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记忆之城

那时记忆，何处安放

第一次去香港，大概和所有的游客一样，我被铜锣湾的人流和店铺弄得发晕。在太平山顶，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冯请我们吃晚餐。他在太平山上开着车，说道香港的空气越来越不好，世面的不景气。

我记忆中的香港，大概不是冯描述的那样，全世界的城市，大概只有摩纳哥和香港一样，有那样的密度和高度，高层建筑像密集的铅笔。小学或者中学时代，那南方城市，几乎成为一种被粤语歌和电视剧代表的乡愿，《射雕英雄传》或者《上海滩》，电视主题曲一响起，连饭都不要吃了，被牢牢锁定在电视前。顾嘉辉、黄、罗文、甄妮……香港，是无线电视台的明星，是亦舒的小说，是周润发和张国荣的《纵横四海》，盗版的好片烂片录像带，以及蹩脚的学习陈百强的粤语歌《一生何求》。

漫长的暑假，是各种阅读的囫囵混杂，全本《神雕侠侣》，单卷本的《十八春》，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叫张爱玲的作者是哪里人，磁带里的张国荣在唱《风继续吹》……怎么没有消化不良呢？这毫无头绪的菜单，就这么被搅拌吸收。

陈冠中说，你们是多幸运的一代，这么自然就生长在通俗文化中，你们的城市化过程最自然。这位《号外》杂志的创办人，从香港、台北到北京，不断跟随文化浪潮的起落迁徙，他大概不能理解，我们的“启蒙”跟随中国商品社会的到来而发生，在“脑体倒挂”，“卖茶叶蛋还是卖原子弹”这样的追问中，不知道什么是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在漂亮热闹幽怨情感化的香港电影中完成对于爱情英雄的最初幻想。年轻语文老师说起关于八十年代的文化乡愁，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寻根热”和“85新潮”，更不知道怎样了解所谓“通俗”和“精英”。而那“城市化”，只是香港电视剧里的布景武侠剧，那个时候，知道的不是雅皮的《号外》或者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

那时候，对金钱和机会的渴望，开始变成身边人最多谈论的话题。曾经借给我看李敖和尼采的语文老师被要不要去海南或者深圳这样的问题所折磨，最终选择了离开学校去南方。而我在高中三年级的暑假，在洪山体育馆看完郭富城的演唱会，忽然对那些漂亮的灯光和舞曲，感到了厌倦，我没有和他的音乐一起跳舞的热情。

如果要寻找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路径，应该是先香港、台湾，而后才是北京，至于书本上的伦敦、巴黎，小时候以为不可及的环球旅行梦想――比之90年代初的中部城市之于香港――离现在的生活更近。

而2004年的香港之行，已经不复青春期的记忆，那黑社会的友谊和仇恨，女人街或者旺角街道的纷乱混杂，痴缠爱恋的幽怨男女，是另一个录像带时代的想象。眼前的城市，紧张、密集、秩序，即使是兰桂坊，也没有三里屯喧哗。身处铜锣湾闹市，大部分的声音也并非来自路人。只是街道书摊上的八卦杂志和电影院的B级片海报，像从这文明样子里生出的别样花草，妖异、蓬勃，在隐蔽地招引你阅读关于这城市的记忆。

而记忆却是生长在这城市体外，混合着她不同时代的屏幕投影，《上海滩》、《流氓大亨》、《英雄本色》、《甜蜜蜜》、《旺角卡门》或者《花样年华》，我并没有活在她身体内，只是被那些声光幻影感染，明明有记忆，却不知搁放在何处，那时的光影其后在某时定格，那些时刻如同南方城市憨热潮湿的夏夜，怎么都回不去了。而在此刻现实的香港，他们在身边说着广东话，感觉比在伦敦还要离现实的城市更远，这是他们的城市，怕是无心在乎外人的记忆。

老百姓忙食，专业人士想着如何回内地发展，做电影戏剧的回想着他们八九十年代的叱咤风云，站出来保护皇后码头喜帖街的行动分子倒是不停地在说“集体记忆“，记忆变成形状可变内容不同的容器，可以用来个人怀念，可以用来文化消费，也可以拿来作为政治武器。

