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意象与诗意栖居

摘要：城市意象所体现的是人与城的关系。它不仅是城市的某种标志性的建筑或符号，更应该体现一种“诗意的栖居”的追求。所以，打破“城市—乡村”的二元结构思维模式，倡导城市意象的营构与体验，或许可成为现代城市摆脱经济效益、技术理性至上的一条自我救赎之道。

关键词：城市意象；文明危机；城市文化；“城市—乡村”二元结构；诗意栖居；艺术境界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2010上海世博园区“宝钢大舞台”的门前展示了一尊名为《城市意象》（The Urban Image）的雕塑作品，该作品为美国雕塑家韦天瑜所创作。据称，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来自于作者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感悟：伴随着城市的“水泥森林”的扩张，各种高楼建筑，以及盘旋于城市中的高速公路、高架轻轨等，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使得现代城市人不可避免地感受着拥挤、喧嚣、紧张与激动。在形式上，作者采用了一种对比强烈的造型，就像一个过山车一样，目的是为了营造出一种有着强烈视觉冲击力与快节奏的现代城市生活景像。其中，作为主体的圆形代表一棵大树的年轮，记录着城市的发展，同时又像是巨大的树桩，盘根错节，无限蔓延，意在告诉世人在都市里的种种生存的危机。

在这个作品中，人们不难感受到创作者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种种忧虑。确实，在当今都市社会遍布钢筋和混凝土的物化世界里，人文精神的失落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作者以“城市意象”为题，是否意味着现代城市所给予人们的就是这种充满着种种生存危机的“意象”体验？基于一种“艺术即意象”的观念，“城市意象”原本应该是与一种艺术化的生存体验密切相关的，又何以蕴涵着种种生存的焦虑呢？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喧嚣与躁动？或者说，在现代城市的繁华的背后，又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精神与生态的危机呢？从而，由这个作品所引发的就不仅是对于城市现状的个体感知，而是一种关于城市文明的深层次思考。

其实，人们一般所熟知的“城市意象”的概念主要还是来自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凯文·林奇（Kevin Lynch）教授①。在其所著《城市意象》一书中，凯文·林奇不仅就“城市意象”的范畴及其内涵进行了界定，而更主要的是以“城市意象”的营构为核心而建构了一种独特的城市设计的理论和方法。当然，本文并非是关于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的一般性评述，而是旨在通过对“城市意象”的内涵及其特质的辨析，进一步追问：人与城市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城市的发展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诗意的栖居”？特别是，“城市意象”的构建究竟是技术设计的产物，还是一种审美的救赎？在一种“城市—乡村”的二元结构当中，“城市意象”的营构及体验是否意味着一种难以弥合的精神裂痕？诸如此类，也就成为本文需要着力加以探讨的问题。

二、城市化进程及其文明危机

追溯“城市”的本义，城市的含义总是与其居民有关的。在英语中，city（城市）、citizen（公民）出于同一个词族。城市兴起于人群的聚集。

在中国古籍中，“城”与“市”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为“御敌围墙”，指四周筑有高墙，环以壕沟的防卫设施，往往扼守交通要冲。高墙有内城外廓之分，即“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政治中心”。市则为“交易场所”，是指聚集货物，进行买卖，引申为贸易之处所；也就是所谓“经济中心”。《易·系辞》中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随着城内人口的增多，商业贸易的发展，有城便有市，城与市逐渐融为一体，城与市也便被联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整体。

“城”与“市”内涵的变迁，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城市形成发展的两大模式。一种是型的城市形式。它是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相适应的，如古代之长安、洛阳、南京，以及明清以来的北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大、中、小城市同时并存，形成与中央及地方的封建政治权利体系相一致的金字塔型的城市体系。另一种是“因市而兴”的模式，主要是由于地处口岸要道，易于商贾交通贸易，由此而兴城建市，如沿海地区的扬州、泉州、广州、上海等均属此类。

而无论何种模式，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都是一种人工化的自然界，属于社会构建的有机分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为的纷繁复杂的大系统。城市，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细化以及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生产力水平和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自远古时代以来，人类从茫茫荒野之中走向聚居，进而筑城建市，成为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也可以说，城市正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走进城市，也便意味着一种文明进步的跨越。诚如德国学者斯宾格勒所言：“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第二代优秀人类，是擅长建造城市的动物。这就是世界史的实际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人类史的标准；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②使得城市文明成为划时代的界标。

