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党代会报告首次提出初次分配要体现公平，这是分配领域理念的一个重要变革，对于遏制我国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对于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具有十分深远的积极意义。那么，目前我国初次分配中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和完善？本文意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一、我国初次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近年来，我国社会分配不公平，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反映收入差距水平的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 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 0.4 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0左右。在初次分配领域，人们意见比较多的不公平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过度倾斜的现象，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47.2％，下降到2006年的45.0％。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1998年的53.1％，下降到2003年的49.6％；二是部分垄断性行业和企业，在影响市场经济整体运行效率的同时，也成就了部分领域不合理的暴利，拉大了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根据国资委编制的统计年报，2005年利润排名前40家的企业，平分了6000多亿央企利润中的95%。其中有12家企业的利润都超过了100亿，而这12家企业主要来自石油石化、冶金、通信和电力系统等垄断行业；三是企业内部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分配不公平，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相对较低。收入差距如此迅速地大幅度拉大，主要原因不在于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尽管这两个方面也很薄弱)，而是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残缺。

初次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在于：

1.“重效率、轻公平”的发展模式与分配体系的不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和“重效率、轻公平”的发展模式，造成国民经济收入差距拉大。加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旧的分配体系失效，新的分配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原来“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的传统观念，使得初次分配的公正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很好解决，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贫富差距也进一步拉大。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政府体制缺乏有效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和利用权力寻租现象，“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成为部分人群的重要收入来源，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平等。加之行政垄断，扩大了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并转化为不平等的个人收入，这是造成初次收入分配不公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分配过程的机会不平等。由于市场经济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人们处在不同的起点，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融资等方面都存在着机会不均等，必然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平等，而这恰恰又是与市场化的分配制度背道而驰的。

4.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结构。国家为实现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在较长时间内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城乡发展极不平衡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了“三农问题”突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二、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体现公平与效率

有一种流行的传统观点认为，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讲社会责任；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重点在于完善、健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其实，这是看法存在误区，三次分配中都有效率与公平的统筹、协调问题。 诚然，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初次分配可以体现效率，但现实社会并没有完全竞争市场。而以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与经济学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市场相比仍存在一定的欠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渐进的，必然要经历较长的转型期。在转型期旧体制的“惯性效应”、新体制的不完善、体制转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都会导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不规范、不合理。

目前，人们之所以对收入分配颇多诟病，其实远不在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中，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残缺。初次分配缺乏公平很难在二次分配时得到矫正。不可否认，通过再分配对收入进行调节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我们不能抹杀政府借助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等手段（甚至慈善捐赠等民间方式）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意义。但收入再分配仅仅是一种事后调节，其功能和效用又是有限的。况且再分配在我国的现阶段作用还不很显著。即便以社会福利和个人所得税均比较完全的城镇地区而言，再分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也还是比较有限的。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目前国内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仍不够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收入差距的形成主要来自初次分配阶段。不改变初次分配的不公平，而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上，结果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 甚至是“舍本逐末”，既不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也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整个收入分配最终只能是既缺效率，又乏公平。

从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而言，强调事前调节，注重初次分配公平更加迫切和紧要。因此，收入调节不应只从收入再分配入手。至于初次分配对于归置“和谐共享”的意义，有时是要更超越于再分配带给老百姓的感受。只有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才能提高普通劳动者的价值感、尊严感，才能彰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也是“和谐共享”的坚定基石。让公平重新归位于初次分配领域，必将兑现为民生之福、社会之利。

当然，初次分配强调公平，不是不讲效率，初次分配的公平和效率是统一的。试想，如果企业之间没有公平的竞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如果企业内部劳动者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怎么调动？如果劳动者得不到较为充分的就业、劳动力资源闲置浪费，财富又如何增长？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关注初次分配的公平，也就是关注效率。因此，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都要体现公平与效率，这是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的必然要求，缺一不可。

三、大力改善初次分配中的公平状况

实现初次分配公平化的目标需要从宏观战略和经济社会的具体政策上统筹落实。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这是改善我国初次分配状况的切实举措。鉴于我国目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应围绕规范初次分配秩序、营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健全效率机制等，深化改革，创新思路，采取相应的综合治理对策。

第一，针对目前存在的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要素参与分配体现不足的情况，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应适当向劳动方面倾斜，进行工资制度改革，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水平，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重点在大力提高农民、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下岗失业人员、低保人员的收入和社保水平。

第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建设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逐步从法律制度上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不合理的歧视现象，如性别歧视、户籍歧视、所有制歧视、区域歧视等进行限制，并借鉴国外经验，制定《反歧视法》，保证人们可以公平地获得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

第三，深化电信、电力、邮政等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在非自然垄断环节引进竞争，强化对这些部门的规制，尽快出台《反垄断法》。打破不合理的垄断，为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第四，从规范政府权力入手，大力整顿市场秩序。充分倾听百姓的呼声，加大对各权力部门的监督力度，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严惩腐败分子，打碎“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领导化、领导权力利益化”的腐败链条。在此基础上，逐步摸索规范市场运行秩序的有关法律法规。

第五，加大财政支出在社会保障和教育、卫生、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事业在城乡的全覆盖、一体化，消除各种歧视政策和不平等待遇，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平等的生存发展和自由选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