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梅村体”在圆圆曲中的体现

【摘 要】 诗人吴伟业,在继承了“初唐四杰”叙事题材和语言形式,学习元白的叙事体例之后,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形成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叙事性歌行体,世称“梅村体”。在古典诗歌走向衰退的时候,以工丽的语言,多变的手法,贴切的典实,叙写新的体裁,表现新的主题。他的代表作《圆圆曲》中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为后世人称道

【关键词】 梅村体；圆圆曲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曾任翰林编修，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业等职。明灭以后，曾在顺治十年出仕，任弘文院侍讲，后转任国子监祭酒。 吴梅村多才多艺，诗、词、曲、文俱精，其中以诗为最出名。其中，他最擅长的是七言歌行体。他的这种七言歌行“常以工丽的语言，多变的章法，贴切的典实，来叙写新的体裁，表现新的主题。”世人称作“梅村体”。吴伟业的“梅村体”在它的代表作《圆圆曲》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首先，《圆圆曲》所体现出来的就是真实。《圆圆曲》记载的是吴三桂与陈圆圆聚散离合的故事。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后，他为了私利，向满洲统治者屈节称臣，引清兵入山海关，打败起义军，在镇压汉族人民抗清的斗争中当上了新主子册封的平西王。其妾陈圆圆，原是苏州名妓，后被外戚田宏遇带到北京，几经周折最后归吴三桂所有。关于这段历史，各家史书都有所记载，我们先看下面两段纪录：

一、先是三桂与戚畹田宏遇游，观宏遇所买金陵娼陈沅者而悦之，请聘以千金，不许。宏遇死，始以千金买他姬易之，嬖甚。贼将刘宗敏毒淫，知其事，亲围三桂宅，缚其父襄而拽陈沅去。三桂初闻变，已遣使入降在道，及得沅信，乃拒关，甚是力战。

二、 吴三桂兵至永平，闻其妾陈圆被虏，还兵击（唐）通，通败。……自成闻之，令降将（白）广通援通，兵亦溃。自成别以（贼）将二万守关，而遣通赍银四万犒赏三桂军，欲因以招之。三桂佯装受缓（贼），而书乞本朝兵（清兵）入关。

两段文字，无论是《后鉴录》还是《艮斋杂说》，或者是《贰臣传-唐通列传》,都清楚的表明“吴之举兵为圆也” 。《圆圆曲》中的“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正与史书中的记载的相吻合。而他《圆圆曲》中记载的陈圆圆的身世“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及她与吴三桂的相见“想见初级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等等这此也都与史书的记载一致。梅村的《圆圆曲》写成于清顺治八年前后，这时吴三桂尚在人间，官居清廷平西王。他不可能容忍别人将莫须有的传说强加在他身上来丑化他。而吴伟业也不可能让自己为写一首不合史实的诗歌而招杀身之祸。因此，他只能本着真实的态度去记叙。相传，吴三桂曾经“赍重币求去此诗，吴勿许”，从中可以看出这首诗在当时的地位，及批判力度之大。这一点恰恰说明了吴诗史诗的特点及深远的影响力。

其次，《圆圆曲》虽然重在写那段历史，记叙那个事件，但他却不是围绕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个事件来写，而是把大多数的笔墨都放在陈圆圆和吴三桂身上。通过对陈圆圆命运的描述及她心理的变迁去展现整个事件。他通过陈圆圆与吴三桂的聚散离合，来展现农民起义军入京后的腐败，如“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用这两句来展现起义军对京城百姓的骚扰。另外用“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将吴三桂得知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掠后“乃大怒”的神情刻画的淋漓尽致；而后面的“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峨眉匹马还。”也将陈圆圆终于归还到吴三桂身边的放下心的那种内心感受刻画的很细致。

再次，《圆圆曲》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巧妙的用典。《圆圆曲》全诗共七十八句，而它的用典之处就多达二十余处。其中，前十六句就多达八处：“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在这儿“鼎湖”之句原本是指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成，乘龙上天的典故，用它来代指明崇祯皇帝自缢而亡。类似的典故，还有“六军”“冲冠一怒”“黄巾”“黑山”……作品中用的最多的是夫差和西施的典故，用它来比喻陈圆圆和吴三桂。扑朔迷离中透露真意，暗示吴三桂的结局会同夫差一样。