而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现代城市中人们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虽然不能说是工业时代的新兴事物，但就其存在形态及功能属性却与先前相比产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巨大的裂变，即形成了一种“城市—乡村”的二元结构。传统的乡村成为城市的一个“他者”；城市文明与传统的乡村社会不仅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对立与反差，而且，城市的发展似乎总是以乡村的消失为代价。

确实，就现代城市的功能属性而言，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聚集性。城市作为机器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人阶级的发源地，是人口、人才、科技、经济、知识、财富、问题、矛盾的集中地，可产生地域上的集聚效应和经济上的拉动效果。其二是中心性。城市作为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交汇处，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它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决定了它在一定区域内处于中心地位，起着支配和主导作用。其三是系统性。城市是个以人为主体，以空间、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综合利用为前提，以聚集生产要素为目的的复杂的大系统；既有母系统，又有子系统。它包括城市经济系统、城市社会系统、城市政治行政系统、城市文化素质、城市基础设施支撑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等等。各个系统之间的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其四是高度的集约化。城市的聚集性、中心性和系统性以及城市的其他功能，决定了它的高度集约化；进而形成通讯、交通、服务、文化教育等第三产业；并且可实现低投入与高产出，投资效益大大优于乡村。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所谓的现代城市文明。

但是，几千年来，传统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建立起了一整套相对稳定的制度，形成了丰富而悠长的心理习俗。它的一大特点，就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对自然的依赖感甚至内化为人类生存意识的核心。而在工业社会中，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告别了那种宁静的乡村社会，而不得不步入一个快节奏、大变化的现代社会。人类的精神、思想、伦理，都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使得城市文明遭到巨大的挑战，并因此也产生各种心灵的危机，带来现代社会的种种城市病。正如西美尔所指出的，“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个人的独立和个性的要求。”③而这一切，究其原因似乎也都与“城市—乡村”的二元结构有关，表现出现代/传统、个人/社会、先进/落后等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二元对立。

所以，当今的世界，人们虽然可以看到很多仍处于偏远落后甚至原始质朴生活状态的乡村，但是在人们的视野中看到更多的还是那些高楼林立、现代技术广泛应用的各种都市。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出现了与西方后工业化潮流相伴生的新的一轮城市化的进程，显示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社会的来临”。这种城市化的进程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迅速。这种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功能是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企图消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方面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城市化并不仅仅意味着都市化，不是以取消乡村为代价，相反，还要努力追求或营造出某种乡村的风味与情调。

事实上，自19世纪以来，已有很多的艺术家借用诗歌、小说、绘画、影像等艺术形式反复进行着各种城市题材的创作，在对于城市的专注与凝视当中，他们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于人类城市化进程当中日新月异的景观的震惊，从不同角度对于城市化所带来的文明危机进行不懈的审美批判。所有这一切，也都显示出在“城市—乡村”的张力结构当中，人们究竟应该怎样选择与应对？

三、追寻现代诗意：城市何为？

如前所述，既然城市是人为的，而不是自在的，那么，城市之于人的关系也就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含于人与社会的内在本质及构成之中的；既然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进程体现出鲜明的“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曾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病，那么，对于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来说，人们究竟又应该做何选择呢？

因此，这里，我们似乎更应该追问的是：在一个技术空前发达的时代，人类的城市生存环境何以会陷入种种文明的危机当中呢？什么样的城市生态与环境才更能适合人们去找寻一种“现代的诗意”？

