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耕文明在《诗经》婚恋诗中的体现

摘 要：《诗经》深深根植于中国农耕文化得土壤，因而它必将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载体。婚恋诗作为《诗经》中最为重要的题材之一，中国农耕文明在其中更是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具体表现为：“以大为美”的审美观念；“多子多福”的生活希冀；“冬婚春嫁”的时令安排；“硕果传情”的情感表达等。

关键词：《诗经》；婚恋诗；农耕文明

一、引言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内容和特征，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1]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305篇诗歌。由于这些诗歌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因而，其大体上也反映了古代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悟。樊树云在《诗经全译注》中指出：“十五国风共160篇，与婚恋诗相关的诗歌共有76首，几乎占据了国风的一半。”[2]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再现了农业生产下先民的爱恨痴缠和情感纠葛。然而，据笔者所知，目前还少有人论及农耕文明在《诗经》中婚恋诗中的体现。故而本文拟就农耕文明在《诗经》婚恋诗的审美观念、婚嫁时令和恋人互赠情物等方面浅谈个人的看法。

二、“以大为美”的审美观念

男女之间的爱慕不仅体现在相互的情感追求，也体现在对于男女双方容貌的欣赏。常言说得好：“人美在内心而不在外表。”但是，外表给人的直观感受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农耕时代，高大、健硕是生产的需要。如在《齐风・猗嗟》：“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①可见，在上古先民的心中，美男子的形象正如鲁庄公般的面容俊美，体形长大健美，威武，给人以挺拔之感。再如《邶风・简兮》，一位女子去观看舞狮表演，其看到的场景是：“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这个舞狮者身躯硕大魁梧，强劲有力，而他正是当时女子心中的男性之美的代表。

男性如此，女性亦然，例如《卫风・硕人》：

硕人其颀，衣锦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孙痫稹5云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B瑁@鲔发发。葭I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A。

这是卫人赞美庄姜夫人的诗歌。在诗歌第一章中，开头第一句便写到“硕人其颀，衣锦衣。”穿着金缕薄衣的女子啊，身材高大而丰盈。从诗文中便可以看出卫人眼中的美女形象就如庄姜夫人一般，身材高大、丰硕。接着，诗歌第三章进一步描写了庄姜夫人的丰硕之美。如：“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孙痫稹痹谡饫铮“敖敖”指身材高大的样子。丰满的美人高大健硕，载着美女的马匹也是膘肥体壮。从人体的丰满再到近侍马匹的健壮，诗句的描写体现了在农耕时代人们以实用主义为目的的“以大为美”的审美价值观念。

《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美观念呢？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决定的，周朝社会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而在农业劳力耕种的条件下，必须依靠体力，而体力正是来源于健硕、高大的体格。正是因为农耕文明的环境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周人为什么崇尚体形高大健美了。上古先民这样的审美观念也体现了农耕文明的独特特性。

三、“多子多福”的生活希冀

《诗经》言“大”，其中还隐藏着人类本性的审美价值观念，那就是完成生命的延续，追求生命力的旺盛。在机械不发达的农耕时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事农桑。青年劳动力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在《诗经》中便多有期盼、祝福多子多福的诗篇。例如《唐风・椒聊》：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

椒聊之实，蕃衍盈。彼其之子，硕大且笃。椒聊且，远条且。

这是一首赞美妇女多子多孙的诗歌。椒多子，故诗以椒起兴，祝贺妇女多子：“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从诗句中可以看出，诗歌以椒之多子喻人，身材高大的妇女子孙多，大家都知道她很幸福。在诗歌第二章中，继续赞美高大的妇女道：身材高大的妇女子孙繁多，大家都知道她是多子多福。由此不难看出，在农耕文明发达的古代社会，人类繁衍是农业的大事。

《诗经》中这类的诗还有很多，例如《周南・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这是一首祝人多子多福的诗歌。诗中用蝗虫多子，比人之多子，表示对于多子者的祝贺。全诗共分为三章。在第一章，以蝗虫多子，来祝贺别人多子多福、繁荣兴盛、家族荣昌。在第二章，诗歌以蝗虫四处飞舞之象，来喻指上古先民积极勤劳，人口众多，但仍然井然有序的劳动场景。在诗歌第三章则揭示了上古先民祈求多子多福的本质，以蝗虫多子来喻人，以此表明在农耕时代，子孙昌盛的家庭，家人和睦，种族兴盛，衣食无忧

