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范文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1

【关键词】日本； 稀土政策； 长期储备； 多元化； 替代材料。

一、引言。

稀土作为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我国现阶段以近23%的稀土资源供给迎合世界90%的市场需求，［1］但同时面临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稀土定价权缺失、应用技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近年来，我国以促进稀土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为目的的出口配额制度遭到了美、日、欧等国家（ 地区） 的强烈反对； 同时，WTO 争端解决机构已受理上述国家起诉我国稀土出口政策违规的案件，并成立了专家组。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作为世界上主要稀土消费国之一，其本身稀土资源匮乏，消费需求主要依靠进口加以满足。进一步而言，日本的稀土进口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的出口，对中国稀土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为何日本对于我国稀土出口限制政策会表示如此反对，这是否是日本针对我国稀土政策转变采取的唯一应对措施？ 为何日本在如今全球稀土市场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且其国内稀土应用产业并未因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政策陷入困境？ 我国又可从日本稀土政策中得到何种启示？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可以在对日本有关稀土政策演变进行梳理后得以回答。

关于日本稀土政策研究，国内学者通过对比不同国家政策的方式逐渐展开，其中以中、日两国对比为主。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资源储备、资源开采、技术研发等多个方面。具体而言，陶春（ 2011） ［2］提到了日本官方与民间结合的储备制度及其所涉及的管理机构，阐述了日本在加强资源外交以确保稀土供给方面所做的一系列活动，并强调了在海底资源开发、资源回收利用、替代材料研究等诸多方面的目标。

孙章伟（ 2011） ［3］进一步延伸了日本在稀土管理制度方面的内容，指出日本在近年来一些有关稀土管理代表性的规划方案，其中考虑到了来自中国“稀土新政”带来的风险。雨佳（ 2012） ［4］则注意到了日本“脱稀土”产品研发的新进展，认为“脱稀土”产品的研发拓宽了日本降低“稀土进口对华依赖”的渠道。

此外，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源自政府部门的研究报告，同样也是通过日本与中国、美国等的稀土政策联系加以阐述。Hurst（ 2010） ［5］指出，日本在2008 年中国开始逐渐限制稀土出口且稀土价格处于较低水平前，就已建立足以消费20 年之久的稀土储备体系； 同时，日本在维护并加强现有稀土供应国的关系外，还在积极寻求其他新的国家为之提供稳定的稀土供应。美国能源部（ 2011） ［6］在一份名为“Critical MaterialsStrategy”的报告中总结了日本为达到获得稳定稀有材料供给目的所实施的各方面政策，其中包括为矿产的跨国勘探提供资金支持、为高风险的矿产项目提供担保贷款、建立储备体系以及研发替代材料等。Morrison 和Tang（ 2012） ［7］则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中日之间的稀土供应博弈，内容包括日本将通过在中国设厂、技术合作等途径确保中国对其稀土的稳定出口。

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 第一，研究仅对日本稀土政策进行分类阐述，并未提出整体政策演变的趋势及其变化的原因； 第二，除对政策实施的内容进行介绍外，缺乏涉及政策实施后所产生的政策效果研究。因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首先，梳理日本稀土政策的演变内容及趋势，并在中国稀土政策转变的背景下对演变的原因加以解释说明； 其次，根据日本现阶段稀土产业发展现状，汇总政策实施效果； 最后，依据日本稀土政策的演变特征及所取得的现实效果，提出其对中国今后调整相关政策及促进稀土产业发展方面的启示。

二、日本稀土政策演变的内容。

（ 一） 建立长期储备。

由于日本国内稀土资源极为贫乏，资源储备成为其保障长期资源供给的首要措施。目前，日本资源储备可分为石油、液化石油气和稀有金属三大储备，其中稀有金属储备包括稀土在内的10 种必须储备的稀有金属。［8］而日本对于稀土的储备并非在储备制度建立之初就已涉及，而是随着稀土资源国内需求与国外供给的矛盾日益凸显而被纳入到储备体系当中的。日本资源储备分为国家储备和民间储备两个层次，且日本对于矿产资源的民间储备体系的建立要早于国家储备体系。早在1974 年，日本通产省就已出台相关政策，选定部分有条件储备的矿产资源作为战略资源进行储备。在随后的1976 年，日本通过设立“特殊金属储备协会”这一社团法人，采取“政府出资、民间管理”的形式进行矿产资源的民间储备。直到1983 年，随《国家稀有金属储备制度总规划》的，日本国内开始矿产资源的国家储备。

首批列入国家储备的矿产包括镍、铬、钨、钴、钼、锰、钒7 种，现主要由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 JOGMEC） 负责。JOGMEC 的主要职责在于，通过经济产业省授权对为获得稳定自然资源供给而在全球开展的相关项目投资，其是日本国内进行海外矿产投资、国内矿产储备的重要机构。［9］需要注意的是，如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从占领市场逐渐向矿石能源资源等方面转移。［10］近年来，中国对于稀土出口呈现出逐渐加强管控的态势，使日本国内稀土供给的稳定性存在挑战。

为了降低国内稀土资源长期供给风险，日本政府在2006 年《国家能源资源战略新规划》，将稀土、铂、铟3 种稀有金属列入储备对象，即将稀有金属储备种类扩展至10 种。至此，稀土被正式列入储备体系中。日本对于稀土储备起步较晚的原因在于，来自中国的稀土供给风险在2000 年以后日益凸显，加之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使其不得不关注稀土长期供给的风险。同时，建立矿产储备是日本对于稀土较为初期的管理政策，并将长期作为其稀土政策的重要内容。

（ 二） 降低资源进口依赖。

除了建立有效的储备体系外，日本还通过鼓励资源回收利用以及替代材料研发两方面政策来降低对稀土资源的进口依赖。在2001 年以来出台的有关环境、资源综合利用、废弃物处理等一系列法律的基础上，日本在2010 年的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提到要开发稀土高效回收系统、稀土替代材料，还通过设立环境废物管理研究基金优先资助稀土回收提炼研究。［2］39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十分重视对于稀土金属替代材料的研究。2009 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07 年启动的稀有金属替代材料开发计划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元素种类，现包括镝、铈、铽3 种稀土元素在内的6 种稀有金属。为了进一步推动“脱稀土”事业的发展，日本又于2012 年了对使用稀土的项目提供50 亿日元补贴计划，主要为鼓励和支持降低镝、钕磁材料的使用及提高稀土回收利用等各类技术开发项目的实施。

替代材料研发以及提高资源回收利用已经成为了日本现阶段降低资源进口乃至消费的重要手段，其与日本稀土资源储备体系形成互补，能够从资源使用源头上降低长期资源供给风险。同时，政府对于上述两类研发活动的支持与引导，尤其在研发资金上的补贴，将成为日本能否成功降低资源进口依赖的关键。

（ 三） 寻求多元化资源供给。

从现实发展来看，日本政府并不完全满足于现有稀土储备体系及“脱稀土”事业对于降低长期稀土供给风险的作用，寻求多元化的资源供给成为其避免稀土供应危机的另一重要保障。而且，日本已经在该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划，并已采取行动以求达到稀土资源供给渠道多元化的战略目的。首先，日本已联合欧美多国通过WTO 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政策提出上诉，以期通过WTO 框架迫使中国放弃稀土出口配额制度，从而继续从中国进口大量优质廉价的稀土资源。其次，日本主要通过JOGMEC积极开展稀土资源外交，主要为寻求中国以外的进口来源以及合作勘探与开发。例如，日本国会于2010 年通过3 369 亿日元的临时追加预算，专项用于鼓励国内企业与第三国对稀土资源的合作开发。再次，日本还积极鼓励国内科研机构在本土进行稀土资源勘探开发，以海底矿床资源为重点调查对象。2009 年，日本制定并了《海洋能源及矿物资源开发计划》草案，该草案明确提出要鼓励国内对于周边海域海底矿床资源的调查与开采。可见，日本在寻求多元化资源供给方面，已通过上述3 个方面加以保障，又进一步降低了其长期稀土资源供给短缺的风险。

综上，日本稀土政策具有向多元化供给保障的演变趋势，即从单一储备体系建立以保障长期供给需求，到加强资源回收利用和替代材料研发以降低资源进口依赖，再到WTO 上诉、进口渠道多元化及自身资源勘探开发以寻求多元化资源供给。可见，日本对于稀土政策渐进式调整与补充的主要动因在于中国稀土政策的转变，即体现出“中国因素”对于其政策调整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中国对稀土开采、出口采取积极的管控措施。所以，主要针对中国一系列稀土政策的调整，日本有计划地制定并实施稀土政策，其政策目的显而易见。这也正是日本强烈反对中国稀土出口配额制度的原因所在。整体来看，日本现已形成了以防止稀土长期供给短缺为主要目的的政策体系，包括建立长期储备、降低资源进口依赖、寻求多元化资源供给渠道3 方面内容及相关子内容，构成了其国内稀土供给多维度的保障体系。这也正是日本国内稀土应用产业并未因稀土供应相对减少而陷入困境的内在原因。

三、日本稀土政策演变的实施效果。

（ 一） 稀土进口渠道多元化。

随着日本近年来寻求多元化稀土资源供给政策的逐渐实施，加之作为其最为主要稀土供给来源的中国就稀土出口采取一系列出口限制措施，日本稀土进口渠道多元化的趋势已经逐渐显现。一方面，从近几年中国稀土出口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在绝对值上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见表1） 。但从相对值来看，其仍处于较高水平，可见日本在中国稀土出口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较高进口依赖的风险已经存在。上述风险的存在直接推动了日本寻求多元化进口渠道的诉求及其进程。

另一方面，从日本稀土产品①进口数据来看，进口渠道逐渐趋于分散化，来自中国的进口趋于下降（ 见表2） 。此外，2012 年年末日本分别与印度、哈萨克斯坦就进口稀土达成协议，并计划于2013 年初开始从上述国家进口稀土资源。此外，日本企业已经在越南、澳大利亚和美国开展了稀土相关项目合作，以求从上述国家进口稀土，进一步降低来自中国的进口比例。可见，日本在稀土进口渠道多元化方面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政策实施效果，随着其进一步的寻求和合作将实现更多的进口来源，从而降低其稀土供给短缺的风险。