确实，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现代城市的建设已愈来愈显示出对于科学技术的依赖。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就曾指出：“我们事实上是生活在一个由机械学和电子学的无数发明所构成的迅速扩张的宇宙之中，这个宇宙的组成部分正以一个极快的步伐越来越远地离开它们的人类中心，离开人类的一切理性、自主的生存目的。技术方面的这种爆炸性发展，也引发了城市本身发生极其类似的爆炸：城市开始炸裂开来，并将其繁杂的机构、组织等散布到整个大地上。由城墙封围形成的城市容器，的确不仅仅被冲破，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被消减了它的吸引力；结果，我们目睹了城市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退化为一种杂乱无章和不可预知的状态。简单地说，我们时代的文明正在失去人的控制，正在被文明自身的过分丰富的创造力所淹没。”④故而，事实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在给现代城市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的同时，它又把整个社会都置于钢筋混凝土的环境当中，遮蔽了人类眺望自然的视线，阻隔了人与自然的感性联系。所以，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使得城市化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科层化倾向日益严重，各种繁杂的机构和组织使得城市的管理和运作效率低下；使得整个城市就像一架不停地运转的机器，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麻烦甚至带来灾祸；现代城市人在享受物质生活便利的同时，却并没有幸福感的提升，反而在不断的炮制着永不餍足的欲求；科技发展的日益专门化使得大众更多地受到传媒的隐性控制，甚至陷入蒙昧状态而不知；对于自然的直接经验的丧失，使得人们的脑海中充满了舆论所导致的刻板偏见；以至于城市人类的情感也不可避免地被模式化或格式化。

何以致此？科技理性支配之下的现代城市之所以陷入危机和困顿，其原因就在于科技不是万能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只能说明‘是什么’，而不能说明‘应当是什么’。”⑤价值理性的缺位应该正是现代城市病的病因所在。惟其“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合情合理。”⑥所以，现代城市病的根治，才在根本上离不开一种审美的观照、一种诗意的追寻。

城市，本质上是人为的，也是属人的。斯宾格勒曾经指出：“只有作为整体，作为一种人类的住处，城市才有意义。”⑦也就是说，在人们的生活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不只是一个感觉和想象的对象，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人们可以安居乐业、寄情遣性之所。他们离开这座城市叫“外出”，而回到这座城市叫“归来”。在他的心目中，这就是他的家。而且，这种“家园”意识应该成为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所有居民的“集体无意识”。故而，城市之于市民，才不只是街道、桥梁、建筑、广场，而是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机体。而且，这种可感可触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正是这种日常化的感知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千千万万个神经末梢，这座城市也才足以成为一个活的生命体。

刘易斯·芒福德在广泛揭示了城市的社会功能的同时，更明确指出，城市本质上是由空间、时间、意识和价值观构成的一种文化的象征。城市不仅是一个文化的容器，更应该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最优化的城市模式应是关心人、陶冶人。“城市不仅仅能用具体的形式体现精神宗教，以及世俗的伟力，而且城市又能以一种超乎人的明确意图的形式发展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初它就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代表着宇宙，是实现人间天堂的一种途径，现在城市就更成为一切可能事物的集中代表。理想国是城市的起源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⑧

从而，正如同一个人，一座城市也不能缺少其理想和精神。这种理想和精神实质上也就是一座城市之“魂”。从古老的城市遗址到现代的市民街区，从文物古迹到旅游胜地，从市井商埠到商业大街，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众多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甚至包括作为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比如作为现代大都市的香港、深圳，先前都是海滨渔村），都有可能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成分。它们是形成一座城市自己的性格、构建自身文化传统所不可或缺的精神血脉。所以，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无疑需要超越传统“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才有可能实现其审美理想的建构与现代诗意的追寻。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其《城市发展史》中所指出的：人类“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社会组织的和个人的，最后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构想出这样一种新秩序，我们才能为城市找到一种新的形式。”⑨

四、城市意象：体验之道

正如同艺术创造的根本就在于建构意象、经营意象，对于现代城市的经营与其城市文化的建构来说，也无疑需要从城市意象的营构开始。

那么，究竟什么是“城市意象”呢？凯文·林奇教授基于其城市设计理念认为，所谓“城市意象”，是基于城市与人的关系，而专指由于城市环境对居民的影响而使居民产生的对周围环境的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认识空间，是人的大脑通过想象可以回忆出来的城市印象，也是居民头脑中的“主观环境”空间。其实，早在“二战”之前，德国的本雅明也就利用“在城市街道上游荡的人所收集的意象”来描述城市，从其日常生活的流动易逝、复杂多变当中来领悟和感知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⑩