吴伟业在诗中用典之多，一方面说明了他才华横溢，熟知各种历史典故，使他的作品更加意味深长，古奥典雅。另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不能直抒胸臆，只能用典古来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难言之隐。吴伟业临终前曾说“吾诗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寄托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

吴伟业的叙事性歌行最重要的是兼取各家之所长以为己用。他是清初诗坛尊唐派的领袖人物，诗歌中有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了这一点。袁枚《语录》中说“梅村七言古，用元白叙事之体，拟王骆用事之法，调即流转，语复奇丽，千古高唱矣！”。诗歌的发展经过了唐宋高峰以后，出现了很多有特色的诗人：浪漫的李白、诉说现实苦衷的杜甫、军旅诗派的岑参、历经颠沛流离的才女李清照……他汲取前人的创作精华，在此基础上有自己新的创新见地。把他的《圆圆曲》与中唐白居易的《长恨歌》比较就可显而易见。

同样为长篇叙事性歌行的两首诗，最大的不同是真实性。《长恨歌》叙写的是发生在李杨之间的爱情，贯穿于“安史之乱”前后。他重要的是来写那段爱情，而不是为记叙历史。因此他在真正的历史之上增加了虚幻性，歌颂的是“升天入地求之遍”致死不渝的爱情，向往的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在歌颂、赞美李杨爱情的同时，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给人一丝淡淡的哀愁。而《圆圆曲》忠于现实，自始至终写现实事件，将这段明末清初重大的历史变迁，在较短的歌行中展示，将不尽的历史融注期间，给人深沉的反思。一方面，白居易的《长恨歌》以事情的发展变化为顺序向下平铺直叙，而吴伟业的《圆圆曲》在叙事顺序上采用了倒叙、夹叙、追叙等方法，从各方面展开叙述，从而形成一个立体交叉的画面。突破了以往叙事诗歌单线平铺的格局。另一方面，两首诗都有很多巧妙的用典之处。但吴伟业的《圆圆曲》从整体上给人历尽沧桑、苍老凄凉的感觉。他在语言上的这一特点正是与他经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有很大关系。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在语言上要显得更丰满、华丽。如果把白居易的《长恨歌》比做成一位年轻的，那吴伟业的《圆圆曲》给人的感觉最多是一个老妪。

他总是通过人物的命运、活动及心理的变化去展现当时的社会变迁，国家的兴亡。他笔下人物众多，层次参差不齐：有王公贵族；有朝臣边将；有尤伶，民间艺人，如陈圆圆（《圆圆曲》）等等。通过对这些人经历的描绘刻画，去展现一个个社会的侧面。白居易的歌行中也有很多通过小人物的刻画展现社会（如《卖炭翁》），但他并没有像吴伟业这样形成系统，这是吴诗较之进步的一个特点。吴伟业通过歌行中的一个个侧面，清楚地将当时社会变迁的原因、特点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明了的感觉。

吴伟业的歌行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宋代以后，就已经走向凝固化，失去了创新的活力。到了清代，则呈现出了更加复杂的形态：就诗歌数量而言，他无疑是超越了前面任何一个朝代。诗歌的作者遍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诗歌的普及程度是空前的。但另一个方面，诗歌发展到这个时候，也已是强弩之末，在诗歌的韵律、审美风尚、风格等方面，他都拘囿于前朝，很难超越诗歌鼎盛时期的唐宋。诗歌发展到这时候已经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光景，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了。但也正是由于这样，他更是激励着诗人们去发掘新的突破点，去追求符合这个时代以及作家个人风格的诗歌创作。从而使中国的古典诗歌再一次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正是由于这种格局的出现，在清代诗坛上涌现出了一批颇具个性、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诗人。他们的创新意识比较高，而且各树一帜，形成了众多不同的流派。吴伟业的叙事性歌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汲取了“初唐四杰”和元白的创作风格、叙事体例，并兼容各家之所长，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梅村体”。它体现了吴伟业独特的创作歌性，其风貌已同历史上所存在的任何歌行都不相同，他写实超过了杜甫，用典之巧超越了白居易。它是百紫千红的百花园中的奇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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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鸿彬 《清朝开国史略》齐鲁书社出版 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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