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煤业公所

随着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现在很少有人家使用煤炉这个东西了。殊不知早在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上海的普通人家，大多是以煤球、煤饼作为能源维持家庭煮饭、炒菜的，更何况上海的发电，工厂的锅炉，老虎灶（熟水店）……哪样离得开煤这个能源呢？老上海的煤业同业组织起始于何时？煤业同业组织历经何种变化？煤业同业组织出了哪些人物？在此略述一二。

从浙绍公所走出的煤业公所

19世纪中叶，江浙一带经营煤炭的商人办货都得赶往杭州。因为杭州钱塘江畔有煤炭交易的市场。当时交通不便，赶往杭州不是一天二天，须一段时间，于是，各路煤炭商人在钱塘江畔创立了嘉上公所。上海一地的煤炭商人在五口通商之前也赶往杭州，通商口岸打开之后，洋煤洋炭汇市，各地客商转到上海置货，故上海行号日增，货色日多，但苦于没有类似杭州那样的公所，行规业规无法实施，市价也没法议定，鉴于这样的情形，沪上煤炭商人借浙绍公所后殿公建煤炭公所。那年是光绪二年，公元 1876年。

浙绍公所是乾隆初年由旅沪浙江绍兴商人设立，起先是地域性同乡组织，但是绍兴商人从事酒业、钱业和煤炭业较多，慢慢地发展为行业性同业组织。在煤炭业没有汇市之前，浙绍公所主要是酒业和钱业的议事祭祀的场所。煤炭业借浙绍公所之后，公所格局有所变化，浙绍公所前殿归酒业，中殿系钱业，后殿煤炭一业。经营煤炭的商人除绍兴人外，还有一半是宁波人，宁绍参半。稍后，浙江海宁籍商人渐渐增加，煤炭公所以宁、绍、海宁各商同入浙绍公所议事。

煤炭商人借浙绍公所后，总觉得不自在。业务不同出现诸多不便，因此，思忖着建立一处自己的公所。筹建公所各行号都赞成，为难的是经费没着落，经过公议，决定从进货出货金额酌量抽厘制票收取。自 1876年农历十一月起至 1878年农历十二月止，积累有“二千金”之多。煤炭公所的董事拿着这笔钱在浙绍公所以东，福佑桥以西，购置卢姓的一处房屋，计地二亩余。到了 1881年农历七月煤炭公所诸同志联名禀请上海县知事莫祥芝。经官厅允准，方兴土木，从设计打样、准备材料、施工、竣工，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公所房屋有三进：第一进为山门、戏台，第二进为玄、正神大殿，第三进系厅楼。第三进厅楼称为“韫山堂”，意曰“煤炭生于山，犹玉之韫于山也”。韫山堂堂前有两厢，东为先董祠，西为土地祠。韫山堂的东面墙外有排列齐整的小屋。堂内井灶常年敬神，一切仪物摆设均如浙绍公所后殿的模样。

煤炭公所落成之时，苏松太道邵友濂亲题匾额：“储国裕民”。因邵友濂是浙江余姚人，念同乡之谊，敬谨悬匾，以迓神庥公所之光。新落成的煤炭公所墙宇闳峻，与浙绍公所东西辉映。从浙绍公所走出，煤炭同业有了自己的会所。

煤业公所发展为煤业同业公会

清末民初，受社会革新思潮的影响和政府推行保商政策，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煤作为生产原动力和民生必需品，需求量增加，行业发展迅速。煤业公所随之发展。1902年经南、北市煤炭同业公推陈乐庭为总董。1910年开始选举产生，由王清夫、魏鸿文当选为南、北市首席董事。1915年复选谢蘅为总董，以韩芸根、魏鸿文 2人为董事。1917年 4月北京政府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以后，上海部分行业组建新型工商业团体，这些新型工商业团体有的是从会馆公所脱胎而来，有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生出来，逐步出现以“公会”、“商会”等命名的行业管理型同业组织，有：书业商会、办麦公会、 日报公会、保险公会、教育用品公会、中华布厂公会、皮货商业公会，北市花业公会、棉业公会、木器商会等等。煤炭业在这一时期由于业务渐渐向租界发展，在北市组建了煤炭公会。而煤炭公所继续维持，1921年，煤炭公所经票选韩芸根为总董，谢蘅、杜家坤、魏鸿文三人为董事。

