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英国信托制度的确立

摘要：近现代的信托与中世纪的用益区别又联系，探讨近现代信托制度绕不开1536年《用益法》的三项例外（受托人没有自由保有权的用益、积极用益以及双层用益）。自《用益法》后，大部分的用益被执行，未被执行的三项例外最终发展为“信托”。从这三项例外向“信托”的转变可以窥探近现代信托制度的确立，其中两个重要的时刻，一是1536年《用益法》的颁布，为信托的发展提供机遇；二是1635年萨班奇诉达斯顿案结论的确立，开始了近现代信托制的独立发展。

关键词：英国；用益；信托；双层用益；信托制度

引言

信托制度源于英国中世纪的用益制，用益制的实质是人们为了规避英国封建土地制度①以及与土地制度有关的法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地转让制度。通过用益制度将土地转让给一个人或一些人，称为用益人（feoffee to uses），并规定由这些人为受益人（cestui que use）的利益而持有该土地的用益。[1]由于用益制使人们如愿安置财产，13世纪时英国已经广泛使用这种制度，但是与此同时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对国王而言，这种制度设计令国王失去了其原本在臣民土地上享有的巨额封建附属权利②。此外，这种制度也为欺诈债权人以及购买人提供了方便，还有一些人甚至利用用益欺骗委托人和受益人等。[2]所以，为了收回这些封建附属权利，平息国内动乱，亨利八世于1536年颁布《用益法》（Statute of Uses）。

中世纪时，用益与信托是可以并列或者互换使用的，然而《用益法》的颁布使得信托和用益开始分离，大部分用益被该法案执行，而未被该法案承认的受托人没有自由保有权的用益，积极用益（（active use）和双层用益（use on a use），就最终演变成了近现代的信托。

本文将探讨英国信托制度的确立，时间限定在近现代，因为在这段时间基本确立了近现代信托制度。文章以适用该法案的三项例外向信托转变为视角，探寻近现代信托制度的确立，在厘清中世纪用益与近现代信托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近现代所确立了区别用益制的信托制度。

一、三类用益转化到信托

1536年《用益法》的颁布使得用益与信托得以逐渐分离，这为信托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可能。在《用益法》通过后一百年，大法官及其法院发现通过对该法案进行解释，通过司法判例，决定以“信托”的方式承认用益权，就像当初以“衡平”的方式保护用益权一样。[3]由此可见，此时大法官的立场是逐渐倾向于以“信托”的方式承认并执行未被《用益法》执行的三类用益。在这三种用益中，受托人不享有自由保有权的用益基本在17世纪得到承认；积极用益在16世纪晚期得到承认并执行；最难被承认的是用益之上的用益，即双层用益，在18世纪初真正的承认和执行，近现代信托制度也得以基本确立。

（一）受托人没有自由保有权的用益转化到信托的过程

在受托人没有自由保有权的用益中，主要是公簿持有人、承租人以及动产持有人三种涉及用益的情况。其中公簿持有人和动产持有人用益转变为信托的过程较为简单，由于这两种用益的存在不与普通法冲突，然而在普通法律体系中又无法得到救济，只能诉诸衡平法院，大法官依据“良心”对这种用益进行管辖，但是又要区别被《用益法》所执行的“用益”，大法官于是使用“信托”的方式对这两种用益进行承认与保护。有关承租人用益的情况，是在有期地产（a term for years）③中产生的，这种用益设计在16世纪时已经非常盛行，但是大法官法院并不准备承认并执行它。因为大法官认为，这种用益的设计是意图规避《用益法》，它使得国王主要的经济来源——封建财政税收减少。[4]然而，1660年从形式上废除了采邑法上的土地重负，封建体制也正处崩溃瓦解阶段，大法官承认并保护这种用益就明显地感到如释重负。[5]所以，至17世纪时，大法官开始执行这种用益，并且以“信托”的名义进行保护以区分被《用益法》执行的“用益”。

（二）积极用益转化到信托的过程

《用益法》颁布后不久，执行了大部分用益，但是没有执行积极用益等三类用益，该法案可能导致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增强了对这些特殊用益冠以“信托”之名加以保护的重要性。④相比被《用益法》执行的消极用益，积极用益需要受托人承担一定的积极责任，如出售土地、收取租金或利润并付给他人后再将土地土地交给受益人等，不适用《用益法》。因为，在积极用益中，受益人只能在受托人履行职责收取了租金或利润之后才能获得财产或收益。这一例外源于《用益法》颁布后大法官法院的判决。[6]此外，积极用益设立的目的，除了经营管理地产，支付债务外，还被用于慈善目的，比如济贫（没有特定的受益人）、资助教育等。由此可见，此种用益设计并非为了规避《用益法》，不具有欺诈目的，因此大法官对其加以保护是理所当然的。到16世纪晚期，大法官法院开始以“信托”的名义承认并执行积极用益。[7]

