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童的非正常死亡

“就是在这里,刘和章把他女儿给杀死了!”7月27日,说起一个月前发生的凶杀案,安徽阜阳市姜堂镇梅寨行政村梅庄自然村的村民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被抓后的刘和章被司法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警方无权处置,虽然“借钱送到精神病院,但早晚得送回来” 。刘和章要被放出来的消息传到村里,村民不干了。“绝对不能回来,我们的娃要不要活了?” “你们警察把他枪毙了吧。”村民们以“向上反映”为要挟,坚决要求把刘和章关进精神病院,无论如何不能回村。

目前,刘还在阜阳三院治疗。但“医院又打电话催药费了” ,警方说。

10年前,一个重病残疾女孩被父母遗弃,因无人过问,生命本可能就此终结,却被一名精神病人收养。然而10年后,这位精神病人却将她杀死。难道只有刘是杀害她的凶手,难道她就没有生的机会?本该制止的悲剧缘何发生?

7月28日上午,以收治精神病患者为主的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住院部一楼男区,一间布满铁栅栏的多人病房里,一名男医生大喊:“刘和章。”刘和章坐在床前,平头短发,体格壮实,眼神迷离,游移不定。

见到记者,刘和章问:“你是来看我的吗?”刘有多名亲属,但事发后,没有一人前来看望。没有等记者回答,刘就自言自语:“我要回家。”重复多遍后,刘眼里流着泪水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家里不能没有我呀,家里没有人照顾。”

刘已经记不得杀死女儿的具体情节,谈到女儿的死,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却不停地撕心裂肺地哭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到旁边站着的警察,刘说:“是你们把我拉过来的,你们再把我送回去。”

警察一脸苦笑。负责治疗的三院刘主任见到警察第一句话就是:“没钱了,你们啥时候送钱?”当得知警方暂时还无法送款时,刘主任说:“病人病好了,你们送回去吧。”

然而精神病人的治疗,要一个疗程约3个月才能看出效果,否则不会出现实质性好转。而刘和章在医院待了还不到一个月,这一个月中,因为没钱,早已经停药了。

“送回去,送回去再出事咋办?”颍泉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指导员赵军表情很无奈:“记者同志,你帮忙想想办法吧。”

在医生面前,刘和章是病人;在亲属面前,刘和章是“被遗忘的人”;但是在梅寨村村民面前,刘和章是杀人狂魔。医院里,刘和章嚎哭着提出要“回家”,而在家中、在村里,没有一个人希望他回去:“最好是警察给他枪毙了,最起码是关在精神病院这辈子别出来”。

“他连从小收养的闺女都杀了,还有什么他做不出来?”梅寨村村民的担忧不无道理,富有攻击性的刘和章可能做出任何疯狂的举动。

6月30日早上的命案可以说明一切。

“早晨五六点的样子,我看见刘和章架着他闺女的胳膊,他闺女一点衣服都没穿,刘和章就把闺女放在池塘里洗。”当地村民、原生产队的队长梅玉海是第一个发现了刘和章杀人的。

已经70高龄的梅玉海身板硬朗、头发花白,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但当说到案发场景时,胳膊抖个不停,话音也一颤一颤的。

梅玉海说:“刘和章的闺女双腿残疾,又是个哑巴,因为离得远,没看到她动没动。”于是梅玉海就大喊:“和章,你在干吗?”

刘和章立刻抱起女儿慌慌张张跑回家了。梅玉海不放心,就跟去看,在刘和章的家门口,梅玉海发现,刘和章砍掉了她女儿的头颅。

“没命地跑呀,找了个电话就给王振华打电话。” 梅玉海说。王振华是梅寨行政村村委会副主任,他得知消息后立刻报警。等警方将刘和章制伏后勘察现场发现,刘和章已经把女儿的四肢也砍掉,一起放在锅里煮食。

刘被送去做司法鉴定。阜阳市精神病医院的鉴定结果为“符合精神分裂诊断,案发时鉴别能力和控制能力均丧失,故无责任能力” 。

根据相关法律,刘将被无罪释放。

这个消息在梅寨村掀起轩然大波,村民反对声音极其强烈。姜堂派出所所长汪辉告诉记者:“问镇里借了2000元,交到三院,把刘和章先放那了。”“那之后怎么办?”当记者问时,这个部队转业的汉子沉默了。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无论村民,还是村委会,甚至是区局警方的有关负责人,并不知道有没有适当的救助途径来送刘和章到精神病院治疗,也不知道这笔钱该由谁来支付。

阜阳市残联康复科负责人郭西军介绍,目前,还是有一些途径对精神病人进行救扶。针对“三无”精神病人,即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无法律赡养人的病人,可通过各级上报和核实后,由市残联出钱,送到医院救治。

但3个区一共只有25个指标,每个人只有3600元。而在医院,一个月的医疗费至少三四千,这是“富贵病”。对于症状较轻、只需要在家服药的精神病人,经过批准可给予每年400元的补贴。但3个区的指标也只有300人。“在对精神病人的救助中,资金匮乏是最大难题。”郭西军承认,他说;“据调查,阜阳市约有0.7%的精神病人,这些救助不过是杯水车薪。”

