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溢出理论与实证:一个文献综述

摘要:文章通过对技术溢出的理论和实证进行梳理后发现,理论分析中FDI和进口产品贸易是两个主要的入手点,模型多以两阶段博弈模型为主。实证分析中以传统的计量方法为主,存在着区域空间、开放程度、人力资本等变量上的差异性,但结论却存在着相似和相反的两种情况。文章最后总结了当前研究的主要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技术溢出;FDI;R&D

一、对技术溢出的理论研究

MacDougall(1960)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技术溢出理论,他在分析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福利效应时,把技术溢出效应视为伴随FDI的一个重要现象,由此引起了经济学家对技术溢出问题的关注。Caves(1974)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加快了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速度,并且从三个角度解释了这个原因。Findlay(1978)构建了由先进的发达国家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和技术扩散的内生、动态模型,检验了诸如技术差距、外资份额等静态特征对技术扩散程度的影响。认为FDI输出国与东道国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率就越高;投资规模越大,技术扩散速度也越快,得出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东道国企业会产生有效的“传染效应”。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Mansfield和Das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重点从跨国公司角度研究了竞争型的技术溢出模型。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进一步将博弈论、策略论等方法引入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有学者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以溢出为前提的厂商理论。Boisot(1995)以文化空间为分析工具,分别探讨了新古典学习理论和熊彼特学习理论对厂商技术水平的影响;Klibanoff和Morduch(1995)研究了厂商之间技术扩散问题;Lee(1995)比较了两种技术定位下小厂商的技术创新,发现在新技术背景下厂商内部研发活动及其与外部的技术联系均变得更活跃;Poyago和Theotoky(1995)研究了寡头模式下联合企业的均衡和最佳规模。

第二,博弈论中的溢出分析。Wang和Blomstrom(1992)将技术溢出视为跨国公司子公司和当地企业间策略性竞争的内生现象,他们构建了一个关于跨国公司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发现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技术溢出也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的投资越多,其吸收溢出的能力就越强。

第三,策略联盟的溢出分析。Gugler和Dunnin(1993)发现策略联盟是创造和提高厂商技术优势及其创新活动区位布局的互补性组织形式,策略联盟的技术溢出随产业差异而不同;Hagedoorn(1995)考察了非核心技术的策略合作,揭示了厂商之间策略技术联盟的基本趋势。

第四,溢出效应和“边干边学”理论。Parente(1994)研究了技术扩散,边干边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厂商技术吸收决策和产出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Colombo和Mosconi(1995)认为边干边学效应是技术扩散路径中技术经验的增函数。

第五,组织技术的溢出分析。Mekendrick(1995)发现银行组织技术模仿的来源大多数属于非市场中介型,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专门知识的来源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第六,Helpman(1995)等人通过考虑国外R&D因素,构建一个国际贸易模型,考察了技术溢出如何通过产品进口提升进口国的技术创新能力。Lichtenberg(1998)通过建立一种新的R&D投入资本测算方法,得出了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越高则从国外R&D中吸收先进技术能力就越强。

国内关于技术溢出方面的理论研究,大多也是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本土产业或是地区的溢出效应这一角度来进行考察的。主要探讨了“市场换技术”等政策的可行性、效果以及外资对我国技术溢出的效应是否显著。如程宏(2001)具体研究了外资技术溢出的三种主要形式和途径,分析了产业关联在技术溢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提出了在引进外资时应积极引进产业关联度高的项目。王林生(2002)认为外资的流入有助于中国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发挥,需要“以竞争促创新”这种不同于以往“以市场换技术”的新策略。王福重(2007)通过加入进口国的人力资本变量,修改了Lichtenberg(1998)模型,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国外R&D存量对我国TFP的贡献。