 

（ 二） 国内外资源同步开发。

国外稀土资源合作开发是寻求多元化进口渠道的前提条件，日本已经与多国就稀土资源合作开发达成了共识并付诸实践。从表3 可以看出，近两年来日本海外稀土合作开发项目开展较为密集，所涉及的国家也较为广泛，主要通过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进行合资的形式开展合作生产及出口。日本政府在上述中国之外的稀土合作项目开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与国外稀土资源合作开采的逐渐深入，日本对于国内及周边海域稀土矿的勘探有了突破性进展。根据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于2011 年7 月的报道，由日本东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副教授Yasuhiro Kato 负责的一个勘探小组在太平洋的东南和中北部多处发现含有高浓度稀土金属和钇的深海泥。［12］此外，根据环球网报道，东京大学物性研究所和爱嫒大学的一个联合研究小组于2012 年5月在爱嫒县松山市山地梨发现了一个稀土矿床，这被认为是日本国内发现的首个稀土矿。虽然上述发现的真实性仍受到一定质疑，且开采成本和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已对全球稀土市场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冲击与预期，受到了各国的广泛关注。

（ 三） “脱稀土”事业稳步推进。

随着国内稀土短期供给风险的增大，日本对于“脱稀土”事业的投入也逐渐加大，主要为不使用稀土的磁石及发光材料方面的研究。表4 列举了2012 年日本“脱稀土”事业所获得的研发成果。可以看出，有关“脱镝”的技术创新成为了主要内容，原因在于日本对镝的进口主要来源于中国，进口依赖及供给风险均较大。进一步而言，日本进口中国稀土产品减少主要为可从别国进口的轻稀土资源，对于氧化镝等重稀土产品进口不会因价格偏高而停止进口。［13］因而，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以及较难寻求其他进口替代的中重稀土成为了日本短期内“脱稀土”技术研发的主要对象。这再次证明日本稀土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稀土政策的转变而制定，以降低进口依赖及供给风险。此外，2013 年以来日本在稀土回收利用技术上得到了较为明显的突破，具体内容见表5。

的确，日本“脱稀土”事业的稳步推进，加之稀土资源回收技术的提升，在短期内缓解了稀土供给短缺问题，在长期中成为了摆脱稀土依赖、降低稀土供给风险最为直接、有效的措施保障。日本因其国内缺乏稀土资源，积极寻求广泛的资源供给，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其他国家稀土政策变化对其的影响，逐渐调整稀土政策以适应不同竞争环境，值得其他资源短缺国家甚至资源丰富国家学习借鉴。

四、日本稀土政策演变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日本现有的稀土政策呈现出系统性、多保障的特点，不断演变的稀土政策其实主要针对来自中国的政策变化以降低供给风险。进而，日本稀土政策演变反过来又对我国稀土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对调整相关政策及促进国内稀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 一） 维持并扩大资源优势。

中国较日本而言，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如何维持并扩大资源优势应成为其政策考虑的首要问题。日本官民结合的储备制度为中国建立稀土国家储备提供了借鉴。中国现阶段的开采及出口管控政策并不能完全保障国内稀土的长期供给，建立国家储备将是保障资源供给并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同时，积极寻求海外稀土资源也将成为未来中国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此外，日本联合欧美试图通过WTO 迫使中国放弃稀土出口配额制度的行为，应得到中国积极应诉，其中GATT 第20 条（ g） 项的适用性问题将成为稀土案的关键。［14］显而易见的是，双方的战略利益存在明显冲突，通过WTO 争端解决机制以外的谈判合作机制将是解决冲突的重要补充手段。

（ 二） 加强技术研发及应用。

对于稀土开采冶炼、回收利用、降低使用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并不局限于日本。对于中国而言，上述技术同样需要大量资金、人力的投入，力争走在技术发展的前端。中国的稀土资源储备已经呈现出下降趋势，随着其他国家稀土矿逐步开启并投入使用，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将逐渐消失。中国应充分考虑未来稀土资源短缺对国内高技术产业发展产生的制约作用。现阶段中国已在稀土永磁材料、发光材料、储氢材料等新材料产业方面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在终端高技术产业发展中仍存在应用技术缺乏等现实问题。所以，中国在稀土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应加大对终端应用技术的R＆D经费投入，促进终端高技术产业同步发展。

（ 三） 获取整体战略利益。

从中、日稀土政策内容对比来看，日本稀土政策调整与演变中“中国因素”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作用。

中国以稀土为代表的战略资源政策应产生反制日本相关资源政策的重要作用。就贸易政策而言，中国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稀土贸易政策上呈现为出口限制和进口促进的反向贸易政策特征。中国应该合理利用以出口限制为主要内容的稀土贸易政策，最大限度地获取整体战略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产业链控制力、资源可持续性利用及国家安全等方面。［15］其中，如何有效地控制优质稀土资源过度出口、严格限制日本企业在中国通过投资间接掠夺资源、加强自主稀土应用技术研发等成为主要的政策内容，以此反制日本以多元化供给保障为目标的稀土政策。上述政策措施，一方面，通过控制稀土资源供给制约日本国内经济发展，降低日本在相关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应用技术研发将国内资源优势延伸至产业链下游，从而有效控制整条产业链，提升中国整体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

（ 四） 注重政策整体性。

日本现有的稀土政策体系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其整体筹划、演变的路径发展恰好体现出日本对于稀土资源利用、产业发展方面的精密计划，这正是中国需要借鉴的另一重要内容。如今中国国内稀土产业发展的乱象，也正是发展初期相关政策规划缺失所直接导致的，但已在近几年一系列政策规划后逐渐改善。总体而言，中国今后稀土政策应该在整体发展规划框架下有计划地制定实施，以稀土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国家战略利益为根本，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国际形势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保障措施，使不同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更好地促进中国稀土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应对来自日本等国的频繁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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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2

关键词：转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5-0055-02

1　经济全球化

转型期的中国，直接面临经济的全球化和城市的国际化这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这一切意味着资源与资本的快速流动和重新组合。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原先所形成的城市一区域关系正在被迅速地改变着，城市的功能已不一定是建立在为其所在区域服务的基础上，区域的发展也不一定以区域内固有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城市的功能作用在分化。中心城市的实际辐射与吸引功能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区域内城市的中心功能则更是趋于集中到某些特定的节点，等级分明的纵向作用关系正在被更大范围内的网络关系所取代。城市的发展也因而进入了全球城市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城市空间格局，将是扩散与聚集形态并存，其机制直接来自于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战略部署，以金融、保险、咨询、房地产业等商务机构为主的现代生产业持续增长，跨国公司与组织机构的数量也日渐扩大，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有95％以上在中国投资，而且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中国作为全球投资的重点领域，这既为城市的分散布局创造了条件，也为城市内某些要素的集聚莫定基础。因此，现代商务功能在一些特大城市迅速发展，对办公用地、用房的需求也随之快速上涨，在外力强大的冲击与自身发展内在需求下，开发一个适度规模的CBD成为我国特大城市参与全球城市竞争网络体系、逐步实现国际化的关键和捷径。例如，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央商务区的建设完全是浦东新区开发决策所催生的产物，其开发建设使上海的空间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2　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般性条件。城市的市场化水平提高与创新能力加强，推动着城市产业高级化。也推动着城市空间形态不断变化。产业结构转移与重构通常是随着城市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的改变而衍生的，并通过城市空间结构中城市经济用地功能的变化具体呈现出来。

一般的产业转移过程呈现为制造业份额降低、服务业份额提高以及服务业的结构优化与升级，最终都会在城市空间位置上产生相应的变化。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由1978年的28.1：48.2：23.7到2008年的3.6：54.1：42.3。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第三产业将是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最直接的表现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成为我国各发达城市产业发展的主导趋势。这些新兴产业凭借先进的交通、通讯手段，极大地改变了企业对生产区位的要求，近郊型的城市开发区是我国新产业空间的主要类型。通过研究我们知道信息技术对城市空间起着扩散和集聚的作用，不断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从扩散层面来看，信息技术缩小了空间距离，加大了企业，个人区位选择的自由度，减少了对中心城区的依赖，为人口郊区化、工业郊区化和后台办公业郊区化提供了有利条件，避免了人口、产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造成交通堵塞、生活环境的恶化。

从集聚层面来看，信息技术提高了中心城区的远程控制能力，加强了中心城区对前台办公业的吸引能力，促使这些高端的商务企业向中心城区集聚，提高了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的效益。从总体看，城市空间结构将从圈层式生长结构向网络化结构转型，多功能区将成为网络化城市的基本空间载体。

3　土地使用制度变迁

土地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我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是土地无偿使用制度，这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多体现为城市中心区土地利用结构极端不合理、效益低下，功能混杂无序；土地闲置与土地资产流失现象严重；土地利用缺乏效率、城市经济低效运行。

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确立，使城市新增土地和转让土地走入批租制的轨道，建立了城市用地自我约束机制和城市土地市场，市中心区和郊区的土地优势和潜能得到相当程度的体现，直接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如城市中心高地租、高地价的推力使大量城区工业企业通过用地置换而更换至地区，城市中心旧城区改造运动由此大规模开展。同时也为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注入了活力，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化以及空间结构的优化及地域扩展。但是。我国目前城市土地利用管理的基础薄弱。土地无偿使用制度仍未改革彻底，市场调控的范围和力度均较为有限。因此，诸多因素的时空累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结构有机协同的演变过程。

4　住宅商品化

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住房市场化的开展，房地产市场逐渐代替企业成为城市居民住房的主要供应者。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向城市提供普通类型住房的同时，也大量开发各类高标准商品住房，如高级公寓和别墅等以满足较高水平的住房需求。普通类型住房一般分布在城市地带，而高标准的商品房更多位于区位较好的地段。近十年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2年。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完成额要多于别墅和高档公寓的投资完成额，但是从2003年开始，特别是到了2004年，别墅、高档公寓的投资完成额要远远大于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完成额，呈现出高幅度增长态势，相反经济适用房屋的投资完成额每年的增幅很有限甚至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投资完成额度差距的拉大，导致城市空间差异愈来愈明显。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3

