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理论及其在识字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纵观“六书”理论发展演变的几个时期，我们可以发现“六书”理论是我国古代识字教学所采用的最主要的识字教学方法，然而近代以来，其有效性的发挥却逐渐降低。面对当前识字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主张以“六书”理论为视角，提高识字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六书”理论； 历史演变； 识字教学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2

“六书”理论以《说文解字》为载体，其历史演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创立期、中兴期、鼎盛期、新时期。我们发现，在前三个时期中，“六书”理论在识字教学中均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新时期，“六书”理论在识字教学中发挥的有效性却在逐渐降低。面对当前识字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主张以“六书”理论为视角，提高识字教学的有效性。

一、“六书”理论的历史演变

（一）创立时期――东汉

东汉时期，班固、郑众、许慎分别列出了“六书”的具体名目。三家具体名目依原来排序罗列如下：

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汉书・艺文志》）

郑众：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郑玄注《周礼》）

许慎：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许慎《说文解字・叙》）[1]

三家的说明，虽然名称和次序略有差异，但基本内容还是一致的。其中，许慎不仅说明了“六书”的名称，而且还对每一书下了定义，并列举了例字，影响最大。他对“六书”传承、阐发和运用的成果――《说文解字》是“六书”理论的物质载体，在后世绵延不断，久远流传。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说，东汉时期是“六书”理论研究史上的创立期。有了理论基础，“六书”开始应用于识字教学中，并在其后长时期成为我国古代识字教学最主要的方法。

（二）中兴期――宋元明

在“六书”理论的研究史上，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在整理研究《说文解字》方面最典型最具影响的代表是徐锴、徐铉，史称“大小徐”。他们无论是以私家著述还是官刊本的形式，校理或传注了载有许慎“六书”理论的《说文解字》，从而，为研究“六书”学说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中的徐锴还首开阐发“六书”之风，并创“凡六书为三藕也”之说。[2]王安石的《字说》，尽管一概用会意说形声字，自多穿凿附会之说，但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对“六书”的研究是有所裨益的。王圣美“右文说”着眼点也在形声字，提出从声符求字义的学说，世称“右文说”。[3]

“六书”理论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有的是继续性的，继承和整理了文字学的已有研究成果；有些是开创性的，丰富了古文学研究的理论宝库。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继承与创新，丰富了“六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六书”在识字教学中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三）鼎盛期――清

清代是我们所说的“六书”理论研究的鼎盛期，主要体现在：

一是“六书”性质的突破。继杨慎“经纬说”之后，戴震对“六书”进行了“体”“用”的分类，提出了“四体二用”说。他认为，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者，书之体止此矣”，转注、假借“所以用文字者，为字之用”。二是“右文说”研究在这个时期有新的发展。清代学者发明的“以声为义”、“声近义通”、“因声求义”等训诂方法都是在宋代“右文说”的启发下做出的；对于语源学的研究，“右文说”更是提供了重要门径。三是转注研究，在清代可谓星光灿烂。戴震创为“互训说”。其弟子段玉裁力倡其说“转注犹言互训也”。王筠也指出：“故转互为注，遂为转注之律令矣。”朱骏声创为“词义引申说”。其转注是“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也就是词义引申。将身创为“立部属字说”。许宗彦、孔广居，张行孚、陈醴等学者均从之，并谓“此真转注之的解也”（孔广居《说文疑疑》）。“立部属字说”与“互训说”不仅在清代二分天下，今亦有从其说者。转注研究绵延到晚近，章太炎曾创为“音转说”，也是一主要派别。[4]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继续对“六书”进行系统地总结与阐发，有些对汉字形体演变规律的探讨虽然很有创见，但在“六书”理论上却没有多少创见。因此，我们说，清代的“六书”理论研究没有多少新的突破。

（四）新时期――近代以来

近代以来，传统“六书”理论研究处于一种新的时代氛围之中，具有一种全新的面貌和气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六书”性质的研究。学者们仍有坚持“六书”为“造字之本”者，有继续“四体二用”说的研究者，还有对其进行现代文字学意义上的研究和当做教学条例、识字方法研究的。他们的见解，自成其说，颇有益于现代文字学理论系统地构建与完善。[5]

二是对“六书”各“书”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学家对形声转注和假借的研究倾注了不少热情。在对“六书”进行的总体分类上，有“四体二用”之说，还有将“六书”分为“形系”和“声系”或“尚形”和“尚声”的。

三是对汉字基本类型及结构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唐兰第一个开始批判传统“六书”，提出了关于汉字构造的新理论――“三书说”，即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三书说”之外，汉字结构类型的分类特点，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詹勤鑫提出的“新六书说”。他将汉字结构类型分为“比传统六书更加明确”的六类：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6]

“六书”理论虽然在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有所突破和创新，但是它在识字教学中的地位却开始下降，“六书”不再是最主要的识字教学方法。加强“六书”理论的研究和探析，对于发展文字学和在识字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六书”理论在识字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蒙养之时，识字为先”。识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第一个阶段，它与语文教学的各个阶段都有密切的联系。儿童在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字、词之后，就为以后的阅读和写作，为以后的进一步学习和工作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7]