（三）双层用益转化到信托的过程

双层用益相比上述两者特殊用益，其发展为信托的过程较为复杂，但只有分析双层用益向信托转变的过程，才能明晰近现代信托制度的确立。总体看来，这个过程可以从以下两个阶段来分析：

1. 双层用益开始向信托发展

在《用益法》通过之前，有关用益之上用益的效力问题就存在过争议。双层用益系为了规避《用益法》，所以在法案通过后的短时间内，是否对第二层用益给予效力或给予什么样的效力，并没有定论。[8]如1555年，在米尔本诉费若斯（Milborn v. Ferrers）案中，是否给予第二层用益效力的问题也并没有给出答案。[9]总体看来，法院似乎倾向于不给予第二层用益任何效力。从1536年《用益法》颁布至17世纪早期，法院在大量的实际案件中都不支持用益之上的用益。如1557年泰雷尔案（Jane Tyrrel’s case），在这个案件中确立了结论：“用益之上的用益是无效的”。[10]泰雷尔案也一般被视为第二层用益向信托发展的起点，因为从该案起，第二层用益被开始确定为无效。该案中，法院做出这个判决的原因是：第一，如果大法官执行了第二层用益，国王从封建附属权利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又会减少，那么制定《用益法》的目的势必落空；第二，16世纪末，大法官也不赞成佃户作出长期用益而用于欺诈国王的封建财政收入。因此，大法官为维护王室权益就不会在此时承认第二层用益从而使得《用益法》无效。[11]由此可见，这些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对封建附属权利上的经济利益考虑，随着后来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大法官才决定在所有的案子中执行用益之上的用益。这些用益曾在泰雷尔案中被普通法宣告无效。这个结论是在《用益法》已通过100年后才得出的。[12]

1557年泰雷尔案之后至17世纪早期，泰雷尔案件中所确立“用益之上的用益无效”的规则一直被执行。但在后来的案件中显示，普通法律师和大法官都赞同在慈善信托的情况下，或能证明存在明显的欺诈的情况下，适当地给予第二个受益人一些宽松。如在1600年的摩尔·芬奇爵士案（Sir Moyle Finch Case）中，法官们承认在有些情况下，衡平法可以适当地支持第二层用益。[13]在这此期间，用益之上的用益被给予一定的宽松，双层用益开始向“信托”发展。承认第二层用益的观点，在1635年萨班奇诉达斯顿案（Sambach v.Dalston）中得到了体现。[14]

2. 信托制度确立的转折

在双层用益向信托转变的过程中，1635年萨班奇诉达斯顿案可谓是近现代信托制度确立的转折点。因为，从该案的最后结论来说，它承认了第二层用益，“用益之上的用益无效”的规则由此开始逐渐减弱，但该规则并没有完全被抛弃。因为，只要国王对于终身保有的封建附属义务的财政利益存在，为了防止规避封建负担，那么“用益之上的用益无效”这一规则就有维持下去的必要，不太可能被完全抛弃。这也是事实上保留这个规则的唯一原因。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随着军役领⑤土地制度的废除，这项规则也就安静地消失了。[15]

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土地上的封建附属义务对国王和领主们不再具有重要意义，用益几乎不再对国王的财政收入造成重大的影响，反对用益制的阻力渐渐消失。[16]大法官谢菲尔德（Shepherd）在其1651年出版的《试金石》（Touchstone）一书中，明确指出，所有的《用益法》没有规定的用益，包括用益之上的用益，大法官法院都将其视为“信托”。在另一方面，部分权威人士认为，第二层用益作为“信托”的有效性取决于第一层用益是否被赋予价值。如果第一层用益具有价值，那么第二层用益就是无效的；如果第一层用益没有价值，那么第二层用益就是有效的，并且可以作为“信托”被执行。有关第二层用益有效性的问题，在1668年阿什诉加伦案（Ash v.Gallen ）中也被讨论过，但是没有得出结论。然而，在1670-1671年，大法官对上议院声明，“现在的信托同于以前的用益，一个是普通法上的土地保有人，一个是用益权人”。[17]在1676年格拉布诉格威利姆（Grubb v. Gwillim）案中，大法官明确阐述：“假如在用益之上又设定一个用益，尽管第二个用益在普通法上无效，也不能依据《用益法》转化为普通法地产，但是这等于宣示了一种信托，应当由大法官法院获得保护。”[18]

