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医闹”

作者简介：刘明玉，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2010级社会学硕士

张林，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2010级社会学硕士

摘要：“医闹”的出现虽然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但其又何尝不是一种百姓维权智慧的体现，尽管其是一种越轨的行为，但就其本身而言也有其合理发生的现实土壤。那么医闹何以出现，其发生的机制和遵循的逻辑又是什么，基于此，本文将在详析其原因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解读。

关键词：医闹，行动策略，越轨行为，维权智慧，逻辑

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医闹”的报道常常见诸于媒体报刊之上，一时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医闹何以出现，其发生的机制和遵循的逻辑又是什么，基于此，本文将在详析其原因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解读。

二、“闹”的起因

仔细分析“医闹”事件我们就会发现，所有“医闹”的发生几乎都是医疗行为的后果与患方期望偏差造成的。在就医过程中，出现了患方很难接受的现实，最普遍的就是患者在医院中不幸亡故。那么家属就会认为：我走进你医院，结果躺着出去，我不闹不行啊，既然我交那么多钱，我就希望看好病，但是没想到我交了钱，包括有的时候给了红包，结果还死了。

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患方很容易走向激愤，并把矛头指向医方，认为是医方的责任，情绪就会处于应激状态，往往不能心平气和理智的面对，进而会对医方采取过激的行为。而对于医方来说，在受到过激行为的刺激时很容易将患方归于无理取闹，心理上容易产生厌恶反感情绪，他们在此种情况下可能会认为：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结果也就是这么个结果，其中的厉害关系已经向患方讲明了，你再怎么找，怎么问，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答复。但反过来患方会认为你这是搪塞推脱不负责任的态度，这将又会进一步的刺激患方的神经，导致矛盾的激化，对立的升级。

三、“闹”的策略

当事情发展到对立的时候，患方就会采取行动讨要说法，且作为弱势的一方采取的只能是一种被迫的抗争方式，典型的是找、闹。

首先是找。找院方找有关部门说理，进行申诉。但通过走这一正常的程序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常常是有如头撞南墙，被地方一级挡的头破血流。因此就产生了一步到位的解决问题的想法，也进一步体现到了行动上，那就是越级诉求，所以中国处置事态的模式一般都陷入到了一个怪圈当中，即“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这即是于建嵘教授所说的“体制性迟钝”。

其次是闹。如果找的策略也没能凑效，那就会启用中国底层民众千百年来在与历代统治者的抗争中总结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对策——“闹”，怎么闹呢，深谙中国政治统治特点的民众根据官方的政治逻辑以及结合自身的感受认识到，要想自己的诉求被重视，自己的问题得到尽快解决，就要将小事情发酵，变成大事，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只有你的声音够大才能引起注意，只有你的方式够劲才能迫使对方甘愿妥协，进而实现自己的诉求。

而这闹也就多了一分技术含量，自己闹或者请专业的人士参与闹，这些专业的人士当然就是被称为“职业医闹”的人，是一群以帮助感到自身权益受损于医院的患方，采取围堵医院、打骂当事医护人员、在医院搭摆灵堂等方式向医院示威、施加压力，以利益索求为终极目的的专职人员。有了医闹的参与，事情一定会闹起来并闹大，直到闹到医方同意诉求为止。这虽是一种有点极端的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往往最具实效性，最能达到预期效果。

这种“闹”的策略也可以说是底层百姓的一种应对之策，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说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时，许多人的本意是说上面的政策往往是好的，但却被底下人钻了空子，用到百姓维权上来的话语表述就成为了，欲诉无门时所采取的旁门左道式的维权行为。

四、“闹”的逻辑

具体到医闹事件上来，医患双方各自都有一套合乎情理的行动逻辑。

1.医方的逻辑

医方的逻辑是首先在不损害医院利益的前提下做出回应，我先将事情向患方说明，患方接受医方的说辞则为上策；患方不接受，非要讨个说法，对医院死缠烂打而又没有闹到鸡飞狗跳的不可控的地步，那么医方会稍微做出让步与之谈判，以赔偿为代价私了了事，此为中策；再者就是医方与患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医方态度强硬，患方不示弱，其结果将是小事闹大，引起社会轰动，造成双方最终走向妥协，在最终结果中，有可能医方获得惨胜，有可能患方获得惨胜，其实是一种双输的结果，有可能又回到第二种方案框架内协商解决，但在此背景下的哪一种结局都会使双方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解决问题方式可以视为医患关系紧张解决方式中的下策。

2.患方的逻辑

而患方在具体行动中，所遵循的行动逻辑是：首先抓住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众所周知的是作为个体的病患本身就是以弱势的形象而被社会公认的，而一旦当弱者的权益受损形象公开放大，很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并能获得广泛的同情，在获得同情的同时也就无形中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这无疑会给医方造成巨大的压力。

其次，抓住医方的软肋，现在的医院运作模式是带有公益性的面向社会大众的商业化模式。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只有提升自身形象，才能获得公众认可，吸引更多的患者就诊而获得更多的效益。而打造这样的医院形象之举恰恰成为了医院的软肋，你着力维护提升，那么我就想法毁损你的名誉，有损你的形象，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再没有在倡导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群体性聚集事件这样合乎时宜的好方法了。

再次，充分利用舆论的诱导性，利用媒体的跟风性、捕捉新闻素材的时效性和轰动性，请报社记者、电视台现场直播，利用网络散播维权的正当性和医方的不义，以造成舆论性的压力，形成对医方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迫使其就范。

五、“闹”的结果

那么经过这一闹，必定惊动各方，首先政府是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继续发酵的，必然会向双方施压，以尽快平息事态。医患双方有可能受不住压力，进而双双走向妥协，以谈判的方式与患方走到谈判桌前，而这也是患方在绕了一大圈以后想要的一种结果，患方无非是要讨个说法，得到赔偿。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议和纠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对于医患双方来说无疑都是完满的。至此，“医闹”的目的达到，患方的目的达到，他们得到的是直接的利益赔偿，而医方也最终可以深舒一口气，将会更加谨慎，更加严格的去修订医疗规章制度，和更为详细完善需要患者签字的各种医疗文书。

由此可见，“医闹”的出现又何尝不是一种百姓维权智慧的体现，尽管其是一种越轨的行为，但就其本身而言也有其合理发生的现实土壤。（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