1927年春，当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沿岸以后，控制了上海局面。上海市党部打压上海总商会，扶持组建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煤业南、北市同业公会推谢蘅、魏鸿文、陆祺生等 21人为商民协会煤业分会筹备员，筹组商民协会煤业分会，于同年 11月 21日召开大会宣告成立，选出毛春圃、陆祺生、潘以三等 3人为常务委员。由于商民协会煤业分会会员中有煤炭公会（北市）和柴炭公所（南市）的会员，很多属于煤、柴、炭兼营的行号，于 1928年 1月报请主管部门，改商民协会煤业分会为商民协会煤炭业分会。

据《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所属各分会一览表》记载：“煤炭业分会会址设在四马路东合兴里 129号半，会员人数 306人。”

1929年 5月，中央三届七次会议决定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同月25日，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简称市商整会）成立。市商整会根据中央的指令接管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沪南商会、商民协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同年 8月，国民政府出台《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该法规定，所有的公所和行会以及会馆之工商各业团体，必须在一年内依法改组设立同业公会。

1930年 4月按照市商整会通知，原商民协会煤炭业分会，与上海煤炭公会合并筹组成上海特别市煤业同业公会，选出执监委员 22名，魏鸿文任主席，当时会员是 204家。两年以后，1932年夏，煤业同业公会换届，改选理监事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因以出席人数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后召开第三次会员大会进行改选，方以刘鸿生当选主席而完成换届任务。1934年 5月 27日煤业同业公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按章程改选理监事会，仍以刘鸿生为主席。1935年 6月，刘鸿生、魏鸿文等执监委联名函辞，影响会务，经报主管部门，委派潘以三等 13人组成整理委员会，于 8月 4日召开会员大会进行改选，结果仍由刘鸿生当选主席。

这一时期的煤业设有市场，初期在公所，后来设在青莲阁、萝春阁茶楼。1937年天津路煤业大楼落成，市场设在大楼会所内。

抗战时期的煤业同业组织

抗战爆发，煤业同业公会的爱国商人联合抵制日货。煤业职工、青年在同业公会的支持下组建救护队奔赴前线。到1940年，煤业同业公会仍然维持，会员数为 259家。1942年 3月间，先后出现有煤业同业商联合会和小卖商同业联合会两个组织，前者系以 28家大批发商所组合的大中联煤号为基础，代表了大型公司，行号的利益。后者则代表着中、小行号的先进利益。这两个组织纯为分润配煤余利而组设。

在敌伪统治时期，有日寇东亚院所属的石炭联合会。抗战胜利之后则有经济部上海区燃料管理委员会控制煤源。使全市煤商只能从事于各种配煤的提货、运送等服务性事项，以换取一定的手续费，聊维生计。

1943年 4月，上海特别市经济局通知并指定沈锦洲等 7人筹组煤业同业组织，于当年 5月 1日召开大会，成立“上海特别市煤号业同业公会”，选举上海特别市煤号业同业公会第一届理事会，沈锦洲为理事长。1944年 2月，改选理监事，由于多数不同行号弃权，造成“难产”。几经周折，至次年 1月 15日复选，仍然有不少当选的理监事函请辞职，以致会务濒于停顿。经主管部门批示，提出辞职的理由不足，一律不准，函请辞职的理监事不得不于 5月 8日就职。此届以陆祺生为理事长。

抗战胜利后，汪伪时期的上海特别市煤号业同业公会解体。煤业恢复抗战前的同业组织，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新的理监事，选举结果是：潘以三、鲍哲芗、陈渭滨、叶晋荣为常务理事，谢蘅为理事长。1947年初，由于燃料管理委员会一度停配较久，行情惶急，公会公推谢蘅、潘以三等为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指拔煤源，放行采运外地小矿土煤，以救济煤荒，解救煤商整个待业的困境。同业公会有所作为，以致在 1948年的改选中，人事变动不大。

此外，行业中另有财神会和同仁慈善会附属机构，煤业公所先后购得顾姓房地和公地，建造了韫山里（福佑路 77弄）、新韫山里（甘谷支路 44弄）房屋出租。并创设韫山小学校，1933年改为煤业义务学校，直至解放。