那些黑白电视机的香港电视剧录像厅里的黑帮片言情片，现时已经灰尘噗噗无从翻起，它们不在这更摩登时间里也不在它们的母体里，是翻转了的镜像，却回不去那个时代地点，也是我们这杂食一代“旧的去了，新的没来”那无着落的怅惘本身。

哪个集体？谁的记忆？

97之后，这城市前途尚不明了。刚刚经历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接下来就是禽流感、在全中国肆虐的SARS，达明一派的老歌《爱在瘟疫蔓延时》被电台拿来重放，这城市的自我认同在张国荣的纵身一跳中跌入最低谷，从前那个从小渔村变成亚洲金融中心的励志故事，曾如过山车般驶入最高点，彼时却哐当落下。不曾想，SARS也是这个城市开始在连串的经济和生活挫折中反观自身的契机。

朋友欧阳是从80年代进港的人，香港海洋公园、旺角的街市、和合风格的建筑无一不是他描摹香港风格讲述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现世容器。他的记忆是美都冰室茶翠华餐厅这样的生活层面与已经或者正在消逝的九龙城寨、深水唐楼这样的香港土生建筑。

食物楼宇街市，这些日常生活层面与个人经历有关，却被“集体记忆”唤醒，从集体无意识到将生活形态转化成意识形态，连翠华茶餐厅的经理都反应了过来，“你知道香港有个政党正落力推进香港茶餐厅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吗？”他这时也发现了牛油猪仔包叉烧汤螺蛳粉瑶柱炸酱云吞捞面的“社会价值”。

为了保留天星钟楼，在天星码头的静坐和争取的香港人，已经将“集体记忆”加强为政治要求，《香港记忆》一书的作者马杰伟说，香港人已有“公民社会”意识进而开始行动。

他说，尖沙咀火车站几时被拆掉，可还有人记得？这地方曾是香港人每次出门返乡的必经地，经济发展最快的年代，香港变身为“购物天堂”或者“动感之都”，几乎没有什么异议，那时香港想的或许是人家有的我也要，城市的青春期伴随的是经济跃进、港剧蓬勃、电影横扫台湾东南亚，那时候，恐怕都不知道忧虑是什么？而长久的身份焦虑并没有因为楼市股市的起落而解决，反而是97之后经历暂时的低迷期，才渐渐看清自身；原来，别人没有而我有的也没剩下太多。电影市场丢失大半，75%的电影从业人员都离开这行，进口的云石已经吃掉许多本地纸皮石，九龙城寨或者旧唐楼被当作不发达的代表扔入历史的垃圾桶，除了语言和食物，香港还剩下多少是香港？这香港故事里可镜像得出今日的上海、北京？

“被顾嘉辉的歌/感染了/凡事要投入发烧”，“成为绝代强人/她奋斗/全为了仿效洛琳”――这是林夕给黄耀明的《翡翠剧场》填的词――“过去一九七几/翡翠里提炼了花样传奇”，而在陈冠中的文章中：“港产时装连续剧制造出不少香港人的典型，如《狂潮》周润发饰的邵华山，《家变》汪明荃饰的女强人洛琳、《网中人》廖伟雄饰的新移民阿灿，都成了香港的集体记忆 ”。

原来都是记忆的密码，被这代人随身携带，而此时，黄耀明翻唱顾嘉辉，用的却是彻骨的电音，一张唱片中唯有这首《翡翠剧场》是顾嘉辉为黄耀明特地写的曲。那个黑白分明忠奸立判的天真时代真的是过去了，黄耀明要的是《明日之歌》，带着那些旧时记忆加了自身的酝酿发酵，不是淳朴的凉茶也不是舶来的香槟，它的味道那么怪，甚至说不出来，独一份只在此时此刻的香港出品。

记忆在哪里？谁能表达谁的记忆？《我这一代香港人》中陈冠中所说的香港婴儿潮一代尚有许多集体的回放。而对于我这一代，经历过物资贫瘠的童年和流行文化浸染的青春期，这混杂的记忆如何安放、如何成长？我们已经赶不上那班怀旧的火车，身体中却嵌入时代的DNA，怎样“在奔向未来的日子”唱自己那首“明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