水热参数是表征地球各圈层（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之间能量传输的两个重要的物理量，地面温度（包括地表和近地表）是研究地表和大气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全球海洋环流、气候变化异常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参数，涉及众多基础学科和重大应用领域。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快速准确地获取大面积、长时间序列的地表温度和土壤水分，是顺应当前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是应对多种自然灾害等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开展的研究课题，其研究成果既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

地表热辐射在通过大气达到卫星传感器的过程中，主要受地表类型和土壤水分，近地表空气温度和大气水汽含量的影响。氮磷钾溶解在土壤水分里面，土壤水分的变化影响介电常数变化，从而改变发射率，发射率变化影响地表的辐射效率，而地表温度变化决定土壤水分的蒸发速度，从而影响与近地表空气的能量交互，改变近地表空气温度；近地表空气温度的变化影响大气剖面，从而决定大气平均作用温度；在地表热辐射经过大气时，被大气水汽吸收，然后达到卫星传感器。因此，在利用单波段热红外传感器准确计算地表温度过程中，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获取大气水汽含量计算大气透过率；获取近地表空气温度估算大气平均作用温度；已知地表类型和土壤水分准确估算地表发射率。

以往大部分研究人员只集中在辐射传输方程中某一个部分的改进提高反演精度。毛克彪博士为了系统性提高地表温度反演精度，在三个关键参数研究以及空间气候变化研究都做了大量创新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今天，就让我们走近毛克彪教授，领略科技改变世界的神奇！

问：据了解，为了系统性提高地表温度反演精度，您通过潜心研究，对三个关键参数进行了深入探讨，那么主要取得了哪些可喜的成绩？

答：我们通过利用同极化不同频率微波指数克服粗糙度的影响，建立了标准极化微波指数模型，提高了土壤水分反演精度；发明了一套利用GPS地面反射信号估算土壤水分的仪器和方法，填补了国内地面高空估算大面积土壤水分微波仪器的空白；提出利用卡曼滤波迭代优化方法估算窄波段、宽波段发射率及大气水汽含量，提高了反演精度。

土壤水分不但是干旱监测中非常重要的参数，而且其变化影响热辐射和发射率变化，从而影响地表温度的反演精度。以往人们通过同一个频率不同极化建立微波指数与土壤水分建立统计关系计算土壤水分，同频率不同极化的微波指数受土壤粗糙度的影响很大。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不同频率V极化的微波指数能较好的消除粗糙度的影响，从而提出并建立了新的不同频率同极化标准化微波指数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被动微波土壤水分反演方法。该方法通过比值法克服了以往需要同步获得大尺度地表温度的困难，且分析表明通过标准化发射率指数和标准化微波指数建立土壤水分反演方法精度较高，反演误差降低了10%，得到国际同行认可。为了进一步验证和提高土壤水分反演算法精度和实用性，我们还发明了一套利用GPS地面反射信号反演土壤水分的装置和方法，估算误差为0.02m/3m3，该装置和方法通过在地面一定高度架设信号接收器接受GPS地面反射信号，通过建立模型获得土壤水分与反射信号的关系，全天候获得土壤水分参数，填补了国内在地面一定高度获得大面积土壤水分参数仪器的空白，解决了星上土壤水分验证时地面点观测难以匹配且缺乏代表性的难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被“草原植被及其水热生态条件遥感监测理论方法与应用”项目采纳，并在国家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站得到了应用，为草原生态监测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发射率地表温度反演过程非常重要的关键参数，以往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计算发射率：一是通过地表类型分类赋予固定的发射率值，不随时间变化，从而限制了气候变化等模型的估算精度；二是通过局部线性关系和比值法来计算发射率。我们针对以往算法的缺点，提出了利用卡曼滤波迭代优化方法提高了窄波段和宽波段估算发射率的方法。针对ASTER数据误差在0.009以内，MODIS数据估算误差在0.010以内（国际相关研究精度为0.02）。为蒸散发和农情监测模型等提供了有效手段和技术支撑。

大气水汽含量是地表温度反演过程中计算透过率的关键参数，也是农业旱情监测的主要参数。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用卡曼滤波迭代优化方法从遥感数据反演大气水汽含量的新方法。该方法克服了NASA传统比值法在水汽比较低和比较高时反演不敏感的缺陷，通过利用迭代优化提高了不同地表类型条件下反演方法的适用性。用MODIS数据反演分析表明，该方法还很好地简化了传统方法复杂的反演过程，和减少了反演结果的不确定性，平均误差0.12g/cm2。与美国宇航局（NASA）提供的产品比较表明，在大气水汽含量低于1.0g/cm2和高于3.5g/cm2时，反演精度提高15%以上。该反演方法被应用到了相关监测业务系统中，提高了农情和草原长势监测精度。

问：多年的科研生涯中，您创造了多个“首次”的记录，成为农业大数据、气候变化、农业遥感等领域的佼佼者，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些“首次”的创造都经历了哪些创新开拓？

答：首先，我们首次提出利用先验知识和人工智能方法直接从遥感数据大面积估算近地表空气温度反演方法，提高了空气温度反演的精度和时效性。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4

中国快速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征地拆迁、土地流转、还权赋能等土地产权问题不但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界关于土地产权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话语谱系。第一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话语，基本主张是产权清晰是效率的前提，不同的产权安排会产生不同的激励结构和收益效果。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地权问题的分析强调应赋予土地所有者更为清晰的个体性产权。第二种是产权社会学的话语，在批判产权经济学基础上从社会认知、村籍地界、亲族网络、身份权利等视角来揭示土地产权界定的社会维度。第三种是历史学家关于中国传统契约和土地产权的研究，通过对地契文书中典卖习俗和一田二主等现象的分析呈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的独特逻辑①。本文并不想从文本出发来对这三种产权研究进行述评，而试图从问题出发，检视这三种研究对中国近代以来土地产权变迁分析的可行性，进而回应当下关于地权逻辑的争论②。

在关于土地产权的讨论中，无论着眼于中国长期的土地法权设置和产权制度变迁，还是落脚于中国当下土地产权的实际支配状况及其困境，研究者都难以回避土地流转中产权不完全转移的事实。从中国近代以来土地制度的演变轨迹看，明清至民国时期土地交易的相关法律和习俗，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土地制度，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集体主义土地制度，在关于土地交易( 流转) 上都秉持着一个统一理念: 土地所有权的不完全转移。在明清至1949 年之前，土地产权不完全转移在典卖和一田二主的习俗中得以明确。在毛泽东时代土地不允许自由流转，改革开放以来固定期限合同规约下的土地制度仍不允许永久性地转让土地所有权③。换言之，虽然近代以来中国土地制度发生了多次剧烈变迁，但地权界定却始终保留着产权不完全转移的这种未变机制。我们该如何理解土地产权长时段变异过程中的延续性机制呢? 其背后是否潜藏着更深刻的产权正当性呢? 这种独特的产权逻辑对于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规范性认识又构成怎么的理论挑战呢? 更进一步，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当下的土地产权困境又有哪些现实启发呢?

以上面的问题为导向，本文试图从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地权演变的延续性机理出发，在检视产权经济学和史学研究基础上提炼产权分析的社会学视角，以期对中国当下的地权困境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契约与产权观念

以西方的权利意识和契约观念为基准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分析形成了一些影响深远的规范性认识，一如传统中国缺乏保障个体权利的司法体系④，中国的财产权定义不清且不被国家保护⑤。在这种判断下，中国被视为一个缺乏契约和私人产权观念的传统国度。这种误识来源于两个重要假设: 其一，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产权只能以现代西方产权的形式存在，即个人被赋予排他性的自由处置资产的权利。其二，中国儒家的道德理念深嵌于成文法和习惯法之中，以至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易难以实现客观公正的普遍性原则，而只能遵从以道德为基础的特殊性原则⑥。但这种论断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实际情形并不一致。一方面，中国的各类契约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始终，甚至在人们终老之后仍延续现世逻辑以冥世契约 ( 买地券) 证明对墓地的所有权⑦。宋明之后随着契约格式的规范化以及印刷技术的通行，契约的使用就更为普遍。另一方面，中华帝国关于产权继承的律法体现了与西方不一样的产权观念。例如与西方长子继承制不同，传统中国法律和民间习俗都秉承诸子均分制，死去兄弟的继承份额由其子代为继承，同时帝国法典还规定了丰富复杂的女性继承权⑧。此外中西方产权的基本单位也有不同，西方权利的主体是个人，而中国除了女性嫁妆的权属之外，产权所属的基本单位通常是家⑨。而且家是个可以伸缩的范畴，既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核心家庭或联合家庭，也可以延伸到一个家族或宗族。虽然大清律例没有明确表达家是所有权的基本单位，但相关法典在处理财产转让和世袭继承上都支持家这个概念。官方对所有权的界定和使用，强化了家为基础的权利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在判案和调解中都保持了连贯性⑩。这种观念赋予了土地产权一种特殊涵义，即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祖产。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支配性资源，土地契约文书也是其他契约的范本。在中国历史上与土地产权相关的契约最初只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领域中为了顺利实现交易和避免权利纠纷而协商议定的文书，不被国家法律承认。直到公元600 年个人之间的契约仍不具有法律地位，官方登记簿是土地所有权的唯一凭证。到755 年安史之乱后，随着全国性的土地丈量登记的缺失和田赋制度的逐渐瓦解，官方对土地的控制日益衰微。在这种背景下，官方法律表达中仍没有承认民间契约的合法性地位，但实践中契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出现官册与契约并行的局面。到商业发达的赵宋( 960 - 1276) 一朝，征收契约交割之税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到宋末契税逐渐增加，几乎高达15%。契税的征收是契约由民间白契向官方红契转变的重要标志。到1400 年，官方的登记簿书已废弃不用，契约成为所有权的唯一凭证。透过契约在中国历史中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看出官民互动的独特轨迹。

从以上官方法律表达和契约实践的关系不难看出，官府干预民间土地交易的动因，除了政府控制衰微前提下对民间契约的被动接受之外，增加契税收入是一个现实动因。此外从产权纠纷的诸多判案来看，审判过程往往会加入官员个人的道德判断和伦理主张，基于此有论者指出推行官方教化亦是另一个重要动因。然而这种动因可能仅仅是一种官方话语或意识形态。清代法律制度的官方表达从儒家统治理想出发，用高度道德化的理想话语，将国家仁慈的面貌和法家严苛的面貌统合起来，即所谓父母官。地方官员既是严父也是慈母，他们以身作则，教化子民使民众和睦无争，进而实现无讼的理想形态。另一方面在法律的操作过程中又比较实际，契合民间社会习俗。这种法律表达和实践之间既背离又抱合的结构构成大清律例的基本特征。