确实，鲜明的城市意象反映了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对自己城市文化、城市形态的主观感知。“城市意象”可以说就是落在人们心里的关于城市的整体素描。“意象是观察者和被观察事物之间双向过程作用的结果。”“意象自身并不是将现实按比例缩小，统一抽象，精确微缩后的一个模型，而是有目的的简单化，通过对现状进行删减，排除，甚至是附加元素，融汇变通，将各部分关联组织在一起，才形成最终的意象，有目的地将其重新排列，变性也许不合逻辑，但这可能会更充分，更好地形成需要的意象。”“城市规划师渴望创造一个供众多人使用的环境，因此他感兴趣的是绝大多数人达成共识的群体意象。” 可见，城市意象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人与城市的关系。或者说，所谓“城市意象”，也就是人对于一座城市的外在形态乃至内在精神气质的整体的心理感知。

因而，在林奇看来，从城与人的关系出发，一座城市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可意象性”（legible）。所谓“可意象性”，也就是指城市形态中所蕴含的、对于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体验的特性。一个高度可意象的城市（外显的，可读或是可见的）应该看起来适宜、独特而不寻常，应该能够吸引人们视觉和听觉的注意和参与。这种城市具有高度连续的形态，由许多各具特色的部分互相清晰连接，能够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和熟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基本的特征，诸如其中的意蕴或表现力、韵律、兴奋点、可选择性，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形态的可意象性也就成为人与城市关系的核心，即一个城市可感知世界的个性和结构的需求。

就城市意象的构造而言，林奇曾提出：路径、边界、区域、标志物、节点等作为城市意象的五项主要的构成要素。其中，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既有环境的，又有文化的。总起来说，城市意象主要是由城市的个性（identity）、结构（structure）、意蕴（meaning）等三个层面所构成。具体说来，首先，一个可加工的意象首先必备的是事物的个性，即与其周围事物的可区别性，和它作为独立个体的可识别性，这种个性具有独立存在的、唯一的意义。其次，这个意象必须包括物体与人们以及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空间或形态上的关联。最后，这个物体必须为人们提供实用的或是情感上达到意蕴，这种意蕴也是一种关系，但完全不同于空间或形态的关系。在纽约、曼哈顿岛天际线的意象可能代表生机、权力、颓废、神秘、混乱、伟大，或者是其它什么，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轮廓分明的图像都体现并加强了这种意蕴。即使城市形态能够很容易地互相仿照，但其各自的意蕴总是完全不同的。

每个城市都应该拥有自己独特的符号，正是这些各有特色的符号构成了别有风味不可重复的城市特色。惟其如此，一个城市的意象，才成为专属于一个城市自身的那些特定的文化符号。它也因此而成为人们解读城市、表达其城市文化提供了最佳的切入点。例如，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符号，罗马的城徽是母狼哺婴之图案。相传古代特洛伊为希腊所败，特洛伊王子逃到今之意大利地方，便是罗马人的祖先了。后来罗马王帝传至西尔维娅，被叔父篡位，害死西尔维娅，并将她的两个儿子装入筐里扔到台伯河中，有幸的是筐被水冲到岸上，竟被一只母狼所救，哺养长大后其中一子叫罗慕洛，为争城名而将另一子雷默斯害死，自立为王，并在台伯河边建城，即罗马城，一直延续至今。罗马城的故事，令这座城市增加许多感彩，更使得这座城市富有团聚力，构成了令人印象强烈的城市意象。后来，从公元初开始，随着罗马这个国家的兴旺发达，罗马城也就大量地建设。这些建筑物虽然经过许多次的战乱的破坏，经过两千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已显残缺与破败，但它们毕竟还是以原物留存至今。罗马废墟上的那些断垣残壁，尤其是在夕阳西下时，更显现出种种历史的情态，令人感慨不已。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从这些历史的残迹中，演绎出许多新的罗马故事。正是这些意象和叙事承载了数千年的罗马历史。今天的罗马人十分懂得这些残破形象的价值。它们不仅是历史的，更是一种鲜活的情态与意象。他们宁可欣赏这些断柱残垣，也不愿将它们毁掉，建造新的高楼大厦；也正是这些意象构成了罗马绵延悠长的精神血脉。

