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生存的方式

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再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但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是单单通过从上而下的“建设”方式实现，而是民众共同参与互动的结果，因为文化说到底是一种生存的方式、生活的状态，是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加以创造、传承和丰富的。没有社会主体的全面参与，自由创造，就不会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没有每个个体文明的提升，性格的陶冶，精神的完善，就不可能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强大。

费孝通先生在几十年前就曾经批评过“文字下乡”运动。固然，这些运动的初衷无可指责，但是其背后的逻辑一直延续到今天，并直接影响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种逻辑就是社会工程逻辑，即可以通过设计从上到下地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改造个人，从而实现现代化的各种赶超目标。的确，我们在经济领域、技术领域中，用这种工程学的逻辑创造出许多令世人惊叹的“奇迹”，但是社会之复杂，文化之丰富，远远超出了任何社会工程师的想象能力，企图用完美的设计来规划社会发展，推动文化繁荣，结果常常令人失望，甚至产生诸多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

就当代文化而言，除了要警惕国家力量的过度干预外，也需要提防资本力量的绑架。文化可以发展成产业，但是文化不是简单的消费品，还承载着教化、信任、认同、传承以及保持多样性等经济之外的功能。文化的发展绝不应该是个别文化元素的过度放大，其他文化元素的逐渐消亡；文化繁荣也绝不应该是消费主义的无节制渗透，用宏大、奢华、耀眼、完美等作为衡量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以市场消费为唯一的尺度。

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其根本就是文化的自觉。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化自觉既意味着要客观平等地对待其他文化，抛弃各种中心主义，打破阻碍我们思维的迷信崇拜，塑造民族的文化核心价值，培养对于本民族、本国家的深厚认同；更意味着要赋予社会主体更大的文化自主性，增强主体意识，使他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能够释放出创造性，在日常交往的扩大中提升个体的自觉。

对于以文化为业的人来说，文化自觉尤其重要。这种自觉首先是自我的身份认同，要与各种权力保持适度的距离。这种自觉也是一种自信，如果不能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充满兴趣和信心，就无法真诚地投入其中。这种自觉更是一种责任，要对本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负责。这种自觉还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实践，不关注和参与日常生活，就不会有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产品。

我们用了30多年的时间，成为了经济大国，但是要成为真正的文化大国，可能需要更多的30年时间。只有从改造我们的日常生活入手，从尊重社会主体的文化创造力出发，才可能缩短这个过程，也会使这个过程走得更扎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