（一） “六书”理论在古代蒙学识字教学中的应用

张志公先生总结的传统语文教育的识字教学经验中，集中识字便是最重要的一条。而决定集中识字开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便是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特点，这样，“六书”理论在蒙学中的作用便凸显出来。

“六书”理论一提出来，就一直被汉字研究学者奉为圭臬，成为汉字研究的准绳，并历代沿袭，逐渐形成了我国古代以识字教学为核心，按照汉字结构特点进行识字教学的语文教学系统。在教学中，教师要把“六书”的规则教给儿童，一般先教独体字，再教合体字，清人王筠在《教童子发》中说“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两千字乃可读书。”历史证明，这种识字教学方法卓有成效，历经千年而不衰。

古代蒙学集中识字阶段的识字量以2000字左右为宜。“三、百、千”三本书合起来，单子在2000字左右，刚好达到初级阅读所需要的基本识字量。“六书”理论在识字教学中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古代蒙学的识字效率。中国按照汉字结构分类集中识字的传统教法，起源于西周。六书教学方法的大盛则在小学发达的东汉、魏晋时期。可以说，从西周开始出现的“六书”理论，支撑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小学识字教学，并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二）“六书”理论对当代识字教学的启示

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低年级教学的重中之重。“万丈高楼平地起”，识字是阅读、写作的基础，它不仅决定语文学科的后继学习，也影响着其他科目的学习效率。统观目前的识字教学，不但课堂教学效率低下，而且学生的识字兴趣极差，识字教材大多采用随文识字和分散识字，缺乏必要的系统性。

针对目前识字教学所存在的问题，回归、借鉴传统“六书”可能是一条很好的出路。

1.从教师的角度来看，针对部分小学教师文化素养不深、专业水平不高的现状，我们有必要对小学语文教师普及古代汉语常识，特别是以“六书”为中心的文字学方面的知识。

众所周知，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可谓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为承载中华文化的重要工具。古老的汉字之所以能几千年来一直沿用至今，是因为它与汉语、汉文化至今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既能反映文化，又与文化相互依存，还能伴随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结构。教师在课堂上结合古代字形讲述古代文化，既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字义，又有助于学生区分形近字，避免写错别字。例如：小学生往往容易将“礻”（示） 和“衤”（衣）相混淆，教师只要向学生强调凡是从“礻”的字均与祭祀有关，凡是从“ 衤”的字均与衣服有关，这个问题就轻轻松松地解决了。通过这种方法，学生还能掌握一系列带有这些偏旁的汉字。

2.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针对小学生活泼好动，注意力分散，上生字课积极性不高的现状，很有必要结合“六书”理论制作精美的课件，教师配以生动形象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多媒体教学。

有些古文字就像是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很容易引起小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提高他们学习生字的兴趣，增强学习效果。古人造字充满智慧的联想和想象，既方便了汉字的产生，又方便了后人好认好记。所以，“六书”应该成为现代识字教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如在教“吠”字时，首先告诉学生这是会意字，是“狗”与“口”合形而生意，而且突出了“口”，是狗张大嘴在叫，正好是“吠”（狗叫）的意思。

普通的识字方法是把汉字拆开来看，拆开来学和记，这样学生的注意力被分散，字的趣味性丧失，认字成了枯燥的机械劳动，自然难有好的效率和效果。汉字是充满趣味的，形意同位，美如图画的。进行汉字教学，教学生识字记字，应该尽可能多了解一些字的字源，知道汉字书写形式的流变，懂得“汉字六书”理论中包含的种种道理。只有这样，教学才可能更有效果，学生才可能对汉字发生兴趣，从而学好汉字。

3.从识字教材角度看，针对当前常见的小学语文教材生字表中的生字排列缺乏内在联系的现状，很有必要在教材后再附录一个以“六书”作为关联的集中识字的新生字表。现在小学所用的几个版本的识字教材从总体上来说是非常不错的，紧跟时代步伐，融德育与智育为一体，密切学生课内与课外的生活。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教材中的生字表顺序基本是按照课文的先后顺序排列的，生字之间缺乏必要的、系统地联系，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与记忆。纵观古代识字教材的范本“三、百、千”，在古代蒙学的识字教学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原因就是这些识字教材言简意赅，容量丰富，其内容包括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各方面，从“六书”理论和韵语化角度集中识字，在当时流传甚广。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古代识字教学的经验，按照“六书”理论，采用集中识字的方法对语文教材中原有的生字表重新分类汇总，根据字与字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新的生字表，与原有生字表相结合，供教学参考。

当然，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也不能过分拘泥于“六书”，对于一些字型、字音发生了很大变化，无法从“六书”角度来分析的字，老师应及时结合其他教学方法来教学。正所谓“教有法而无定法”，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字因人而异，才能使“六书”识字法真正达到使学生受益、教师省力的效果。

指导教师：耿红卫

参考文献

[1] 董志翘 杨琳.古代汉语（上册）[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91.

[2] [5]韩伟.“六书”研究的历史演变[J].山西师大学报，2004，（1）：124，126.

[3] 韩伟.试论宋元时期的六书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3）：79.

[4] 韩伟.论六书研究的历史分期及其学术蕴含[J].深圳大学学报，2007，（5）：129-130.

[6] 朱宝春.“六书”理论研究探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9，（1）：78.

[7] 王文彦.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