到17世纪末，衡平法上已经发展出一种默示信托（implied trust）⑥，假如一个人不当地持有土地的普通法地产，基于公平考虑，持有人应当以他人为受益人而持有土地。在这种模式下，大法官实际上将第二层用益作为衡平法上的土地权益保护下来 。所以，至17世纪后期，所有的人都认为，所有《用益法》不执行的用益必须作为衡平法上的“信托”，适应相应的信托规则进行管理。[19]

在1700年的斯普逊诉特纳（Sympson v.Turner）案中，大法官法院确认上述三种特殊用益均可以创制为衡平法上的“信托”而不受《用益法》的限制。[20]在1723年，大法官泰尔波特（Lord Talbot，1685-1737年）明确，在双层用益中，第一层用益应依据《用益法》转化为普通法上的地产，然而第二层用益则只能作为“信托”受到大法官法院的保护。[21]随着对双层用益的认可和保护，至18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设定双层用益，并且到“詹姆士一世时期，明示设定双层用益已经非常普遍”，双层用益逐渐成为一种最常用的信托形式。[22]信托制度因此明确独立于用益制。

二、用益与信托的关系

从上述用益向信托转变的过程中可知，信托制度是在衡平法院大法官保护上述三类用益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实际上，近现代意义的信托兴起的时候，英国的土地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7世纪时，信托设定的原因与用益有很大的区别。信托的设定大多数与遗嘱处分土地无关，因为此时普通法已经承认遗嘱处分权。此外，随着17世纪土地制度的改革，设定信托的人也没有规避封建义务的企图。”[23]17世纪时，信托逐渐演变成一种重要理财手段，仅这点就与早期的用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大法官在构建信托制度的过程中，对中世纪用益的规则会进行必要的扬弃，由此造成信托制度与中世纪用益制存在差异。中世纪用益制与近现代信托制度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世纪的用益一般为消极用益，主要是为了转移财产；信托制度中则包括积极用益，受托人的义务还包括出售土地、经营管理等。第二，中世纪的用益只能存在土地上，而信托不限于土地，还可以存在于动产甚至与财产无关的东西。第三，中世纪的用益必须有受托人，但是信托制度中，没有受托人不影响信托的效力。第四，中世纪用益只能由自然人担任受托人，然而近现代信托中，除了自然人，法人担任受托人也大量存在。第五，中世纪用益中的用益财产没有独立于受托人，而现代信托中，信托财产完全独立于受托人。[24]实际上，中世纪的用益制和近现代的信托制差异的根本在于：用益制约束的是受托人的良知，而信托制更大程度约束的是信托财产，两者是不同的。

综上所述，在适用《用益法》的三项例外成功地转向“信托”后，一种新的制度——近现代信托制度就此基本确立。对此，进一步做以下理解：在近现代时，信托的重心已经区别于此前的用益，正如谢哲胜教授指出的，用益关心的是享受的利益（beneficial interest），而信托关心的则是形式的所有权（nominal ownership），使用于1536年《用益法》后的信托用来指称享有普通法上的产权（legal estate）当事人一方和衡平法地产权（equitable estate）的他方的关系。[25]由此可见，此时信托中的受托财产已经体现出“双重所有权”的特征，近现代信托制度已经基本确立。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用益与信托两者经历了混同到分离，我们现在所指的信托一般是近现代意义上的信托。近现代的信托制与中世纪的用益制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制度，相比之下，信托主要约束的是信托财产，并且受托财产体现出“双重所有权”的特征等。然而，探寻近现代信托制度的确立势必离不开三类特殊用益的发展，只有从它们转化为信托的过程中，方可洞悉近现代信托制度的基本确立。纵观整个从用益到信托的过程，其中又存在两个关键时刻：第一，1536年《用益法》的颁布。该法案的“手下留情”——免于执行三种用益，从而使得现代信托制度有发展的机遇；第二，1634年萨班奇诉达斯顿案判决的确立。该案件的判决首次承认了“第二层用益”的效力是信托制度确立的转折点，最终确立了近现代信托制度的独立发展。（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谭振亭.信托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30.