四、“冬婚春嫁”的时令安排

在农业劳作的时代，上古先民对于婚嫁的时间要求也是很有讲究的。要么是农闲之时，婚嫁不至于耽误农业劳作；要么是初春之时，大地一派生机勃勃，生命力迸发之时。要知道，婚姻更为重要的是子嗣繁衍。所以，在初春之时结婚，更体现了先民对于生命的希冀。例如《邶风・燕燕》：

燕燕，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怨讶恕

这是一首春日送女远嫁的诗歌。诗歌共分为四章。诗歌首章云：“燕燕，差池其羽。”可以看出，在诗歌第一句便以春燕起兴。春燕在天空自由飞翔，十分快活。就在此时，女儿要出嫁到他乡。在我国自古就有：“中春阴阳交，已成婚礼，顺天时地。”[4]这句话实质就是从自然规律，从生命生长发展的角度来解释人类婚姻状况。认为春天是阴阳相交融，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当然也有利于男女相和，诞生新的生命。再者，基于农业时令的影响，《诗经》中还有很多描写秋冬之时成婚的习俗。例如《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诗中男女经过一段时间的热恋，男子认为已经到了应该结婚的时间。但是，无奈没有“良媒”，婚期遭受拖延。女子回复他：“到了秋天你来娶我吧！”诗中不仅体现了女子在爱情方面敢作敢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秋天结婚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习俗。

春季的嫁娶符合原始先民把男女结合，万物生长规律结合起来，从而影响到婚嫁习俗。夫妻之事，就如同阴阳相和、天地相生一样，是原始宗教意识的体现。而秋冬结为夫妇，则多考虑现实因素，出于对农业活动和物质的安排。一方面，谷物成熟，瓜果长成、家畜经过一年的饲养得以肥美。这样才能为婚礼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讲，一年中得以清闲的时间只有秋冬之时。秋收结束，农业活动减少。在这个时间段结婚才不至于耽误农事。也有充足的时间安排婚礼，不让婚礼过于随意。

由此不难看出，婚恋时令的安排是按照农业的劳作安排的，婚恋习俗烙印着农耕文明的影子。

五、“硕果传情”的情感表达

男女相恋，很多时候会互赠情物，以表真情。在田野间，在乡间小道里，在农作时，男女之间的爱情则更加接近地气，更具有乡土气息。例如《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这是一首男女相互赠答的定情诗，全诗共有三章，皆以木瓜、木李和木桃起兴，作为传达爱情的意象。你投给我收获的果实，我回报你更加值钱的玉石，我不要求你的回报，希望我们之间能够永结同心，不离不弃。在诗歌中，回报的东西总比受赠的东西昂贵的多，以此表露出对于这份感情的珍惜，在此处更重要的是用不同的信物作为爱情传递的意象。体现了农耕文明在《诗经》中的地位和影响。

诗经中诸如此类的诗歌还有很多，例如《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这是一首男女相会的诗歌。欧阳修在《诗本义》中谈到：“《静女》一诗，本是情诗，诗文以男子口吻写佳期相会，互赠定情之物。”诗歌共分为三章，在诗歌第二章里，男子看到姑娘是真心的漂亮，还送给他一根红管草作为定情之物，以表达自己的真心。看着红管草，男子的内心十分激动，心里不禁言语：“我喜欢送我红管草的姑娘”在诗歌的第二章，男子则送女子茅草以示爱意。看着柔美的嫩草，或许只有美人才配得上，诗歌不仅体现男女佳期幽会之美感，还体现了在农耕文明的影响下，男女之间的爱情产生于农业生活之中。

六、结语

在农耕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农耕文明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的体现。余冠英评道：“初民生活中男女就是要用音乐歌唱来交通情感[5]”。同样，农耕经济对于上古先民的审美、习俗、生活希冀和婚礼习俗都有一定的影响。或以大为美的实用主义审美观念，或祈求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或农闲春生的婚礼习俗，或以硕果为定情之物，寄托先民的生活情感。无论哪一种观念，在《诗经》中与农业生产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观念不仅为我们今天解读诗歌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为我们积淀下厚重的民族情感。如“以大为美”的实用主义美学观念、多子多福，添丁加户的小农思想、秋冬成婚的婚礼习俗和硕果赠佳人的心理情感等。由此观之，农耕文明所产生的共同心理不仅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

注释：

①本文所引原文，均出自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不再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参见：胡曦嘉，2010年第34期.

[2] 樊树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3] 程俊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204页.

[4] 贾公彦：，见（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页.

[5] 余冠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