而地标（Landmark），也是林奇教授的城市意象的五要素之一，对于城市意象的建构以及城市的识别通常也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凯文·林奇将地标性建筑的作用更多地局限于物理和生理上的识别，而忽略其社会文化意义。法国哲学家亨利·勒菲弗曾指出，那些纪念碑式的、雄伟壮观的标志性建筑所体现的是一个由网络覆盖的巨大的社会空间的会聚点。标志性建筑总是体现和灌输一个浅显易懂的信息，它说出了它想说的一切，同时也隐藏了更多的东西。标志性建筑就其性质而言，可以是政治的、军事的、甚至还可以是极端的法西斯主义的。它们往往能够标示出表面迹象之下的、宣称自己表达了集体意志和集体思想的权力意志和权力独断。

就巴黎而言，法国人总是以这座美丽的巴黎城市而自豪。那么，构成巴黎的城市意象是什么呢？是巴黎圣母院，雄狮凯旋门，艾菲尔铁塔，抑或塞纳河，香榭丽舍大街？其实巴黎的城市意象也许正是这些诸多具体物象的综合，是一种合成的意象。浪漫派文学家雨果曾把巴黎圣母院比作为用石头写成的“法兰西历史”；而凯旋门的壮观景象，不仅能使我们联想起拿破仑及奥斯特里茨战役，而且更能使我们联想起法兰西的历史，它明显继承了古罗马的传统，从罗马的铁达时凯旋门到这座雄狮凯旋门，构成了法国人至今仍引以为自豪的一段光荣历史。

相对于古老的罗马和巴黎而言，纽约是一座新兴的城市，这里摩天高楼林立，经常被人称作为“水泥森林”。但是，这也正构成了纽约独特的城市意象。当然，纽约的“水泥森林”常被人抱怨缺少人情味。然而，在一个资本至上的时代，纽约也正是以其繁荣的贸易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景观，“金融风暴”之前的华尔街、时代广场等无疑都成为纽约标志性的城市意象。凡是初到纽约的人，多有两个心愿，一是到世界贸易中心的顶层，一览“水泥森林”的全貌，二是到哈德逊湾目睹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前者是商业的、时代的文化标志，后者更是一种坚韧而自由的美利坚精神的生动体现。此二者的结合就构成了纽约这个城市所不可或缺的意象情态，而且主要是以标志性的建筑符号将其呈现出来。

而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悉尼歌剧院几乎成了悉尼的唯一的经典意象。这个似白帆又似贝壳的形象，它还有个民间故事相伴，所以更是悉尼城市情结的演绎了。相传这里从前有一位贫苦的孤儿，从一条大鱼的嘴里救出了一条小鱼，其实这条小鱼是鱼的精灵。它为了报答拯救之恩，于是它送给这个孩子十个贝壳，说只要把贝壳放在病人的胸口，病痛就会立即消除，周围的人们都为之高兴。但是不久这个消息被当地的酋长知道了，他便派人来抢这些神奇的贝壳。孩子为了保护贝壳，带着贝壳跳入大海。后来，在海滩边忽然出现了十个巨大的贝壳，当人靠近它们时，都会感到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后来，酋长又派人再来抢这些贝壳，不料它们变成一条张着白帆的船，向海上驶去，酋长只好望洋兴叹了。由此，这十个似白帆又似贝壳的建筑形象，正因为有着民俗文化的浸染，所以也就显得更具情态，也越发神奇，作为悉尼城市的标志性意象而名扬天下。

从一种“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乡村生活总是以同样事件无休止的重复为其特征，而城市则是多样性、兴奋、创造力和机会的中心。因而，乡村是属于传统的、时间性的，城市则是现在的、空间性的。其实大谬不然。城市固然是属于具有不同嗜好和追求的人们摩肩接踵的地方，同时也是人类大多数重大成就和重要思想产生的地方。尤其是一些古老的城市，也有其悠久的故事和传说。所以，人们对于环境及传统的记忆更是构造城市意象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人对环境与传统的心理意象往往构成人们常常拥有的一种集体记忆。因此，关于城市环境与传统才不仅含义丰富，还给人以生动活泼的意象体验。比如，雅典卫城洋溢着悠久的文化和宗教历史，雅典人用神的名字命名和划分每一块区域，甚至每一块石头。很多城市在近代文明中简直就是圣地，比如中东的耶路萨冷、罗马的梵蒂冈和中国的拉萨等。这些城市中充满着名字、回忆、独特的形式和神圣的地方。诚如林奇教授所言：