契约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领域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前文提到的使用买地券的习俗，即人去世之后与阴司鬼神协商交易的冥世契约。当然这种置于坟墓之中的冥契( 幽契) ，实际上是现世之人为了死者安宁，向冥府神明购买墓地所有权的凭证。中国现存的冥契有200 多种，时间跨度自公元1 世纪直到20 世纪。最初盛行是在东汉时期，受道教文化影响明显，到唐朝时已经非常普遍。买地券的格式和内容是对真实世界契约的反映。冥契的普遍使用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人普遍持有使用契约的观念。在中国，契约不但跨越地域限制和行业部门，而且是能够横跨现世和冥世两界的重要产权凭证。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和契约观念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基于这种判断哈佛大学的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特别指出: 与西方天赋人权、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权利观念不同，中国的权利观念从古至今延续的是一种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权抗争的行动者秉承的往往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权利意识，而是一种规则意识。这从近代以来，频繁发生的土地产权纠纷和庭审档案中就可见一斑。

三、地权不完全转移的社会基础

中国独特的契约观念和产权实践与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土地制度是紧密相连的。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18 世纪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在这一漫长的和平时期，人口增长了一倍多，到乾隆末期人口已突破三亿，达到历史最高点。对于18 世纪经济社会结构的大规模变迁，王国斌用斯密动力 ( the Smithian Dynamics) 概念透过经济作物专业化和贸易增加来解释人口增长与之不同，步德茂( Thomas M. Buoye) 则认为在可耕地数量并无明显增长、农业技术没有重大改进的条件下，政府对土地开垦的支持以及对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口的空前增长和商品化的加深促使土地和劳动力两个主要生产要素的相对价值出现位移。土地的稀缺性促进了对土地产权更为严格的界定和执法，这与既往历史沉淀下来的倾向于原初土地所有者的产权观念形成了明显冲突，围绕着典卖回赎、欠租撤佃等问题而产生的产权暴力争端频发不断。为此，大清律也做出了适当调整，一如对欠租违法， 回赎设限的相关条款的补充，这些修改更有利于土地的实际支配者。但仍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产权冲突，这与土地交易的复杂形态是紧密相联的。

中国历史上土地产权交易的复杂形态表现出一种层级性特征，即针对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的不同权属范畴有不同的交易形式和对应性市场，而且地权交易的稳固形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最初土地既不允许分割，亦不允许交易。瞿同祖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中概括了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 土地之不可分和土地不许买卖转移，土地的买卖只是到商鞅变法之后才出现。一般而言，秦汉至隋唐时期，土地交易形态只涉及针对使用权的租佃、所有权的买卖以及用地权担保贷款的抵押。介于租佃和买卖之间的典到宋明时期已经普遍使用，明清以来典在土地交易中占据了重要比例。但除此之外，明清时期还有介于典与租佃之间的押租、介于典与卖之间的活卖以及围绕地租进行交易的胎借等多样化的土地交易形态。典是约定期限内土地经营权及其全部收益与利息的交易，作为一种主导性的地权交易形态，与其他交易形式相互关联，形成了胎借租佃押租典抵押活卖绝卖层次分明且具有内在逻辑的地权交易体系。在这个地权交易体系中，典是既重要又特殊的一种交易形态。

黄宗智先生将典定义为可以回赎的有保留出售的土地交易。保留具体是指可以在未来某个时点收回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黄宗智认为典这种土地交易形态的普遍推行，既受到土地永久权理想这种前商业逻辑的支配，又受到小农社会市场逻辑的形塑，同时还受到生存伦理和传统道德的影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朝法律从具体条文来看更偏向出售土地的一方，逻辑上法律将土地的出售视为一种被迫和无奈。但杨国祯的研究揭示出，在明代土地的买卖已经非常频繁，与之相关的契约也已经非常规范，并非此前历史上的夺买逼卖，而是正买正卖 有清一代，土地的交易更为频繁，即便是不允许买卖的八旗土地也会以各种变通的方式秘密交易，并订立契约。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加深，作为前商业逻辑和市场逻辑紧密结合的典面临着产权重新界定的风险，围绕着回赎的时限和价格等问题产权纠纷不断上演。

土地典卖引发产权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契约条款的不明，这与产权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揭示的问题是一致的。当难以一一列出合约条款或实施完全合约不可能的前提下，剩余控制权的收益该如何分配就成为关键的问题。罗格斯曼和哈特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成本的契约理论，当契约缔结过程中完全列明对资产的所有权利存在高昂成本时，让一方购入所有剩余权利就是最优的。所有权就是所购买的这些剩余权利。简言之，剩余权利应该归资产的所有者所有。但中国的典卖和一田二主的产权纠纷的复杂性在于，资产的所有者并非一方，或者说资产的所有权可能被分割。虽然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的典与德国的担保用益、法国与意大利的不动产质，是形式不同而功能基本一致的法律制度。但纵观中国历史上典的演进过程不难发现，这种认识只是将典视为一种形式法律的内容看待，忽略了典的丰富而复杂的实践内涵。民间的土地交易契约，很多并没有注明是典卖还是绝卖。当此情况发生时，无论是法律还是习俗都支持除非契约写明绝卖字样，否则一律视为典卖，皆可回赎。这种法律设定与民间产权交易惯例紧密结合。当契约没有写明回赎时限时，大清律最初默认无限回赎，出典人或其后代可以在土地易手几代之后仍可回赎。即便在1753 年( 乾隆十八年) 大清律例中规定了只有在三十年内可以回赎，但产权交易实践和庭审判案中，无限回赎仍然适用。黄宗智对此问题的解释强调，清代法律认可土地永久所有权的前商业社会理想，由此支持无限回赎。同时考虑到农民通常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为了生存出售土地。出于对弱者生存伦理的支持，法律更倾向于贫弱者一方。

然而，随着商品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市场逻辑与前商业逻辑的矛盾也逐渐加深，尤其当回赎的要求在间隔几代人之后提出时更易引发纠纷。通常承典人及其后代在长时间占有经营一块土地后会理所当然地视其为自己的财产。当法典和习俗支持原价回赎而非溢价回赎时，土地产权交易过程中的纠纷就在所难免。另外一种情形是，出典人或其后代要求回赎并非真意，而是通过回赎的威胁来找贴。所谓找贴，既可以理解为一个名词，即指典权的市场时价与原先典卖价格的差额。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行动，即出典人( 或承典人) 以原典价和市场时价的差额来绝卖( 或绝买) 土地。无论将找贴视为一种静态的差价结构，还是视为一种行动过程，都能呈现出典卖和绝卖的价格差异。在土地交易过程中，典价和绝卖价是不一样的，晚晴的台湾典价相当于一次性付款价格的70% - 90%，在1930 年代的华北平原典价是绝卖价的60% - 70% 左右。产权纠纷的一种常见情形是，随着市场的波动，土地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动，出典人据此不断找贴以致引发纠纷。为了化解此类纠纷，大清律特别做出了找贴一次的法律调整。然而，在实践中即便找贴完成实现绝卖或一开始就是绝卖，仍然可能存在一些产权纷争，此即土地绝卖后的产权追索。

按照一般逻辑，土地的绝卖意味着产权的完全转移，但土地交易的复杂实践中依然存在特例。在传统小农社会中很多人的祖坟就修建在自家的耕地之中，即便土地交易契约中注明绝卖字样，土地售出者仍然可以追索镶嵌在耕地之中的坟地所有权，以及在坟地之上砍伐树木、放养牲畜或搭棚建屋的权利。魏顺光通过对四川巴县档案的挖掘对坟产争讼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坟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耕种土地，是家族成员死后的墓葬之所，其风水被赋予了影响后代子孙命脉的象征意义。即便绝卖的土地包含坟地范畴，买者仍不能获得对他人坟地完全的自由支配权。虽然由此造成的冲突不断，但这不仅得到社会习俗的普遍认可，法庭也一般会承认土地的原初所有者额外产权诉求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来源是原初所有者对土地的道德与情感依恋。这说明，在前市场经济社会中，土地不仅是可以交易的一般性商品，也不只是维持生存需要的基本来源，它是一个普通小农尊严感的根本基础。拥有土地意味着香火延续，家庭坟地是最集中的体现。所以土地的售出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恰恰基于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民间习俗逐渐演化出绝卖土地摘留坟地的习俗。

虽然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土地交易的形态和称谓也有不同，但产权结构和交易逻辑是基本一致的。曹树基等人通过对江西、浙江、江苏、上海、重庆等地档案和契约文书的挖掘发现，中国存在一个内容和形式基本统一的跨区域的土地交易市场，基于此可以将不同地区形态各异的土地交易置于同一个理论框架下进行解释。曹氏提出的是一个所有权分割与转让的理论图示，土地的所有权可以分割为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相对于完整的所有权而言，这三者都是所谓的残缺的产权或曰不完全的产权，但这种不完全的产权也可以通过对应的市场进行交易。这种解释得益于中国传统地权研究的共识: 保留回赎权的典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土地制度; 土地所有权可以分割为田面权和田底权，二者构成完整的土地所有权。这种不完全产权结构在1949 年之后仍然得到了保留，只不过现实的地权矛盾出现了差异。

