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改革不深化 分配改革难推行

我国改善居民收入分配需要统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反映的是各要素所有者依据市场信号而配置资源的结果，其在改善居民分配结构、缩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

以初次分配为切入点来改善收入分配，亟需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加快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价格更能精确反映各要素的稀缺程度及其拥有者的相对贡献。通过市场化改革来“矫正”初次分配，并通过政府作用来“矫正”再分配，这样才能切中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渐趋拉大的要害，并为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拓展居民消费需求提供持续的动力机制。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当从以下方面入手：

其一，加快推进资本的市场化改革，以增强社会的就业创造能力。

就业岗位创造是拓展劳动者职业选择、提升劳动者谈判能力的前提条件，也是吸纳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关键所在，其对缩减劳资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业创造能力与特定国家的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紧密相关，我国的间接和直接融资市场虽在不断发展，但其投资转化效率依然有大幅提升的空间。例如，产权和规模对企业的资本获取往往会起着关键作用，就业创造能力突出的民营企业在获取资本要素时往往并不占优。

据此，我国有必要加快推进资本的市场化改革，在增强监管的前提下完善间接和间接融资市场，使企业在获取资本时尽量处于同等竞争状态，以此提升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并增强社会的就业创造能力。

其二，加强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提升，以改善劳动者规模和人力资本含量。

除市场需求因素之外，劳动者规模和人力资本含量也是决定其行业分布及薪酬水平的重要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但供给数量庞大和人力资本含量较低，导致农民工多数身处薪酬较低的城市形成部门。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正处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过剩”的转变阶段，而教育和培训也使农民人力资本含量渐趋提升，这两者将显著地提高劳动者的市场谈判能力。未来，我国应通过人口政策的适宜调整来避免劳动力供求的急速逆转，同时更应立足于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提升来形成持续发展动力，继续增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促使其在非农产业的选择空间增大、谈判能力增强。

其三，改革户籍、土地流转体制，加速产业梯度转移，以降低劳动力的流转成本。

从资本一劳动对接的角度看，劳动力的流转成本对要素优化配置和收入分配结构也会产生影响。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动依然存在着较高流转成本，例如：农民工的跨产业、跨地区流转导致其流动成本增加，而农民工身份转化困难也导致其流转代价高昂。

为此，我国必须基于区域协调发展来加速产业结构梯度转移，以降低农民工跨产业、跨地区流转的成本。同时应以中小城镇为突破口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积极回应城市化进程中的“新二元结构”，探求土地使用权置换社会保障的有效途径，通过进入壁垒降低来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以此为农村劳动力的实质性流转提供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其四，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建设，以增强劳动者的市场谈判能力。

为了提升劳动者与资本方的市场议价能力，就必须努力提升劳动者的组织化程度，依托组织发育来维护劳动者的经济权益。当前我国农业普遍面临着小农业一大市场的不对称性，其结果是农民在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中的议价能力有限，农民往往难以通过农产品增产而提高其家庭经营性收入。

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通常设有工会，但工会的人员确定和财务支持对资本的依赖较高，这弱化了工会维护和争取劳动者利益的功能。

未来我国必须更加注重通过组织建设来增强劳动者的市场谈判能力，在农村以“农有、农治、农享”为原则大力发展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在企业应淡化政府和资方对工会的实质性操控，逐步形成能真实体现劳动者呼声和利益的工会组织。

其五，大力改善企业营商环境，以推动居民收入分配改革顺利实施。

通过深化市场改革来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这在短期可能会出现“双刃剑”效应。劳动者报酬提升可能会“倒逼”企业从传统制造业逐步进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来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但也可能会导致部分企业因盈利下降而降低投资意愿、缩减雇员人数，为了规避这种负面效应，我国必须推进企业营商环境的实质性改善。

我国应从动态角度看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拓宽民营企业的行业进入范围，降低民营企业的行业进入壁垒；同时构建全国及区域性的科技创新平台，为民营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优化提供条件；完善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等税负体系，通过适度减税来增强企业的投资意愿与能力。