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性别平等 推进妇女发展

中图分类号：C2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2-0071-03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妇女研究培训基地、妇女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女性・社会・发展”学术论坛于2007年1月11日在北京举行。5位专家就有关当代女性发展等问题作了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培林研究员在“从教育和就业人手促进性别平等”的发言中首先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人和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中国出现了各种新的性别问题，如性别比偏高、打工妹的权益保护、大龄女性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难、妇女自杀率偏高、城市离婚率上升、单亲母亲家庭增多，以及艾滋病在母子间传播等问题。他认为，从教育和就业人手促进性别平等，保护妇女权益十分紧迫。

李培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6年3月至7月在覆盖全国28个省市区的“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的结果，描述了目前中国女性在教育方面存在的劣势：(1)目前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仍低于男性，男性中未受过正式教育的比例占16．32％，而女性则占32．2％。(2)城乡妇女受教育情况差异显著，农业户口女性居民中未受过正式教育的占43．9％，非农业户口女性居民为9．98％。(3)地区差别显著。西部、中部女性居民中未受过正式教育的比例分别为40．21％和34．28％；东部地区女性为26．12％。

调查显示的就业中的性别差异表现在：女性无业人口比例高于男性，在调查的18―69岁居民中，男性中83．3％人的表示有工作，女性中有67．0％的人表示有工作；就业人均月收入男女性别差异也较大，在工业中就业的男性为1239元，女性为975元，服务业中男性为1532元，女性为1144元，农业中男性为408元，女性为320元；男女两性在享受社会福利如养老保险和医疗卫生保障方面也有明显差距；等等。

最后，李培林认为，必须不断改善女性的受教育状况，特别提高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改善女性的就业状况和工作条件，不断提高女性的社会保障权利意识，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标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晓山研究员以“扶贫小额信贷和对贫困妇女的影响”为题作了发言。他说，小额信贷对中低收入妇女的经济社会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他首先界定了小额信贷的概念和类型。他说，小额信贷是指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他们所需的贷款、存款、汇款结算、保险等金融服务，主要凭借无抵押，操作灵活、贷款方便等优势，在贫困地区有广大的发展空间。小额信贷大体可分为福利性和制度性小额信贷两大类。二者的区别是看其是否追求服务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制度性小额信贷又可再分为公益性和商业性两个分支。

杜晓山引用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说明，小额信贷在缓解贫困和农户的脆弱性、增进农户的信用意识、促进贷款人的经营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贫困妇女更是具有正面的影响。广大农村受援妇女不但经营创收活动项目经济效益好，综合素质也有提高：(1)培养了妇女的信用意识。(2)精神面貌明显改变。受援妇女普遍反映，参加项目后和生人说话不发怵了，聊天的内容变了，邻里关系好了，锻炼机会多了，敢买车出去闯市场了。(3)自我发展意识及能力得到提高。(4)提高了家庭地位。

关于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杜晓山认为，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能否可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小额信贷机构自身业务水平和能力建设，另一个是宏观政策环境。而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欠缺，例如，金融机构对项目的扶贫目标定位重视不够，体制和机制上不适应扶贫小额信贷发展的要求；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不适应项目发展的需要；补贴类型的利率政策不灵活。特别是政府至今还没有出台关于推动小额信贷发展的完整的政策法规或具体管理办法。杜晓山最后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佟新教授根据自己讲授《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的思考，作了“大学生的性别观念与知识需求”的发言。她发现，许多女大学生面临“女性与成就”即自我性别认同与社会性别期望之间的冲突。不少女生反映，进人大学后，第一次感觉到别人不再以你学习成绩的好坏来定义你和认识你，而是以你是否“漂亮”、“温柔”、“可爱”来认识你。这些以学习成绩见长的女生进入到了一个“有性别”的校园，她们无助地在改变自我或是改变环境的困境中抉择，她们的困惑是集体性的。而在专业学习方面，有些女生从那些似乎属于“男性职业”的“计算机系”转向更加女性化的“管理系”；也有些同学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但心里却有些迷茫。

同时，男女大学生在与同性和异性建立亲密关系上也存在着迷茫的感受。在与异性关系方面，一项对国内四所大学的关于学生观念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大学生未婚同居”这一社会现象视为很正常和无所谓的占到83．2％。同时，大学生在同性关系中因缺少规则而感到焦虑。这一代的大学生有不少是独生子女，他们既有强烈的交友渴望，但又缺少深入交流的能力，本质上他们更加需求人际交往的知识。总起来看，大学生们在性知识方面出现了“过剩”，而在亲密关系的规则方面出现了“缺失”。正是这种知识的不匹配，使得他们在交友中感到困惑。他们不知道如何发展深入的关系。他们困惑的是如何获得“亲密关系”，并经由这些关系来认识自我和自我成长。