四、同地不同权: 地权的现实困境

新中国成立不久，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初步确立了集体主义地权制度，无论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土地还是家庭所有的自留地都不允许自由流转。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建设用地和耕种用地的流转被不断放权，但中国法律仍然不允许政府或村集体永久性地转让耕地使用权，城市用地的固定期限合同更为明确，即商业用地最高年限是40 年，工业用地50年，住宅用地70 年。表面上看，这与中国历史上的典卖习俗延续着同样的机制: 土地所有权的不完全转移。美国法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耶鲁大学的埃里克森( Robert C. Ellickson) 将中国这种地权结构称为复杂地权，并认为中国土地制度中的这种延续性机理，使个人对土地的占有都要受限于未来利益( future interest) ，并认为中国经济在17 世纪以来为这种复杂地权付出了惨重代价。一方面，典卖习俗的流行，不利于土壤的保护和改良，这是1600 年以后中国落后于英国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经济已经受到固定期限的土地制度的牵累，并可能继续受累于这种土地制度的实践。基于此，埃里克森指出只有以个体性产权明晰的简明地权替代复杂地权方能使中国跳出危险的陷阱。这种认识明显过于简单，甚至是对中英历史皆缺乏了解的一种误判。关于17 世纪中国与英国发展的比较在黄宗智与彭慕兰等人关于大分流的论战中已经非常清楚，此不赘述。而且我们前文对典卖演进过程及其存在机理的考察也足以对埃里克森的武断构成挑战。此处还需补充的是，他从新制度经济学之产权清晰是效率前提的基本逻辑出发，只关注了产权的经济维度，忽略了土地占有的社会基础。土地的不完全转移，既是中国土地永久所有权的社会理想和制度习俗的反映，也与土地交易背后的市场逻辑紧密相关。这种土地产权的交易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与之相关，中国当下地权的困境到底为何，靠私有化的简明地权能化解的了吗? 下面笔者从产权经济学的思路出发来检视当下地权的困境。

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产权的经典定义强调: 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实施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权利是附着在有形的物品、资产或服务上的，产权经济学所说的交易，其实质就是附着在经济物品( 资产或服务) 之上的权利的交易。市场条件下，物品或服务顺利交易的前提是其产权得到初始界定，而产权交易本身同样是对产权的转移进行界定。德姆塞茨更明确地指出，当市场的交易议定时，就意味着两束权利的转换，权利的价值决定所交易物品的价值。这一理论模型揭示出，不同的交易者在占有同一经济物品时意味着对附着在这一物品上的权利的完全占有。换言之，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产权经济学的理论揭示了同物同权的道理。在这里，隐含的预设是，交易者的身份( identity) 对于物品交易及权利界定并不重要。因为在产权经济学这里，交易者的身份被市场主体( 组织或个人) 这个统一的标签遮蔽掉了。在完全市场竞争环境和法权契约保障的前提下，交易者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可以公平竞争，无论交易者为谁，一旦通过交易占有了某种物品就意味着占有了附着在这一物品上的同一束权利。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5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电影，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非殖民化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

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

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02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

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

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nsp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nsp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nb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批评家和研究者曾经对第六代导演的崛起抱有过很大的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除了炒作出一些别出心裁的电影运动外，并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形形的运动包括“中国独立电影”、“独立制片运动”、“新纪录片运动”、“新影像运动”、“状态电影”、“大陆地下电影”，等等。单从这些新名词来看，这批导演的创新意识确实较之他们的前辈来有过之而不及，而且这批青年艺术家中确实也不乏才华横溢者，但是他们却面临着下列困难：首先，他们必须经历国内电影检查制度的审查和删节，而要通过这一关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作品中的“另类”描写不仅官方难以接受，就是普通的电影观众也一时难以欣赏。其次，由于制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他们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既非主旋律又非跨国资本，因此他们必须花上大量的时间忙于筹措资金以便满足拍摄电影的最低消费之需要。再者，既然他们的前辈---第五代导演---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他们就不能再重复前辈导演所走过的路，而必须随时想出新的技巧和招数，以吸引国际电影节的那些大导演和评委们的注意力。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他们为什么至今仍难以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更谈不上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夺得一个又一个国际性大奖了。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生产出了这样一些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另类”影片：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王小帅执导的《冬春的日子》、胡雪杨执导的《留守女士》、娄烨执导的《周末情人》以及吴文光执导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等。(12)毫无疑问，在政治体制管理和经济制约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年轻的先锋派导演不得不选择与第五代导演们不同的欣赏趣味和运作方法，以达到超越前辈的目的。正如当代文学界的新写实小说作为对先锋派的激进写作实验的反拨而崛起于80年代后期的文坛，第六代导演们拍摄的这些电影同样更为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和“另类”青年所处的状况和境遇。他们也和文学上的同道---新写实小说家---一样，试图以平实的手法展现这些小人物的真实境况，以唤起人们对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虽然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导演们仍集中描写那些边缘人的生活，但与前辈们不同的则是，他们所描写的并不是远离当下的逸闻轶事，而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人和事。这倒给我们的文化研究这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电影文本，同时，这一现象也与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研究课题不谋而合，因此把他们的创作归入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实践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最为关心的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尽管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也许会模糊特定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但它仍然可以带来某些积极的东西。如果我们正视这种挑战，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以便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语境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美学精神，使其为世人所知。这样看来，顽固地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本土主义态度来抵制全球化的大潮只能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再度对立，因为就电影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而言，西方观众是很容易理解影片中所蕴涵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6

一、泗州戏的艺术起源及特征

泗州戏源于苏北海州一带，本是当地农民以“猎户腔”和“太平歌”等民间曲调即兴演唱的小戏。传入皖北后，在相当长的时期，泗州戏主要是艺人串门卖唱，早期表演形式非常简单。最初是一个人的自打板自演唱，或自拉琴自演唱。从说唱乞讨，到坐唱地摊，再走上舞台。在不断吸纳当地民歌小调、劳动号子和琴书、花鼓、鱼鼓等多种地方艺术营养的基础上，泗州戏经过艰辛曲折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丰富的戏曲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已成为皖北文化沃土上一朵鲜艳的艺术奇葩。

在唱腔上，主要是“怡心调”。由于受戏曲程式化条框的束缚较小，泗州戏的唱法非常灵活，各人唱法互不相同，甚至同一演员唱同一段唱词也不加规范，可以自由发挥创造，要求伴奏“跟着演员的演唱走”。在板式上，主要是“连板起”。乐队奏主音后，演员无节奏吟唱，唱到高潮连板起结束时，加个“嗯”字拉腔。这是泗州戏的精华之处，也是衡量演员的重要标准，没有一定演唱功力和舞台经验的演员是很难完成的。在伴奏上，主奏乐器是“柳叶琴”，俗称“土琵琶”。柳叶琴响亮、粗犷、热烈，颗粒性强，遇到演员边唱边说、说中夹唱时，弓弦乐器很难完成，而弹拨乐器的柳叶琴就能充分发挥优势，这是泗州戏艺人经过长期摸索、探求的结果。在舞蹈上，主要是当地的“压花场”。这是泗州戏特有的舞蹈形式，载歌载舞，质朴爽朗，刚劲泼辣。无论是音乐律动、身段步法，还是表演形式，都与当地的花鼓灯（花鼓）及民间歌舞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

泗州戏从诞生之日起，就真实反映皖北人民的生存状态，充分表现当地群众的理想愿望，充满浓郁的淮北乡土气息，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喜爱。

二、泗州戏的生存困境及成因

泗州戏虽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并不意味着就已受到很好的保护，目前，泗州戏像许多地方戏曲一样陷入市场萎缩、人才流失、创新不足、素质下降、媒体冷落等不景气状态，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首先是时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随着现代传媒的普及和文化娱乐方式选择的多样性，加之主流文化艺术及大剧种的冲击和挤压，泗州戏与现代社会渐去渐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次是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当代人的生活节奏、精神情感、思维方式等与以前有着很大差异，传统的艺术形式无法满足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的观众。泗州戏以善演生活小戏见长，在处理大型的历史剧和复杂的现代戏方面，无论是演员素质，还是剧种自身形式都很难胜任。程式化是戏曲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和美学特征，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美体现在唱、做、念、打、舞、翻等诸多程式化动作上，由于泗州戏缺乏严格的程式化训练，舞台表演显得简陋粗糙，功力不足。加上演员多是农民出身，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文化素质不高，演身边的生活小戏得心应手，生动活泼，但如果遇到复杂的角色和剧情时，处理起来就难免浅陋稚拙，捉襟见肘，无法适应现代人的欣赏水平。泗州戏的演出市场主要在乡村，为了吸引和迎合观众，演出一些庸俗、媚俗，甚至低俗的节目，插科打诨难免有不文明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这种戏曲的传播和推广。再次是剧种应对市场的滞后。面对多元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泗州戏自身创新无力，反应迟钝，传统的管理模式和体制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当前，泗州戏的演出主要是靠民间班社和专业剧团。民间班社主要活跃在乡村，规模一般较小，演员素质较低，演出层次不高，为了赢得观众和市场，只能是歌舞与戏曲节目交替演出，很难担当传承和发展泗州戏的重任。专业剧团主要演出在城市，但长期以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排戏为评奖”，严重脱离广大观众的口味和喜好，市场越来越小，不可避免地造成整体演出水平的下降。

三、泗州戏的创新与发展对策

地方戏曲的保护与发展复杂多样，不能用同一模式和标准去规范，要避免出现个性风格、地方特色淡化和剧种趋同的现象。所以，泗州戏创新与发展要立足剧种自身特点和发展现状，充分发扬其地域文化特点、戏曲剧种特色，充分彰显其个性魅力和艺术价值，探索具有针对性强的发展举措。