二、对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

自技术溢出理论产生之后,它就伴随着不断的验证,无数的学者通过相关数据,运用多种统计方法来分析现实世界中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对象仍然以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为主,只是在分析时细化了产业和区域。而且实证分析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技术溢出的程度如何,什么因素影响了这种技术溢出。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以Caves(1974)和Globerman(1979)为先驱。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地把他们的模型扩展和细化。Caves(1974)和Globerman(1979)分别采用制造业不同年份的横截面数据检验了加拿大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当地企业的收入水平和生产效率与行业内引入外资的水平呈现正的相关性,从而得出了存在技术溢出的结论。Blomstrom和Persson(1983,1989)考察了外资对墨西哥企业的技术溢出程度,认为墨西哥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行业中外资企业的比例正相关。Watanabe(1983)运用菲律宾的数据,发现跨国公司对当地供应商产品性能和价格的严格要求促进了当地企业生产技能的改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Kokko(1994,1996)研究了技术条件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Kokko(1994)使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对技术溢出的效果有显著影响,二者呈反向关系。Kokko(1996)通过对乌拉圭的实证分析,考察了行业竞争和市场份额因素对溢出效应的影响,他发现竞争是导致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因素。Liu等(2000)考察1991-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得出了与Kokko(1994)类似的结论。Kathuria(2001)发现溢出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企业的学习能力和对研发的投资,这些投资能促进当地企业应用新知识及提高企业吸收能力。Smarzynska(2002)考察了东道国为跨国公司提供中间投入品的行业,发现这些行业的生产率与FDI投资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技术溢出在产业之间有关联效应,并且当FDI是国内市场导向型而非出口导向型时,行业间溢出效应更显著。

同样,有很多学者的研究不支持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如Haddad和Harrison(1993)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溢出效应。Aitken和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Barry(2001)考察了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间企业面板数据,同样发现存在大量负溢出效应,他们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Barrios和Strobl(2001)采用西班牙制造业1990-1994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西班牙不存在任何的技术溢出效应。Jakob(2005)通过面板数据对13个OECD实证表明,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给这些国家的TFP的增长贡献额度超过200%。

国内学者运用相关数据对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同样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资对我国企业或地区是否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上。何洁、许罗丹(1999)借鉴Feder(1982)的计量方法,采用1985-1997年相关工业部门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我国工业内资部门的产量就增加2-3个百分点;当我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工业内资部门的产量就增加0.3-0.4个百分点。刘金钵、朱晓明(2004)通过建立回归计量模型,运用1993-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量了外资对我国工业领域内的技术溢出程度,认为1993-2002年,我国工业领域内的跨国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黄静波、付建(2004)运用广东省1986-2001年的数据,考察了外资对广东省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FDI对广东省在技术进步方面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吕世生、张诚(2004)利用天津市103家企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Haddad和Aitken的扩展模型,考察了当地企业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研发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创新性研发。张海洋(2005)通过考察研发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将引进外资的外部性区分为外资技术扩散效应和竞争效应,进而检验了外资促进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效率提高的途径。他发现本土企业的研发和外资进入都推动了内资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但来源分别为研发的创新能力和正向竞争效应,而非技术扩散。彭水军、包群(2005)通过构建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吸收能力对溢出效应的决定作用,并利用中国1996-2002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结果发现技术溢出过程中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决定了技术溢出的效果。蔡虹(2008)通过实证表明,产品的进口贸易对我国的技术溢出能力很大,它很好地解释了我国TFP的增长。孙虹菊(2008)通过对我国地域划分,说明了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能力存在着区域差异性,即东部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西部。

三、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通过对技术溢出研究情况的简要综述可以发现,技术溢出现象普遍存在,多以通过FDI和产品贸易等途径展开。但FDI对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作用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同时,技术溢出能力还受到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开放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就目前而言,关于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宏观角度把国家或者区域作为一个溢出主体,来分析对东道国产业的技术创新以及区域发展的影响。尽管原理相似,但是技术溢出的研究很少落实到“产业”这一层面上,尤其是技术特征关联度很高的相关产业的研究,当前还很少见到。因此,基于产业链特征的相关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是今后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结合中国产业间的实际特征展开研究,对准确把握我国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溢出能力都显得很有现实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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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范叙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嘉兴学院;贾德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