除此之外,人们对精神病人的不理解,也是一大难题。当得知全体村民都要求把刘和章永远关在精神病院时,阳光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张志刚表示:“精神病人不被理解,基本上成了被社会抛弃的群体。”

确实很少有人关心刘和章。

7月27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姜堂派出所。随后,在姜堂派出所所长汪辉等陪同下,前往距离这不到10里的案发地。

车走到半路,由于前面路不好走,车过不去,大家不得不下来步行,连日阴雨,乡村小路极其泥泞。这里是阜阳市最穷的地区之一。

刘和章的房子是民政部门给盖的两间砖房。这两间房子旁边还有五六间快要倒塌的房屋。推开房门,阴暗无比,一股潮气袭来,两张床,凌乱不堪。屋里到处都是杂物、破烂,没有下脚的地方。邻居告诉记者:“刘有承包地,但并不耕种,平时靠去大家地里‘捡东西’为生。”

其实,刘和章和他哥哥刘国章一开始并不是精神病。一位村民说:“两个人都聪明着呢,小时候成绩可好了。”

刘和章兄弟俩的病与他们在山西煤窑的一段遭遇有关。当地村民告诉记者:“90年代初,刘和章兄弟俩去山西挖煤,不知道具体啥原因,兄弟俩在荒山里待了三天三夜,就受刺激了。”

兄弟俩回来后,精神渐渐异常。“这时候有人介入,或许刘的病就不会这么严重。”心理咨询师张志刚表示。刘和章得病后,与人基本没有沟通。富有攻击性的他不受村民欢迎,也没有村民喜欢他,在村中,他处于孤独、孤立的状态。

张志刚表示,正是这种状态,使刘和章的心理日益不健康,而心理不健康,又会进一步让村民远离他,甚至害怕他,进而使他更加孤独。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刘和章的精神状态一天差过一天,直到惨剧的发生。

其实不被关心的何止刘和章,还有那个采访时根本没有人提及的被杀害的女孩,这个13岁、14岁抑或15岁的女孩子。

采访时,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个被杀害的女孩子的样子,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

“就叫刘妮吧。”王振华说,村里曾经想给这个女孩子申请户口,发现这个女孩没有名字,于是就在姓名一栏填上“刘妮”――养父姓刘,她又是个妮子。

王振华讲述了刘妮的来历。

“大概是1998年,我接到阜临路派出所电话,问我有没有刘国章这个人。刘国章是刘和章的哥哥。派出所说刘国章涉嫌拐卖人口,我说:‘刘国章是个半疯子,他能拐卖谁?’后来才知道,刘国章捡了一名被人遗弃的瘫痪女孩,被警方认为是拐卖人口。后来查明是个疯子,就把他放了。”

“于是刘国章就抱着这个女孩子回来了。”王振华叹了一口气,“要是警察当时把这孩子送到福利院就好了。”

刘和章看到哥哥抱个女孩子回来,他就要,哥哥不给,结果哥俩就打。最后,刘和章打赢了,这女孩子就被他收养了。

村民们说:“刘和章不发病的时候,对女儿照顾得细致入微,喂饭都是嚼碎了喂给她。”“女孩有残疾,他就用架车子拉着女孩出去走。”可一旦发病,刘和章就会对女孩拳打脚踢。“这没人问吗?”记者问道。“谁问呢?”村民们回答,“人家家里的事。”

就这样,刘妮在刘和章家里生活了整整10年。这个残疾的孩子,这个不会说话的孩子。直到死亡,在村民脑海里也只是模糊的一个影子,很快将被遗忘。

令人担忧的是,刘和章绝非孤例。在阜阳市,甚至放眼整个安徽、全国,精神病人伤人、杀人的案件屡屡出现。

同样是在阜阳,记者曾经采访过一名精神病人拿刀砍伤父母兄弟后,被众人制服关进铁笼的事件。

可以说,农村精神病人打人杀人的事情时有耳闻。系列命案发生后,精神病人才会引起重视,并得到特殊“关照”。而在命案前,鲜有人注意这极易造成惨案的群体。

新华社数据:我国目前精神疾病患者约有1600万人。这些人大部分在农村,并且大多数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疗。

据相关部门的调研,收治管控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存在没人管、不愿管和没钱管“三难”。

记者了解到,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收治管控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但由谁来管却很有争议。公安部门认为,精神病人应由卫生部门管;卫生部门则认为,精神病人作案,当然是警察的事;还有人认为,精神病人属特殊弱势群体,民政部门也得管。于是,对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的管控出现了相互推诿现象,造成了无人管和漏管失控。

针对精神病人屡屡肇事的情况,有关专家建议,由政府负责对精神病人实施低收费或免费治疗,并建立档案,对其进行跟踪监护,通过“依法治病”来真正解决精神病患者本身的问题及其带来的相关社会问题。

“这些人一旦在社会上游荡,就像不定时炸弹。”警方担忧地说。

7月28日,记者走在街头,看到路边一名精神病人在垃圾里找食。“如果他爬起来给路人一刀呢” ,这个想法让记者一身冷汗,但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可能。

看看身边,当你对精神病这个群体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时,你也可能是刘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