一是剧种本体的保护与创新。地方戏曲的保护与创新，首先要充分发扬剧种的地域特色和个性特征。泗州戏要充分挖掘整理传统剧目，从传统中汲取养分，继承和发扬贴近民间生活的趣味化娱乐性特点，质朴自然、重情趣的表演，独特的“压花场”舞蹈形式，别具一格的戏曲唱腔。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我们在尊重和传承泗州戏传统艺术特色和风格的同时，还必须广泛吸收各种有益的现代艺术因素，对泗州戏的内容与形式进行创新。多年以来，泗州戏的演出剧目陈旧老套，优秀剧作屈指可数，基本上还是老戏老演、老演老戏，剧目的内容与时代严重脱节，无法吸引观众。泗州戏的发展首先要对泗州戏的剧目编写进行创新，题材要丰富多样，紧扣时代的脉搏，内容要充分反映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如近年来新创的《八月桂》、《爱心如虹》等以下岗女工如何选择新的人生目标为主题，展现新时代的女性风采，深受人们的欢迎。剧目的创作还应充分发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优良传统，以多创作一些优秀的生活小戏为主。同时，从长远看，还要针对自身的不足，广泛吸收其他优秀剧种的音乐语汇、表演技巧等，为创作一批大型历史剧和复杂的现代戏奠定基础。当然，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泗州戏人长期不懈的努力。泗州戏要发展的另一重要的因素是表演形式要与时俱进，泗州戏尽管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艺术表现手段的提高和完善还有较大的空间，还需要向大剧种学习和借鉴，戏曲音乐的唱腔还可以不断丰富与创新，行当分腔还不够精细，还应适当运用独唱、重唱、合唱、帮腔等多种演唱形式来提高艺术感染力，和声没能广泛运用，伴奏配器、舞美等还有待进一步地完善。总之，要把富有个性的表演形式融入到现代人乐于接受的形式中来，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二是戏曲人才队伍的建设。现代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文化艺术也是如此。人才匮乏，缺少领军人物，致使剧种缺乏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制约泗州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泗州戏演员都是靠师徒间的口传心授，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化理论的学习，理论基础薄弱，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此，除了要发挥好现有人才的潜能，为他们提供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还要在培养接班人上下工夫，注重培养本土的编剧、导演、主演、作曲等主创人员，注重培养戏剧师资人才、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采取送出去、请进来和与院校合办培训班等方式，为泗州戏剧团培养一批发展潜力较大而又有志于为泗州戏做贡献的人才，以增强剧种实力和竞争力。

三是戏曲观众的培养。泗州戏深深扎根于皖北乡村，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草根戏曲”的特征，舞台念白土言土语，戏曲音乐土腔土调，演出故事也是当地的土风土情，与淮北地区农村的自然、人文景观紧密相连，与当地人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活习俗息息相关，形成了泗州戏强烈的地域风格特征，深受当地人民大众的喜爱，但泗州戏发展到今天仍然只是在皖北地区的集镇与乡村流行，基本上还是家乡人看家乡戏，主要观众仍是农村的中老年人。“土”是其特点，但泗州戏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渗透到更加广阔的地区，必须大力培养和吸引不同阶层的观众，适应不同阶层的审美趣味，既有中老年人，也有年轻人，既有农村人，也有城市人，不仅要扎根农村，还要占有城市。培育观众市场是影响戏曲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观众就没有戏曲。注重培养新的戏曲观众群是当前地方戏曲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注重培育农村演出市场的同时，也要大力开拓城市演出市场。

四是剧种市场机制的完善。艺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艺术的保护应该是动态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泗州戏不仅仅要保护在舞台上，保护在演员身上，更应该保护在市场中，找准艺术和市场的交叉点，探索戏曲发展的市场机制。要充分了解市场，包装戏曲，探索买点，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发展泗州戏，用市场来检验戏曲作品的品质和要素，当然，票房和市场不是检验艺术优劣的唯一标准，也不能一味迎合观众的口味，泗州戏的保护和创新要符合戏曲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艺术特征。同时，在目前文化市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一个保护传统遗产、发展文化事业的社会环境十分重要。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戏曲艺术受到削弱和挤压，只有在政府的扶持下泗州戏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泗州戏的市场化道路不是片面地将演员和剧团抛向市场，而是要坚持双管齐下，运用市场和行政两种手段来增强剧种抵御风险的能力。要积极组织泗州戏艺术汇演和泗州戏文化节等文化活动，积极举办泗州戏的论坛、讲座、培训、交流等学术活动，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环境和氛围，使泗州戏成为对地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使广大群众有机会多了解泗州戏，喜欢泗州戏。

传承与创新永远是艺术繁荣的双翼，任何一种优秀艺术品种的形成和发展都是经过长期多源综合、善于吸纳、积极创新的结果。泗州戏的发展要切实把握好保护与创新的尺度，真正做到“移步而不换形”，在传承中发展，在保持特色下创新，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的振兴和发展之路。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09SQRS150）；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09sk291）】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7

关键词：中国音乐剧；世界目光；创作原则；市场现状；前景预期

中图分类号：J602　文献标识码：A

虽然，作为以歌舞演故事的舞台戏剧样式，我华夏先人创造了一种为中华文明所特有的戏剧艺术――戏曲(xiqu)，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音乐剧(musi－cal)在艺术元素构成及整合形态上非常接近且已有上千年的辉煌历史，但中国人善于广收博纳的天性却使他们在20世纪初接触到西方早期音乐喜剧(music comedy)之后便也开始了将这种西方新型音乐戏剧形式本土化的探索。

虽然，从那时起，中国艺术家创作本土音乐剧的努力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此后又陆续出现了一些作品，但中国在20世纪40－70年代的国内国际环境而使这个创造进程选择了另一种适合当时国情的发展方向，音乐剧本土化的努力被迫中断。

因此，当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艺术家和广大观众在纷纷涌入的各种西方现代艺术中发现了音乐剧这种新型舞台戏剧样式并被它的艺术魅力所深深吸引时，被中断了30年的中国音乐剧的历史不仅得以接续，而且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和全民经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本土音乐剧的创作、演出，以及表演教学、外国剧目引进、市场培育和商业化运作等方面在最近30年来均有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

一、世界目光：远法欧西，以我为主

30年前，中国艺术家最早接触到的音乐剧，是以《演艺船》、《俄克拉荷马》、《西区的故事》、《窈窕淑女》、《音乐之声》、《屋顶上的提琴手》等为代表的美国百老汇20世纪30－60年代一系列经典剧目。此后不久，英国人制作的所谓“四大名剧”也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来。书面文献、影片和录像便是这种非正式传播的主渠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四季剧团通过与中央戏剧学院合作的方式，将日本音乐剧的创作、演出和教学理念以及四季剧团的翻译剧目和原创剧目以更为直观的形式带进中国的课堂和剧场；之后欧美、亚洲及大洋洲的音乐剧团也纷纷带着他们的代表剧目来华举行商业性演出。据不完全统计，在最近20年间，在中国演出市场上亮相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音乐剧剧目便有20余部之多，其中，除了《猫》、《悲惨世界》、《歌剧幽灵》等经典剧目之外，新近在欧美上演并走红的新创作品(如《美女与野兽》、《狮子王》、《巴黎圣母院》)及复排作品(如《大河之舞》、《42街》、《为你疯狂》、《芝加哥》等)也在本国首演三五年后登陆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和文化环境，极大地拓宽了中国艺术家和音乐剧观众的世界性视野，使他们不仅获得了对当今世界各国音乐剧艺术进行零距离接触的绝佳机遇，而且也为他们在亚洲和世界格局中思考、选择中国音乐剧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多种可能。

当时我们面临的现实抉择是：究竟是“远法欧西”，还是“近采日本”?

3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音乐剧选择的是一条“远法欧西、以我为主”路线，即将美国纽约百老汇和英国伦敦西区作为自己的老师，通过对欧美一系列经典剧目的剧场体验、教学临摹和文献研究，以领悟音乐剧的艺术真谛，借鉴其先进的创作和制作理念；在这个前提之下，坚持以我为主方针，根据中国情和观众需要，创造和发展中国本土音乐剧。

中国音乐剧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历史性抉择，是以下列原因为其历史和现实根据的：

其一，中国古来便有“不到西天、难取真经”之说。百余年来，欧美一直是世界音乐剧艺术的发源地和创演中心，音乐剧产业及市场化运作最为成熟，其世界性影响和领先地位毋庸置疑，因此是中日两国艺术家发展音乐剧的共同的老师。在地缘阻隔不再成为障碍的信息时代，只有将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目光越过我们的近邻日本投向更遥远的欧美，拜百老汇和伦敦西区为师，才能把音乐剧的真经学到手。

其二，中国音乐剧从业者通过四季剧团所了解到的日本音乐剧，以搬演欧美经典音乐剧为主、创演日本本土音乐剧为辅，这很可能是导致日本音乐剧的表演艺术成就和市场化程度较高而原创作品质量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其三，与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与西方文明一直保持密切接触的情形根本不同，数十年来中国观众与西方文化的隔绝状态，也不允许我们将搬演欧美音乐剧的描红路线作为发展中国音乐剧的基石，因为这样做无疑会因长期的文化隔膜而使起步中的中国音乐剧市场从一开始便脱离广大观众的支持和滋养，从而失去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源泉。

其四，华夏文明历来既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更有以我为主的创造天性。对于音乐剧艺术亦复如此。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人之所以选择远法欧西、以我为主路线，对音乐剧这种商业化的新型音乐戏剧形式实行“拿来主义”并加以消化，用来表现中国故事、描写中国人物、抒发中国情感，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强烈的自我表现需求和创造天性决定的。

综观近30年来的中国音乐剧，正是在这种世界格局与自我定位的双向互动以及对立足原创的自觉选择中向前发展的。这也足以说明下列事实：无论从数量和规模看，中国艺术家创作的本土音乐剧均大大超过翻译剧目和外国剧团来华演出剧目。

二、创作原则：时尚气息，华夏情结

中国本土音乐剧创作的主流，一直遵循着两个基本原则，即时尚气息和华夏情结。追求时尚气息以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活风貌，能够使中国音乐剧从艺术观念和本体形态两方面将音乐剧与我国传统戏曲区分开来；追求华夏情结以彰显音乐剧的中国风格和东方神韵，能够使中国音乐剧与欧美、亚洲各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音乐剧区分开来。

30年来，中国音乐剧实践家在追求时尚气息、华夏情结途程中，渐渐形成三种不同的风格――即都市化风格、乡土化风格和综合化风格；三种风格，互相映衬，各逞其技，构成了当下中国原创音乐剧的一道灿烂景观。

所谓“都市化风格”，简要言之，就是用国际流行的音乐剧形式来演绎当代中国人的都市生活。具体来说，这种国际化风格，在综合性艺术思维、舞台组合模式诸方面尽可能向欧美音乐剧靠拢，题材选择上一般以表现都市生活见长，音乐、舞蹈的语言、风格追求流行化和时尚化，与我国民间艺术、传统艺术没有特别明显的联系，二度创作通常以写实的生活化表演和 通俗唱法为主。这种都市化风格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出现的音乐剧《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风流年华》、《搭错车》、《芳草心》，后来的《山野里的游戏》、《巴黎的火炬》、《四毛英雄传》、《夜半歌魂》，以及近10年来上演的《未来组合》、《赤道雨》、《同一个月亮》、《星》、《三峡石》等剧，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这种都市化倾向。