她最后指出，在校园中应当开展妇女运动与人权运动，要在课堂上带进平等观念和人权意识。首先，要在知识层面上提升学生将“已有知识问题化”的能力。这些问题包括：校园的性别文化是怎样的，校园的性别文化是以谁为主体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校园的性别文化是否可以改变?等等。事实上，校园中的许多知识是“有问题的”、是“性别化的”、是表达“男性利益的”，因此，需要批判意识，也需要解放意识的传递与弘扬。其次，在与“性”相关的话题上，需要注入平等的观念。以交友为例，在强调个性解放的同时，自己在课堂上加强了如下的讨论：如何“尊重”他人的权利，而不是“占有”他人的感情，亲密关系中如何相互“尊重”，亲密关系中的“平等”意味着什么，等等。在讨论过程中，注意同反思已有的与亲密关系相关的传统知识，如“奉献”、“遵从”以及“为爱而牺牲”等命题相结合，有利于学生平等交友能力的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理事、人口研究所郑真真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人口学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发言的重点是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她指出，出生性别比的失衡既是社会问题的具体表现，也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部分地区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至2000年已经蔓延到全国除和新疆外的所有地

区。

郑真真根据2005年的调查资料，在描述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情况后，特别指出了容易被忽略的歧视女婴问题。她说，女婴的生存劣势在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或挤压时表现显著。例如，死亡女童未接受治疗的比例高于男童8．6-13．9个百分点；在出生体重低于2000克的婴儿中，女婴死亡概率是男婴的3至4倍。造成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范围的因素有：社会文化环境、经济发展、家庭需求、个人观念、行政管理、技术手段等，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应当有一个多部门协作的长期综合治理战略。其中，行政管理因素尤其需要引起注意。有不少领导干部没有意识到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社会问题的具体表现，认为只是一个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个别领导认为靠一两年“突击”活动就可以治理这一问题。所以，特别需要加强对于他们的相关教育。

为此，她建议：(1)综合治理的战略应当着眼于解决问题的源头，注重治理措施的长期效应；(2)控制和管理措施应当对准一个较小的目标人群，从而提高效能；(3)坚持并完善奖励扶助制度，同时开展必要的宣传；(4)加大对领导层和决策者的宣传倡导，同时将相关内容纳入中小学和医学院校的教育当中；(5)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如媒体的正确引导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干预；(6)经常开展调研并评估已有措施的效果，及时发现问题、调整具体的治理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董之林编审发言的题目是“女性想象与历史认知――关于当代女性文学的几点思考”。她发言的中心是女性文学在历史叙事中的个性特点。她说，把女性文学当作热门话题几乎是商家和学者的共识。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急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人们对人和人性予以更热忱的关注；对多元文化取向予以更多的尊重和理解；对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予以更深刻的思考，对历史和传统予以更为多样化的重新解读。处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长期以来处于相对边缘的女作家和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她们对人性的想象与要求，她们的内心情感、思辨与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等在今天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董之林说，既不能脱离历史和传统，又对它们轻视女性的某些方面反其道而行之，正是女性文学在历史叙事中的个性特点。20世纪30年代，丁玲的《梦珂》表现了一个村姑对现代都市的仰慕不过是十分盲目的一厢情愿。丁玲对现代都市怀疑的目光，恰恰游离甚至瓦解了关于现代性的神话。至40年代，当文学普遍赞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时，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描写的却是解放区生活的班驳杂色。前者描写了一个被日军、后来又被派遣打入敌人内部的女性――贞贞的不幸遭遇，后者描写一位知识女性被派往延安后方妇产医院，因为遭遇到种种挫折，最终不得不离开这所医院。丁玲的小说和她本人随即受到批判的遭遇，让人留意这位女作家在一个革命大时代孤寂的身影。

董之林指出，女性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借书写日常生活，呈现对主流叙事的疏离倾向。茹志鹃的小说没有表现当时特别流行的大主题和大场面，而流连于这些大主题或大场面的边边角角：《百合花》中小战士与新媳妇之间“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静静的产院》里谭婶婶对新接生法喜忧参半，却又硬撑面子，不肯输给年轻女人的微妙心理；《春暖时节》的静兰在一个忘我的革命年代，对家庭生活颇感不安的体察。冰心对茹志鹃小说心有灵犀，她说，茹志鹃是以一种“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后的中国妇女的”，因此她的作品，“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与此相关，也有的作品通过对男性神话的拆解，转而进入对以往宏大历史叙事的重新解读。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颠覆了流行于80年代关于启蒙者的男性神话。当作为启蒙者的“叔叔”历经磨难，终于负心地踏上80年代的红地毯时，艰难时刻曾扶助过他的女人却带着儿子找上门来，于是叔叔再也圆不了一个无辜受难者经历心灵炼狱的故事。“叔叔忽然看见了昔日的自己，昔日的自己历历地从眼前走过，他想：他人生中所有的卑贱、下流、委琐、屈辱的场面，全集中于这个大宝身上了”(《叔叔的故事》)。与其说这是叔叔的忏悔，不如说是作家对那种把苦难当资本炫耀的社会时尚不留情面的讥刺。又如张洁的长篇小说《无字》讲述了被以往宏大叙事遮蔽了的三代女人的故事。小说从吴为婚姻破裂写起，细腻表现了一个理想男人偶像在当代女性心目中坍塌的过程。以往宏大的历史叙述往往掩盖了这些女人“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掩盖了他们为历史所付出的牺牲，以及他们在历史和文化中真实的处境。

董之林认为，以往的女性文学隐含着现实和未来女性文学的发展基因，也可以使我们对当下的人文环境、文化语境有更进一步的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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