且，生产技术革新的速度总是超出环保技术革新的速度。技术革新总是推动了生产的不断扩张，也必然带来污染物排放的总量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的扩大。所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指出：“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其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⑥参与撰写《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成员、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也指出，在《增长的极限》出版以后直到40年后的今天，虽然出现了很多技术变革，可是，“我们还没有见到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的迹象。人类仍然牢牢地处于‘过冲’状态下（世界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达到海洋和森林吸收量的两倍），我们也逐渐可以辨认出即将来临的生态系统遭到全面破坏的早期迹象———这一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大量生态服务是人类必须依赖的”①。因此，要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不能仅仅依靠技术，还需要调整社会经济制度本身。要打破现在仍然适用的杰文斯悖论，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必须超越资本的逻辑，必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②。

二、社会层面必须摈弃发展主义政策

由于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需要的无限性，仅仅超越资本的逻辑，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关注过度的生产消费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所以他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比较乐观，并对人类理性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认为只要超越了资本主义，环境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并且设想共产主义社会中达到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实现按需分配。当前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口的极度膨胀对我们的发展模式的制约显然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想象，也需要我们对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图景保持冷静。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以前的苏联，还是中国，同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一样，在创造工业化奇迹的同时，也出现了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在全球资源有限、濒临耗竭和人口过多的情况下，无休止地扩张经济，倡导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浪费资源，等待人类的只能是灭顶之灾。因此，要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还必须摒弃发展主义的社会政策，改变对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追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主义关注经济增长（特别是以GDP和人均收入为主要指标的增长）和财富积累（尤其是以财政、税收和总产量为主要标志的积累）。支撑发展主义理念的是源自启蒙时代的线性进步观和历史阶段论。这种发展模式忽视了社会和环境成本，致使要么“发展不起来”，要么“有增长没发展”，要么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发展不可持续。发展主义不是一种包容性强而是排斥性强的丛林竞争游戏，它既没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也没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发展主义满足的是极少数利益集团的发展需要，而让大部分人去承担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灾难性后果。发展主义所到之处，自然物就变成了发展主义体制和话语下的“资源”，并在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本土的或全球的资本—技术的依附关系，越来越集中到了各种权势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手中。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最为风行的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地区，是世界公认的生态环境最为恶化的地区；在发展主义最受尊奉的20世纪90年代，也是全球臭氧层破坏、酸雨增多、海水污染、土地荒漠化最为严重的时代。生产的不断扩张是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前提。“有证据表明，生活在经济发达国家中的许多人患有‘发展疲劳症’，而且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人们普遍意识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价值，除非它能积极地改进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③相反，“经济增速放缓会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感受经济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并预备补救措施。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将学习到的经验转化为实际解决方法，以避免对自然的伤害———并挽回过去犯下的错误”④。

三、文化层面必须批判消费主义观念

发达国家不可持续的高消费的物质生活方式，也是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发达国家不但自己提倡高消费、超前消费，而且还通过文化输出（如好莱坞电影）和跨国公司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使消费享乐主义不断地向全球蔓延。由于消费主义的鼓吹，不合理的消费欲望被体制和体制下的机构（大量的广告公司）不断制造和再生出来，其代价就是导致生态的破坏、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问题的更加恶化。在消费主义和利润动机的强烈刺激下，“通过大量研发生产各种毫无价值的商品，鼓励各种废物的产生，只一年之内，工业国家年资源投入的一半到四分之三就作为废物排入环境”⑤。而受西方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超前消费、过度消费、野蛮消费、资源浪费现象。就拿餐饮消费来说，有数据显示，“我国餐饮消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88年全国餐饮消费大约360亿元，2008年增至1.6万亿元（规模以上餐馆消费统计），2010年达2.3万亿～2.5万亿元”，“全国每年浪费食物总量可养活约2.5亿人，折合粮食约800亿公斤，相当于我们粮食总产量的15%”。①因此，要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还必须对这种不可持续的消费主义观念进行批判，进而倡导一种在环境与生态意义上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并不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准，而是使人们适当地放弃消费个人主义以便更能与环境和谐相处。②五、科技层面必须关注技术的人道化使用环境问题，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它有可能是意料之中的产物，也有可能是意料之外的产物。对于前者，应对的办法是提高生态意识，而应对后者则需要对人类理性保持警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认识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认识具有无限性和非至上性。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虽然相比古人，我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高度丰富，但是，我们未知的东西也许比我们已知的东西还更多、更大、更广。在很多方面、许多领域，我们依然对自然界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理性知识及其所指导的技术和实践活动，过于自信、傲慢无知必然带来难以意料的后果。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干预越深，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也往往越严重。技术作为人类理性的结晶，在极大地提高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可能使得这种意料之外的后果更加严重。所以，英国学者吉登斯甚至认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人类行为不可预料的后果，而且是技术活动的外部影响的产物，是对人类理性能力过于自信造成的，并因为人类对技术的崇拜而加剧。为了避免不可逆转的破坏影响，人类必须摒弃无限制的科技发展逻辑和科技万能的观念，而关注“技术的人道化”使用，从价值理性的角度而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的角度研发、使用技术。③在当今时代，人类的生产生活须臾离不开科学技术，我们不能返回到新石器时代。强调技术风险，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简单地拒斥技术，倡导反科学主义观念，相反，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对（未知世界）知识和人类生命的尊重，关注技术的人道化问题。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技术，因为改变了生物最核心的内在，它与一般的技术活动改变生物的外在形态相比，对自然改变得更深，风险也更大。所以，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技术，一方面要鼓励大胆研究，另一方面，对其运用，要谨慎小心。人类的身体不同于小白鼠，在小白鼠试验中无害的未必适合于人类。而且，对人类来说，转基因食品的实践效果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几代人才能明显地看到、检验出来。鉴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奢望在某个时刻能够解开自然万物的所有密码，并随心所欲地进行干预。人类在大胆探索自然奥秘的同时，必须对自然保持着敬畏之心，不能野蛮地干涉自然。也许我们的无知、傲慢、自以为是，会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甚至将人类文明推向毁灭。“我们的文明是可以自我毁灭的———没有人会怀疑。”④在人类历史上，一些文明古国因为环境恶化而消亡。今天，我们的文明也可能因为环境问题而自我毁灭。“如果得不到遏制，单独气候变化就可以造成无数的人间凄苦。我们无时无刻不仰赖的能源资源的耗尽也能结出如此的苦果。”⑤谁也不能绝对保证在环境危机的灭顶之灾降临之前，我们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去解决。

总之，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问题，涉及到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利用和分配问题，而这种占有、利用和分配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下发生和展开的。⑥所以，要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绝不能仅仅停留于技术层面，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科技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开创一条生态环境问题的多维治理之路。

作者：黄建安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