所谓“乡土化风格”，简要言之，就是把中国原有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主要是戏曲艺术，特别是像黄梅戏、采茶戏、花鼓戏、花灯戏、二人转等民间小戏)时尚化，以构建一种新型的现代民族歌舞剧。具体来说，这种乡土化风格，敢于借鉴欧美音乐剧的综合性艺术思维、舞台组合模式以及一切可用的表现手法，对各个不同的剧种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音乐和舞蹈进行时尚化改造，使传统艺术转型为现代艺术，传统歌舞剧转型为现代音乐剧，以适应当代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在题材选择上，这种民族化潮流通常善于表现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农村题材，其音乐、舞蹈语言和风格与民族民间艺术有深刻而明显的联系，在二度创作上每每显出写意性和写实性相融合的特征，程式化的表演有所削弱，生活化的表演有所加强；在唱法上一般以民族唱法为主。这类“乡土化”风格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较“都市化”风格为晚，其代表剧目，较早的有安徽的黄梅音乐喜剧《秋千架》，广西桂林的音乐剧《白莲》，近期有浙江嘉兴的音乐剧《五姑娘》、云南昆明的花灯歌舞剧《小河淌水》以及山西运城的民族歌舞剧《娘啊娘》、新疆的音乐剧《冰山上的来客》等。

所谓“综合化”风格，就是在艺术思维、表现手法、音乐舞蹈素材处理等方面广泛吸收欧美音乐剧和我国民族民间艺术的有益经验和形态特征，并根据剧目创作使命的需要加以灵活运用和自由嫁接，因此在整体风格上兼具“都市化”和“乡土化”这两种特色。其代表剧目有《黑眼睛，蓝眼睛》、《玉鸟兵站》、《中国蝴蝶》、《桂林故事》等。

整体看来，中国原创音乐剧的这三种风格都还稚嫩，艺术上不够精致和成熟，因此市场和观众认可度较低。但这起码说明：中国艺术家在原创之路上不畏艰险，持续攀登，既未停步，更没有知难而退；只要我们把这种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执著精神发扬光大，再加上中国艺术家的聪颖和才智，相信中国原创音乐剧必然崛起于不远的将来。

三、表演教学：虚心描红，立足原创

从本质上说，音乐剧是一门表演艺术。虽然，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艺术博大精深，成为世界公认的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而且其强调唱做念舞的统一也在表演形态上与音乐剧表演艺术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但因其美学特征的虚拟性和程式化，还是与音乐剧的真实性和生活化表演美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另一种现实状况是，我国专业艺术教育分工明确，彼此壁垒森严，戏剧、音乐和舞蹈各成系统、互不往来，从而造成学话剧的既不能唱也不能舞，学声乐的既不能舞也不会表，学舞蹈的既不能表也不会唱。

这种状况与音乐剧表演艺术的高度综合性要求严重不相适应。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艺术教育界便借鉴欧美和日本同行的经验，尝试在某些院校中开设音乐剧班，培养全能型的音乐剧表演人才。最早这样做的是中央戏剧学院，他们在日本四季剧团浅利庆太先生帮助下创办了音乐剧班，此后，北京舞蹈学院、武汉市艺术学校、河南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诸多院校也纷纷仿效；迄今为止，全国开办音乐剧表演专业的高校已不下10余所，在校学生近千人，并已初步形成了下列几种不同的办学模式：

1、戏剧学院模式。以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班为代表。学员多来自各地话剧院团，大多是话剧演员出身，戏剧表演、台词等是他们的强项，但歌唱舞蹈则是其弱项。经过两三年的学习，又得到日本四季剧团在人员、师资、教材、教法、设备、资金等方面的帮助，加之有中央戏剧学院这个全国一流的高等艺术学府全部师资和教学设施的强大支撑，因此这个音乐剧班办得比较正规，比较系统，也比较有成效。在学期间，该班师生曾在日本四季剧院资助下多次赴日本学习培训，并在日本同行的帮助下先后在国内公演了百老汇名剧《西区的故事》十个教学片断及全剧和日本四季剧团的保留剧目《想变成人的猫》，后在北京上演的翻译剧目《美女与野兽》便由该班学员主演。其教学成绩显著，在国内有较高知名度。

2、舞蹈学院模式。以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班为代表。其学员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演员，课程设置也比较正规，对学生进行舞蹈、戏剧表演、声乐、台词及其他文化艺术课程的训练，并在课堂作业中排演了许多欧美音乐剧的片断。

3、音乐学院模式。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班为代表。学生大多来自有歌唱天赋的高中毕业生，教学别注重声乐训练，因此其学生大多歌唱能力相当突出。相比之下，戏剧表演和舞蹈能力则稍逊一筹。近年来曾上演过《我为歌狂》、《六祖惠能》两部音乐剧，其创演质量在同行中反响甚好。

4、戏曲转型模式。以河南大学民族歌剧班为代表。学生主要来源于省内各地戏曲团体青年演员或戏曲学校(艺术学校)的应届毕业生。由于这些学生多系戏曲演员或戏校学生出身，自小接受了传统戏曲唱做念打舞、手眼身法步的系统教育，已经具备了全能型音乐戏剧演员的基本条件；进入河南大学之后，除了接受现代文化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之外，还在著名声乐教授武秀之指导下进行“假声位置真声唱”训练，使之经过三至五年学习掌握这种唱法，从而由传统戏曲演员转型为现代音乐戏剧演员，能够演唱不同风格的声乐作品，演出西洋歌剧、中国歌剧、音乐剧及戏曲剧目。多年来曾先后上演过歌剧《茶花女》(片段)、中国歌剧《第一百个新娘》和《叶子》、原创音乐剧《中国蝴蝶》及豫剧《走出一线天》。

5、职业艺术学院模式。以武汉市艺术学校音乐剧班为代表。学生主要来自武汉市各个中学初中毕业生中的有艺术表演才华者，进校后除了一般文化课之外，对之进行歌唱、舞蹈和戏剧表演等综合训练。三年之后，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都基本掌握了音乐剧演员所必备的综合表演技能，曾上演过教学剧目《红鬼蓝鬼》。浙江、湖南两省职业艺术学院新近创作演出的音乐剧《五姑娘》和《同一个月亮》，其演员基本班底便是两院的音乐剧班学员。

6、社会办学模式。由于采用商业化办学模式，学生专业背景相当复杂，办学质量亦参差不齐。办得较好的是翻译剧目《美女与野兽》及原创剧目《蝶》这两个商业性音乐剧剧组的演员培训班。其运作方式是：剧目正式公演前，在全国招聘演员并按照音乐剧表演艺术的综合性要求对之进行多技能职业化培训，公演时这些演员便成为剧组的基本班底。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中国音乐剧表演艺术教学模 式不同，但其教学理念大多注意描红和原创相互关系的处理――在具体教学和课程设置中，欧美经典音乐剧作品及其精彩场面的临摹性排练占有很大比例，以期通过这种描红实践使学生对音乐剧多艺术元素的构成法则及其基本语汇、各种表演技能技巧的综合运用能有较全面的了解和较熟练的掌握；但在教学实验剧目的组织方面，则非常强调剧目的原创性和本土化，以使学生能够迅速适应中国本土音乐剧的具体情况和表现要求。前述《红鬼蓝鬼》、《中国蝴蝶》、《五姑娘》、《我为歌狂》、《同一个月亮》、《六祖惠能》等，都是由高等艺术院校为其音乐剧班学员量身定做的剧目。

中国音乐剧表演教学的“虚心描红、立足原创”理念，正是中国艺术家对于发展音乐剧艺术“远法欧西，以我为主”这一整体战略在表演艺术教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音乐剧创演和表演艺术教学的高度理性自觉。

四、市场现状：硬件过硬，软件疲软

中国音乐剧的发展繁荣，需要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强力支撑。对音乐剧艺术规律的认识水平和驾驭能力、音乐剧创作和表演人才的培养、剧目生产的数量与质量、音乐剧产业和音乐剧市场的成熟度等等，均属于软件建设方面；而剧场和演出设施、制作条件、资金来源等等，均属于硬件建设方面。

中国音乐剧市场，经过30年的培育已渐趋成熟。特别在中心城市，欧美经典音乐剧来华演出，多采用短档期、高票价的经营策略，因此票房业绩较好，而且培养了大批热爱音乐剧的观众，一个较为健全的票务营销系统也逐渐形成网络。相比之下，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市场现状不容乐观，除了《芳草心》、《搭错车》这两部剧目演出场次超过1000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外，大多数剧目皆因本身的艺术质量不高而导致票房暗淡，一系列衍生产品的开发也无从谈起。中国音乐剧产业尚处在襁褓之中。

与这一现实相联系，中国原创音乐剧的主要投资方仍是政府。迄今为止，我国公演过的原创音乐剧，有80％以上均是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投资制作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商业投资或官民合资。投资规模非常悬殊――小型制作约在100万元(人民币，下同)左右，大投资高达6000万元。事实证明，这些巨额投资很少能够收回成本，更无望从中赢利。

就剧场和演出设施而言，中国各地大中城市均有适合中小规模音乐剧剧目的演出剧场数百家，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成都、武汉、重庆、沈阳、西安等中心城市均有适合大型音乐剧演出的剧场和现代化设施。仅以北京为例：新近落成并投入使用的国家大剧院以及建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现代化剧场有保利剧院和世纪剧院，建于“”前的天桥剧场、北京展览馆剧场、北京剧院、人民大会堂剧场等经过改造翻修后，均能演出大中型音乐剧；此外，首都剧场、民族宫礼堂、歌剧院及海军、空军等大兵种礼堂等也都是适合中型音乐剧演出的场所。上述这些剧场大多配有现代化舞台装置和齐备的高科技灯光音响设备，其先进和豪华程度甚至可与某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剧场相媲美。