事实上，我们对环境的需要并不仅仅是其结构良好，而且它还应该充满诗意和象征性。它应该涉及个体及其复杂的社会，涉及他们的理想和传统，涉及自然环境以及城市中复杂的功能和运动，清晰的结构和生动的个性将是发展强烈象征符号的第一步。通过一个突出的组织严密的场所，城市为聚集和组织这些意义提供了场地。这种场所感本身将增强在那里发生的每一项人类活动，并激发人们记忆痕迹的沉淀。（林奇《城市意象》，第五章）

所以，似乎任何一个城市，都必然存在着由许多人的意象感知复合而成的公众城市意象，或者说正是由此一系列的公共城市意象，而显示与感应着城市的呼吸与脉搏。它们代表着一种秩序、一种传统、一种意义。城市意象的营构与体验，或许可成为现代城市摆脱经济效益、技术理性至上的一条自我救赎之道。

五、诗意栖居：审美的救赎

城市意象的营构与体验，并非仅仅意味着城市的可感可触，而更重要的是，城市之于人，还应该是可游可居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海德格尔所谓的“……人诗意的栖居……”的境界。

那么，究竟何谓“诗意的栖居”？有学者在解释海德格尔的这一命题时认为：“‘人诗意的栖居’也就是‘人劳作地居住在大地上’，即‘人技术（巧）地居住在大地上’，‘人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将“诗意的栖居”分为三个层次：从“劳作”中获取“技术”，再在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其实这样理解难免有些强作人意。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全部问题都是关于存在的问题，但存在是不可定义的。他说：“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是叫我们取消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而是逼使我们去正视它。”为了探索人的“此在”存在，海德格尔建构了以“世界”和“大地”为核心概念的“生存空间”。他认为，过去把人的生存空间理解为人与神的二元结构是错误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天、地、神、人共存共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的存在应该是诗意的，而不是技术的。他坚决反对技术对人的统治，反对把技术作为度量事物的唯一尺度。他认为，技术形成了专制，把世界变成了加工对象和统治客体，满足并开发了人的无限增长的欲望。现代科技的表达特征是单一性、精确性和高度理性，它把原本鲜活丰富的语言形式化和数学化，导致语言生命力衰竭，畸变成理性工具。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是人的存在的家园，而非理性工具。语言的基本功能是命名和召唤，因此语言应该是诗意的，而不应该是刻板僵硬、没有温度的。诗意语言召唤人，使人的存在得以显现，变得清澈透明而富有诗意。由此他尖锐地批判了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认为技术的泛滥和工具的滥用使人丧失了诗意语言，从而丧失了“诗意的栖居”。

“‘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多林如是提问。”海德格尔深沉地引述了荷尔多林的这一追问。确实，20世纪以来，我们处在一个“上帝缺席”、“诸神隐退”的时代，甚至一个哲学贫困、世风日下，人文精神坠落、衰败，高品位审美贫乏而物欲横流的时代。由于商业文明本身的弊端，由于一味的刺激和撩拨人的感官享乐和虚荣满足的追求，而将人们的勤奋、竞争和创造引入了歧途。竞争将变为恶性竞争，创造活动将变为不顾社会效益的标新立异，勤奋也深深打上了狭隘自私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特征。长此以往无疑会导致各种社会危机、导致人际关系紧张，人类不仅难以与他人和睦相处，也谈不上与自然保持可持续性的和谐共生与发展。

可以说，“诗意的栖居”这一命题，乃是哲人们针对此一情形而提倡的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也是人类关照、修筑自身内心精神家园的一种生活态度。某种意义上也正可以视为人们在城市意象的营构与体验当中走向“和谐城市”创建的一条审美救赎之道。

如前所述，林奇所谓的“城市意象”其实也就是人们对于一个城市空间的诗意体验，因而，林奇所关注的更多的还是美国城市的视觉品质。也因此，对于人类居住来说，“诗意的”标准，最重要的当然也就不止是城市的经济品质，而是一个和谐、自由的生活空间。这种审美化的城市空间的营构，一方面固然离不开经济及技术品质的保证，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要真正做到“以人为中心”，在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亲近与和谐之中追求每个人的自由与自适。