煤业师徒谢蘅、潘以三

煤业有两位人物，曾经是师徒，一位是旧上海的商界名人；一位是进步人士，解放以后成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他们是谢蘅与潘以三。

谢蘅（1875-1960）名天锡，又名德丰，鄞县梅墟人，15岁离乡赴沪，在同益煤号学徒。满师后，他入东升公司当跑街。28岁时，谢蘅在英租界金隆街创设裕昌煤号。裕昌煤号后迁至北苏州河路自来水桥（该桥今已拆除，在江西北路，因河岸有自来水厂而得名）下堍。

1912年，谢蘅盘进上海虹口有恒路桥（也称电灯桥，因附近有最早的发电厂而得名。今为东余姚路桥）堍的店面，设立永昌煤号。谢蘅在经营永昌煤号的同时，还在法商立兴洋行做买办 10多年。立兴洋行专门经营越南鸿基无烟煤。谢为了推广越南鸿基无烟煤，从国外订购一台萨拉门大炉，为旅居上海的侨民家庭提供暖气。

谢蘅在宁波设有裕昌分号。裕昌宁波分号主要销售对象是和丰纱厂、永耀电气公司、三北小轮船、甬绍段铁路局等。当时供应的都是日本煤。后来业务逐渐扩大到天津、青岛、博山、无锡、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宜昌、万县、重庆等地。此时，他兼任鄱乐、大同、柳江、贾汪各煤矿董事和汉冶萍铁矿监察。

在 1915年至 1918年 4年时间里，谢蘅先后参与投资创办的轮船公司有震昌轮船公司、顺昌商轮公司、同益商轮公司 3家。1919年，谢蘅与沈联芳等人共同出资 8万元承租日晖织呢厂。谢蘅除了开设轮船公司和毛纺厂以外，还开设鼎新裕府绸厂、三星织布厂、元昌丝厂、大昌蛋厂、和兴化铁厂等。1915年谢蘅被选举为煤炭公所总董。随着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民族企业一天一天多起来，谢的生意随之扩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裕昌获利达 30余万两。这一时期，谢蘅被誉为“煤业大王”。

事业上的需要，使谢蘅周旋于各种社交场合，结识各式人等，其中也有革命志士。辛亥光复上海那年，他不仅筹措款项，也与陈其美有过交往。1911年 12月，为迎接孙中山，谢蘅与黄宗仰、陈根香等事前向宁波轮船公司商借“江利轮”，于12月 24日开至吴淞口码头等候。25日晨随同中山先生乘坐的英国公司轮船开进黄浦江，停泊在浦东码头。然后孙中山和随行人员登上“江利轮”，驶向三马路海关码头。沪督陈其美、武昌起义总司令黄兴等各界人士在码头热烈欢迎。

谢蘅的豪爽，造就他急公好义、热心公益的气度。1910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捐资建造新厦，向同乡募集。谢问谁捐最多，有人拿出捐款册子指某人捐二万两，就说：“他出二万两，我也出二万两。”1930年 4月，煤业青年叶进明在云南路仁济善堂参加迎接“五一”筹备大会集合时，与惠浴宇、王仲良等 100多人同时被捕入狱，被判刑 9年 11个月。叶进明的哥哥叶晋荣托潘以三找人担保。潘以三是虹口沙泾港可升煤号的业主，叶进明的师傅。潘以三又是早年谢蘅开设永昌煤号时的学生。潘以三请谢蘅帮忙，他一口答应，把叶进明从陆军监狱保释出来。叶进明抗战时领导上海煤业救护队，率领 100多名队员和 25辆汽车，集体参加新四军，为抗日前线“雪中送炭”，将大批医药、器械、印刷设备和技术人员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新四军军部。解放上海时，叶进明随市长进入上海，负责接管上海的公用事业管理局和南京、杭州和上海煤炭调配处，成为党的重要干部。