上述种种情况足以说明，虽然整体看来我国在这两方面已经做到“软硬兼备”，但两相比较，硬件过硬而软件疲软，硬件建设远远强于软件建设。

五、前景预期：狠抓两环，苦练软功

制约中国原创音乐剧健康发展的因素很多：对音乐剧艺术和音乐剧产业的观念误差和认识误区、对“大投资、大制作、大场面”的盲目迷信、投资与立项决策的主观随意、从业人员创作心态的普遍浮躁、票务营销策略的严重错位等等，都严重削弱乃至损害了我国原创音乐剧的公众形象。但笔者认为，在上述诸因素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度创作；在一度创作诸元素中，最大的障碍是剧本创作；在剧本创作诸问题中，最突出的弊端是戏剧品格贫弱。由于绝大多数剧本立意落陈套，故事不动人，人物乏个性，情节少跌宕，冲突缺张力，展开无逻辑，从而导致音乐剧的一度创作在其起步之初便失去了戏剧品格和剧场趣味，其他综合元素因此无所附丽，音乐剧的整体性魅力必然大打折扣；何况我们在音乐创作、舞蹈创作、舞台美术创作及导演艺术等方面同样存在各色各样的问题。也正因为一度创作的低水平，导致音乐剧产业链在其启动之初便出现断裂，所谓上演率、上座率、票房营销无从实现，衍生产品等后续动作无法跟进，绝大多数剧目遭到同行和观众的双重冷遇也就可想而知。

业界同行渐渐认识到一度创作、特别是剧本创作的极端重要性，政府及相关制作单位采取公开征集剧本、举办剧本评奖、召开专题创作研讨会和剧本论证会等一系列措施，意在提高剧本创作的戏剧品格和一度创作的内在质量。随着音乐剧影响在中国的扩大和剧本稿酬标准的提高，必能吸引更多一流剧作家和诗人投身于音乐剧剧本创作行列。以我国戏剧艺术的深厚积累和从业者的聪明才智，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必有优秀之作涌现出来。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音乐剧制作人的不合要求。在目前体制下，中国音乐剧制作人大多由专业艺术演出团体的院团长担任，其中多数人懂艺术不懂市场；也有少数独立制作人，懂市场但不懂艺术且缺乏诚信。经过近30年来的创演实践磨练和市场洗礼之后，其中一部分善于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者会在摸爬滚打中变得聪明和成熟起来，只需假以时日，也会成长为既懂艺术又懂市场、既有融资能力又具诚信品格的优秀制作人。

近现代土地制度的演变篇8

[关键词]东北；乡村；社会阶级阶层；演变

近代东北地区地权产生了巨大的转变：清末民初，封建旗地、官地转化成民地，土地官有化向着土地私有化进行转变；九一八事变前，经历了地权由集中到分散的演变；时期，经历了地权由分散到高度集中、部分土地由私有被强行“国有”转成日农移民用地的演变。在转变过程中，受近代东北社会环境、自然因素等多重内外复杂原因的影响，近代东北乡村社会主流群体经历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与重新整合：军阀地主阶级粉墨登场，盛极而衰，绅商地主势力兴起壮大，逐渐分化，而向底层流动的自耕农或安于现状，或成为流氓无产者或堕落为土匪，逐渐沦为社会的边缘。

一、特殊的军阀官僚地主阶层由盛而衰

辛亥革命前，封建国有土地制度在东北地区占据着统治地位，大量旗地、屯田、禁山围场遍布东北各地。清朝覆灭后，清朝皇室与八旗贵族对土地占有的特权也随之丧失。民国建立后，东北各类官荒及官庄旗地全面丈放，至九一八事变前，丈放基本完毕，转售变成私有土地。

控制东北地方实权的军政大员，自东北地区开垦伊始便依赖暴力横征暴敛、强租硬夺等方式和各种手段大量侵占、攫取土地，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地主阶层――军阀官僚地主阶层。其人数在东北总人口中不到0.1%，却拥有面积辽阔、质地肥沃的土地资源。、张学良父子，“在东北的土地就有160万亩之多。”[1]奉系军阀中的其他高官显贵无不利用自己的权势在东北各地侵占掠夺土地。1924年至1925年吴俊升出任黑龙江省省长的短短一年之间“攫取土地不仅遍及全省，另外在洮南尚有田地2万亩。”在四平至洮南至昂昂溪铁路沿线，“特别是车站附近的土地，多归吴氏一手所独占”。[2]东三省军政要员诸如常荫槐、张作相、莫德惠等无不拥有大量土地。另据满铁1928年所做调查表明，“这一时期的东北从省长、督军、厅长、督办、旅长到各县知事、工厂主、银号总办等都在东北普遍占有大量土地。”[3]在东北领垦荒地的群体之中不乏各省各地的达官显宦；“地主大半……如退职之各部总长，国会议员以及督军省长等。彼等悉用公司堂号名义领垦荒地。其初稍出资本，嗣后或安居他处，坐收田租；或出售田地，另营他业。”[4]军阀地主阶层人数不多，但他们对掌控的大量尚未开垦的荒地，不经营，不开垦亦不出租，任其肆意荒芜废弛。而目的仅是投机倒把、坐地起价，待地价高涨，再出售贩卖，谋获巨额收益。致使东北大量土地闲置，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投机经营又令东北地价变动频繁、剧烈，阻碍了自耕农和外来移民对土地开垦、生产的正常需求，因而破坏东北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与稳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者展开了地籍整理，将马占山等抗日将领的土地以及一些逃亡到关内抗日将领、东北军将领的土地做为所谓的“逆产地”、“无主土地”收为“国有”，实际上是强行侵占，原来强盛一时的军阀官僚地主阶层迅速衰落。日伪殖民统治东北时期内，汉奸地主的势力得到扩大与增强，日本移民作为东北乡村社会中的特权阶层，逐渐演变成为新兴的异族地主阶层。

二、经营地主阶层由兴起壮大走向分化

随着东北土地的放垦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拥有雄厚资金的绅商阶层也越来越热衷于收购土地，形成了势力强大的经营地主阶层，在乡村经济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经营地主与纯粹靠收租生财的旧式地主有所区别，他们并不是将土地完全出租出去，而是选择自己经营全部或部分土地。

当时东北地区的经营地主与富农以大规模集中化经营方式进行生产作业而被称作“大农”。据1925年对吉、黑两省52个县的调查，经营地主及富农约占农户总数的14.3%，其经营的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52%。[5]清末民初，在放垦土地的过程中，雇工经营农场在东北地区的新垦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兴起了一批农牧垦殖公司。东北各种农牧垦殖公司、农场，从1912年民国成立之初至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前约有24家。这些农垦公司的投资人由买办、官僚、商人、及为数不多的工矿资本家组成，有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多种形式。这些农垦公司雇佣农业工人，使用新式农业机器，把多种集资方式引入农业，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近代资本主义性质。但因为这一时期农机使用、维护成本较高，机械化生产在农业中普及变得很艰巨，东北地区的农业机械化远未达到规模化，对近代东北农业发展不能形成决定性的影响。随着农业开发导致东北南部旧垦区可耕地减少，人地关系恶化，加之经营不善，地力下降，民国后期，东北农场面积有所缩小，呈现衰落趋势，一些大农场、企业以雇工为经营方式的生产逐渐被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小农经营模式所取代。

时期大土地所有者阶层大大分化。日伪政府通过地籍整理，剥夺了部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有一些地主通过与日伪政府勾结来扩充地盘，压迫农户，堕落成为汉奸地主。一些绅商，痛恨日伪的殖民统治，流亡关内，无力经营或委托经营，或撩荒或没有日伪“合法执照”，而被日伪强行接收。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大面积撩荒，降为中小土地所有者，甚至成为破落的自耕农。

三、中小土地所有者严重分化和无地户急剧增多

在近代中国，南方地区“平均需要农田三亩，方可养活一人”，在北方“平均需要四亩农田之生产，可养一人”。[6]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地区，至少25亩农田的产出方能勉强维系五口人的生计。

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实施丈放官荒旗地，但巨额的面积和价格，是一般农民所无法接受的。因而领荒者多为官僚、商人、高利贷主，招佃放租，遂造就了近代东北乡村居民大多只能过着承租雇农的贫困生活。佃农和雇农可以归为无地户之列，佃农以租种土地为生，而雇农则是靠出卖劳动力为别人做长短工为生。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租种土地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比1917年为52.2%，1918年为50.7%[7]东北沦陷的十四年，日本殖民势力深入东北乡村社会，东北乡村村中小土地所有者阶层受到严重的冲击。一部分中小土地所有者依附殖民者而迅速跻身于大土地所有者阶层，更多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则下降为无土地阶层。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对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借口移民生存“重整地籍”，强行以市价的一半收购东北农民正在耕作的良田宅地。同时实行“归屯并户”措施，以武力驱逐村民离开原居住地，迁到指定地点，空留出的土地留给日本移民。截至1941年4月，政府和满拓会已拥有土地20026000公顷，其中支付地价面积10800930公顷，未支付地价而强占的面积为9224070公顷。[8]据统计，至1945年日本战败之时，日本移民在东北侵占土地已达2552万公顷，其中可耕地152万公顷，约占当时东北可耕地十分之一。由于日本的大肆掠夺，使得广大东北乡村居民无地可耕的境况日趋严重，大量小土地所有者进入无土地阶层。据日满农政研究会调查，东北南部“无地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2.5%，东北中部“无地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8.9%，而东北北部“无地农户”占农户总数的63.2%。[9]日伪政权的残酷统治和疯狂掠夺，严重阻碍了东北乡村社会的发展，使大量东北中小土地所有者纷纷破产，造成东北乡村社会的严重衰败。

总之，民国时期，东北地区乡村经历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重大转变。但在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社会发展的正常轨迹被完全打断，东北地区地权发生重大转变，东北乡村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经历了重要的变迁。东北地区的农业经济既具有资本主义农业的某些特征，又具有封建小农经济的浓厚特征。民国时期东北乡村社会阶级阶层的变迁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9―1927）[M].北京：三联书店，1957：11

[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9―1927）[M].北京：三联书店，1957：16.

[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9―1927）[M].北京：三联书店，1957：17

[4]陈翰笙，王寅生.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M].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6

[5]衣保中.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J].北方文物，1992，（3）：

[6]李树青.中国农民的贫困程度[J].东方杂志，第32卷19号：74.

[7]薛暮桥，冯和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118.

[8]满洲移民史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