比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们曾迫切希望从高效运作的经济体系和日益全球化的城市地位来获得可观的经济成就。所以，一些巨型的标志性建筑在许多城市拔地而起，它们不仅仅成为一个城市意象的符号表征，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城市集体意志的幻影。比如，集中在浦东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型建筑群，特别是2010年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很明显地都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的招贴画以及即将作为全球化城市的符号表征。其实，就普通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及传统记忆当中，关于上海的“城市意象”是否就是这些呢？那尊题为“城市意象”的雕塑作品是否会引发某些上海人的心理共鸣呢？

确实，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类运用身体和感觉器官对环境的认知或空间定位更是受到了有力的挑战。美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詹明信对此有过深入的阐释，他曾结合自己对洛杉矶市中心的鸿运大酒店（The Bonaventure Hotel，波特曼设计）的体验，写道：“当你浸淫其中（酒店的空间），就完全失去了距离感。使你再不能有透视景物、感受体积的能力，整体人便融进这样一个超级空间中。至此，空间范畴终于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感知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方向。人的身体和他的周遭环境之间的惊人断裂，可以视为一种比喻、一种象征，它意味着我们当前的思维能力是无可作为的。在当前的社会里，庞大的跨国企业雄霸世界，信息媒介透过不设特定中心的传播网络而占据全球；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围困于其中，无奈力有不逮，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未能于失却的迷宫里寻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何以如此？詹明信进一步总结道：“所谓疏离的都市，归根到底，乃是一个偌大的空间，人处其中，无法在脑海中把他们在都市整体中的位置绘制出来，无法为自己定位，找到自我。”让人回归自我，知道自己存在的方位，方有可能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否则，这个城市对于我来说，就是异己的，外在的，疏离的。

再比如，在现代都市，汽车、通讯等都业已成为城市意象构成的最为显著的一部分。或者说，它们业已成为一种十分显赫的消费文化。单就城市与汽车而言，二者之间历史的结缘虽然还并不悠久，但是，城市文化却因为汽车而出现日新月异的改变。所以，作为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汽车的消费不仅顺应了同时更融入到城市的整体意象当中。如果说，城市的机体离不开道路、街区、广场，它们构成了城市的骨干和血管的话，那么，以汽车为代表的交通工具便是流淌在城市血管的源源不断的血液。林奇教授也曾指出：

城市形态首先必须具有它应该表达的最根本功能，即交通、主要用地划分和关键的焦点，普通人的愿望、欢乐和社区的感觉在此都能够表现得有声有色。更重要的是，如果环境组织清晰，个性鲜明，那么市民能够向它传达自己理解的含义和联系，这里因此才能成为一处真正的场所。（林奇《城市意象》，第四章）

其中，不可忽视的交通工具（如汽车）正是作为现代城市的人们所不可或缺的交流沟通的管道，重新编织并开拓了人们的生活空间。

六、结语

现代城市文明，人类迫切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如何重返“诗意的栖居”？在摧枯拉朽的技术面前，更需要重建一套相对稳定和弹性的社会体制，以抚慰现代城市人苍白而浮躁的心灵。事实上，正如人类自身既具有感性又具有理性，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一样，人类文化也同时包括着科学与人文、技术与艺术，人类的精神取向也包含着现代与传统，特别是在“城市—乡村”二元结构当中，诸如此类都相互依存且相互补充，由此构成了城市意象体验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故而，只有让灵魂赶上技术的脚步，让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互相融合，才能实现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诗意地栖居”。

①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凯文·林奇（Kevin Lynch）教授曾提出“城市意象”的概念，并著有《城市意象》一书。在该书中，凯文·林奇不仅就“城市意象”的范畴及其内涵进行了界定，而且更主要的“城市意象”为核心范畴建构了一种独特的城市设计的理论和方法。

②[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页。

③[德]齐奥尔格·西美尔著，费勇等译《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见《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④[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7页。

⑤[美]爱因斯坦著，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2页。

⑥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⑦同②，第213页。

⑧同④，第33-34页。

⑨同上，第2页。

⑩Buck-Morss， Susan.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8.

[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同，第66页。

叶秀山《何谓“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读书》，1995年第10期。

[德]海德格尔著，彭富春译《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美]詹明信著，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 ，1997年版，第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