[2]谭振亭.信托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32.

[3][德]海因·克茨.信托——典型的英美法系制度[J]邓建中译，比较法研究.2006（4）：154.

[4]A.W.B.Simpson ，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M]，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86，p.200.

[5][德]海因·克茨.信托——典型的英美法系制度[J]邓建中译，比较法研究.2006（4）：154.

[6]陈颐.衡平法、用益与信托：英国信托法的早期史概说[J].南京大学法学评论.2011（2）：339.

[7]A.W.B.Simpson ，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M]，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86，pp.200-201.

[8]余辉.英国信托法：起源、发展及其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14.

[9]余辉.英国信托法：起源、发展及其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15.

[10]余辉.英国信托法：起源、发展及其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15-118.

[11]陈颐.衡平法、用益与信托：英国信托法的早期史概说[J].南京大学法学评论.2011（2）：339-340.

[12]余辉.英国信托法：起源、发展及其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15-118.

[13]陈颐.衡平法、用益与信托：英国信托法的早期史概说[J].南京大学法学评论.2011（2）：339-340.

[14]Si W.S.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M]， Vol.4， London：Sweet and Maxwell，1966，pp.467-473.

[15]Sir W.S.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M]， Vol.5， London：Sweet and Maxwell，1966，p.309.

[16]陈颐.衡平法、用益与信托：英国信托法的早期史概说[J].南京大学法学评论.2011（2）：340.

[17]Sir W.S.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M]， Vol.6， London：Sweet and Maxwell，1966，pp.641-642.

[18]A.W.B.Simpson ，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M]，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86，p.203，n.73.

[19]陈颐.衡平法、用益与信托：英国信托法的早期史概说[J].南京大学法学评论.2011（2）：340.

[20]J.H.Baker，S.F.C.Milson，Source of English Legal History[M]，London：Butterworth，1986，p.642.

[21]A.W.B.Simpson ，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M]，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86，pp.205-206.

[22]J.H.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M]，2nd edn.，Edinburgh：Butterworth & Co.，1990，p.329.

[23]J.H.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M]，2nd edn.，Edinburgh：Butterworth & Co.，1990，p.330.

[24]咸鸿昌.英国土地法律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35-336.

[25]陈颐.衡平法、用益与信托：英国信托法的早期史概说[J].南京大学法学评论.2011（2）：341.

注解

①中世纪英国的封建土地制是封建土地保有制（tenure），保有人（tenant）以某种义务为条件向领主（lord）持有土地。对保有人（陪臣）而言，他占有土地并享有土地收益的同时要向领主提供役务（service）并承担相应的附属性义务（incident），对领主而言，他享有保有人提供的役务并保证后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②在中世纪的英国，封建附属权利象征着财政利益，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这些权利主要包括：协助金（Aids），继承金和先占权（Relief and Primer Seisin），监护权与婚姻权（Wardship and Marriage），归复权和没收权（Escheat and Forfeiture）等。继承金，是指当陪臣死后其继承人继承土地时，应向领主缴纳一笔继承金。先占权，是指如果陪臣死后未缴纳继承金，领主可以行使先占权，先行占有土地。甚至有时即使继承人缴纳了继承金，领主依旧占有其土地。监护权，是指领主对陪臣死时其未成年继承人（男未满21岁，女未满14岁）施行监护的权利。施行监护时领主负责管理陪臣的产业，取得全部收入。婚姻权，是指领主在被监护人长大成人后，拥有决定其婚姻配偶的权利。领主在实行监护时，往往会利用监护权尽量榨取陪臣的利益，更利用其婚姻权设法侵吞臣下的产业。

③有期地产是指有期限的地产，即后来的租赁保有地产，它并非是自由地产上产生的用益，《用益法》不予执行。

⑤军役领，是英国乃至欧洲封建制度中最主要、最典型的保有制形式。在这种保有制度中，保有人自备武器向领主提供一定数量的骑士，这些骑士在国王军队中主要是满足国王行军打仗的需要。

⑥默示信托，是指根据对事实、行为或当事人情况所作的衡平法解释而出现的信托。默示信托分为两种：1.以推定当事人意图为基础的信托；2.不以当事人的意图为基础，而是在当事人通过不法行为获得某项财产时，基于公平考虑，法院认定存在信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