谢蘅回报社会的方式主要是办学和扶困。清末民初，谢在家乡梅墟独办求精学校，后在鄞县和镇海两县各设分校，多至 10余处。学校所需费用均由其承担，先是每年贴三四千两。抗战时期，谢蘅委托地方人士管理校务，将自己在鄞县和镇海两县之间的沙田 850余亩，拨作学校基金，以田租和沙田租收入交付学校开支，不足时自己再补，30年如一日。

“一・二八”淞沪抗战事起，谢蘅在茂名路新造康乐村房子正空关着，他关照 ,裕昌煤号、老永昌煤号职员家住苏州河以北以及南市者，携眷去康乐村暂住，不收租金，并由谢家厨房每天供应三顿饭，有荤有素，完全免费。谢蘅还担任中国救济妇孺总会董事长、广益善堂董事长、延绪山庄董事长。

抗战胜利后，谢蘅重返沪上，仍图振兴煤业，其时年已 70余岁，他将出售鄱乐煤矿得款偿还了所有债务。建国后，他告老回乡，在宁波去世。

潘以三（1895-1972）

潘以三，浙江余姚人。幼年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1911年 16岁时来上海永昌煤号当学徒。他好学，利用业余时间读夜校，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提高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为战胜国的协约国成员。正当举国欢庆欧战胜利之际，却传来日本将接管德国在山东特权的消息，当时国内群情激愤，反日反帝情绪高涨。1921年，潘以三与同泰煤号罗希三、荣昌兴煤号王文正、茂新煤号贝介夫、三和兴煤号周绍尧、泉泰煤号黄志奋、宝和煤号王钦飞、叶晋康 (叶进明 )等人成立“上海煤业青年友谊会”，友谊会会址设在浙江北路龙吉里，友谊会自办图书馆、举办读书会、研讨救国之道，发展会员 100多名。

1923年潘以三还清了祖上的欠债，先在武昌路开设一家只有 4名职工的可升煤号。两年后潘与人合作，将煤号迁至沙泾路，职工增加到 10余人。潘以三在煤业界小有名声，后被各业推举为虹口地区六路 (梧州路、嘉兴路、沙泾路、库伦路、海伦路、哈尔滨路 )商界联合会会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后，潘以三离开上海，到山东博山煤矿公司。亲眼所见煤业市场都被日本的劣质煤和英商的开平煤所占领，于是，他联合煤业同人，发起建立华北煤业公司，自任总经理，兼任上海晋煤售品处副总经理，推销国产的博山煤和大同煤。“九・一八”事变后，潘以三积极支持公会编辑油印出版《御侮》周刊，宣传抗日救国。当时，上海各界抗日人士接受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市商会、市民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出面成立“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救国义勇军委员会”。各工厂、商店、学校有志之士纷纷参加义勇军训练，煤业同业公会也发起组织“煤业义勇军”120多人，潘以三等人发动同业募集捐献物资。

解放战争前夕，潘以三曾利用25军副军长唐子长的关系，在扬州建立长江行分行，筹集地下党运销煤炭的经费。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 12月，唐子长逃亡台湾之前亲自打电话和写信，要潘以三送 30根金条去 (每根 l0两 )。潘未允，只答应给 500万金圆券。唐子长嫌少，退到要 l0根金条，还声称：“如果明天不给，自会有人叫你给。次日，果然有六七个武装人员来到华北煤业公司，扬言要潘以三问话。公司职工见有军人气势汹汹前来，抢先夺上二楼要潘回避。潘以三从 3楼晒台到隔壁杨健行医生家下楼避开。这批武装军人扑了个空。之后几天武装军人多次来，潘已躲避。潘以三了解唐子长是个要面子的人，给唐子长写了一封信，说：“我本应把你给我的两封信还给你，因为你派 202师青年军几次武装威胁我，使我失去对你的信赖．这信暂留我处……如你再逼我，我将把你的信译成英文在上海、香港、台湾各报登刊出来，看你这个中将副军长怎么见人 !”信出后，果然有效，202师的人不再上门。为了以防万一，潘以三暂居友人家。长江商行的全套账册保管在俄国人罗夫・彼德洛夫家中。直到 1949年5月 27日上海解放，潘才回家与家人团聚，迎接黎明的曙光。

解放后，潘以三曾先后任上海市煤薪炭商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煤球总管理处经理、上海市煤建公司经理，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委，第二至五届常委。“”中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